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

"湖广填四川"移民大迁徙的传奇事迹，惊天地、动鬼神。它不仅是一部赞美先世的英雄史诗，更是一部值得传诸后世的生动教材。那里面记述了当年移民们在填川途中所经历的旷世磨难，痛苦遭遇，悲欢离合。如果说在前人与后人、古人与今人、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的对话中，需要有一个中介才能沟通，那么，"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篇章，正好为人们架设了这样一座心灵感应式的精神桥梁。

一、旷世磨难

"上四川"既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移民史诗，又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动人乐章。当数以百万计的南方各省移民，扶老携幼，浩浩荡荡，穿行于入川的道路之上，由此演绎出何等壮观的历史场面，留下若干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雍正皇帝在一次对内阁的谕示中说："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况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数千里，小民离弃乡井，扶老携幼，跋涉山，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类，势必为沟中之瘠矣。"在这里，雍正皇帝担心的是移民们因为盘费不济而沦为"匪类"，危及他的统治根基，这实在是用心良苦。据现有史料表明，在雍正时期，还没有发生过一起移民在途中啸聚谋反的事件，而反倒是如他所说，移民在数千里旅途上，扶老携幼，跋涉山，中途困厄，求救无门，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沟中之瘠"。此处的"瘠"，通"黹"，意指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即成为倒毙在沟壑之中而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

对此，广东龙川县移民的《往人民告帖》也作了如下的证实："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绝，不容我等行走......若阻得紧，我们只得伴命走小路，山高水深，万一不测，跌死下山，淹死下水，亦是我等之命。"

过去，在闽西山区流传这样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过四川。"当年幼的孩子因为贪玩，归家迟了一点，常常会被母亲训斥说："过四川了，瞰(这么)久才归来。"由于从交通落后的闽西山区，徒步跋涉到四川，道路崎岖漫长，旅途艰难险厄，风餐露宿，其苦难当，很少全身而返。因此，"过四川"就成为当地的一句口头禅，比喻做事费时，千难万险，有去无回。

在移民迁过程中，多数人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始终如一，决不放弃迁川目标，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抵达蜀境，并且在四川定居下来。当然，其中也有个别人因为水土不服，或者思念家乡，而半途返回，或者欲归原籍。

例如，原籍广东连平的谢子越，年过五旬，探知四川遭张献忠乱，"土旷人稀"，于是携家眷西迁。其妻凌氏随夫上路，方走数日，因"不服水土"，便携次子、三子中途返回，归居连平故宅，后死葬连平大坝冈。谢子越则坚持既定目标，毅然率长子媳及侄，跋涉来川，最终寓居简州。

原籍广东兴宁县南厢中堡柏树下的刘子进，于雍正丙午(四年，1726年)七月十四日，因羡慕四川富庶，父子母女四人，随同伴多人，仓促来川。行至途中，年方22岁的妻子徐氏，患麻疹身亡，留下一子一女。人皆劝刘子进中途返回，放弃来川，他不忍舍弃，遂将行李担杖，尽交给从弟兄绍唐，分担随行，"背负西行者七日矣"。后来，他们一行"逾越险阻，千辛万苦极矣。兼之银两缺少，来至川东，苦无盘费。同伴有钱者，尽上川西"。刘子进一行人，"无钱乃止于荣昌之烧酒坊场背，共佃园地、草屋同住"。

广东移民廖体用历尽千辛万苦，由湖广辗转四川什邡新市镇落业。后"以祠墓在粤，思携眷东归"。而他在川的儿子们，"以川中财货易殖，不愿还乡"。为了留住老人，他们以行前还须辞别在川族人为由，慢慢拖住他不要马上启程，而背地里却通过其伯父给老人做思想工作，劝他不要回去，并决定把家迁到成都近郊的新都县境内。最后，廖体用终于打消了回广东的念头，一直住在四川，活了83岁。

在迁川途中，移民们中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例如，大足杨氏家族的先祖入川时，分阶段行进，在路上颠沛流离，发生在这个家族中的阴差阳错的故事令人感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杨修富举家由湖南会同迁川。在此之前，他曾经派次子杨再发作为先导，率先一步到四川了解情况，结果经年未归。这年九月，急于上川的杨修富，在没有等到确切消息的情况下，便急匆匆携带长子杨再有一家8口启程上川，希望能够在途中与次子杨再发相遇。不料，行至重庆铜梁和同寺地界，74岁高龄的杨修富病倒了，只得人寺养疾，全家则在寺旁暂居。而这时杨再发正从四赶回来与全家会合，却阴差阳错走迷了路，不知不觉中竟然返回了湖南。后来，他又从湖南折转回四川，一路上打听消息，终于跟踪而至，在铜梁"始得聚会"。

在迁川途中，既有老人需要照顾，又有小孩需要呵护。原籍广东惠州府连平州人巫维舒，在经商贸易至简州多年，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又将八旬祖母冯氏恭迎至蜀，同时"并负祖考及考妣遗骸到简安厝"。此行"计程八千余里"。途中为了照顾好祖母与祖骸，他"每晨夕必向先骸焚香荐食"。"其奉祖母则饮食遂其欲，温情尽其欢，起居先其意"。如此无微不至地侍奉年过80的祖母，放在平常不足为奇，而要在8000里迁徙途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到底，则实在难能可贵。

当然，在迁川途中，家人失散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据记载，当年有一个名叫林愈芳的小孩，"少有器识"。他12岁那年"随父入蜀"。"途间，离伴独前。盗睥睨将劫之"。林愈芳识破盗贼的阴谋，看到后面有人，于是急中生智，假装招呼熟人，大声说道："吾待久矣，行何迟也!"意思说，我等你们这么久了，你们怎么走得如此慢!后来，"盗去"，他才"得脱"，躲过一劫。要不是这个小孩胆识过人，灵敏机智，很可能难逃劫盗的魔爪。

正因为中途失散的实例不在少数，以至今天当我们查阅一些原乡传来的族谱时，往往可以在一些家族支派世系下，发现在不少成员的名讳后面，多注有"上川"、"往川"、"住川"的字样。这些人中，既有经过长途跋涉，成功抵达四川，但因无法联系而失载的；也有在迁川途中死亡、失踪，或者不知下落的，而且大约还不在少数。

在漫漫迁川旅途中，因为种种变故，移民们从一个家庭、家族团队中失散，或者不得不分手的事，时有发生。为了防止失散的亲人在团聚时互不相认的悲剧发生，有的移民家庭在分手时还要留下凭证，以便日后异乡重逢时识别。例如，今成都龙泉驿区黄土镇长伍村的余氏家族，其祖先来自于广东兴宁县，清乾隆年间迁至四川简阳。在他们世代相传'的一首充满神秘色彩的诗歌中，有这样的诗句：

余本元朝宰相家，洪朱造反散天涯。绿林岸上分鸡首，凤凰山前插柳桠。余姓并无三两姓，一家散为百千家。

倘有一家不认祖，勿忘木本水源也。

这首"余姓辨宗"诗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诗句词语各有差别。例如，在一个以余汝彰为人川始祖的、原籍为广东兴宁的移民家族所编写的族谱中，也有这样的诗句：

余本元朝宰相家，红巾赶逐入西涯。泸阳岸上同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余氏原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十人分散归何处，入门云游浪卷沙。据考证，这首"余姓辨宗"诗最早可能产生于元末明初。另外还有相类似的"任姓辨宗"诗，词句大同小异，也产生于元末明初。这些辨宗诗原本与清初的移民运动无涉，但是到了清初大移民时代，散居南方各地的余氏家族也随之卷进浪潮之中。为了避免发生迁徙途中四处失散，各不相认的事情，便在原来流传的诗歌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处理，从而增加进"绿林岸上分鸡首，凤凰山前插柳桠"的内容，以"作为同宗他乡相识的凭证"，并要"子孙世代熟背勿忘"。

