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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经济演变到工业经济，再演变到服务经济，这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之路。今天，后进发展中国家如果希望演变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极可能也要经历以上过程。 今日的发达国家在其当年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不曾受到外来的冲击，其经济体即使是开放的，经济体从农业经济演进为工业经济过程中，不存在比它更先进的外部经济体。因此，其发展是内生的，其演变是自由独立的，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也是必然的。 与发达经济体当年的环境不同，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今日农业经济演进为工业经济的进程，必然是开放的，面临着外部的竞争压力。今日主导世界经济的发达经济体，早已完成了工业化，拥有成熟高效的工业体系，多数且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后进经济体的演变发展过程将变得曲折困难。 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为先进的工业国，另一个仍处于农业经济，为后进的农业国。工业国劳动成本高昂，资源禀赋相对稀缺，劳动生产率高；农业国的劳动成本低廉，资源禀赋相对丰富，劳动生产率低。这样，两国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缺少政府干预下，会开展国际贸易。农业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农产品、资源品，以及技术与资本含量低但劳动含量高的工业品，如纺织品与服装；进口资本、技术较密集的工业品或消费品。农业国国民与政府都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会采取进口替代战略。 但是，要工业化就需要资本与技术。由于有工业国的先进技术存在，农业国不能只依靠本国的缓慢自我技术积累来实现工业化。这与西方经济内生性工业化的自我演进不同。不失一般性，以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例，来代表工业体系。当福特生产第一部汽车——T形车时，尽管第一代的汽车技术很不成熟，汽车粗糙，车速慢，性能不可靠，成本高昂，但是，全球范围内没有同业的汽车可比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同业竞争对手，汽车的竞争只是相对于当时的马车和自行车等传统运输工具而言的。 与马车和自行车相比，汽车对消费者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即使是第一代汽车，速度、动力、承载力等性能指标，也非马车、自行车可比，必然可以逐渐为高收入阶层所接受，并在高收入阶层缓慢地推广。随着汽车市场规模的扩大，第二代、第三代汽车逐渐研制开发出来，生产技术提高，性能稳定，成本下降，汽车市场规模更加扩大。在没有外部竞争下，汽车工业就会由小到大，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单一款项到多批量，而渐次发展。汽车工业在逐渐壮大过程中，必然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先进国家总是可以从农业经济转型上升为工业经济，再提升到服务经济，区别只是在于时间的长短。 与先进国家当年的境况不同，今日农业国作为后进国家，在发展汽车工业时，工业国已经有先进、成熟、庞大的汽车工业体系，如果仅依靠自身的技术积累，生产的第一代汽车，无论是汽车性能、质量、款式，还是成本，绝对无法与发达国家的成熟汽车相媲美。在缺少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保护下，自身的汽车工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因此，可行的途径是通过引进工业国的技术，也就是说需要农业国用出口产品的外汇来购买技术，即农业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源品，进口带有技术的资本品。这需要这个国民具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愿意省吃俭用，即消费必须滞后，以增加储蓄。多出口意味多储蓄，即相当部分的国民储蓄表现为出口的劳动与资源品。如果农业国的进口品多为终端消费品，储蓄未转化为工业投资，这种工业化就无法进行下去。 如果后进农业国在工业的第一阶段，全球资源品价格进入一个上涨周期，农业国甚至可能出现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其规模并随着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对农业国而言仿佛是国民的储蓄大幅增加了。在这个时期，农业国会有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技术与资本品，以促进本国工业化发展。因此，农业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时，如果正是资源价格的上升期，其发展好像得到有利的天时帮助，却可能为后来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埋下伏笔。 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自始至终受到工业国的产品的竞争压力，虽然不同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不同，也就是说，农业国生产的工业品的价格，必须相对工业国的同类产品具有竞争力，更准确地说，性价比要更高。 工业品的成本由四部分构成，劳动、技术、资本与资源。农业国各生产要素的相对比较优势，促使其工业化进程必然是先从劳动含量高、技术含量低、资本内涵要求低的行业开始，因为在工业体系中，只有劳动含量高、技术含量低、资本要求低的行业才是农业国具有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农业国在建立了低端的工业体系后，再逐渐往技术含量高、资本内涵要求高的行业发展，农业国的工业体系逐渐从最低端向上扩展。但是，农业国工业体系扩展的速度以及扩展的程度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1、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既然低成本的劳动力是工业化的惟一优势，当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成本的优势差就会减少。