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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读高二。那一年夏天特别热，我常逃学到护城河去游泳，在那里碰到早已不读书的街坊先德和徐志斌。 他们比我大几岁，早年和我住在同一个院里。先德有一双巧手，能用木头雕精巧的坦克。徐志斌很喜欢打架，无论年龄和个子大多少的对手，他都敢自杀式冲锋，手中有啥打啥，决不含糊，很多比他大得多的街娃都怕他。 这一巧一狠的主儿，一直是我的偶像。自从在河边重逢，我开始一段恣肆狂放的生活。那段时间，我们或啸聚竹林去掏鸟蛋；或与城西的小孩打土巴战；或把郊外无主的小鸡或小狗哄到树林里烤成一块黑肉撕扯着吃。 那时的我，像一只温水里煮的青蛙，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危险。我只是觉得，在田边地角疯狂跑着闹着，比在闷热的教室面对老师威严如门神的脸，轻松不知多少倍。 当然，夜静更深时，回想白天跟先德和徐志斌所做的事情，感觉还是有些惊惧和恐怖。 比如某天下午，先德把一个瘦小的男子从茶馆里叫出，拖到后街的小巷里，一砖头拍在他脑门上，然后在他身上狠狠地踢上几脚，让他“交出来！”那男子从怀里掏出一个钱包，先德接过来，掏了里面的钱和粮票，把空钱包扔到他满是鲜血的脸上。 我觉得，这事应该就算是传说中的抢劫吧？徐志斌拍着我的头笑我：“傻瓜，那小子是贼，偷的是别人的钱包，我们拿他的钱，是替天行道，打坏人，不犯法！” 他的话，使我的紧张感有所缓解。接下来，先德用抢来的钱买来的卤猪脚与炒花生，更让我初次尝到甜头。即便如此，我没有接过他们递过来的酒瓶和香烟，因为我坚守父母一直灌输着的底线：“抽烟喝酒是坏孩子！” 这样的日子没多久，老师和家长都发现我的变化。老师在班会上点名或不点名地提醒我，父母则没有客气，直接以一顿又一顿的暴打和臭骂为武器，想以此斩断我和那些“坏孩子”的交往。 但这种方式基本是无效的，因为他们越对我凶狠，则越让我想起朋友们的“好”，至少，朋友们不会打我不会骂我不会逼我做作业，有好吃好玩的东西在第一时间里就会想到我。 1982年9月15日，一个令我一生都战栗的日子。事实上，那天与我所经历过的无数个酷热的初秋没有任何区别。空气一样的闷热如滚烫的棉花，蝉儿如即将被水没顶的濒死者一样疯狂鸣叫。我在家中，一面佯装做作业，一面伸长脖子听隔壁传来的刘兰芳的评书。 窗外几声狗叫后，飞进一个纸团，上面是先德的字迹：晚上师范院放电影，快出来！ 接到这声呼唤，我的魂都快被勾走了。三两下把作业做完，小心翼翼从厨房边溜过，就在我打算以冲刺速度跨出门槛“投奔自由”时，正在做饭的爸爸叫住我：“马上就要吃饭了，今晚吃红烧连肝肉！” 这是父亲这辈子成千上万次叫我吃饭中很普通的一次，却是最重要的一次。它将我扳向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如果没有父亲这句话，我会以“到外婆家去吃饭”为借口，成功逃脱并和朋友们度过一个热闹的夜晚。但父亲说有红烧连肝肉，这是我自幼最喜爱的东西。那时油水稀罕，一听到有肉吃，再闻到满屋子的香气，我腿也迈不动步了，心想：“让他们等等吧，吃了再去也不迟！” 那晚的连肝肉很好吃，我连吃三碗红烧肉汤拌饭，还意犹未尽。等我撑着腰步履蹒跚地出门时，那些没有耐性的家伙早已无影无踪。 我赶紧到师范学校操场去，很快在银幕后方找到他们。当时，电影已经开映，上面有个女特务穿着薄纱衣在扭迪斯科，看得大伙血脉贲张，兴奋地咽着口水胡乱吹口哨。 大家在兴奋中，先德突然说，这片子看过无数回，我们去找点好玩的事吧，师范学院今天来了个洋金丝猫，我们找她玩去。 当年，外国人在我们这里非常稀罕，所有伙伴们都异常兴奋地应和。大家于是起身向宿舍去。就在这时，我感觉自己肚子里咕嘟一声响，一阵阵绞痛，不知是刚才连肝肉吃得太多还是走得太快，肚子开始提抗议了。 这时，找厕所的愿望远大过看洋妞的愿望。我急迫而小心地开始寻找厕所，而厕所似乎却开始躲着我。当我千辛万苦解决掉难言之隐后，他们已无影无踪。感谢上帝，那时没有手机！ 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悻悻然回去，把已看过很多遍的电影再看了一遍。口中有种索然无味的感觉，总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因为平常看到他们跟在漂亮女孩后面吹口哨，吓得对方慌乱逃窜的样子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但那晚我错过的，是一件惊天的大祸事。第二天一早，我刚一起床，就听见外面传闻昨晚师范学校出大事了：一个年轻的外国女教师被强奸，疑犯是几个年轻人，据说有人还用打火机烧那女孩的体毛…… 之后，公安也传讯了我，把我险些吓得尿裤子。经过再三解释和查证，我被放出来，而先德和徐志斌等几个人，就没有放。徐志斌乡下来的表弟甚至提出一个在他看来非放他不可的理由：要回家收谷子。 公安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告诉他：“你犯下的事，估计这辈子都不用收谷子了。” 因为事关国际影响，先德和另一个大孩子被判死刑，徐志斌因为差两个月才满18岁，被判无期徒刑。公判会那天，我和班上最调皮的同学被班主任组织去“接受教育”。 在开公判会的大操场上，挂着红叉牌子的先德在台上看到我，冲我送出一个“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顽皮微笑，但这笑容却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我不知道那晚究竟发生什么，但如果我在现场，被伙伴们一怂恿或激将，也止不定会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那时，我根本不能区分顽劣和犯罪的标准。我相信我一定会被绑着在台上，而且位置，至少比徐志斌那满脸鼻涕眼泪的表弟靠前。 本文系凯迪原创稿件，公号转载或合作可联系编辑ID：daniaoz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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