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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起，中国人开始喜欢话说七分、闻弦歌知雅意式的婉转，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汉语中会有繁复的修辞手法。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曾有层出不穷托物明志的名人轶事，对文人高士而言，以何物明志直接关系到自身是否足够高大上，大豆、高粱在生活中即便再不可或缺，也是无法衬托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研究、培育和利用竹子的国家，中国的文人自然不会放过这种用途广泛，卖相又颇为卓尔不群的植物。竹子中空有节、修直挺拔、清丽俊逸、弯而不折且四季常青的风仪，是气节和节操的象征，引得古往今来无数人物前赴后继，不是自比，就是立志，想方设法扶着竹子摆出最诱人的造型，在竹林深处如饥似渴地盼着知己或明主们的大驾光临。 竹林七贤：身在竹林，心在红尘 作为魏晋之际清流名士象征和魏晋文化代表的，是合称“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因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文人高士们不但难有才华施展之地，更常有性命之忧，苦闷抑郁间，只得结伴悠游于竹林，饮酒赋诗，寄情于山水，把一颗凡心暂且丢在红尘。 选在清幽雅致、含露吐雾的竹林开文化沙龙，身体素质不好的人应该没办法经常参加。阮籍少年时代便是剑术高手，嵇康爱好打铁，还和向秀在自家后园一棵枝繁叶茂的柳树下开过铁铺子，甚至引来山泉，绕着柳树建了个游泳池，打铁打累了，就跳进池子泡会儿。此等身板儿爬个山、钻个林想必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既然是文化沙龙，没有音乐烘托肯定是缺乏良好气氛的，正好嵇康不仅是个音乐理论家，还是个作曲弹琴的高手，善奏《广陵散》这等千古名曲就不用说了，还谱写了有“嵇氏四弄”之称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当仁不让地成为竹林沙龙的重要角色。 在这一点上，阮籍毫不逊色，因为他也擅长弹琴，重点是还会“唱歌”。只是阮籍“唱歌”的方式比较另类，他是“啸”，并且多是在不爽的时候—凭吊项羽和刘邦的古战场，想到刘邦奸诈无信、不仁不义时他啸;母亲病重去世，他“吐血数升”前啸;晚上无聊出门，登山抚琴吟诗时啸;云游苏门山，偶遇到长者孙登，没话找话向人家讨教养生之道，人家闭着眼不理他时他还啸。所谓音由心生，困于时局、有志难酬的阮籍在“唱歌”这项技艺上走的是“悲情歌王”的路线。 无论古今，文人们搞个文化沙龙、聚个会，若是不饮酒，不管是吟诗作画还是吹箫弹琴，总是少了点“文化味儿”。“七贤”多是嗜酒之人，阮籍为了不和司马昭家结亲，能醉上60天。写出《酒德颂》，以喝酒名留千古的刘伶更是饮中霸王。据《晋书》本传记载，刘伶经常乘着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让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后面跑，并告诉他们：“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其嗜酒如命、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当然，既是竹林文化沙龙，高谈阔论之际总要聊点玄而又玄的文化理论。这方面向秀是高手。山涛之所以把他介绍给嵇康和阮籍，就是因为向秀在山里讲学时，山涛觉着他讲得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后来，向秀所著的《庄子注》《难嵇叔夜养生论》《思旧赋》无一不是扛鼎之作。就连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僵滞”的嵇康，在看过向秀的注释后，都认为向秀之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 有了“竹林七贤”珠玉在前，后来者或向往，或礼敬，或照搬照抄，欲反向炒作成名，自诩因倾慕而效仿者也就如过江之鲫般多了起来。唐代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文人居徂徕山与竹为伍，在竹溪结社，以吟诗作对为乐事，被世人称之为“竹溪六逸”，这无疑是其中模仿功力比较强大的那一拨了。 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 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第五子，他最有名的地方除了老爹和“徽之得其（王羲之）势”的书法造诣，就是“恋竹癖”了。 王徽之爱竹成痴，居室庭院必要种植绿竹。某次，他暂时寄居别人的空屋子，立即叫仆人去别处移栽竹子过来，以便观赏。