劳动成本上升得越快，优势差就下降得越快，如果其生产的工业品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工业技术的提升就要加快。 2、技术提升的速度。工业技术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硬技术，包括整个工业体系的设备系统的完整性，设备与机器本身的性能，生产与加工的效率与精度，工艺流程的合理性、有效性，支撑工业体系的基础设施，包括物流、市场与集散地等；其二是软技术，主要是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劳动力操作机器的能力，管理大规模生产的管理能力，以及认识、把握市场趋势变化的知识与能力。技术提升的速度越快，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就越快，就可以允许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劳动力成本提升的空间就越大。 3、资本积累的速度。本国的资本积累来自两个途径，其一是本国的家庭储蓄与企业储蓄；其二是海外的储蓄。那些未被消费的当期储蓄，就转化为当期或下期的投资。在建设工业体系下，投资必然体现为生产性工厂、设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人员的培训等。资本积累的速度越快，说明农业国可用于技术投资的潜力就越大。 农业国的工业化能否顺利完成，处理好以上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农业国工业品与海外国家或发达国家工业品的竞争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品的性价比。性能不高或质量不优，则价格必须低下；若性能有所提高，则价格也可以相应提高。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要提升，必须要有资本投入。资本来自储蓄，储蓄有家庭储蓄与企业储蓄，也可以有一定的政府储蓄。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的比重不能太高，否则就缺少资本的积累。当然，消费也不可太低，否则，经济的循环就无法进行下去，除非能有海外的消费来弥补。 如果农业国顺利地完成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可能就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由于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品的技术要求非常低，所生产的工业品也是属于低端的，质量下乘，品种单一，产品寿命短等特征。这些低端产品先进国家已经不再生产，但恰能满足后进国家低收入家庭的需要。 后进国家脚下的陷阱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即家庭收入从低收入提高到了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的家庭对工业品品质的要求将从低端进入中端或中高端。不过，与低端不同，中端或中高端的工业品将面临先进国家的较直接竞争，如果后进国家工业体系不能尽快升级，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提升工业技术水平，后进国家的工业体系就会缺乏竞争力。 后进国家工业体系要升级，意味着要增加生产设备与技术的投资，用技术资本替代劳动力，即工业品的生产要素逐渐从劳动为主导，转为技术资本为主，包括软的技术资本与硬的技术资本。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后进国家面临两个陷阱：一是资本的需求增加。这要求国民经济中有更多的储蓄，用于工业体系的自我提高或引进技术消化提高。如果有相当大部分的储蓄是以资源品出口的形式体现的，那后进国家的工业升级是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源品的价格涨跌趋势。特别是后进国家如果是依靠资源出口产生的外汇换取技术资本，一旦资源上升周期结束，工业体系的升级可能就难以为继。 二是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工业系统的升级意味着，技术资本代替劳动要素，低端劳动力必然逐渐地退出工业体系。如果经济体系中其他部门，只能是服务业部门，不能吸纳从工业部门退出的劳动力，失业率就会上升。失业率上升，无业者众多，工业体系就难以继续转型升级。 大量低端劳动力失业给工业体系升级带来的困难，将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1、由于失业率的高涨是转型过程的必然现象，并非一般的经济政策所能改变，“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无论何政党组建何样的政府，都难以解决。在越来越大、且持续的社会与政治压力下，后进国家政党政治将偏离政治的本原与目的，易使政治成为政党权斗与民主游戏的舞台。 2、大量的失业队伍，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失稳。不稳定的社会将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 3、高失业率意味着家庭的真实收入无法提高，经济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能扩大，消费的品质难以普遍提升。这样，那些已经或正在升级的工业部门的产品供给会因缺少相应的市场需求，工业升级无法实现正反馈，升级不可持续，经济也就难以发展。 如果后进国的工业体系无法升级，后进国工业品质量不能提升，不多的中高端工业品的需求，就需要不断通过进口来满足，或者说后进国中高端消费品大部分由先进国家的产品垄断。 如此，后进国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普遍特征是： 1、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严重，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 2、国际贸易逆差严重，进口品多为中高端消费品，经济无法进行可持续的资本积累； 3、货币贬值与高通胀并存。 （完）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5年第11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高骏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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