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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华龙氏是一个多源头的姓氏，汉族龙氏最主要的是三个：舜臣纳言龙，豢龙氏董父，御龙氏刘累。各自都写进了本支本派的族谱。 当代人寻根问祖，认祖归宗，就是寻求血缘的源流。从宗族的角度看，鼻祖不同，血缘有别。姓氏文化，宗族文化，都是以血缘来确认族群，从血缘上看，讷言龙与董父、刘累，不存在血缘关系。血缘不同，自然族群有别。以豢龙氏董父为祖的龙姓，与廖、董等姓有血缘关系；以御龙氏刘累为祖的龙姓，与刘、祁、留、杜等姓有血缘关系，甚至还有“刘龙一家”之说。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以东汉伯高公为始祖的武陵龙氏中，有几个支派以董父或刘累为鼻祖。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前面的第三节“家谱编纂史漫谈”和第四节“姓氏渊源的解读”中述及。据我所知，有的龙氏支派族谱曾以董父或刘累为受姓始祖者，在新修族谱中或在语言与文字上已纠正过来，明确表达出以舜臣纳言龙为武陵龙氏受姓始祖，也有要求伯高公的裔孙应统一于“舜臣纳言龙为龙氏受姓始祖”的认识。 同祖，同根，同一血缘，才能称之为宗亲。古代编纂族谱，就是以明世系、辨昭穆为首要目的。如果是伯高公的裔孙，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我对这一问题有这样的观点和看法。 论“宗族”，讲“姓氏”，血缘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从原始的鼎铭中确立并一直沿袭下来。在此基础上，周朝产生了“宗子法”，宋朝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族谱，就是遵循鼎铭与宗子法的传统和规范。古代编纂族谱，在这方面把握得相当严格的。因为离开了血缘，便失去了姓氏的意义，也不能成为宗族。不同血缘的人，不能入本族的族谱。有许多族群的支派，甚至规定女性招郎入赘，便属异族，不能入祠堂，不能参与本族群的一切宗族活动，不能享受祖辈父辈的遗产。江西永新泮中村，是一个有四五百户的一个大村落，全村李姓。他们就是这样规定的，至今如此。 我们从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备受历代士人尊重的古代典籍看舜臣纳言龙，豢龙氏董父，御龙氏刘累三位古代名人的渊源。 舜臣纳言龙，最早出现于被称为“儒家经典”的古代典籍《尚书》，汉《史记》录入。龙为虞舜时的人名。作为名臣记载在史书中。纳言龙的后裔以先祖名为氏。 虞舜时，廖叔安擅长豢养龙，舜任命为豢龙氏，赐姓为董，号董父。古代的姓氏图书中，称源於祝融的己姓。刘累，以豢龙氏为师，豢龙很有成绩，夏帝孔甲赐为御龙氏。最早出现于《左传》，汉《史记》。源于祁姓。豢龙氏董父，御龙氏刘累，都是以养龙、驯龙、御龙为特技。《山海经》和《左传》等书中把“龙”描绘为三皇五帝的坐骑。古代，“龙”与“马”二字相通，钱文中教授在百家讲坛中，也是如此说。故豢龙、御龙，实为养马、驯马、驭马。 龙，尧时便已举用，虞舜时任纳言；董父为舜帝的“饲养员”——豢养“龙”，晚于纳言龙。董父与刘累，是师徒关系，但刘累是虞夏禹的第十四代帝王孔甲时代的人。董父与刘累，分别封为豢龙氏与御龙氏，分封于朡川和豕韦两地。 有人把董父、刘累等与纳言龙编成祖孙父子关系，纯属胡说，也是对先祖的亵渎。如果说董父、刘累是纳言龙的后裔，我想，董姓、廖姓、刘姓、杜姓、祁姓等会抗议的，并笑话我们的无知。 再从武陵龙氏传统族谱资料看： 武陵龙氏，尊舜臣纳言龙为鼻祖，记载在龙氏大多数历修族谱中。 东汉文学家、书法家，侍御史、左中郎将蔡邕所作“龙氏家谱序”中说：“溯厥由来，系帝以龙纪官，以官为氏，龙作纳言，其肇端也。”