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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历经多少沧桑，巴黎依然是那个轻唱香颂的女孩，瘦瘦高高，擎着一把吉他，低低地唱，旁若无人。你也许不会爱上她，但一定不能忘了她。在泛黄的记忆和古老的歌声里，她是唯一色彩鲜明的存在。 钟楼怪人 我绕到巴黎圣母院的背面，只想抓住一点安静，好好仰望那座钟楼。金色暮光无尽铺展开去，教堂里宛若天籁的唱诗，像从六百年前飘来，教堂外巴黎的长日，欢愉正酣，落幕还早。 那个夏天，我在大西洋彼岸巴西的球场上认识了他。瓦尔布埃纳，因为和角球旗杆一样高而成名。 坦白说，他应该去凡尔赛宫偷一双路易十四的高跟鞋穿着，身材比例才会稍微合理点儿。坦白说，他进球的时候，镜头很勉强才将他的脑袋收入。坦白说，作为里贝里的继承人，他其实超越了前辈。 坦白说，我的第一句感叹是：他果然是法国人，也只能是法国人。 敲钟的怪人已不再，而巴黎之魂永存——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丑陋与残缺而不幸。 一个身高1米63的人入选国足，放在其他任何国家大概都是一个白日梦。更可能的剧情是，他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在孩童时，在还不足以承受太多伤害时，就已经被一再的嘲笑与打击毁灭了足球的梦想。而事实是，这个“钟楼怪人”，在正当最好年纪时，带着他另类的身高和喜感十足的相貌，一次次地走到了世界杯的角球旗杆边。必须感谢法兰西，和钟楼之魂的慷慨给予。 这个“长得最好看”的国度，却对外在与相貌最不以为意。法国电影里的男神们，除了伊夫·蒙当和阿兰·德龙，几乎是清一色的“歪瓜裂枣”，要么是大鼻子情圣，要么是冷面杀手，没有一个人可以纯粹因长相而征服法国人，个性与头脑是更重要的脸面。而法国国家队，这么多年啊，一直雄踞世界杯“最丑”排行榜的高位，简直要让人去联想，是不是来自拿破仑和吉雷瑟们的心理暗示，让丑男在法国更自信呢？ 长得丑，或不够美，是上天给人的原初打击，也是无理由的打击。如能像雨果一样同时拥有睿智大脑与堂堂仪表，或与罗德里格斯一般，将足球天赋与天使面容兼于一身，那当然再美妙不过了，但他们真的不能代表大多数，而只是命运更加垂青的人。 所以，率先将长得丑或长得美那些劳什子的烦恼甩开的法国队，丑得挺可爱。几乎可以让人忘记他们抵死不说英语有多讨厌。 欧也妮·葛朗台 巴黎人是言语上的“葛朗台”。 穿越阿尔卑斯山，在整个欧洲还算一路通行的英语，到了巴黎，突然变得好像不是一种人类语言。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自然说得一口好英文，还会很体恤地由浅入深与你交流，就连英语最差的意大利人，也会努力花光他囊中所有的单词搭配手势拼凑出一句话来。而这些，在巴黎人的眼里是多么低级可笑。他们不是不愿意说，而是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听懂“外国语言”，虽然我们都知道，法语和英语共享多达15%的词汇。 可颂，咖啡，构成巴黎人愿意听懂的全部“外语”单词，也许还是因为发音与法语相同。如果要再加一杯水——不是酸奶不是红茶，只是水，面包店的姑娘会立即挥手表示“不懂”，转身换一位姑娘来……巴黎人世世代代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语言较劲，他们乐意。 初夏的周末，巴黎永远醒得很晚，公路上空空荡荡，如果有车，大多驶往同一个方向——罗兰加洛斯。我却无法向往。四大满贯网球赛，另三家的第一官方语言都是英文，只有法网是例外，而这个唯一会让巴黎人格外坚持，在罗兰加洛斯的红土球场，不说法语的人恐怕没人搭理。不说法语的人，想要在巴黎白手起家讨份生活，OK，只要你能让自己活下去，你尽管呆着，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立国精神的法兰西，不会驱赶任何一副贫弱之躯，他们会帮助你医治你，但不会委屈自己的舌头和你说话，他们忘了，沟通才是抚慰心灵最好的药。你可以购买他的英文或中文服务，但在这种交易关系之外，他的灵与肉都只忠诚于法语。 可是巴黎人，你真的无须再做如此多余的强调。我知道法语很美。我知道艾丝美拉达用法语歌唱，也相信于连的五十三封情书是用法语写就，更加理解包法利夫人那“希望死，又希望住到巴黎”的无可救药的热望，即使看着用英语演出的朱丽叶·比诺什，我也会想象，她说法语的样子一定更美，而在这一切之上，我首先感谢那些带领人类飞越巴别塔的先驱们。海明威笔下如“一席浮动盛宴”的巴黎，绝非仅限法语人群享用，因为这多余的注脚，将使一部名著沦为廉价小说——当然，只要自个儿乐意，这也未尝不可。 那不曾贡献过一部名著的瑞士人，却将“和而别”演绎成了史诗。来自德语、法语、瑞语区的代表们在瑞士联邦开会时，互相听懂而各执己“言”，这幅欢乐场景恐怕要让上帝也笑着服了。 上帝又喜欢捉弄巴黎。法国人在自家门口一无所获，却要跑到英国去拿温网的冠军。巴托丽捧起玫瑰露水盘的时候，真的用英语发表了获奖感言。我担心着，她回巴黎的时候，究竟是英雄还是叛徒。 红与黑 从法国游学回来的女画家说，冬天去巴黎，只要带一件红花棉袄，你就赢定了。因为巴黎人都是一袭黑。 这样的跳脱不失为一条锦囊妙计，然而我还是更喜欢巴黎人的黑。 圣诞前夕人潮涌动的街头，所有的黑衣搭配着所有的金发和长腿，一样简洁的裁剪衬托着一样轮廓分明的脸，该是怎样的壮观？那本身已经是上帝最完美的视觉方案了，如一定还要点缀什么，那便只能点一点绛唇——巴黎女人的唇色，大多是果敢明快的高饱和色。 在卢浮宫我见到她，一身淡化了式样的黑衣黑裤，活泼泼地背着黑色双肩包，淡化了四十多岁的年纪，俏皮金发，齐耳卷起，乱乱的好像永远睡不醒，红宝石的耳环和戒指，让人直想感叹，巴黎女人，即使在梦中也能轻而易举地给自己的外在添加恰到好处的心机。戒指戴在食指上，表明她和可可·香奈儿一样的单身身份。这是个社会福利与保障也达到高饱和的国度，女性早已摆脱了婚姻的压力。 然而她一张口是地道的中文。 她在卢浮宫做中文导览，日复一日带领中国游客穿梭于卢浮宫那每天都像是圣诞的人潮里，见缝插针地讲述蒙娜丽莎和维纳斯，讲讲大卫是怎样把自己全家都画进了皇帝的命题作画中，一天要讲解多少遍，她娇小机灵，背影看去好似勤工俭学的女大学生，这座魅影重重的博物馆里如果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她一定有机会成为最早的发现者。 我们在安检处闲聊，我问她，帽子需要摘下吗？她大笑：帽子里有炸弹吗？——谁能想到在不久之后，这句玩笑成了谶语。 而巴黎这座城市，早已习惯了在红与黑的撞击中前行。 ( 摘自合肥晚报2015-11-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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