这里的"分鸡首"，应该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分家仪式，其象征意义与民间的"砸锅分炊"、将蒸饭的甑子拆散等做法相类，表示一个大家庭同居模式解体，宣告"共爨"体制的结束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其具体做法是，把一个象征完整共餐的整体(如铁锅、甑子等)拆散，按弟兄人数分解为若干份，然后各执其中一份，自奔前程，若日后异乡团聚时，将其合拢，以作为各分支后裔自认本家的凭证。

据今崇州市唐家场镇新场村七组郭长金老人介绍，该村郭氏一族的祖先郭世伟，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清康熙年间弟兄24人结，沿途分散各县落籍。分手时，曾经以砸锅为记。这种习俗，通过一些地名也可见其痕迹。在今成都市清白江区清泉镇原七里大队，有一个小地名叫做"鼎锅梁子"。据记载，说的是清代，有一向姓人家，自河南入川，先定居于此，后族人分居，于此山砸烂鼎锅，各执一块，以示分炊。按：清泉镇是从原太平场发展而来的，而太平场又创建于清康熙中至乾隆初年，那时正值外省移民人川的高峰时期，由此可见"砸锅为记"的现象与当时移民迁移有关。

至于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如何凭砸碎的锅片彼此辨认的问题，在另一个迁川家族的族谱中，有这样生动的记载：

我祖(郑)庄公之后，娶祁氏婆婆生十六子。公公身故，婆婆出于郝氏，又生十六子。公公身故，婆曰：我一身所改两姓，两姓所取，共姓子应先。先夫之子红棋郑，后夫之子黑棋郑，红黑为记。我红棋传三代，弟兄几入分散，干戈发动。弟兄三人将锅分为三块：分锅边者锅边郑，分锅中者锅中郑，我公所分锅底，将锅为记。

这则记载表明，在一个家庭中，弟兄分手时，采取"砸锅分炊"的传统办法，早在郑庄公时代即已有之。其具体识别办法是：根据分得锅体的某个部位碎片，各自独立为同姓下的一个支系，为了互相识别，可以按锅的部位，区分为"锅边某"、"锅中某"、"锅底某"等。笔者怀疑这其实就是在清初这场大规模迁川运动中的产物，而被《郑氏族谱》的整理者附会到其远祖郑庄公时代了。

生老病死，乃人生常事，定居时尚不可免，何况数千里 迢迢之旅途。在恶劣的气候中和崎岖道路上连日行走，身强力壮的移民尚可支撑下去，而一些年老力衰者，经受不住饥饿疲劳的折磨和痛苦，则难免不倒毙在旅途。而一当遇到这样的不幸事件发生，移民们由于不具备停丧祭奠的条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就地掩埋，或者背负亲人的骨灰继续前进。

前文引述彭邦炯的文章提到，原籍湖南永州零陵人彭三遵偕妻高氏举家迁川。行至途中彭三遵不幸染病去世，高氏及子、媳在河边将其火化，收骨灰于瓦罐肩背而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抵达南充县东境万家沟后，始将其骨灰暂寄附近东山金田寺。

广东长乐移民张大梁在行进至贵州野猪冲时，其妻兰氏病亡，就地掩埋于店主空地之上，前已述及。三个月后，当其行进至永川县(今重庆市辖)时，其父汝茂公又不幸病逝，只得"借吴姓隙地掩之"。又如，原籍广东的林培玉，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携弟一家上川，行至湖南衡州，其弟患病，"遂卒于中途"。林培玉就地将其安埋，仍携弟媳、侄子奋然前行，最终在新都县立足。

正因为葬身路途者不乏其人，所以，当其同行者或后裔抵川定居以后，一旦条件允许，他们一般又会重返当年掩埋亲人的地方，把这些中途亡故的先人的骨骸运回四川。

例如，原籍广东龙川的黄氏家族，于康熙末、雍正初迁川，定居于今成都市新都区木兰乡境内。在黄氏历代祖先墓茔中，有黄位伍夫妻墓一座。据传，黄位伍"乃死于上川的途中，就地掩埋"，待其后裔黄开来上川落业后，才派人将其重新"捡金"，迁至四川，并与黄妣合葬的。龙岩州的傅荣沐在迁川途中，父亲死于江西瑞金，母亲死于湖南湘潭。在草草掩埋多年后，傅荣沐又分别派人将他们的灵柩运来四川安葬。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其中还有三起比较动人的故事：

一起是两兄弟争相掩埋先父遗骸的故事。据传，在今成都市三圣乡的张氏家族，其入川始祖张子仁在迁川的半途上死去，就地掩埋。他的两个儿子入川后，一个住在龙泉驿，一个住在万福村。数年后，两个儿子都要争相"捡金骨"埋葬。结果，一个先去，把父亲的身子骨骸埋在了龙泉山顶上；另一个儿子迟到了一步，只取得头骨。"在回家途中过河时，船烂了个洞，就用烂棉絮堵住，一直护送回家，埋在现在万福村6队的混堰塘旁。"

另一起是后裔不惜"发冢刺血验骨"找祖骸的故事。说的是广东平远人刘忠文，因其父来川贸易，死于湖南常德途中，为旅途同伴所掩埋。其时刘忠文才10岁，听到这一消息，惨恸不绝。后来，他在四川中江谋生，"力佣十余年"，积攒了一些钱财，便到常德去寻找父亲的尸骨。由于年代太久，无法辨别，找不到父亲骨骸的他，于是大声痛哭起来。适遇当地的一个童子指引说："尝闻诸祖，先年有粤客死葬此，乃无主孤坟。"于是，刘忠文不惜通过"发冢刺血验骨"的方法，终于找到其父的尸骨，并把它背负到中江安葬，后移葬于彭县。

再一起是刮苔剔藓找祖墓的故事。说的是江西泰和籍人罗京祥，经商川黔，其子罗言铭"入川寻访"，遂家于简阳县。后罗京祥客死于黔，罗言铭虽然在其地厝葬，并立碑为志，但是，因为缺乏祭扫，始终是一个遗憾。其后裔罗宾椿"长念先墓久荒"，"不畏远道，只身人黔。遍觅旬日，于白杨荒草中，剜苔剔藓"，找到祖墓，然后，"礼祭而返"。他的孝行，因此而被列入县志。

一、卓然超群

在"湖广填四川"浩浩荡荡的移民大潮中，有一支格外引人注目的人流，这就是由妇女组成的特殊队伍。移民妇女的作用贯穿于从原乡始发到途中迁徙再到四川定居的全过程，她们卓然超群的表现与精神，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值得后世充分肯定和赞誉。纵观迁川妇女的表现与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迁川之前，发挥家庭主妇作用，积极支持家庭成员向外迁移。

原籍广东长乐县的钟母杨氏，在丈夫去世后，独撑家务。在家庭人口日渐增多，"家计日渐萧条"，"殊难俯畜"的情况下，她断然决定，将家庭成员分阶段向外迁移。但是，"连命三次上川"，都不足以打动长子钟宏予。钟宏予"哭泣不忍别，未行"。她暗自思量，可能是平日里"长子素有孝心，惯听母言，随命随作。今不如命，谅是我说顾他儿子，他便不往"，如此，只要"还须说要顾我，他便会行"。于是，她决计巧言说,子心甘情愿前行。有一天，她对钟宏予说："母命你上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王舟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如何为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至此，钟宏予终于决心迁。"届期拜别祖宗慈母，及三弟族众等，始行"。