意思是黄帝以龙来记称官名，这些“官”的后代便以“龙”为氏，其中的舜臣纳言龙是龙姓的开始。 唐书法家、翰林学士太子少师柳公权在“道州龙氏谱”序中说：“龙，始于虞廷，官纳言。” 宋衍圣公孔万春在永新龙氏二修谱序中说：“溯所自出，则虞廷纳言。” 明礼部郎中、广西河南左布政使刘隽在永新“鸥田龙氏四修家谱”序中说：“龙氏以官为姓，系虞廷龙纳言之后，历代相承，远有其绪。” 清乾隆进士，山东、湖北巡抚，户部侍郎晏斯盛在为永新龙氏撰写的谱序中说：“古帝有以龙纪官，以官为氏。虞廷以龙作讷言，遂肇姓龙。豢龙氏、御龙氏妄之也。” 清同治四年进士，吏部主事，文学家龙文彬，很明确也很肯定地说：“豢龙，御龙，非吾龙也。” 这是博学之士以及先祖们对武陵龙氏祖源的确认和肯定。 （纳言龙与豢龙氏御龙氏辨） 八 有不少人这样说，龙姓，是个多源头的姓氏，纳言龙也好，刘累也好，董父也好，都是龙氏的祖先。天下龙氏是一家。龙氏无二姓。 还有人说，鼻祖已很缥缈，就从始祖传承至现在，每个人的身上还有多少先祖的基因？存在多少血缘？修族谱，编族史，以谁为鼻祖，以谁为始祖，都无所谓。 这些见解，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而且显得“胸怀博大”。但修族谱的目的，不是要修出“阶级弟兄”间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友爱，而就是强化宗族意识，讲宗族之道，宗亲之情，长幼之序，兄弟之谊。修族谱的理论根据是二千多年前一直延续至今的“宗子法”的思想观念。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室而家，家而族，族而国。论姓氏文化，论宗族，就得论血缘。离开了血缘，便没有姓氏；离开了姓氏与宗族，便没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也就没有了根。 姓氏就是血缘关系组合的标识，所以，我们在讨论谁是我们的先祖时，血缘是唯一的评判原则。血缘不同，宗族有别。不同宗族，则不能称宗亲；族谱离开了“宗子法”，离开血缘，就不是族谱。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寻根热，席卷全球。至于中华民族，根的意识最为强烈。寻根问祖，应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尊祖敬宗，首先就得祖其祖，亲其亲。如果乱绍祖宗，不仅是笑话，被人嘲笑，而且也是族群的耻辱。 所谓“一家论”“泛血缘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姓氏文化。否定姓氏文化，还谈什么修族谱呢？又还谈什么宗亲和宗亲联谊呢？ （修族谱就是讲宗族“封建”） 九 唐诗人白居易，其祖先汉龟兹国籍。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按古史说法，白居易胡人。 白居易以春秋时楚太子白公胜为祖，又称他是秦名将白起的后裔。这是乱绍祖宗。 白居易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唐朝大诗人，其名列李白、杜甫之后，然其当时在外国尤其在日本的影响及流传下来的诗歌之多，却是李、杜所不及的。因为他乱绍祖宗，受到许多人的非议和嘲讽，甚至提到品性的高度。就是崇敬他的晚唐名诗人李商隐为他撰写《墓碑铭》，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说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 白姓主要有两支，一支源于蹇姓。春秋时，齐国的蹇叔经百里奚推荐到秦国，位为上大夫。其二子后成为秦国名将，其幼子白乙的后代，以其字为氏。一支出自芈姓。楚王孙芈胜封于白邑，称白公胜。