仆人或许觉着这种做法未免有点二，不解地问他，只是暂居一段时间，何必如此劳心费力，再说移植新竹还得有一段恢复成活的时间。他摇头晃脑地吟咏、歌唱了一番仆人完全不明所以的东西，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不知仆人心中是否也曾闪过一句“有才就是任性”，但有才任性与否未可知，有权势必是要任性的，仆人也只得照办。 之后，“此君”也就成了竹子的别称，成为竹文化的重要典故之一。范成大的《种竹子题爱心亭》：“洒扫宣华舍此君，烟中月下绿生尘。他年上叶清风满，莫忘今年借宅人。”就用了这个典故。后世岑参、白居易、杜牧、苏轼等人也无一不曾用此典入文。 如果说居必有竹还只是个人爱好的话，那王徽之登门赏竹却不搭理主人的事就未免让人觉得过于奇葩了。他某次路过吴中（今天的苏州一带），不知听谁说有个士大夫家里种了大片珍稀的竹林，王徽之心中大喜，慕名准备去拜访观赏一番。故事说到这里还属正常。不正常的是，主人因为事先得知他要来赏竹，冲着他家学渊源、又是名门之后、一代名士，早早地洒扫庭院，备好了茶水酒菜，恭候着客人的到来。谁知他只想观赏竹子，对主人视而不见，直接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进了竹园，兴之所至，又是一番念念有词，大声歌咏。此番之后，还想不告而别，夺门而走。 面对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颇有些小暴脾气的主人遂命仆人紧闭大门，把王徽之强留了下来，一定要他给个说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无奈之下，王徽之只得和主人坐下来喝酒聊天，结果越聊越投契，越聊越畅快，双方都觉得彼此没那么可憎了。王徽之非常欣赏主人的个性，不仅对他栽种的竹子赞赏备至，还赠了他许多银钱，一时间糖衣炮弹满天飞，终于宾主尽欢各回各家。 话说王徽之的随性而为可不只是体现在痴迷竹子上，他的随性是随时随地任性。一日，寒天雪夜初晴，四下月色朗朗，王徽之饮酒读书，读着读着，就想起好友戴逵来。他当时住在绍兴会稽，而大雕刻家戴逵住在嵊县，两人相距两百里水路。可能是觉着这场思念病着实不轻，王徽之决定去一趟，于是乘船就往老戴家赶。夜里逆水行舟，加上寒风冽冽，王徽之却觉着意兴甚豪。乘舟疾行一夜，终于到了戴家。他走到门口，下人问：“老爷您是直接进去呢，还是我先去投个名帖，好让戴老爷准备一下，指不定人家还搂着夫人没起床呢……”哪知王徽之连门都没敲就又坐船回去了。可怜的下人差点当场昏倒，忙问：“老爷您这大老远来了，也不进去喝个茶就这么走了啊？”王徽之不以为然：“老爷我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见与不见已无所谓，尔等怎么如此庸俗！”
苏轼：“不可居无竹” 古来文人多爱竹，要想在众多爱竹之士中脱颖而出，就得放点大招才行。无论是在家乡四川眉山，还是后来贬居黄冈等地，苏轼的生活中随处有竹，“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官舍有丛竹，结根问因厅。下为人所往，上密不容钉”;“余谪黄洲，寓居定惠院，绕舍皆茂林修竹”。竹子对于苏东坡而言是习惯、是陪伴、是寄托，更是心之所向、魂之原乡。 苏轼自幼攻读诗书，博通经史。21岁便高中进士，然而仕途坎坷，一生大起大落。身处顺境时，他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未来的宰相;经历逆境时，他是蛮荒之地的迁客流人，甚至是阶下死囚。两次在朝，后外任，又遭贬居的经历形成了苏东坡对宇宙人生的超旷认知，有着对人间厄运不屈的精神，才能写下“晚节先生道转孤，岁寒唯有竹相娱。粗才杜牧真堪笑，唤作军中十万夫”（《和文与可洋州竹坞》）。在从痛苦到省悟再到超越的过程中，他从未像陶渊明一样拂袖归耕田园，而是在宦海中漂泊，以笑傲千古、戏谑前人的豪放潇洒唱出豪迈雄健又深邃超然的旋律：“解箨新篁不自持，婵娟己有岁寒姿。要看凛凛霜前意，须待秋风粉落时。”（《霜筠亭》）竹的刚直坚韧与苏东坡的品性正好形成契合无间的对应。 在苏轼的诗歌中，竹诗不下百首。以诗题画、诗画合璧是苏轼竹诗的一大特色。《惠崇春江晚景》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他欣赏了惠崇（淮南九僧之一、善画）所绘制的一幅春江晚景，于是他在画上题了这首诗，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生气蓬勃的水乡春色，绿意盎然的竹画。 而除了以诗词名达天下，苏轼还是一位造诣精深的画家，那幅被称为奇作的《墨竹图》，被视为“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据说，他画竹时往往从地上直升到画幅顶部。有人问：“可何不逐节分画？”苏东坡反问：“竹生时何尝是逐节生的？”他在任杭州通判的时候，有次坐于堂上，偶感画兴勃发，而书案上没有墨只有朱砂，于是就随手拿朱砂当墨画起竹来。后来也有人问他：“世间只有绿竹，哪来朱竹？”苏东坡答曰：“世间无墨竹，既可以用墨画，何尝不可以用朱画！”正是由于他的首创，后来文人画中便流行画朱竹了，而苏东坡自然也被尊为“朱竹鼻祖”。除了他自己，他的次子苏过也是画竹名手，挚友兼表兄文与可更是画竹的大家。