【商业故事】李一男和任正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陆企业界向来是负气分离的很多、反目成仇的不少,独独是好聚好散、能离能合的例子还不曾见。华为的“钢铁统帅”任正非和“奇才少帅”李一男由当初的好合到和平分离,再到后来不留情面的争斗,如今又重新结合,整个过程确实给改革开放以来的内陆企业界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典型”先例。这个“非典型”案例对于内陆正在形成中的企业家文化的影响,估计是深远的、正面的。 传闻再一次成为事实的前奏。半个月前,人们还在针对华为是否将收购港湾而作出各种各样的揣测,而上周得以公诸天下的谈话记录和内部邮件则表明,传闻蔓延的同时事情已有定论。 6月6日,港湾与华为联合宣布,就港湾网络转让部分资产、业务及部分人员给华为达成意向协议书并签署MOU(谅解备忘录)。根据MOU,转让的资产和业务包括路由器、以太网交换机、光网络、综合接入的资产、人员、业务及与业务有关的所有知识产权。至此,时任华为副总裁李一男出走创办港湾网络已有5年半,他与华为总裁任正非之间的恩恩怨怨暂告一段落。虽然任正非5月在杭州与港湾高层会谈时曾表示,这不是我们赢了,你们输了,应该是我们双方都赢了。而对于当年怀揣大志自立门户并曾折腾得风生水起的李一男来说,迫于投资者压力,公司主业被收购真是赢了吗?尽管任正非避开两人斗争不谈,将矛头直指风险投资基金,那李一男真的能“不要背负太多沉重的过去”“面向未来”了吗?MOU(谅解备忘录)宣布至今,李一男仍去向成谜,两个男人将面对的不知是和平还是新一轮的战争。 一箭三雕失手 任正非1987年因无处就业而孤注一掷创办华为,将华为带入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通信设备厂商行列。这个创业故事,无论放在哪里都是奇迹。而任本人也因其军人背景的经历和善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企业而具神秘色彩。谋略一直是任正非所长,而2000年的一次一箭三雕之计则令其付出惨痛代价。 2000年前后,任正非预测到电信业将面临冬天的考验,并写下至今流传的《华为的冬天》。他对于应对冬天指出的一条道路就是内部创业,将分销、培训、终端设备等业务外包给华为老员工,并由此形成环绕华为的一个体系,成就“大华为”。华为内部人士分析,其实原本这是一箭三雕之举,一,华为可以专著于核心业务;二,部分业绩一般的创业元老可以下个台阶体面离开;三,华为又可以收回这些元老手中把持的股,为将来融资打好基础。然而事情的发展则与预期背道而驰。需要被沉淀的人抱住华为这棵大树不肯放手,而像李一男这种急于证明自己的年轻有为者则离开了。 1993年,23岁的李一男研究生毕业进入华为,创造了与任正非创业一样在华为至今无人可比的奇迹:两天时间里,李一男升任华为工程师;两个星期后,因解决技术难题,被破格聘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因工作出色出任华为最重要的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李一男因为在华为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制中贡献突出,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以及华为总工程师,正是这项技术帮助华为“农村包围城市”在交换机领域打出天地;四年后,27岁的李一男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并被认为是任正非的接班人。而在2000年,李一男的出走创业令任正非遭受了最初完全没有设想到的打击,这一点可能李一男自己也没有想到。 祸起资本红舞鞋 顺风顺水的李一男离开的真正原因至今没有公开。但从任正非为李一男专门举办的盛大欢送会和港湾创立之初即成为华为企业网一家独大的高级分销商来看,二人当时并无不妥。就像任正非所表示的“你们开始创业时,只要不伤害华为,我们是支持和理解的”。但国际风险投资基金的介入,令事情变了味道。 正如华为的管理理念中敢于且喜欢使用有成功欲望的人才那样,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出于短期逐利目的更是如此。有技术、有经验、有闯劲、有概念的李一男是风险投资寻觅的最理想创业人物,“港湾是难得的好项目”。港湾陆续获得了来自美国华平创投(Warburg Pincus LLC)、上海龙科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等公司的1亿多美元投资。一方面,在电信业这个烧钱的领域,港湾伴随着李一男的野心飞速膨胀,前三年的销售额分别是1.47亿元、4.1亿元和10亿元。另一方面,由于风险投资绝对控股,李一男丧失了对公司产权的话事权,“婚姻”美满的时候一切都好说,但何时离婚、下一个婆家是谁,他无法控制。 而此间的三年则是华为相对黯淡的时期。