他发动政变失败，自杀，其后代便以白为姓。 白居易，属“胡人”，乃少数民族中的白姓。他的先祖从龟兹徙太原，后徙下邽。祖父白煌，明经及第，任新郑县尉，居于新郑。白居易出生于新郑。父白季庚也以明经及第，任徐州别驾，家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白居易随父居符离。 白公胜、白起，是载之于史籍的名人，白居易的祖父与父亲，虽科举及第，所任只是低级官员，至于龟兹的白氏先祖，名不见经传。虽然，魏晋的门阀制度早被取消，“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到清代开科取士，所投之“剌”，还是要填写像现在的政审表一样的“履历”，“履历”的主要内容就是从始祖到父兄辈的名爵。有名望的先祖，不仅是一种自豪，也是一种门第。白居易有意识地作假，认白公胜、白起为祖，确有趋炎附势之嫌。白居易的这点瑕疵，当然无损于他在诗歌上的伟大成就和文学史中的地位，但从姓氏文化这一角度看，受到非议，是理所当然的。虽然瑕不掩瑜。 天下白氏是一家，这是就大范围而言，就像我们常说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我们都是中国人。从姓氏文化、宗族文化，或者说族谱文化的角度来看，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白公胜的后裔，白乙的后裔，“胡人”的后裔，是不能混淆的。就是说，祖宗不可以乱认。 作为一个宗族，作为一个姓氏，有血缘传承关系的先祖，是本族的祖先；没有血缘关系的先祖，不是本族的祖先。否认血缘关系，那还谈什么姓氏文化呢？在姓氏文化中，族谱中，各姓都用，而且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撑天之木必有其根。”这源和根，就是血缘先祖。 大多数姓氏，是多源头的。就说白姓，有五个源头。一、齐蹇叔，二、楚芈胜，三、炎帝臣白阜，四、唐广西白州一部分人，五、汉龟兹国部分人。 当代的学者们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传统文化的本质，是祭祀。祭拜神灵，祭拜祖先，是主要内容。祭拜祖先，就是血缘崇拜。 孔子有一句话：“祭非谄也。”古文没有标点。于是，有人这样断句：“祭，非谄也。”有人这样断句：“祭非，谄也。” 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观点来评判白居易，龟兹国胡人白居易与楚白邑人芈胜、秦将白起、白乙没有血缘关系，而白居易以芈胜（白公胜）、白起为祖，“谄也！” 自费出版图书，是当今一大潮流，我收赠或借阅到不少好几个姓氏的族谱和关于姓氏的印刷品，常能读到把不是本族本支的先祖或冒认或误认为本族本支的先祖，甚至于把他姓的人物或误作或有意列为本姓的人物。特别明显的是把人名中第一个字为该姓姓氏的别姓古代名人，没有依据没有道理地列为该姓的先祖；还有把革命者的化名或作家的笔名中第一个字为该姓的外姓名人作为本姓名人。有的人，甚至是有意为之，不仅不以为然，反认为自己知识渊博，胸怀博大。 如果一面标榜弘扬传统文化、宗族文化，一面对先祖的确认随意或随便，那就是理所不然。 姓氏之源的探寻，遵循的只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逻辑。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伪”。 （白居易乱绍祖宗漫话） 十 “史不严不足以取信，谱不慎适足以乱宗。” “史与志，贵在其真而有据也。故修史者，多通儒夙学。……颖者不考而妄揣度，为史而不足信，岂史志哉？” 这是古代学者留下的箴言，是对编纂族史或族谱者的警策。 赐进士出身行人司左司副刘隽先生在为龙氏钦公派叙伦堂房谱所撰的序言中就说到：“自予观诸家之谱，未有不旁探远接其列国诸侯始封之姓，甚至谬托三代圣君贤臣之裔，以相夸诩。