原籍广东兴宁的刘母彭氏，"因家计窘迫"，在已经派遣一个儿子上之后，决定再把年仅14岁的次子刘秀标也送去四川，自谋生路。她说："吾土田所产，举家难赖。汝次兄已往省，汝亦可自出营生。"刘秀标不忍离去，彭氏断然表示：这是"母命"，决不可违!刘秀标见母意坚决，不可违背，于是"不得已，辞亲入川"。

巫维舒，原籍广东惠州府连平州人。祖仁福，祖母冯氏。"时，粤省岁大饥。薪桂谷玉，待哺殊难"。巫维舒"意欲远迁"。但是，考虑到"祖母、双亲在"，未敢行。后来，双亲去世后，祖母冯氏"窥其意"，对他说："吾之奉养，有汝叔在。汝有远志，可速行!"在祖母的支持下，巫维舒于是同其大叔"贸易至简西高明场置业兴家"。

上述实例中的钟母杨氏、刘母彭氏、巫母冯氏，识大体、顾大局，在原乡生存空问日窄，收成不足，遭遇天灾，全家难以维持生计的紧急关头，毅然决定派遣、说服、动员家庭成员上川开拓新的出路，顺应了当时人心思迁的时代潮流，表现出超常的远见与卓识，不愧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佼佼者。

其二是，在丧夫的情况下，亲率子孙向匹迁移。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一些高龄妇女中。由她们亲率儿孙人的实例散见于各地，下表是仅见于有关论著中的客家妇女亲率子孙迁川的实例：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17例中，除第5例张氏谢妣是在人川 3年后，其夫在原籍过世的外，其余都是在原籍均已丧夫的情况下，独立卓行，毅然决然带领儿孙上路的。她们以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威信、经验与影响，发挥着迁徙组织者的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了大移民运动中的领头人。

通过上表可加，由高龄妇女充当迁川领头人的现象，分布于四川各县，相当普遍。再从1个县来观察，妇女率众迁川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在一本名为《笑问客从何处来--客家新大陆仪陇探源》的书中，作者从仪陇众多的客家姓氏中，列举了现居该县的12个客家大姓：朱、郑、杨、张、梁、彭、许、黄、丁、潘、吕、莫的源流，其中有3个姓氏家族就是由女性带队迁徙入川的，共占总数的25％，也就是说，在所列举的迁川家族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由女性充当领队的。具体情形如下：

丁氏家族：清康熙十年，丁姓第九代祖母刘氏率4子尚德、尚会、尚智、尚文，从广东乳源县移居四川合县。吕氏家族：康熙二十一年，人川始祖吕观珠之妻肖氏太婆，率子上智、上义、上奇等，从广东乳源县赵家湾灯盏窝移居四川合川县。

许氏家族：康熙五十一年，许氏祖徐廷翔遗孀陈氏老祖母，率领其子开先、开仕和孙子景渊、景增，从广东乳源县通济桥移居四川仪陇周家河大桐包。

对于在大移民中担当组织重任，表现出类拔萃的女性，理当浓墨重彩地加以大书特书，但是，过去由于受"男尊女卑"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以至她们的许多动人事迹都被湮没了。今天，我们仅能从地方文献搜集点滴资料，补充一些生动的实例，以见妇女在移民史上地位与作用之一斑。

有一个名叫钟黄氏的妇女，原籍广东长乐。丈夫钟傲沛卒于某州任内，维持家庭的重任全由她一人支撑。当时，钟家是一个6世同堂的大家族，"一家八十余人"，均由她主持。钟黄氏精明能干，表现了较高的指挥能力，县志上称赞她"敏于治内"。康熙庚子岁(五十九年，1720年)，大旱。"长乐草根木叶，人食几尽"。有人劝她"迁入四川"。她以"老姑病瘫"需要服侍为由加以拒绝。后来，一直等到病姑去世，黄氏为之治丧服阙，把后事料理完毕后，这才"率子孙自粤来川"。在迁川路上，她每晚为全家人安顿好住宿，之后"必令孙辈读书，子妇绩麻"。在从粤东至简阳的"八千余里"程途中，钟家后裔天天读书不止，夜夜绩麻不息。抵达简阳时，已绩麻"四十斤"。黄氏60岁时，长乐贡生钟腾万寄诗祝贺，其中有句云："驿路慈云霭，高堂爱日鲜。仪发明三族，慈严任一肩。"黄氏可谓当之无愧。她去世时，享寿88岁，有子9人、孙31人、曾孙191人。

在简阳县东禾丰场清水湾后，有周宗升妻肖氏墓。王楷撰写的墓志铭说：周母肖氏是"周氏入川始妣"，生于康熙三十五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享寿84。世居湖南宝庆府邵阳县大东路三溪石碑老屋场。德配周宗升，生三子。雍正间，周宗升中年疾卒，三子中长者方弱冠，幼者尚在襁褓中。岁荒家贫，生活维艰。周肖氏深有所感，慨然说道："韩信以丈夫不能自食，况女子乎!"于是，奋然自起，"乃为远徙计"。她率3个儿子西行，跋涉数千里，佃居金堂县属之长鱼沟。每天带头早起晚歇，"先鸡鸣而兴，后斗转而息"。人蜀之初，家无余资。到了肖氏暮年，则储资数千贯，叠创业于县东禾丰场所属清水湾等处，约有田300余亩，县志称赞说，这些家产，"皆孺人所积也"。

重庆市江津德感镇有一座陈氏五桂祠，原来是为纪念从福建武平迁川而来的陈氏家族修建的。该陈氏家族的迁川始祖，就是82岁高龄的陈氏邱老夫人。邱氏系福建武平人陈军礼的妻子，生有5个儿子。丈夫去世后，邱氏独撑家务。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邱氏听说蜀中连年战乱，"土广人稀，家业易就"，便遣二子上瑛、三子上琳来川，兄弟俩居于江津德感里上坝。数年后，"家业小康"。这时年逾82岁的邱老夫人，又亲率余下的两个儿子及长孙，举家迁蜀，只留下四子在武平守祖茔。由于这支陈氏共有5房人，所以修建的祠堂便命名为"五桂祠"。现在该祠堂为德感镇小学校舍。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时年82岁仍率家人人川的邱老夫人，不仅在妇女中，就是在整个移民浪潮中，也算得上是年龄最长的指挥者和领队人。

民国10年(1921年)，资阳县有一个名叫文华椿的72岁的县参议员，撰写了一篇题为"文氏始祖家传述略"的碑文，充满深情地记录了入川始祖文李氏在迁川过程中的事迹，为我们保留了一篇难能可贵的移民史料。

该家传记载，文母李祖妣，是文正章的妻子，原本楚人，世居广西桂林，耕读传家。文正章不幸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没于楚，仍葬全州，寿六十有二"。传记记述了文正章死后，文母李夫人率领全家数人迁川的经过，其中，对迁徙途中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

祖妣李，见乱离之后，苌楚兴嗟，仳离条啸，思迁乐地。因闻益州天府，"献逆"既定，民无孑遗。诏书远播，募民迁徙。母子数人，告别九凝，浮渡三湘。既历浔阳，复经汉口。母则负杖携筇而行，子则担簦曳履而从。风潇雨晦，人叹骊呕。夜静更残，秋闻鹤泪。曾日月之几何，而夏口武昌不可复识。沿江直指，上达夔巫。江走黄牛之峡，灏喷黑龙之浪。跋涉危险，备历艰辛。