华为重金研发的3G陷入苦等,又惹上与思科的世纪官司,对手中兴通讯借小灵通业务进逼华为。任正非甚至说,2001至2002年华为处在内外交困、濒于崩溃的边缘。而他将这归罪于风险投资希图藉助中国市场摆脱在美国遭受到困境,实力雄厚的华为无疑是一块肥肉。为了自保,华为开始出击,开始了与港湾从市场到资本市场的针锋相对。港湾的确“挫败很大”,2004年,港湾合同销售额增长率为零,次年登陆纳斯达克失败,与西门子的收购协议中途告吹。 没有一个创业者不希望获得风险投资的垂青,而对穿上迷人的红舞鞋后将舞向何方却无从掌控。风险投资的高风险高回报特性决定了其对于IPO的钟爱,而IPO失败则基本注定了分手在即,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下家是谁。李一男在给员工的内部邮件中表示自责,并指出“公司面临着尤其大的压力和挑战,必须要根据情况适时进行调整,以最大程度地履行对公司客户、员工和股东等各方的责任”,其中的无奈不言自明。 第二出“一箭三雕” 华为收购港湾的真正用意外界还不甚明朗。业界猜测最近传闻华为将出售华为3COM业务,港湾业务可作弥补;还有消息指华为对西门子通信业务感兴趣,或收购港湾意在抛砖引玉。而任正非则在与港湾高层会谈时表现出另外的用意,“如果华为容不下你们,何以容天下,何以容得下其他小公司”。业界人士则分析,此举可以起到的效果一是为加强业务减少对手;二可杀鸡骇猴,在国际资本纷纷垂涎内陆市场之时发出警告,不要轻易动华为的地盘;三则可以宽容示天下,拉拢友商及中小企业。 尽管任正非在谈话中一再表示不会算旧账,将接收全部人员,但港湾网络的员工已经就可能遭到“贱卖”而酝酿抵制。根据现有资讯,港湾其后仍将以独立公司存在,但在出售了上述四大业务外,港湾只剩下下一代网络(NGN)产品、DSL宽带接入以及网络安全和网管软件四项业务,而这些在港湾中并无足轻重。“再作为独立的公司其实意义不大。”港湾内部人士称。 此外,有消息指港湾员工获悉,部分老员工和中层在港湾获得的期权,在并入华为后将作废,同时不能获得现金补偿;而且华为将重新评定并入员工的工资级别。这两项政策迅速在港湾内部引发轩然大波,甚至传出如果政策不调整,员工将集体辞职。 又一出“一箭三雕”,但历史会否重演目前还不得而知。 当怨恨蒙蔽理智 事实上,从李一男出走到华为收购港湾主业,这几幕戏在内陆企业近年来上演的戏剧中都算不得悲剧。较之黄宏生和陆强华、黄光裕和何炬等事件,任李二人过往与现在的表现尚算体面。 1999年,创维中国销售总部总经理陆强华率150多号人马集体跳槽到另一彩电生产企业高路华,并发表公开信“揭短”,此举引发创维史上最大的危机。联想到在陆强华之前和之后创维也有多位高层出走,一位曾多年在黄宏生身边工作的人士向本报表示,黄宏生不太善于处理此类问题,但职业经理人在这些事件中显现出的问题更大。事实证明,陆强华到高路华与自己创办家电企业其实都并不成功,其间的困扰很大。“现在总结来看,一定不要针对某个企业或者某个人去负气创业,如果怨气蒙蔽了理智,就很容易在企业创办之初走火入魔。”这位人士称。 而何炬是国美早期打天下的元老,曾官至国美总经理,名声一度仅列黄光裕之后。但2004年7月,国美刚成功上市后,时任鹏润房地产采购中心总监的何炬却毅然离职。业界猜测与管理层没分得丝毫股份有关。同年底,何炬联手中国建材集团创办家电连锁企业易好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国美在次年就悄无声息地从中建集团手中收购了易好家,何炬再度离职。 其实,高管跳槽或创业无论在国内外均不鲜见,微软诉李开复跳槽Google的案件这才平息不久。虽然微软总经理鲍尔默(Steve Ballmer)因李开复跳槽一事暴怒到摔椅子,但比尔盖茨和他都公开表示,此诉讼只是商业行为与个人恩怨无关,他们很欣赏李开复。李开复的工作也会依照法庭判决的竞业避止范围开展。一切都是商业对商业的礼貌和理性。 对于内陆企业似乎更容易生成“内部对手”,内陆著名营销人诸强新认为这与华人的个性特点和尚不够完善的管理机制有关。他认为,中国人有聪明和勤奋这两个非常好的优点,但又有不团结和不守规矩这两个很不好的缺点。因此民间常有“一人为龙,三人成虫”的说法,企业内部斗争事件层出不穷。华人的人性特点还衍生出“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小老板心态。于是,不少同甘苦阶段一起打拼的伙伴,后来都另立门户。此外,他指出,有些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后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没有建立企业、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游戏规则;而有些企业则对重要岗位人员缺少“竞业避止协议”等预防性措施。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善良地希望华为成功收购受国际资本胁迫的港湾并将其发展壮大,毕竟这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是件好事。