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恐之前，“巴黎早已经变了”

常江 时评作者

巴黎早已经变了”，这种“变”指的不是人口或文化构成上的变，而是一种因循守旧的僵化带来社会治理状况的恶化。

巴黎出事的时候，我恰好回国讲学，因而不在欧洲。但此前回国的航班是从戴高乐机场转机的，当时心中已有一些隐隐的担忧。由于工作原因，我曾多次在戴高乐机场乘机、转机，但每次都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

比如五年前，一个陌生女人突然跑来向我求救，说她的一个朋友晕倒了，请我过去帮忙。好在我比较警觉，跟在她身后走了一半，感觉不大对劲，就折返了。后来听法国朋友介绍，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骗局，如今想想还是后怕。这次回国依然在巴黎转机，虽然没遇上骗子，但入境法国时边检工作人员的粗鲁和无礼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黎的这场悲剧，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积因，但在我的那些熟识巴黎的朋友们（有中国人也有欧洲人）看来，此事并不那么令人惊讶，因为“巴黎早已经变了”。这种“变”指的不是人口或文化构成上的变，而是一种因循守旧的僵化带来社会治理状况的恶化。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巴黎时，完全为她的美丽、安全和文明而折服，而十年之后再去却要时时提防小偷甚至强盗。法国的朋友对我说，巴黎关于治安的很多法律还是上个世纪中叶制定的，根本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新情况。新移民处于既被接纳又不被接纳的状况，因为在他们被接纳的时候，法律和制度均未做好应有的准备。

法国无疑拥有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均很强的文化，所以它才能够在17至19世纪成为西方文明实际上的中心。但法国人所青睐的那种自由奔放且不受约束的文化空气，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一条隐忧。与它的邻国德国与瑞士相比，法国拥有极为臃肿的官僚体制和慢得令人想发脾气都不知从何发起的办事效率，于是文化的自由和平等最终演变为一种脱离社会根基的话语神话，因为制度无法确保人在这种文化之内的安全。

据巴黎的朋友说，恐怖袭击后街上的警力的确增加了很多，但卢浮宫旁的小偷小摸和蒙马特高地的糟糕治安依然如故，缭乱的地铁线路则始终未设安检，原因是“没有设备”、“采购需要时间”。巴黎人的确见过大世面，这里什么事情没发生过？但历史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继续“以不变应万变”恐怕带来将不止是“不适应”，而是一种令人寝食难安的危险。

并不是因为我在欧洲工作和生活便具有了对欧洲国家和欧洲城市指手画脚的权利，但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当下的全球氛围中的确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法国政府、法国人民、旅居法国的外国人，以及远离法国的其他地方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件事做出反思。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鲜有人提出，那就是一种充满完美主义与自负气质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逐步实现了自身的异化、日渐转化为一个非历史的标版，进而完全脱离社会土壤，变成一个看上去很美的乌托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个体的存在乃至生存的权利，都被一种过于宏大的普遍性的文化逻辑所吞噬。但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人们，却始终不愿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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