这里提到李氏率领6个儿子，取水道由楚入蜀，沿途经过了九江、汉口、武昌、夔门、巫峡，艰险备历。在漫漫千里旅途之上，李氏勇往直前，扶着竹杖在前面开路，6个儿子挑着担子，紧随其后，为了赶路，沿途不知爬了多少坡，过了多少坎，穿烂了多少双鞋!情节真实，感人至深。

文中对她人蜀后训诫儿子如何创业守成作了这样的记述：

求得乐邑陈姓之业，佃耕三载。编篱插棘，塞瑾筑墉，犁雨锄云，瞻杏望蒲。诫其子永诚、永试、永谦、永论、永让、永记曰：万里离乡，创立门户，当整顿精神，独立意志。勤以致富，俭以聚财。胝足胼手，勿痛夏畦，祝蹄操豚，总期瓯宴。

文中提到"万里离乡，创立门户，当整顿精神，独立意志。勤以致富，俭以聚财"，这些诫语，极具针对性，实属治家名言。它出自于一个有过迁川创业经历的妇女之口，更加难能可贵。

李氏于康熙四十五年去世(1706年)，享寿六十。由此推算，她率子人川的时间，当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时年57岁。由于千里跋涉，劳累过度，在川耕居3年而故。李氏去世后，文氏兄弟各自立业，恪守母亲生前教诲，"勤以致富，俭以聚财"，终于在资阳县东枕头寺下邵家沟定居置业"二万余亩"，发展为"富甲一乡"的大家族，"可谓盛矣!"

文氏后人不忘李氏祖妣迁川创业之功，于光绪年间为之迁葬建祠，"岂徒以壮观瞻，骇耳目哉!盖叙天伦，讲揖让，为儿孙观礼耳!"据介绍，迄今李氏墓仍保存在资阳邵家沟马鞍山(今属资阳回龙乡江诗村)，数千文氏后裔集中居住在回龙乡，每年清明仍不忘祭扫云。

其三是，追随移民大潮，协助丈夫完成迁川大业。

在四川，许多移民后裔编纂的族谱，在记述当年先祖人川过程时，最常用的一个词语就是："携眷迁川"或者"偕妣上川"。虽然这些随同上路的女性，默默无闻，可她们非但没有成为迁徙的包袱和累赘，恰恰相反，她们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迁移途中相夫教子、生儿育女，最终偕夫携子抵达目的地。

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来自江西的傅氏林孺人。据《傅氏族谱》记载，傅荣沐"因谋迁蜀"，考虑到高祖母林孺人年事已高，准备把她留下来守家，"计不与偕祖母林孺人"。孰料林孺人知道后，决然说道："株守岂男儿事哉!察汝子皆足佐汝起家，早决计，余惟汝是从。"乃于雍正七年(1729年)由福建前往四川。这种不愿株守桑梓，誓同男子一道外出创业的气概，正是那个大移民时代里巾帼不让须眉精神的体现。

又如，据《廖氏族谱·高祖妣薛宜人传》记载，广东兴宁人薛氏，是廖体用的妻子，生有四男三女。"自(康熙)丙午偕高祖携三子来川，蒙犯霜露，不惮艰险，夫妻辛苦，垫隘疲劳至矣!然屡经空乏，卒无怨言。"结合廖体用迁川事迹可以知道，廖体用入川在雍正四年丙午春。为了与先期至川的长子相会合，全家决定跟随来川。当时，廖体用已56岁，薛氏43岁，3个儿子分别为16、11和5岁。他们出门时仅"携钱四百，濡滞辗转"，到年底才抵达湖广。至荆门，即写信给长子，这才将全家迎至四。在这一过程中，夫妻辛苦备尝，其艰险曲折难以尽表。而薛氏居然在"屡经空乏"的情况下，始终做到"卒无怨言"，其精神之高尚由此可见一斑。

在由粤迁川的李氏家族中，有一位协助丈夫完成迁移大业，堪称贤内助的刘夫人，她品德高尚，精神可嘉，赢得了同族后裔的称赞。在《李氏族谱》中，保存了一篇《春分祭刘祖妣祝文》，该文声情并茂地咏颂了这位客家妇女的美德：自古大姒徽音，孟母遗范，固所称为女中君子，女中尧舜者也，岂有可以娩美者哉!然窃思我高祖母刘老太君，庭生巨族，幼年于归，处于东粤，迁于西蜀。徒步入川，不辞艰难险阻之苦；道路云远，历尽登山涉水之劳。出幽谷而迁乔木，辞故土而适乐郊。高祖有所欲为，高祖母莫不赞襄成之，因夙称为内助者也。迄后得业居住，迁葬上三代之金骸，置田产，立祖祠。俭以持家，宽以御众。高祖治外，高祖母治内。后嗣孙等皆所以享高祖母之福也。兹者节届春分，备牲醴，设粢盛，敢云享祀，不忒不过，曰聊报祖宗恩德于万一也。倘使克昌厥后，旌立华表，绵血食于千秋因所应尔。高祖母有知，来格来歆。谨此昭告。

文中使用一般祭祀用的文体，讴歌李母刘老夫人在这场移民运动中的表现：(1)"高祖有所欲为，高祖母莫不赞襄成之，因夙称为内助者也。"是难得的贤内助，迁川决策中的支持者。(2)"徒步入川，不辞艰难险阻之苦；道路云远，历尽登山涉水之劳。"迁川途中一往无前，不甘落后，是移民运动中不畏劳苦的人。(3)入川居住之后，"俭以持家，宽以御众。高祖治外，高祖母治内。"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善处内外关系，是深谙治家之道的一把好手。(4)"后嗣孙等皆所以享高祖母之福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能够得到后嗣孙等的交口称颂，她不愧是有功于家业、有功于后世的艰苦创业者。

应该承认，在迁川途中，妇女所承受的痛苦与磨难远比男子多。由于清初移民多是携家带口，全家同行，在迁川途中，妇女临产、新生婴儿出世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钟宏予，在暂居湖南浏阳，靠卖柴筹集盘费时，他的幼子殡诞生了，这一切发生在杨四舅的空屋之中。据达县《夏氏族谱》记载，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月，时年38岁的湖南东安县流洪司人夏日昭，携妻陈氏及两个儿子上川，在入川途中的船上，生下一子景昌。路途中临产即使在现代也多所不便，更何况在迁川的长途跋涉之中，其艰窘之状可想而知。该夏氏入川后，落业于绥定府明月乡亭子堡六保一甲(今达州市达县亭子镇天安村一组)。原籍广东永安县乌石约大陂甲龙树堂里的罗玉钦，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与长子起麟及妻白氏同行。入川时，"路经数月，历经风霜"，其所受的酸苦难言。就在路过资州，即将翻越龙泉山，距离目的地仅有4天路程的时候，白氏就要临产了。当时，"寸步难行"，只好留在当地暂住，"此辛苦往川者莫不皆然"。据调查，罗氏落业简州后，白氏独立支撑该家族创业发达，成为当地极受尊敬的人物。她去世后，墓道两边立有石人石马，显极一时。至今白氏祖婆的墓地仍在龙泉驿区金龙镇石碾村境内，前些年险遭盗墓。

三、空谷绝响当一场惊心动魄的移民运动成为历史陈迹之后，几百年来，先辈们在"湖广填"中的迁徙经历，不但没有为历史的风雨所冲淡，反而给后世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永远的话题。