而迎接任李这两个男人的,不知是和平还是新一轮的战争。 固执己见的任正非凭藉华为在海外业务高歌猛进之优势愈发显得自信。在华为和港湾这场血拼6年的赌局中,任正非老谋深算,出人意料地祭出一招通信巨头面临创业小型公司激烈竞争时所津津乐道的经典策略——收购港湾。 在这场赌局中,任正非笑到了最后。这是两个公司的恩怨纠葛,背后却是两个人的战争:任正非与其昔日爱将李一男之间的无声较量。这是一段精彩而残酷的“江湖恩仇录”,两位主角的荣耀都将在中国通信制造业大放异彩。 华尔街追捧李一男 港湾正面对抗华为 任正非是一位被业界称为“中国通信教父”的传奇人物。这位解放军退役军官在1988年孤注一掷,用仅有的2万元钱创办华为;而在今年,华为营收有可能突破800亿元人民币(任正非在5月初的内部谈话中透露:华为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今年销售可能突破100亿美元)。任正非的老朋友及合作伙伴,美国网络设备企业3COM公司前CEO布鲁斯·格莱夫林曾对《商业周刊》盛赞任正非,“任的故事如果放在美国的话,那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成功者的故事。” 任正非格外低调,在砸钱的通信业他自称“屡败屡战”,华为神秘的股权结构让外界好奇,据说,雇员拥有华为80%的股份,任正非本人持有的股份不到2%。然而,通信制造企业本身包含的高风险与高收益就像一个赌局。华尔街银行家们都遵守一条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决不在任正非身上押赌注,因为你无法了解他下一步会想什么。 任正非对华尔街银行家们也一直心存疑虑。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经带领一个投资团队到华为深圳总部,任正非没有亲自接见,罗奇对此大为失望:“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任正非冷淡地解释道:“他罗奇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我是卖机器的,就要找到买机器的人呀!” 李一男则是一位被视作“通信业技术天才和技术CEO”的后起之秀。李一男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是华为的一名实习生,任正非慧眼识珠,发现了这名黑瘦少年所拥有的技术潜质,两人曾被认为“情同父子”。进入华为仅仅4年,李一男便由于技术突出而被擢升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 6年前,李一男出走华为,那是2000年11月底的一天,依靠从华为股权结算及分红得到的1000多万元设备,李一男从深圳北上京城“内部创业”,开办港湾公司。这位技术天才胸怀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梦想:在港湾复制华为的成功。他要在这里寻找一个能独自大施拳脚的重要机会。 “华为背景”、“技术天才”等诸多光环,让李一男受到华尔街投资商的追捧,美国华平创投(Warburg Pincus)等数家风险投资商毫不吝啬地向港湾投钱。华平创投公司负责港湾项目的祖文萃曾为此夸耀,“港湾真是难得一见的好项目。”就连软银的周志雄也曾追着李一男,意欲投资港湾,结果未遂,只好转投盛大网络。 任正非认为正是风险投资商的教唆,才让港湾和华为反目为仇。任正非最初的本意是让港湾成为华为重要的代理商及合作伙伴,但事与愿违,华为与港湾所处的特殊市场环境、任李二人的特殊地位及恩怨,终于发展到两家公司的全面对抗,再蔓延至双方市场员工在正面市场上刺刀见红的捉对厮杀。任正非今年5月初在杭州秘密接见李一男等人,对他们说:“你们在风险投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 在任正非看来,这些风险基金“别有用心”。任正非在内部谈话中仍对此耿耿于怀,“真正始作俑者是西方的基金,这些基金在美国的IT泡沫破灭中惨败后,转向中国,以挖空华为,窃取华为积累的无形财富,来摆脱他们的困境。” 港湾创业初期,全球IT泡沫的破灭正在引发一场电信业的寒流,任正非在2000年预测到电信业的寒冬即将到来,并写下广为流传的《华为的冬天》。全球通信企业那时一片风声鹤唳,英国老牌电信制造商马可尼股价一度跌到了6先令,爱立信股价也从每股230瑞典克朗的最高价下跌到每股仅略高于3瑞典克朗的水平。任正非也承认这时“华为是十分虚弱的,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任正非清楚这是华为的一个艰难时刻,甚至快要到了崩溃的边缘,“华为那时弥漫着一片歪风邪气,成群结队地在风险投机的推动下,合手偷走公司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像很光荣的一样,真是风起云涌,使华为摇摇欲坠。” 在这场寒冬里,李一男也在寻求港湾的生存之道。