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形象如何设计，学校发展如何定位，都与对人的发展判定密切关联。在新常态下，随着社会发展变化，需要对学校形象进行重塑，这就需要彻底打破原来在学校形象设计时所依赖的旧“三观”，转换到新“三观”，构建新常态下学校发展的新形象。 在过去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校长对学校形象的设计是基于这样的“三观”：从世界观来讲，以观物的方式对学校形象进行设计--体现在本体论上，对于教育的理解更多的是“传授”，对“人是什么”的回答定位在人是“掌握知识的容器”，以物化的“知识容器”化约了人的形象；体现在认识论上，人是在反映因果联系中寻求确切的完满的知识体系，在考试中再以复制的方式再现出来，获得符合式的真理，实现“含义”式的知识追问；体现在价值论上，基于科学诉求的学校管理呈现工业化和模式化的取向，学校被组织成为一种类似工业生产的过程，按照统一的课程、统一的教育技术、统一的教育流程实施教育，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被遗忘掉了。因此，在这种观物方式中，学校构成规则、运行机制及组织架构都是建立在对“人”物化的预设基础上，所构建的学校形象也就凸显出这样的设计。 学校管理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化、程序化、技术化的过程，呈现出理性主义和功利化的特征，使教育远离了涵养人性、关怀生命的本质；学生在获得理性的同时，却失去了学习的快乐、创造的自由和内在生命的活力，人被包裹在一层坚实的知识硬壳之中，再也不见人本身了；教师扮演的是一个满腹经伦的知识富翁，对学生而言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学生拿着本子和笔记等待金科玉律的输入；教师与学生联系的纽带是教师不停顿的讲授，彼此难有精神层面的交流；学生退化成自动机或条件反射式的动物，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被压抑、被窒息，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外在认可的符号和资格--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学校形象描绘为一种世俗化的“教堂”：老师就像“传教士”，学习的教材像“圣经”，学生就像“迷途的羔羊”。 在新常态下，校长对学校形象的设计应遵循新“三观”：从世界观来讲，需以观人的方式对学校形象进行新的设计--体现在本体论上，对教育的理解要基于“社会性的构建”，以人的本真发展重塑人被遗忘的精神层面；体现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的主体性发挥，通过合作式学习，实现对“意义”的生成性构建，并实现人的社会性发展，最终把人“还原”为本真的人；体现在价值论上，应基于民主诉求，以尊重人的尊严的方式进行学校管理，学校应更多地被理解为呈现人的意义生成、价值选择、使人获得健全人格和完整精神的组织。在这种观人方式的观照下，学校制度、校园氛围、课堂教学、班级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都以“人”的本真发展作为预设的基础，便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学校只关注赋予每个学生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而轻视对每一个人内在秉赋的指引。 学校应更像人一样是有生命、有灵性的有机体，这是因为学校也具有作为生命有机体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办学理念构成了学校的灵魂，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构成了学校的血肉，运行机制、组织机构和制度构成了学校的骨架，而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则构成了学校的命脉。在新常态下，校长要使学校成为真正的生命有机体，学校的灵魂应建立在学校相关群体共同成长的办学理念上，尤其要将学生视为自我生命的生成者、实现者，使每一个人获得最大可能的充分发展；作为学校的血肉，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是彼此开放、互动的主体，而不再是在现实存在中彼此互为“单子式”、完全割裂的个体，学校不能被看成是孤独个人的机械聚合；学校的骨架应是构建在民主的基础上，学校的教育政策、制度、机制应从根本上考虑人性，通过民主的方式使人的自由意志得以彰显、得以保证、得以实现；学校命脉的建构要以人性自由为目的,实现教育人性化，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益的获得要出于人性、通过人性、为了人性，教育不能再是只注重训练和操纵、忽视人的精神理念与个性的构建，那将会导致学校教育与追求真理和人格锻造的双重使命相背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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