现当代一些四籍著名作家，最有条件利用他们在文学上的优势地位，向外界讲述自己家乡发生于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感人故事。他们大多是移民的后裔，其中，又以清代以来的移民后裔为主。例如，郭沫若祖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巴金祖籍是浙江嘉兴，他的高祖父李介庵经山西马氏保荐，捐官入，至巴金已是第5代移民；李劫人祖籍湖北黄陂县，明末清初战乱后，其先祖逃荒至；沙汀祖籍湖北黄冈县，也是明末清初战乱后，其太祖杨启梁携家迁入四的；何其芳的祖籍是湖北麻城孝感乡；艾芜原名汤道耕，入始祖汤万景，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高县人，祖籍湖南安仁县。由于他们从小便从各自的家族中接受了难忘的"移民史"的教育，在移民社会的浸泡中长大，因而自觉认同于"移民"角色，养成了一种以"移民眼光"来观察一切的习惯。所以，在他们的身上，几乎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当这批移民后裔初登文坛，下笔属文时，他们大都依然保存着"移民眼光"，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有关先辈们在"湖广填四川"迁移中的生动印记。

例如，郭沫若在1939年著的《德音录》中写道："吾家原籍福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郭的祖父)，族已昌大。"据调查，郭沫若祖先原居于宁化县龙上里七都。在《我的童年》一文中，郭沫若还说："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袋上川的"。他的族弟郭开宇也回忆说："我的曾祖父郭贤惠讲，先辈由福建来四川，开始是做苎麻生意。从福建宁化采集野生苎麻，跟着入川的马帮，到了现在的牛华镇。牛华是盐井林立，盛产食盐的地方。苎麻用于盐业生产中缠扎卤水筒。后来也运麻布来卖。赚了钱，自己也办起了马帮，沿途开设了13个驿站。从宁化经江西、湖南到四川，终点站就在牛华镇的篾货市，那里是郭家最早的坐房。"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时说："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份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人JII(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人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艾芜于1948年在重庆凭记忆撰写的自传性小说《我的幼年时代》，用十分细腻的笔墨描写其祖先上川的经历，读来十分感人：

(汤姓)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孝感乡的。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便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族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路程自然是经过襄汉流域，沿着大江，穿过三峡，再到成都；一路上听过巫峡的猿啼，淋过巴山的夜雨，迷过嘉陵江的大雾，跋涉在岷沱流域，破庙的屋檐下躲过许多风霜，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成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从这个盐蛋的传说可以看出这家姓汤的 移民，路上是遭着怎样的艰辛和痛苦。

李劫人念念不忘"自我八世祖人川定居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所以，他后来所拥有的那间"菱窠"，在李氏家族历史上可算得上是破天荒的了!

五四时期以写新诗著名的诗人康白情，是匹安岳县来凤乡人，他在回忆家乡的旧闻时说："我的祖辈就是清初被强制移民，日'湖广填四川'的，据我童年时代在县城高小的调查，全县纵横各乡200里的幅员内，约共30万人口中，只有一支李姓的大地主是明朝留下来的土著移民呢!"

阳翰笙也把他在家乡高县罗场听来的关于清初移民"捆绑入川"的故事搬进了《出川之前》一文之中："相传这些移民的祖先都不愿来四川，千里迢迢，是清政府用绳子捆来的。证据之一就是，凡移民，手腕上还有绳子捆的印痕。"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于1991年74岁时出版《韩素音自传》(5卷本)，在其第3部《残树》中，对其先祖迁川的经历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的祖先姓周，原籍广东省梅县(按：应为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今广东梅州五华市)，全县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这里一向是个穷地方......大概在1682年到1710年之间迁移到四川。我家宗谱上说，我家祖辈中第一个在四川落户的是个货郎，但没有说他是怎样长途跋涉去的。他是不是一根扁担挑上两头的篮子，一走一晃就去了四川呢?他那篮子里有的是什么货?是南货?是甜食点心?还是能卖大价钱的木雕艺术品?祖坟上的碑文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这位祖先是个货郎，而且穷得叮当响。 

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本16世纪客家情歌集。其中一首歌词大意如下：

心上人啊，就要分手，去啊，去四川!在盐角他登上了盐船上吉安。

我宁愿抛弃金银财宝千千万，怎舍得与我的好哥哥两分开?我们家第一个到四川落户的那位货郎--周茂发，

改行种了庄稼。先是当雇农，后来成了小佃户。那是在成都以西的郫县。

这首客家情歌，由于韩素音是以英文引录的，然后再由英文翻译为中文，已经失去了原作的味道。笔者无缘去北京图书馆核对原文，但在乾隆四川隆昌《李氏族谱》上，却找到了这首歌的原文：

情郎一心上四川，坐上盐船去建安。

宁舍金银千千万，怎舍情郎离开我(侄)。 

据首先公布这首情歌的作者张仲荧解释，"清初至乾隆后期，湖广及广东等省之民仍不断入川定居，由此引发许多家庭、亲属、情人之悲欢离合。这种内容反映在早期麻布神歌之中"。

这里所谓"麻布神歌"，是指外省移民为克服麻布编织中的单调与疲劳，'配合织机节奏唱歌以提神，而在荣昌、隆昌及其附近地区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劳动歌谣。

这首抒发离别情的情歌，被广东移民带进该地区，不仅在劳作时传唱，而且还被李氏族人收录、保存在族谱之中，实属难得。不过传唱中也因发音的差异而使地名出现差错。根据韩素音的引文可知，原文本是指从广东出发，搭乘过路的盐船到吉安府，然后来到四川。这条路线，在前文所考证的广东移民曾氏入川途程中得到印证，应该是可靠的。结果在四川的族谱上，却成了乘船到建安(今四川西昌)，不仅与入川路线不合，而且与情理和地理方位相违背。的艰辛历程者。除前文引述的"一两盐、半袋干粮、半袋糠"的诗句外，还有广东长乐移民张大梁，于迁川途中，相继在贵州野猪冲丧妻、永川县丧父，就地掩埋的事迹。后世子孙为了寄托对先辈的哀思，缅怀他们的迁川业绩，在族谱中特别题诗加以赞颂。收录在民国《张氏族谱》首卷的《肯堂公赞咏》一共有不同时代后裔所撰的诗作8首，今选录4首如下：

跋涉关河路几千，长辞东粤入西川。沿途菽水双亲老，旅况萧条二弟联。十载得安堂肯地，三迁始置子孙田。艰难阅历贻谋远，百代馨香荐几筵。辞粤入川万里程，年将半百附迁莺。春残黔省萱花老，路历江州椿树倾。偕弟三迁心力瘁，买田八载智谋深。寿增花甲多遗训，德及儿孙读与耕。溯来长乐是源流，千里携家到益州。喜挹椿光辉旅馆，悲深萱草谢荒丘。隆昌耕稼难如愿，简邑侨居始有秋。创业鸡山田百亩，于今永远绍箕裘。世居粤地倏遭荒，因向春风促远装。四十六岁肩重任，六千余里步他乡。萱椿继谢挥双泪，棠棣连阴共一堂。

诗中所称的"旅馆"，即人川途中寓居贵州野猪冲的小店。"椿光"寓指张大梁妻兰氏，"萱草"寓指张父汝茂，二人分别死于迁川途中"黔省"和"江州" (即重庆永)。"鸡山"，即张氏人川定居之地，今石板滩镇鸡公山。

又如，民国威远《崔氏族谱》上也有反映先辈迁徙历程的诗歌：

别井离乡去闽东，过都越国似征鸿。携家至蜀慈心显，运骨来川孝道隆。避地匆匆思乐土，开疆砣石乞立奇功。光潜裕后贻谋远，世世孙曾彼德浓。在四川民间，还有将迁徙经历编成唱词来传唱的。如三台县文化馆赵长松先生在该县中太区采风时，便搜集到杨秀绨大娘的一首民间唱词，词中这样唱道：

光绪头年遭天旱，光绪二年雨绵绵，光绪三年遭水患，湖南湖北被水淹。水打麻城孝感县，一连淹死几县官。可怜百姓搬家园，唯言四川好得点：又出米来又出盐。湖南到．川路途远，二十四道脚不干......