他很敏锐地意识到:虽然电信业急剧萎缩,但随着网民的成倍增长和中国互联网业务的高速发展,网络设备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而专门提供路由器等网络设备的数据通信业务将会在电信业中一枝独秀。李一男聪明地收缩战线,把力量集中在数据通信业务上。在出走华为之前,李一男明确表示:“华为目前在数据通信领域是一个相对薄弱点,这是一个潜在机会点,我本人很有兴趣在这方面发展。” 港湾成立一年内就迅速推出了自己研发的路由器和交换机等数通产品。李一男也清楚,港湾将从华为的代理商转变为华为的对手。港湾创业前3年,销售收入以每年翻番的速度递增:2001年1.47亿元,2002年4.1亿元,2003年10亿元。港湾的锋芒甚至一度盖过了华为——它和华为都已成为中国数据通信领域举足轻重的玩家。这种兴旺发展的势头一度让股东和风险投资商非常满意。 港湾在业界开始声名鹊起。事实上,港湾是一家最为成功地应用了华为的战略、战术和企业经营理念的公司,业界一度惊呼港湾为“小华为”。 华为员工一直不服气,认为港湾之所以能迅速推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是由于李一男带走了华为的技术机密、挖走了华为大量的顶尖研发人才,这种暗度陈仓的手段让华为不能容忍。 港湾则一直否认侵犯华为知识产权。李一男仍然重视研发,港湾每年在研发经费的投入占港湾整体销售额的12%-15%。事实上,港湾也推出了不少领先华为的产品,李一男也曾自负地宣称“港湾在多个产品领域先后创造多项国内、业内第一”。 任正非绝地反击,先制服,后招安 华为在这段时期有些黯淡。重金投入的3G研发只能苦苦等待,甚至在联通CDMA招标中意外失手,忽略小灵通让中兴、UT斯达康等老对手缩短与华为的距离,数通产品遭到港湾的严重挑战。任正非在一次会议上为此自责,“不要太看重面子。在华为犯错最多的是我……不过大家是为维护领导人的威信,给点面子罢了,我自己心知肚明。” 屋漏偏逢连夜雨,华为在2003年初还与美国著名通信企业思科惹上了“世纪诉讼”。华为当时在美国销售路由器,这让思科迅速感到了威胁。3COM公司前CEO布鲁斯·格莱夫林出场了,3COM是思科的死对头。熟读毛选的任正非自然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任正非依然还有卷土重来的勇气。华为迅速和3COM结盟,成立华为3COM合资公司,逐渐化解掉思科的凶猛攻势,最终达成和解。一位业内人士说,“这招以夷制夷的太极推手,是老任的神来之笔。” 李一男并未意识到华为3COM对港湾的威胁。此时,港湾仍能凭借年轻气盛而获得快速发展,港湾在2003年营收取得10亿元。在一份内部资料里,李一男在内的众多高管仍然对前景乐观:“创业企业在迈过10亿元以后,再增长到40-100亿元就比较容易了。”华为则对港湾严防以待。任正非开始将迅速崛起的港湾视为心腹大患。有华为高层人士认为,与思科的官司相比,港湾带来的威胁“更麻烦”。 一位港湾员工批评道,“此时公司高管们仍沉浸在虚假的成功幸福感之中,对即将到来的生存困境视而不见。” 姜还是老的辣,任正非谋而后动。在稳住阵脚后,华为3COM开始绝地大反击,在企业网市场寸土必争。李一男从2004年起忽然发现,现在已不再是港湾去抢华为的单了,而是华为倒过来跟港湾抢单,业内也风传,任正非曾放出狠话——“谁丢单谁下课”。华为还设立了“打港办”,过去华为不关注的一些百万元小单,现在只要港湾参与竞标,华为都势在必得,甚至对客户采用零价格送设备的残酷手段。 港湾高速增长的势头骤然止步,2004年的销售比2003年略有萎缩。华为此刻仍步步为营,狠招迭出,招招直取要害。假账风波和匿名邮件等流言袭击了这家年轻的公司,“邮件门”事件最终导致港湾上市流产。在华为的逼迫式玩法下,港湾高速成长的光环渐渐消褪。 2004年对港湾公司来说似乎注定是糟糕的一年。风险投资商最不愿意见到的是,由于面临对手残酷的低价格战,港湾业绩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一位投行人士称:“华尔街最喜欢编造高速成长的美妙故事,港湾似乎开始与这个故事失之交臂。” 进入2005年,华为仍然穷追猛打。对华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竞争策略,李一男找不到好的对策,毕竟华为有雄厚财力来实行这种“焦土政策”。港湾依靠10亿的营销仅能勉强度日,经营依旧没有起色。 不过,双方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也埋下了可能两败俱伤的隐忧。任正非也承认:“华为逐鹿中原,惨胜如败。” 李一男甚至打算把港湾卖给西门子,这是华为不能容忍的。此项收购若能达成,华为将多出西门子这样强有力的对手。西门子利用在中国采购低廉OEM设备,在全球电信项目竞标中不断对华为造成威胁。在2005年尼泊尔电信招标中,西门子的报价就低于华为;在另一次电信项目竞标中,西门子同样以低报价战胜华为。 更令任正非担忧的是,诺基亚也打算收购西门子旗下的通信业务。如果诺基亚借此机会吞并港湾,那么诺基亚无异于如虎添翼,将极大威胁到华为的全球战略。 