曾不知汉司马氏作《史记》于燕世家，由召公九世至惠侯，已不得其详矣。彼有国之君，谱牒具存也，且汉去古未远，尚尔莫考，况其庶姓无传无纪寥寥千载之下，果何所据哉？此世之通患也。” 龙姓族群，古饱学有识之士如宋之诚叟公，元之仁夫公，明之腾霄公，清之铁芝公、文彬公，在编纂族谱时则取“信以传信，疑以存疑”的严谨治学态度，但不少姓氏中某些族谱，尤其清修族谱，不仅存在刘隽先生所指出的“通患”，更有些编撰者，为使模糊的变得“清晰”，把“缺漏”加以补充“完整”，肆意臆测杜撰。甚至谬托名人，编造谱序，谎造历史。这些编造，稍加注意，便能发现许多有悖于常识的伪造痕迹。 一、谱序伪托名家，伪造篡改谱序的事，比较常见，几乎各姓皆有。如某些历史上有一定地位的知名人物，或在其出生前或孩提时便为某族写谱序，甚至去世已几十年，还在为人撰写谱序。皇帝死后方有谥号，皇帝未死便署谥号的更是多见，如“宋徽宗政和甲午岁端月某某撰”，“皇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某某撰”。徽宗、圣祖，都是死后的谥号，当朝的人怎么能知道这位皇帝死后的谥号呢？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名人怎么会在“赠序”时犯这些常识性的错误呢？ 二、汉末的魏晋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分裂时期，把五代十国中后晋的人物当作魏晋南北朝时的晋代人物，北朝的官员升迁为南朝的官员，南朝的历史上没有叛国变节行为或特殊情况的有名人物远离家乡到北朝政府中去任职，五代十国时南方的南唐用北朝后唐的年号，南方的吴或南唐的人是北方后唐或后晋的“举人”或“进士”，甚至还有宋朝用金的年号……这些，岂只是笑话吗？ 三、元朝才开始设立省，称行省。古代的科举，明、清时才有以行政省为考区的乡试，故乡试亦称“省试”。宋有“省试”，宋“省试”的省，是举人参加由“尚书省”礼部主管的省试。相当于后来的“会试”。唐朝时，参加会试的“贡士”（举人）一是由学馆推荐的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一是不在学馆的乡贡考生自由报名，或经州县测试合格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宋时期的儒生由州、县地方官员或学政，以一定的考试形式，认为合格，推举到京城参加省试或会试，或者推举到某个地方或某官员处任职。被推举（举荐）的人，后人称为贡士，或也称为“举人”。唐从武则天开始在会试录取后再进行殿试，录取一、二、三甲，称赐进士。后来把会试及格的人称为进士，也有把参加了会试的人都称为进士。会试及格的人，张榜公布，真正的进士，是榜上有名的人，历史文献上的记载是“某某榜进士”。唐、宋何来“江西省”举人、解元？更何况到元朝才设立“行省”。唐、宋时，只有“江南西道”，没有“江西”，更没有“江西省”。 四、朝廷官员的妻子或母亲封为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是有严格规定的。夫人，得是诸侯或二品的官员之妻。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宋徽宗时始定。淑人为三品以上官员或将军之妻；恭人，四品官员之妻；宜人，五品官员之妻；安人，六品官员之妻。族谱中，没有这等品位的官员，其妻被封为“夫人”等的累见不鲜。有的甚至冠以皇帝敕命。 五、历史中历朝官职的设置，朝代不同，设置不同；同一个朝代，皇帝不同，设置不同；同一个皇帝，时间不同，设置也不同。一部《历代职官志》，几百万字，还仅是简略的叙述。如辅佐皇帝执掌政务的官员“丞相”（宰相）这个职位名称，有的朝代有，有的朝代没有。秦朝、汉朝称宰相（丞相），隋朝称侍中，唐朝初期称丞相，中后期称同平章事，明朝只在洪武初年设有丞相，清朝为军机处。