唱词中的年代可能传唱有误，因为在清代，大量湖广移民迁川的年代不是在光绪年间，而是在康、雍、乾之世。如果将这首唱词中的"光绪"改作"雍正"或"乾隆"，就与史实相符了。

除了诗歌等文艺形式外，通过祠堂、会馆楹联，历数始祖迁川艰辛历程，也是向同宗后裔进行家族传统教育的常见形式之一。

在宗祠楹联中，把祖先迁川历程刻画得淋漓尽致的联文，比比皆是。这里仅引述简阳钟氏后裔为其先祖祠堂所撰写的两副联文。据《钟氏族谱》续卷2《增补公妣迁墓兴修两庑暨经营一切记略》一文载，完工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宏予公祠堂，新置有楹联数副。其中两联云：

入蜀费艰辛，过浏阳负荷樵薪，抵赖简胼胝陇亩，薄有资斧，辄念倚门倚庐，计当年回环几经，已是乌哺三返，恁般穷饿体肤，犹不惮万里征程，愿云仍细细留心想去；

此公真孝子，慰慈亲莫抛予季，怜弱弟允为难兄，全无町畦，确系如手如足，虑后日成亏靡定，遗命香火一龛，像这死生骨肉，永可作千秋家范，望似续辈辈照样学来。

入蜀费艰辛，怅万里风雨河山，险历征程六度；葺祠涓吉戊，看两厢衣冠俎豆，总期血食千秋。联文是后代为追思迁川始祖功德，根据其入蜀过程中的经历而创作的，意图在于树立"千秋家范"，以收"辈辈照样学来"之功效。其追荐先世、启迪后人的作用是十分明确的。

四、薪火相传

移民迁徙之所以会成为一代代四川人经久不息、长盛不衰的话题，除了移民运动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足以让后代人永远关注外，还有一个内在因素值得探讨，即亲身经历过大移民的人们，均认为迁川经历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凝聚在其中的艰苦创业精神，值得薪火相传。为了后代子孙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他们在家族中时刻不忘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移民史"的教育。

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一开篇就详细地描写了他们如何祭祀"上川来的那些祖先"，还讲到上文所引述过的，他们的祖先是如何"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族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路程自然是经过襄汉流域，沿着大江，穿过三峡，再到成都"的迁移过程，以及如何带着"这么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的艰辛与痛苦。以上这些关于祖先人川的传说，一直流传在家族之中。他们是怎么传给后世的呢?艾芜说，就是在每年清明节在祖先坟前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为上坟的子孙常常讲起"的。

利用在祖先坟前举行祭祀活动的机会，对后代儿孙进行"移民史"的教育，是使家族的凝聚力得以增强、艰苦创业的精神得以代代传承的重要途径。由于祭祀活动在祖先坟前举行，有的还要将终年收藏、一般不展示的祖先画像挂出来，在隆重的祭祀过程中，再由族中具有权威的老人进行现场讲述，因此，这种教育具有生动直观的形式。加之，祭祀完毕还要举行会餐，宗族成员之间可以互相交流。所以，这种形式对于后代子孙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影响。艾芜之所以能在《我的幼年时代》一文中，以如此细腻的笔触记下入川祖先和家族中那么多生动的往事，显然与他从小参加上坟，经常听家族长辈为其"讲起"，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这样一种宗族性质的"移民史"教育活动，仍然在民间随处可见。以下就是笔者应邀参加、由谢桃坊先生以实录形式记载的一起范氏家族祭祖活动的全过程：

近年东山(指成都附近的东山客家地区)较为普遍地于清明前举行墓祭活动。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于2000年3月8日，即夏历二月初二日，为了解东山客家民俗，参加了范氏的墓祭......墓祭之日，上午11点半钟，活动开始。(入川二世祖)范璧夫妇画像高高悬挂于墓上，老少男女三百余人站立墓前。石供桌上摆着雄鸡刀头、酒尊水果、香烛纸钱。珍字辈老人范学中主祭，另有助祭一名。主祭用四川话宣布祭祖：祭祀孙就位，陪祭孙就位；序立，排班；恭诣对扬公(范璧)墓前鞠躬，叩首，执事者传香......酌爵......献财宝金银(纸钱等)......献果品糕点......凡仪俱献，俯伏读祝(念祭文)，读毕，化财焚祝章；酌佑食酒......再酌再献，以妥以佑；鸣鞭炮一万响；(鸣炮毕)起，辞神鞠躬；七叩首，八叩首，九叩首，礼毕平身。祭扫活动结束，时已中午，院内摆满席桌，共三十桌。每桌菜肴十余种，土碗斟酒，轮流饮用。像范氏这样的祭礼活动，东山现在已经是较为普遍的了。 (见下图)

除了利用祭祖活动进行家族"移民史"教育这一有效形式外，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通过编纂族谱，把先辈迁川经历的珍贵资料记录下来。如果说祭祖活动是言传身教的话，那么，载之于谱则是存之以史，以作后世永久传承的依据和借鉴。

现居重庆市荣昌县的廖氏，其入川始祖名叫廖奕珍，原籍广东兴宁县人。其入川经历曲折艰苦，颇富传奇色彩。雍正四年(1726年)，廖奕珍携带妻子彭氏和3个儿子：16岁的文才、12岁的文达、8岁的文显，入川上路。当他们行至湖广(吕)陵县时，廖奕珍"欲歇宿于此"。一家人为此发生分歧，他的妻子彭氏与大儿子廖文才商议后认为："此地荒芜，人烟稀少，非驻足之所。"而廖奕珍则坚持留下，并到当地找亲戚去了。全家人久等廖奕珍不归，在他"探亲未回"之际，就"负担往前而行"。廖奕珍回来后，"见家室既去，亦随后而来"，一直追了"约有五里之程"，方才追到家人的队伍。廖奕珍与家人会合后，哭泣不已，说道："你等只说上川山遥水阻，祖父母坟茔谁顾也?"他的大儿子廖文才也哭着安慰说："父亲休忧，儿至川稍得过日，即回粤将祖妣二金迁移至川，寻地安葬，免得父亲挂念。"廖奕珍这才"收泪，亦随而来至川"。后来，全家人在荣昌县歇脚时，"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 、

痦，固所难言"。待到在"川日复一日，不竟一十余载"，廖奕珍早已过世，为了兑现在沅陵许下的誓言，廖文才在"家须未有余钱"的情况下，于是"借银十两"，命其弟专程回粤将祖妣二人的金骸运至落业地安葬。

这段经历是如此的艰辛曲折，让人感动!后来，在撰修族谱之时，入川时年仅12岁的廖文达，作为迁徙历程的见证人，为了让后代牢记前辈创业的艰辛，把这一经历亲口告诉了他的儿子、族谱的执笔人。于是，今天我们在这部《廖氏族谱》上，多次见到作者使用"闻父达公云"的语气，把迁徙历程中的曲折经历记了下来。族谱中有一段话交代了他这样做的目的与动机，就是"为子孙计"：

噫!后人承祖父之业，坐享余泽，宜念祖公祖妣自粤来川，千山万水，受尽了许多艰难苦楚，莫非为子孙计。为子孙当念前人艰难，岂可顷刻忘之矣!