华为决非好惹之辈。得知西门子欲收购港湾之后,华为先下手为强,瞄准了最赚钱的语音IP(VoIP)业务。在2005年10月有传闻称,华为以1000万元代价挖走港湾深圳研究所一语音研发小组,以致李一男不得不急忙南下安抚军心。 华为还敲山震虎,打算起诉港湾在知识产权方面对华为侵权。 任正非的策略再一次奏效。知识产权诉讼让西门子放弃收购港湾,西门子此时正在与诺基亚洽谈合并业务,不想因为华为与港湾的官司而让自己节外生枝。 港湾陷入绝境。 任正非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李一男伸出橄榄枝——华为收购港湾。港湾仍有员工对此次收购不满,在北京上地软件园,港湾大楼一片沉闷散伙的气氛,一位员工告诉记者,他对“男哥”缴械投降表示失望,“他丢失了自己一生中最后翻盘的资本”。 任正非深谙“穷寇莫追”之道。在对李一男的内部谈话中,任正非进行了技巧高超的安抚,“你们的回归对中国科技史都将是一项贡献。不一定会说你们输了,我们赢了,应该说,我们是双方都赢了。” ------------------------------------- 看过一个美国电影,讲的是一个老人与一个小孩的故事。老人被坏人杀死之前,跟这个孩子说:“记住,如果你碰到一个寻找‘真相’的人,你才能跟他走。”之后在来办案的警察、法医等人中,躲起来的小孩终于听到一个人嘴里说出“Truth”这个词,于是,他跟踪他的车,找到了这个试图发掘真相的人。 接下来的是个沉重的话题,所以,才想以一个轻松的故事开头。 真相,在李一男回归华为这个故事中,真相扑朔迷离。 2006年9月11日,李一男重返华为,这距离他的出走已经为时6年。回归后的李一男职务为副总裁兼首席电信科学家,掌管华为战略与市场部。李一男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自加入华为开始便以火箭般的速度升迁,迅速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为此一度有“任正非接班人”之称。2000年李一男离开华为创办港湾网络,初期的两年港湾业务飞速发展。而后,港湾与华为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公司开始出现危机。2006年6月,华为完成对港湾网络的收购,李一男的去向引起外界极大关注。直至9月,李一男被证实回归华为。 在港湾遭遇收编之后,李一男面对老东家能够打出的牌已经越来越少,实质上已经堕入“囚徒困境”的博弈迷局;而以“惨胜如败”来表明自己心迹的任正非,在面对自己昔日爱将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面临两难境地呢? 寻找真相 李一男回归华为是一件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回去?是履行华为收购港湾资产协议的举动,还是任正非、李一男经过彻夜长谈而达成了共创美好明天的共识?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 无论是华为,还是原来的港湾,都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收购细节以及发展规划的责任和义务。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声音都是猜测和评论,没有人了解真相,但都在种种猜测中试图寻找真相。 以下叙述如果能称得上真相,至少可以为“华为—港湾真相”的拼图填上一角。 真相之一: 股权得以兑现 一位港湾的元老,在港湾被收购之前离职,现在已成自由人。他在港湾初创之际就追随李一男来到港湾,在分配期权时,他用0.01美元/股购买了100万内部股。他一直对港湾充满期待并努力工作,虽然工作中多次面对李一男的诘难,他尚能理解,因为企业要发展嘛,诸多事情都要快速而且有序地发展。偶尔的抱怨虽有,但他仍尽心尽力为港湾忙活。 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上半年,随着李一男将全部重心转移到港湾上市的运作,他的乐观也达到顶点。某次碰面,他兴高采烈,对未来充满了热切的憧憬。在他的预期中,港湾上市的话,如果达到1美元/股,他的收入就会翻100倍。而如果港湾上市,以当时的势头绝不止这个价,乐观一点,按10美元/股计算,哦,他已经不想算,只想乐了。他想象着自己由此可以退休了,可以按自己梦想的那样,过上云游四海的生活,焉能不乐? 然而,华为伸了一下脚,港湾上市的梦由此划上了句号,他也由兴奋转成消沉。也许是在华为和港湾都呆得太久,太了解双方了,他敏锐地嗅出了什么,就在华为收购港湾前不久,他辞职离开港湾。在走的时候,他拿到了部分兑现股权。因为没有上市,按当初的承诺,他拿到0.05美元/股的退股价,增值5倍。 时至今日,在他赋闲在家的某一天,他接到人称“大内总管”、负责财务的港湾公司王副总裁的电话,说他可以去领他股金的尾款了,还是按0.05美元/股的价格兑现。他说,港湾现在虽然如此,但还善始善终,由此,他很欣慰。 