在给文与可画卷《筼筜谷偃竹》所写的题画记《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苏东坡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这番关于“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为千古墨竹画家所趋尚，更为传统绘画创作所遵循。 苏轼爱竹并不限于欣赏，作为古今闻名的“吃货”，不免也有几分“爱你就要吃掉你”的恶趣味。据说，他喜欢吃竹笋，常在春夏竹笋盛生时到竹林中烧竹笋吃。有一年，文与可调任临川太守，便和夫人一起向苏东坡告别，正值东坡与王夫人在竹林里烧笋吃。文与可吃了他烧的竹笋，觉得清淡纯香，鲜美异常，别具风味，便问：“你烧的笋咋这么好吃呢？”苏东坡很得意地说：“竹称君子，性恬淡潇洒，竹笋清香纯正，不能杂以他味。世人往往用肉烧竹笋，肉味本浊，以浊乱清，是以小人乱君子，自然吃不出竹笋的真正本味来。我烧的笋，不用柴草，而是用竹林中的竹叶来烧的，这就把竹笋的本味集中了起来，焉得不美！”文与可听了，连连点头。苏东坡于是更加得意，忙又告诉文与可：“这样的竹笋一吃下去，竹的君子风味，便沁人心肺，与我融为一体而不可分也，不是真正爱竹之人，能如是乎？”这般调侃，虽不必当真，但正如兰之如屈原，菊之如陶渊明，梅之如陆游。千百年来，竹之品格的最佳代言人无疑仍是属于苏轼的。 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 如果说苏轼是竹的最佳代言人，那郑板桥就是竹的代号。作为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他，一生爱竹成癖，种竹、守竹、赏竹、听竹、画竹。可以说竹成就了郑板桥，郑板桥也成就了竹。 郑板桥仕途崎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两任为官又两度卖画为生。他对读书人的风光与人间宦海的风波，都有着深刻而“难得”的体验。但无论做事、做人、做官，他都一如傲竹。“进”则体察民情济天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退”则矜持节操善其身—“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而在他的一首首情之所至的咏竹诗和一幅幅心技合一的竹画之外，郑板桥与竹结缘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 据说，郑板桥和“八怪”中的另一位画家李鳝某天结伴到镇江，金山寺的大和尚派小和尚送去请帖，却只邀请了李鳝。李鳝打趣他不如自己名气大，谁知郑板桥并不以为意，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扮成书童跟着李鳝去寺里混吃。李鳝听了觉着让郑板桥给自己当书童，这未免也忒有面子了吧，便笑呵呵地应了。 第二天，李鳝在前，郑板桥扮成书童跟在后面，刚摆渡过了江，大和尚已在山门迎接了。李鳝和“书童”被人家引进客厅，门一开，就只见桌上文房四宝样样齐全。李鳝想着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趁机要拿郑板桥开个玩笑，便说：“书童，掌墨！”郑板桥一听，心想这家伙还真来劲儿了！虽满心不愿，但谁让自己现在是“书童”呢，只好托起砚台站在一侧，脑子里却不停转悠着怎么才能扳回一城。这时，李鳝把笔在砚台上蘸蘸舔舔，摆开架势，刚要下笔，只听“扑通”一声，砚台居然从郑板桥手上一“滑”，掉在了宣纸的正中间，“咕噜噜”地直往纸角上滚。 看着好端端的桌面大的一张宣纸，打下端向上角染了一条黑杠。加之砚台在上面颠簸不止，黑杠竟断断续续，顶天立地。只把李鳝气得脸像个紫茄子，把笔一摔，对郑板桥说：“你写吧！”郑板桥正有此意，笑着说：“我不写，我画！” 说完，郑板桥也不管他人作何反应，不客气地拿起笔来，蘸了些墨，就在宣纸上涂抹起来。只见他三下两下，在断断续续的墨线上勾勾画画、点点戳戳，竟变出一群墨竹，粗细相映、浓淡相宜，那条墨印也变成了一竿顶天立地的墨竹，清瘦秀拔。原本还不以为然的大和尚此时也不由脱口而出：“妙哉妙哉，好一根竹！”却见“书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玉章，在下款盖了一下，那鲜红的方印竟是“郑燮”两个字。大和尚立马呆住了，他万万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郑板桥居然喜欢角色扮演，连忙道：“贫僧不知先生来镇，望先生不要在意。”又立即让小和尚“泡好茶”来。 到此，李鳝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是中了郑板桥的计，但对郑板桥的本事他打心眼里敬佩，在大和尚的邀请下，遂为这幅墨竹题了字。传说，这是李鳝和郑板桥唯一的一次合作，而这幅画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都还被保存在镇江金山寺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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