在他看来，前人之所以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四川，莫不是为后代子孙着想。那么，后代子孙承继祖业，就应当牢记前人的艰难，岂可顷刻之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呢!这段话被写在了族谱上，又通过后人一代代传抄下来，笔墨间流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难以割舍的移民艰苦创业情结。

与荣昌县的廖氏族人的情形相类似，现居简阳市石桥镇的钟氏，其先祖不仅同样具有主动存史的意识，坚持不懈地"存我人川创始之迹"，而且，还把搜集整理的口述史料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范本。该支钟氏的入川始祖叫钟成上(字宏予)，有关他的迁川经历及事迹，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片段地作过引述。民国《简阳县志·士女篇·孝友传》将他列为清代该县"孝友"人士之首，可见其地位之显著。该传依据光绪《钟氏族谱》及实地采访所得，对其生平事迹作了如下介绍：钟成上字宏予，简东踏水桥人，原籍广东长乐。兄弟四人，分炊已久。康熙庚子(五十九年，1720年)，粤旱。成上奉母命迁蜀，留四子珊在粤侍养。至浏阳采樵三年，薄有资斧。回粤省亲，旋由湘至蜀简东寨子山。懋迁树艺，渐有蓄积。雍正丙午(四年，1727年)粤饥，成上持金归省。其母谓之日：汝弟明上，丁繁室磐，恐作饿殍。成上告母，愿即引弟至简，合爨同耕，所置产业，令六子与弟平分，其母欢悦不已。迨乾隆三年(1738年)，成上突然心惊，兼程而归。母已先一日殁。丧葬既毕，庐墓四十九日，始携珊来简。先后置业约千余亩。长子堤，年十五随父迁居，苦力经营，及析、居时，克顺父意，昆季六人与叔七分之。季子殡举茂才，成上犹及目睹。卒年八十有一。至今子孙繁衍，所立祠堂因名曰"孝友祠"。(参见《钟氏族谱》及采访册)。

作为迁川始祖的钟宏予，到了晚年，在思想上产生了主动"存我入川创始之迹"的冲动。这是由于该支钟氏自迁居简州以来，至乾隆中期，通过"三次买业"，"在蜀颇获资本"，已经繁衍为拥有六房的"巨族"。在丁口日增、"各置有业、各修有屋"的情况下，如何守业"勿失"，成为衣钵能否传承下去的第一要务。为了"追宗荐祖"，在计划修建祠堂这一物质载体的同时，迫切需要通过精神产品--口述历史，把自己的迁川创业历程记载下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个家族在钟宏予的带动下，曾先后三次开展过口述家史的活动，其具体经过如下：

第一次发生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腊月十六日。这一天是钟宏予80岁生日，他"爰以己意"，亲自作了口述，命其外孙、金堂县庠生陈钟"书于中堂"，并交代"付与子孙，世世存留勿失"。这次口述，以遗嘱的形式，概述了他迁川创业的始末(详下)，以及教育后代儿孙如何孝顺勤俭、"敦宗睦族"的道理。例如，他在这次口述中说："我赤手来川，苦挣苦积，才买有这点田土。就是有了这点田土后，依然操作如初。其家常日用亦不过疏食、布衣、土屋而已。你们千万不要忘了。"最后，他还要求："你们定当将我这书卷好好收藏，世世流传。到每年祭我时，择一声音响亮的子弟，明声朗诵，逐一讲解。庶使人人知所警觉，切不可忘了。若家抄一册，贴在中堂，时时触目惊心更好。"

第二次发生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腊月十四日，即钟宏予81岁生日前夕。这一天，他见前来为他祝寿的宾客陆续临门，极为欢喜。于是，"命人备香水，沐浴其身，更换寿衣、寿冠"。然后，"坐在堂中，言论不休"，开始了又一次口iS_历史的活动。这一次，他"且言光上弟待我以心性，伊人川在简西陶家沟发迹"。"又言明上弟，因余二次回粤省母，以解母忧，引伊入川，亦占田土，共得一百三十余亩，可对我母。"当他"言至戌时，话不根舌，霎时西归"。这次口述，如果从午时算起，到戌时为止，整整讲了4个时辰，约8个小时，最后在口述现场离开人世。可惜这次口述事前没有安排笔录，以至今天我们仅从其后裔的追述中略窥端倪，更详尽的内容已不可得知。

第三次口述发生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钟氏族谱》问世不久。这是"简州河东钟氏宏予公派"的首次修谱活动，仅在"编录参考诸旧谱而成"。族谱以"敬录宏予公遗嘱"为题，将原来经由陈钟记录下来、镌刻于祠堂上的文字，收编于卷2之中。这份遗嘱全文共2400余字，其中对人川经过作了这样的回顾：

想我当日在粤，兄弟已经分爨，迫于饥寒，不得已，奉母命移家入川。尚留一子，供养祖母。厥后我在浏阳，父子卖柴至蜀简。二子贩盐佣工，稍挣有钱，不惮千里之远，亦不拘论兄弟轮奉，尝三番怀归省视，直至送老归山而后已。我待诸弟，从无怨尤。至季弟，是我回粤携他来川，同居同食，照股析产。又恐他子孙不能守成，尚嘱你们存他香火，附于我祠。这都是你们晓得的、听着的。你们世世子孙，处父母兄弟，要学我这样才好。

遗嘱载入族谱之后，受到"族中父老"的好评。他们认为这篇遗嘱"能陈祖德、颂先成，可称善本"。钟宏予的长孙钟朴斋，最先也持这种态度，一度为之"喜甚"。但过了几天，他就当着其子、族谱编修人钟世铸的面说："汝试诵《予公实录》令我闻。"这里的《予公实录》，就是《予公遗嘱》。在钟世镝朗诵了一遍《予公遗嘱》后，钟朴斋显得很不高兴地说："谱之集成，可称善本。但予公人颠末，汝尚不得其详，未曾表出以为子孙法。"并说：等回家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由于钟朴斋的父亲钟堤，就是人川始祖钟宏予的大儿子，当年他仅15岁，即随父迁居，"身历苦境"，从浏阳肩挑两个弟弟入川，因此，对于这段迁川创业的过程了如指掌。到了晚年，钟堤却因患风疾而卧床3年。钟朴斋作为他的儿子，终日随侍左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钟堤经常把这段难忘的入经历，当面向钟朴斋"言甚悉"。而今，当钟朴斋得知此事在族谱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反映时，感到甚为不安。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这段人履历"一一备述"出来，以便让他的儿子铭记在心，"谨志"下来，日后"为文"补进族谱之中。

钟世镝从父亲那里听了关于曾祖父这段迁历程后，深为自己修谱"不得其详"而"不胜歉然"。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从此之后，每当进入祠堂，他都乐于向族人当众宣讲"予祖行略"。过了57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该支派再修族谱时，"抱憾五十年"的钟世铸高兴地说："善哉!余前谱之阙，亦可于此补哉!"于是"殚数日笔墨之劳"，终于把这段入履历整理为一篇《予公履历》。该《履历》"落落数千言"，刚一脱稿，他就"命人递入祠宇，彼此传观"。他还说："得此则予公孝行，愈信而有征。"随即"属人楷书"，准备补人谱内。不料，新谱重刊因资金短缺，一拖再拖，当3年后族谱付梓时，钟世镝已经去世了。这篇文稿刊载在《钟氏族谱》续卷2上，题为"增补公人川履历"，题下注文为："光绪癸巳(十九年，1893年)曾孙世铸撰，时年八十有八"。

关于钟世镝及其由他编撰的《钟氏族谱》，民国《简阳县志》作了这样的记述：

钟世铸字涧南，简东踏水桥人。曾祖成上，事详孝友。钟世铸素善举，如修谱、建祠、董万安桥工，及培修道路等类。及任县城局，士贤声有著。晚岁家居，编辑因果格言劝世。有指路碑文，内分兴家大小路二十四条，败家大小路二十四条。年八十有九，卒时鞠躬拱手，似有笑容。生子四：廷润八十八、廷桢事详孝友、廷溥事详方技、廷治八十一尚存(采访册。按：《光绪志·寿考》云，世铸，监生，八十五岁)。

民国《简阳县志》引用书目：《钟世铸谱》......《钟氏族谱》，四卷，裔孙世铸纂辑。

附：钟世铸撰《钟氏族谱·序》云："......夫斯谱也，亦使远不失其宗，近不紊其支已耳!其归吾谱，而遂联其情，昭其分，笃其谊，以至于亲序睦者，亦诸父老有以教我也......"