可是,港湾被收购发生之后,再兑现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无论回不回华为,凡是有股权的人,都是按0.01美元/股的原股价兑现的,一点增值也没有。也许对这些人来说,能把钱拿回来就已经不错了。 那么,李一男此番重回华为,是不是为了旧部着想,充分履行合约,让自己曾经的员工拿到这笔应得的钱,不让曾经的投资打了水漂?如此,李一男付出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有传言说,李一男回去,他会得到华为1200万的股权。而这些毕竟是传闻,无法得到证实。但是,这个曾经的港湾员工的遭遇却是真实的,也是在整个事件中能令观者欣慰的一件事。 目前,港湾公司还有不少人在留守,港湾副总裁彭松留守处理善后事宜。一方面,部分扩容的合同要执行,另一方面,还有2亿多元的尾款没有追回来。另外,为了服务好以往的客户,目前,港湾还有80多人的售后服务团队在继续工作。 真相之二: 李一男二三事 很多大书特书李一男如何的人,甚至连李一男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么说不是炫耀本人见过李一男,而是说明见李一男一面有多不容易,因为这方面他一直以任正非为榜样。比任正非“进步”一些的是,从来没有一位记者采访过任正非,而李一男接受过采访,尽管为数不多。 2001年12月,在采访李一男之后,笔者写下这样的开头:“截至10月底,成立还不到1年的港湾网络已经入账近2亿元。面对这个足以令人欣慰的业绩,港湾网络总经理李一男显得很平静,他说:‘港湾网络明年的目标是5个亿。’李一男非常务实,没有夸夸其谈,说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简洁而充满信心。” 然而,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一定要经过港湾确认的。这段话在经过李一男的确认后,被改成了“截至10月底,成立还不到1年的港湾网络销售额已近2亿元。面对这个令人欣慰的业绩,港湾网络总经理李一男显得很平静。” 他在采访中所说的“5个亿”不见了,他回避了港湾的野心和目标。说的时候,李一男的确很平静,尽管“5个亿”这个数字不能与他身上的“文弱书生”的某些气质相符,但听者还是能感受到他话语之中的自信与霸气。说得痛快是说者的事,可是说完之后,说者又不想让这股可能是瞬间涌现出来的自信与霸气见诸报端,于是,我们的文章只能照他改过的发表。 那时的李一男,内心是有着自信与霸气的,但是,他更知道,他的对手是华为,他不想惹怒任正非,他在说过、痛快过之后,想的只是低调,“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而那时,从华为传来的消息是,任正非极端关注港湾的声音,凡是港湾的报道一定要送达他的桌面。两个人已经开始“杠上”。 2001年至2002年,是港湾发展的黄金时期,李一男嘴里的“5个亿”在2002年底实现了。当时,港湾的目标是每年翻一番。前两年做到了,但从“5个亿”到“10个亿”就不那么轻松了。也曾听说,为了完成10个亿,港湾的销售人员在年底前突击签单的事情。于是,港湾完成了10个亿,目标又变成了20个亿。于是,李一男与任正非的较量也逐步升级。 这些都是事实,但能还原多少真相却不得而知。正如华为的一位朋友所言:“我很想帮你,可是,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帮都没法帮。” 是的,真相可能只在任正非、李一男、黄耀旭、孙亚芳等几个人的头脑中,外界无法得知。不排除有八卦之人,但是,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事实,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因为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教科书。 有关于“水门事件”的一个电影中,《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讲了这样一件事。总编上午采访一位前议员时,前议员说他决不参选。《华盛顿邮报》如此就发了新闻。可是,下午,这位前议员在电视上讲话,决定参选。这位总编说:“我没有错,这就是新闻。” 记录真实,记录历史,真知者自会从中发现更多的“新闻”。 李一男vs任正非 博弈迷局 李一男回归华为,为之前众多媒体关于李一男最终去向的“竞猜”揭晓了答案。不过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李一男的回归,并不仅仅是华为vs港湾这种可以与小说相媲美的传奇结局,它还是接下来李一男与任正非二人新一轮博弈的开局。 当事人沉默着,暗流也涌动着。在博弈论中,有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论,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两名囚徒最终放弃了彼此合作的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判断基础上做出了“非合作”的“纳什均衡”选择。