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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鼓吹与书坛现状的隔膜

 柳福兵 2015-11-29

对书坛文化状态的批评,固然有出于对书坛现实客观了解及长久文化考量,也多有隔靴挠痒的浮泛议论,甚且有以文化为名对书坛的文化投机。

如果说,中国书法历史的主流是秦汉晋唐以来经典之传承,这符合传统型书法家的状态,在此传统中,历代书法家之技法与文化修养是融合的。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崇尚与教育日渐稀薄,以博雅为尚的融合型文人渐成星凤。钱锺书这样的文人,其学问之所来主要并非大学教育,而是家学,而且更主要的是自学。同为清华大学出来,也毕生从事社会科学的费孝通,在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与钱锺书就不可论于同日。中学生而终于大教授的启功,其学术造诣也完全靠自学。康有为在比较民国建立前后之社会文化状态时有一段议论:“昔有科举之时,一县之中,童生岁岁就试,得青其衿者,百仅一焉;诸生三岁一试,得举于乡者,百仅一焉;举子三岁一试,得登第者,数十仅一焉。中非无遗才之憾也,而当其岁月就试,不忍舍去之时,县常有千数百之人,读书谈道者焉;省常有万数之诸生,读书谈道者焉;国常有数千之举子,读书谈道者焉。其上尚有翰林之署,无职事而以文学为职,或出典试事,以与一国之童生、秀才、举人相接焉。故当其盛时,则文学昌明,即其衰乱之时,而群邑郊野乡遂之间,裒衣博带,方步圆领,执经而哦,拥书而讽者相望。其长老绅士,间居于其乡,教其后生子弟,调和其争讼,整理其地方,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未辍焉。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也,乃今知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有用也”(康有为《共和平议》,鹭江出版社《精读康有为》2007年版第295页)。康有为是曾经竭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即使在书法方面的扬碑非帖,否定文人传统,也鼓噪最力,然而这里的康有为却在社会变化之中看到了传统社会中文化因素的“无用之用”,这正是社会改良乃至于革命运动的逻辑悖论。今天关于书坛的文化提倡,其实也是长达百年的文化跌宕和逻辑悖论中的具体表现。

经历了世纪文化跌宕之后,传统文化重新在中国社会得到尊崇。但是,今日对传统文化之理解,远未脱离实用逻辑,表面化的提倡张扬很难切中社会人群的精神实际。以书坛而论,传统文人书法家之书法技艺和文化修养,人格培植的关系,是以人格培植为终极目标的,读经、学文、阅世、知人,一切知识性的习练濡染都是人格培植的基础,故对“风骨”的推崇即成为传统文人书家之理想目标。而人格风骨之磨砺养成则是由具体事实体现的。《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之被世代楷法,并非偶然,而是一代又一代文人书家精神凝聚澹定而成。在当下的传统文化提倡中,虽然经史子集均不乏濡染,但缺乏文化人格培养之明确目标,故而传统文化每落于知识灌输和身份装饰。在现实生活中,大批官员阑入书坛,把持权位,借机谋利,利用的正是书坛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匮乏,而书坛中人对此辈趋之若骛,也全然谈不上有任何人格风骨。一些对书法本无研究也缺乏造诣的大学教授或社会名人,堂而皇之进入书坛,分明为攫财牟利,却偏要高举文化旗帜,故假文化之名而行之伪文化充斥书坛。这些现象,其本质是面对书法热潮和书法利益的文化投机。今天的书坛既充满功利色彩,在学习古代文化传统时必然发生名实相悖之隔膜。夺取锦标的竞赛成为各级书协组织的重要任务,也和地方以提高GDP为政绩的时风如影随形。在硬指标面前,公平、环保、人心安乐等更具长远价值的目标不得不变成空洞口号,这与书坛人物以得奖入选为硬指标,文化修养、人格培养变为空洞口号也颇相类。近年因为反腐败的力度加强,阑入书坛的官员被制度强令退出,同时,礼品市场的萎缩也直接影响书法市场,于是,不少本来以发财为目的,并非视书法为文化趣味、人格修养之书法家,则感觉书坛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书法技艺本为兴利之具,遑论文化修养,对于这样的书法家来说,市场的萎缩即等于书法生命之结束。

对书法艺术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理解与热爱,并不随书法热潮的起伏而转移。书法艺术之所以在数千年间发展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行为,其内在原因在于它对人的文化仪表和文化心灵的养成作用,是文明典雅之人生追求。无数名家大家之形成,既是博弈竞赛的结果,更是技艺创造和人格修养之凝聚。当下书坛在技艺培养和竞赛取得明显成绩之后,对文化知识、文化修养和文化品格的追求,也应该成为逐步实现的目标理想。如果一个书法家既有技艺的锻炼与成绩,也有文化知识甚至著作,却缺乏公平、公正之心,缺乏“行己有耻”的自省,在现代法律制度既非完善,古典文化传统流于空谈的环境下,缘时际会,左右逢源,即使一时间名满天下,日进斗金,其文化品格依然是卑下的,此类人即使自封或被封为“名家”、“大家”,即使一时或长期盘踞书坛高位,也不可能成为众望所归的书坛领袖。在无情的时间淘渌和历史澹定之中,依然难入清高之祀。古代经典书家每每“下笔作千秋想”,同时他们也十分明了真正有千秋誉望者无非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而此数公无一不是书艺品格完美融汇,性情文章足式千秋。在一个人欲横流、斯文扫地、书坛渐成鱼肉奢靡之乡的环境里如此高谈文化理想,岂非诞妄?不过,想一想历史上发生过的情形,当年孔仲尼游走列国,处处碰壁,甚至绝粮于陈蔡,自谓惶惶如丧家之犬,千载之下,又遭遇扫庭犁穴之灾,最终又被人们觉得其教义还有些用处。如今我们谈文化修养,当然不可能照搬孔子所教之一切。但是在利欲与道义,物质与精神的铨衡之中,起码不要自甘沦落。如果没有对文化理想、文化人格的追求,书坛的文化修养的提倡最终也只能落于表面化、知识化的努力,而不能达于文化境界、精神境界。书坛也只能在“自给自足”的文化状态下画地为牢,或者因为社会经济状的发展而膨胀,或者因为时移世易而湮息。

(本文为《书法》2015年第11期《书法技艺和文化修养的关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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