许多族谱中出现人物所任的官职，在那个朝代根本没有设置，怎么会任一个没有设置的机构的官员？还有，如宋朝、明朝的人担任清朝时才有的官职。族谱中在未设相府的朝代中任相府中书或相府中书令的人也不少。这不是笑话吗？ 六、人的名和字是有区别的。从西周始，人名渐次多用单名，至西汉，几近普及。汉有三任皇帝，曾有双名，也改为单名。王莽篡位建立新朝，颁布了一个诏令：人名只能用一个字。（字或号，可以用两三个字。）南北朝以后，才渐渐有些松动，大部分人还是习惯用单名。有的族谱，把龙述的两个儿子，诏和明，合成一个人名“诏明”。有一本族谱，把汉朝时先祖的单名，全改成两个字的人名。“龙勉”的儿与孙，其名分别为有孚、有光和先仕，恰好又是处于西汉末和王莽专权时代。有一家族谱，把先祖的单名，全部改成双名。钦、琮、瑊、瑀、琳，也全部在前面加一字，变成双名。读了，叫人啼笑皆非。 七、中国人，自古讲究避讳。不知避讳，则为无知识，无教养。在汉朝，避讳就已特别重视。孔子弟子中有叫做邦巽的，犯了汉高祖刘邦的讳，汉人把邦巽改称为国选；刘庄成了汉明帝，春秋时的庄子，改为严子，全国庄姓改为严姓；光武帝的叔父名良，寿良县改为寿张县。有人称伯高公“祖父”叫“有光”，能吗？犯光武帝的讳，至轻也是杀头的罪。 八、京兆与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之地”或“三秦”。是同一级别的无辖属关系的行政区域。伯高公，京兆人。《汉书》《资治通鉴》均如此记载。现代不少作者称，伯高公“扶风京兆”人。（旧谱也有称“扶风京兆人”）。有的族谱编纂者，把伯高公作为扶风人，甚至把“武陵世系”改为“扶零世系”——扶风零陵世系。 称“扶风京兆”人，会让人误解为京兆辖属扶风，或误解为扶风和京兆这两个地方人。把伯高公作为扶风人，显然错了。史载，马援即扶风人。 在族谱中出现的这类错误，还有一些，此处列举者，较为常见，并且在继续出现。 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历史复杂，研究历史的专家有时也会出错。但错了，依然固执己见，那就有点叫人不可理解了。 对族谱或族史而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有的读者，对有损宗族形象，有损先祖威仪的“诬祖”之说，不查核史料出处，不核对历史史实，不考证其说真伪，盲目相信，并且以讹传讹。更令人痛心的是，胡编的谎话在重复一千篇之后，竟而被当成了“真理”。 （超越常识的伪造） 十 一 某地公元1994年编印《龙氏通谱》，在“寻根知祖编”中称：“今据1986年湖南东山扩修宗谱时，追访得勉公三代……尊勉祖为始祖，有孚为太祖，先仕为宗祖，述公为始迁一世祖。” 该族谱因发行量较多，影响较大，各地龙氏支派修谱，以之为重要的参考。现有许多龙氏宗支或族谱或文稿的撰写者，采用龙勉是伯高公的曾祖的说法，并称龙勉为始祖。甚至有的族谱因此宣称，龙勉是龙姓的“始祖”，龙述称开基祖，并改武陵世系为“扶零世系”。 改变一个氏族的始祖，改变一个氏族的称谓，不仅关系到历史的真伪，更关系到整个龙氏的信仰和尊严，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进行考证、研究和讨论。 一个宗族（姓氏）的始祖的确立，是很严肃认真的。如，孔姓人选择孔父嘉为得姓祖——孔父是字，嘉是名。以先祖名字为氏。往前，可追溯到微子启。始祖选择孔丘（仲尼），不是选择孔丘的父亲叔梁纥，也不是选择仲尼的哥哥伯尼（孟皮）；有的刘姓选择刘备，萧姓选择萧何，周姓选择周瑜等，并非他们查找不到刘备、萧何、周瑜的父亲和祖父的名字。如周瑜，《三国志》载：“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史记》上记下的就是“刘太公”，太公显然不是名字，而是一个称呼。司马迁和近千万的刘邦的裔孙，也没去编出一个人名来。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一个没有历史记载的祖父来，否认公认的始祖来满足一种好奇心呢？