同样,李一男是诚心归顺,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任正非是冰释前嫌,还是仅选择一时的权宜之计?合作?不合作?这是困境中的囚徒必须面临的选择,也是李、任二人即将面临的抉择。 李一男选择之不合作 ——缓兵诈降 李一男到底是回来了,带着“副总裁”和“首席电信科学家”的头衔重返华为,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额外的官方信息对外发布。外界不免纷纷猜测李一男的意愿和任正非的意图,乐观者甚至认为李一男回来接班也未必不可能。 “李一男是个技术天才”,旁人对此几乎众口一词。同时“天才”又常与“偏执”之类的词汇有着天然联系,很多李一男身边的人证实了他也未能例外。少年得志者,往往心高气傲,觉得世间之大无事不可为。当年李一男自立门户,无论是因为负气出走也好,是出于挑战自我的目的也罢,多少都有类似的原因在背后起作用。如今理想的港湾已被现实击碎,一贯自傲的李一男究竟有多大可能会真正服输呢? 也许,任正非之于李一男,是个多重矛盾情感交织的复合体,其中有尊敬,有感激,有愤懑,有恐惧;李一男会有意无意从任正非的身上学习效仿乃至直接复制,也会当作自己人生路上的重要标杆试图超越。港湾没了,但李一男还在。只要野心不死,也许就会有下一个“港湾”。 顺着李一男的个性逻辑,旨在蛰伏以求东山再起的缓兵之计——“诈降”就成了李对当前局势很有可能选择的态度。有前港湾内部人士称,李一男的回归,正是收购条款的一部分。如果此事属实,则李一男的回归可以确定为出离个人意愿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再度“联姻”又怎能长久?精明如李一男又怎会不提前想好退路? 如果任正非真的能够不计前嫌,如果李一男能够再度接手华为核心业务,那么下一次出走的“本钱”以及对华为的杀伤力只会更大。只不过,这样的如意算盘能瞒得过老谋深算的任正非吗? 李一男选择之合作 ——诚心归顺 必须承认,人有时可能灵光一现有所顿悟,只觉今是而昨非。不过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概率着实不高,特别是在李一男这样的“偏执型天才”身上。 即便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李一男愿意“痛改前非”,但任正非经历了港湾数年来的打击之后,对李一男的信任还会保存多少呢?勇于发自心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很困难,勇于发自心底接纳曾经的对手更加困难,特别是这个人曾经有过从“爱将”到“叛将”的角色转变。 对任正非内心的真实态度,这几个月来李一男一定没少揣度。局外人尚且疑虑重重,更何况身处困境的局中人。我们不难想象,归顺对手对一个天才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当事人付出的“心理成本”更是难以计数。 这样看来,李一男采取合作态度的可能性还剩下多少呢? 任正非选择之不合作 ——拒绝信任 智者不会在一个地方重复摔倒。李一男的港湾,让任正非的华为遭遇了创业以来少有的严重危机。如今港湾好不容易被华为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消灭,任正非会给李一男第二次这样的机会吗? 信任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失去之后再重建信任更是难上加难。李一男在这个尴尬的时刻以一种尴尬的理由回到华为,倘若不能得到任正非的信任,那么在华为势必也是一个尴尬的角色。“副总裁”和“首席电信科学家”都是可虚可实的头衔。如果在华为的企业系统边缘游离,这显然不是李一男所希望的结局。不过事到如今,边缘也好,主流也罢,李一男对此基本已无能为力,这些只取决于一个因素,即任正非的信任。 记者曾经就此采访过不少前港湾的相关人员,大部分都是一听到“李一男”三字就立即挂掉电话。有一位愿意多讲两句的知情者,耐人寻味地讲了一句:“任总这个人应该会宽容,不过也经常下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棋。”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不敢信任,就不能委以重任,那何必辛辛苦苦拉他回来呢?战国时期,任魏国相的公孙痤病重临终时向魏惠王举荐自己的家臣公孙鞅,见魏王不以为然,又建议魏王如不起用就把他杀掉,不可让公孙鞅出走他国。一会儿说用,一会儿说杀,让魏王愈发不解,认为是公孙痤老糊涂了,对此事就没再过问。后来,公孙鞅果然出走去了秦国,在那里得到重用,成为名垂史册的一代名相——商鞅。商鞅通过一系列变法举措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奠定了秦国称霸天下的基础,此外还通过谋略和军事手段有力地打击了魏国,迫使魏国割地求和,魏王此时方才追悔莫及。也许古今杰出人物的管理智慧都是相通的,对大才之人,己若不用,亦不能资敌。至于如何限制住李一男的自由身,相信任正非自有高招,只是目前尚不为外人所知而已。 任正非选择之合作 ——释嫌纳降 假设任正非真的“爱才心切”到愿意原谅李一男这几年来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以宽容的胸襟欢迎李一男的回归,再度对李一男委以重任,为他度身定做“首席电信科学家”的职位,让他再度成为华为的技术带头人,甚至再度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再假设任正非的“精诚所至”终于打动了桀骜恃才的李一男,后者经过数年创业的磨砺,经历了众星捧月般的巅峰和山穷水尽的低谷,重新找到了人生定位,从此再无二心“永不反矣”,发挥自己在技术上的天赋,为华为战车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驱动力,与任正非重修于好甚至顺利接班…… 这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的IT童话,是李、任二人在当前阶段的最理想选择,也是前港湾、华为乃至我国通信产业的共赢结局。困境中的两名囚徒,之所以不能做出合作共赢的选择,是因为游戏规则限定了彼此不能“串供”;而李一男和任正非究竟能否突破“囚徒困境”的宿命,也取决于双方能否打开心结,实现充分的沟通,而这又取决于双方当事者的勇气、胸襟和智慧。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比较接近李一男的前港湾人士向记者建议,给他们(指李一男和任正非)一个安宁的舆论环境吧,这对产业和他们个人都有好处。记者深深赞同这一点,不过需要补充的是,面对纷繁的历史恩怨,当事人未必能够突破情感和习惯的窠臼,找到通往最优结局的有效路径。如果借助囚徒困境等博弈理论的分析,能够给当事人带来些许启发,也许就是本文的价值。 困难重重 本次采访最大的感受就是“难”。在这篇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本报两位记者一共采访了数十位来自当事人周围的“可能”知情者,最后愿意配合采访的仅有三人。绝大多数接受采访者都表示“过去的事情,没什么好谈的”,一听到“李一男”三个字就立即挂断电话者也不在少数,仅有的三位配合者谈及此事也是小心翼翼。 类似的结果在记者着手采访之前就已经料想到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一男回归这件事在内部的圈子里有多么敏感。老祖宗常教导我们:“言多必失。”在敏感的事情上更是如此。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记者为李一男今后的走向提出了善意的假设。但是熟悉李一男和任正非的人都明白,这样的假设实现起来难度可想而知。单是事件的敏感性,就决定了突破“囚徒困境”的关键前提——充分沟通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有心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事情演变到这个局面,已经与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发生了重要差异,那就是双方的地位不对等。李一男纳土归降之后,手中的牌所剩无几。无论合作还是不合作,李一男的选择不足以主导这个困境的未来走向,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任正非。 美好的IT童话能否实现?我们期待着任正非的抉择。 原港湾高管被派驻西亚 就在截稿前两个小时,记者得知这一消息。 原港湾公司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早于李一男回到华为,就任华为国内某部门副总监。9月中旬,他被华为派驻西亚某国。9月11日,李一男回华为,前后相差几天。 当他站在骄阳下,面对漫漫黄沙,他的内心除了按捺不住的思乡之情,英语不好带来的苦恼之外,还会涌起什么呢?不得而知。至于他是否愿意,他已经没有想这个问题的权利了,这是必须去的。 “流放”、“戍边”这些有着悲凉意境的词,用在这里或许并不恰当,我们已经不想过多评论和渲染,只是呈现事实就够了。 有传言,李一男也将被派驻美国。这与此人被派驻西亚或许有某种联系,但也只是猜测。 不过,最后可引用知情人士的一句话:“如果是去美国,那还不错。很多弟兄(指港湾回到华为的人)要前往亚非拉了。” 无论是李一男,还是其他回到华为的港湾人,他们的未来值得关注。因为在资本操控下发生的这起收购案,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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