不少族谱正文前面，还刊登了龙勉的画像。 公元2000年，我一发现，便提出了质疑。有人告诉我，说旧谱上有。是哪一支龙氏，哪个地方的龙氏，何时何人编纂的族谱？ 任何观点，必需以事实为依据，一个新观点的提出，更应有严肃的考证和充分的理由，何况，在学说上有“孤证不证”之说。 公元2009年，我找到“东山龙氏大清宣统元年己酉岁 会邑梓士 粟锦麟 徒唐盛才 男粟有馀 （暨）龙辉廷 唐树勋 龙显海 唐明良 林雨苍 唐文明 仝刊”的龙氏《敦厚堂合修宗谱》。此谱，刊有原文，现原文原式样照录： 龍勉 為程邑亭長 公而且直 民無曲者 故一方寧靜 不履公門 人頌之曰德孚於鄉 為龍為光 勉翁先覺 導我愚氓 因命其二子曰 有孚 有光 龍有孚 配田氏 生子曰先仕 龍先仕 京兆人 配唐氏 生一子 曰伯高 时 大漢章帝元和二年乙酉歲秋七月既望 龍詔明紀書 嘉平壬子曾孫龍宣重訂 “龙勉，为程邑亭长。”现有几种新编谱或文稿，将“亭长”改为“学长”。西汉时，十里（路程，示距离）设一亭，十亭为一里（此处之里，行政单位，相当于乡）。亭长，相当于“村长”，掌该亭的治安警卫，多以服兵役满期的人充任。学长：一、学生中主持学习的人。二、对同学的尊称。无论“亭长”还是“学长”，那颂词对“亭长”或“学生”的称赞，都有点过誉。 历史上，有“程”这个地方，作“郢”或“毕程”，周文王曾迁居于此。春秋战国时的“郢”，属楚国（位于现湖北）。历史地理中的“程邑”，位现在的山西省。位咸阳东北的“郢”，秦朝便消失了的。汉惠帝首葬于这块地方，西汉以此为皇室的墓地，在此设安陵县。两汉，称此地为安陵。因西汉元帝以前，每建一个皇帝陵墓，便安置一位皇室成员居于墓侧，后来，置一个县。这个“县”，也只是一个虚衔，这是给守墓的皇室人员一个职称，便于享受俸禄。古时，邑是县的别称，或者指大城。作为墓地，显然不是大城；如果是县的别称，汉朝称安陵县或安陵，不会称“程邑”。 伯高公的居地，《资治通鉴》称“京兆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京兆辖区为现在西安市西北部分。伯高公的曾祖不可能在咸阳东北的皇家墓地当亭长。惠帝的陵墓地，会不会设亭？假设设亭，因为他不是退役的老兵，怎会派他去掌管皇室人员的治安和警卫？如是“学长”，他和居住在安陵的皇室子弟同学那更不可能。皇室子弟，这些皇室官二代怎么会自谦到称自己是“愚氓”？将“亭长”改“学长”，又有何依据？ 龙勉，勉，是名，有孚、有光、先仕是名，伯高是字（其名为述）。中国历史上，两汉、三国、两晋，皆用单名。在汉朝，即使是皇帝，曾有双名的也要改用单名。新朝，“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不能有两个字的名字）。《公羊传》：“二名非礼也。” 名“有光”，不仅双名，特别严重的是犯光武帝讳。汉有帝名刘庄，春秋时的庄子也被改为严子，所有姓庄的人，全改姓严。汉景帝名启，夏代有一帝王也名启，人称夏后启，汉人改夏后启为夏后开。避讳，一直延续到清代。 这段文字后面所署“时 大汉章帝元和二年乙酉岁七月既望 龙昭明记书”，也值得商榷。“章帝”是刘炟死后的谥号，元和二年，刘炟未死，哪来“章帝”谥号？ 龙昭明记书，族谱中，宗人署名，一般不署姓。称先祖以及宗人，皆不称姓。称姓，对人不尊，失礼。昭明，东汉初的人，前面说了，人名只能用一个字。宋元旧谱，昭明，是两个人的名字，长子曰“昭”，次子曰“明”。 再说，龙勉，无论是在正史中或野史中，此谱之外以前的龙氏旧谱以至民间传说中，都找不到记载。此谱，还添加到龙仁夫的“实录”中。仁夫公的“实录”，各地族谱多有转载，唯此谱“实录”有此记载，其余皆无。 希望持“龙勉为伯高公之祖论”者，能否再作考证。 （必须正本清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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