由此可见，钟宏予迁川及其曾孙钟世铸编辑族谱之事，悉载县志，足可征信。为验证《钟氏族谱》内容的真实可靠性，笔者曾经专门到钟宏予人川定居地--简阳市踏水镇石炮村作田野调查，并利用参加钟氏族人举行的祭祖扫墓活动之机，与族中老人进行座谈。经调查，该支钟氏始祖迁川距今不到300年，族谱中所载钟宏予在简阳县创业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地名、房屋及祠墓，均在今天的寨子沟及其附近，遗址遗物犹存，尚可实地核对。以钟宏予为始祖的钟氏家族后裔，不仅在当地留有传人，而且分布在全川各地，支系清楚，脉络井然，可供寻访。在简阳、金堂两县部分钟氏后裔之中，至今仍保留着说客家话(当地称为"土广东话")的传统和习俗。据此可见，载于族谱上的这支从粤东迁移而来的客家移民家族，在四川落业定居的史实，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族谱叙事难保情节毫无夸张之处，但是，就总体而言，该支钟氏为存史而保留在族谱中的这段迁川历程，其中所涉及的始祖转徙起讫地、途经地等基本事实，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百姓人家 发表于 2011-3-28 14:57:19

《入川履历》虽然是出自这个迁川家族的第四代之手，但它却是在第一代口述的基础上，经过第二代的系统讲述，再经由第三代有意识的传授，最后由钟世镝把它整理成文字的，因此，它实为历次口述之集大成者。由于这篇口述史料十分感人，后来曾经流传到社会上，使读过该文的有识之士，莫不肃然钦佩。清代成都廪贡生周玉标在《读宏予钟公履历书后》一文中写道：

钟氏世居粤东，至宏予公始迁蜀之简州，今遂为巨族云。予于友人处得见其谱，并其后人所述《宏予公入履历》一册，读竟，不觉肃然兴喟然。叹曰：夫人有在国而天下受其福者，有在家而十数世食其泽者。方宏予公之勤俭起家也，奔驰蜀粤，迢迢数千里，其坚忍诚悫之志，迄今百八十年，睹其事迹，犹想见老成典型，令人钦之慕之，而不能已......

《人川履历》的文本结构十分清晰，可以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

其一是钟宏予"入颠末"口述，主要反映的是他本人人川过程及前后三次返回广东的经历；其二是对钟氏家业发展情况以及钟宏予口授遗嘱与逝世经过的追述其三是对钟宏予身后家业以及《人川履历》撰写缘由的叙述。

由于第一部分内容是建立在钟宏予"入颠末"的口述基础上的笔录，钟世铸在集成前两次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前辈口述语气，因此，口述史料的痕迹十分明'显。而后两部分的行文，则明显带有修谱者的文字归纳与概括，口述史料的特征不够鲜明。由于整理者钟世镝为了协调后两部分概述的内容，全篇均以自己的称谓关系行文，如将主人公钟宏予称为"曾祖"，把钟宏予所说的话，记载为 "公日"等等。这样一来，原本特征十分鲜明的第一部分的口述史料，稍不留神就混同于一般文献史料了。假如今天我们对第一部分文本稍微作一些技术处理，即将整理者钟世铸的称谓关系，还原为当事人钟宏予的第一人称口气，那么，一篇关于清代移民史的口述史料，顿时便可从族谱中剥离出来。

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是指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活动。口述史的研究与人类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口述史和生命研究，不仅影响到史学，还影响到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刊载于光绪简阳《钟氏族谱》的这篇题为《人川履历》的口述史料，是一篇研究清代移民史与客家移民史的珍贵文献。

由于迄今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外省移民迁川历程的资料，几乎都是出自移民后裔之手。这些资料虽然不失为这一历史活动的见证，但是，毕竟不是出自有过迁徙经历的入川始祖以及第二、三代人之手，而是经过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记录。而作为口述史料特点的《入川履历》，则具有其他移民史料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一是移民群体个性化。《人川履历》以钟氏家族迁川历程为主线，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广东、湖南、四川三省众多平民百姓的具体形象，为我们展现了活跃于下层社会各行各业民众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例如，在这一过程中先后登场的人物，除平民出身的"真孝子"钟宏予外，还有：慈悲为怀的母亲杨氏，先期移民湖南的舅父"杨四广东"，简州踏水桥边香蜡铺的店主，前来款茶、富有同情心的同宗，心肠宽厚的东家方老爷，经营盐巴的杨公，挑运黑盐、白米，顶替盐行、屠行的钟氏兄弟，善于舞文的庠生兄弟钟达上，专门为人书契的中证人李、屈、廖等等。这些人物都是活跃在社会下层的重要角色。他们个性特征鲜明，形象鲜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是复原和再现移民历史的"动相"所不可或缺的主体。

二是移民过程细节化。《履历》从一个家庭分阶段将8口人从广东、湖南移居四川的特殊视角，为我们展示了清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全过程。举凡迁川前的商议抉择，筹款准备，途中盘费不济、投靠舅父采薪为生，中途返乡探母，半道新添人口，抵川当晚暂居"石墩上研房"过夜等遭遇细节，无一不详尽记述，娓娓道来，使人有身I临其境之感。

三是移民生活多样化。《入川履历》以一个移民家庭为主线，把发生在原乡广东和定居地四川两地的风俗民情详尽地记录下来，为我们集中展示了一幅移民社会生活异彩纷呈的生动图画。如在入川落脚之初，仍按照原乡习俗，除夕夜"蒸黄糕一笼"，过年时把"完婚时"的衣帽穿戴起来祀祖，'备礼给东家"贺岁"等等生活细节的记述，把不同地域中的民俗事象传承关系生动人微地表现出来了。又如《人川履历》对主人公上街"买猪架子"，在袖中"彼此摩手"砍价，凭"中证裁夺"的情节所作的记述，则又把流行在当地居民中的一种特有的民俗风情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了。此外，《履历》还对迁川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经济活动，以及佃 钱、押租、脚力钱价、田价、中介费等等均作了生动的描述。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篇文献之中，无异于洞开了一扇观察清初移民社会的窗口，把下层市井生活、世事百态淋漓尽致展现出来，从而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领略这群移民大军的精彩人生!

四是人物对白生动化。《人川履历》保留口述史料的特点，在叙事过程中大量采用当时流行的白话口语，通过一问一答，把人物关系、事件经过、情景气氛，交代得一清二楚。在一篇4000多字符的文本中，共笔录了近50句人物对话。如文中所载之"得毋即杨四广东之家乎"之类的发问，"儿似富厚还乡，快说我听，以宽母心"之类的对白，这些对话生动化、口语化，通俗直白，声情并茂，与他们的平民身份、性格特征相符合，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总之，在地方文献中蕴藏着大量珍贵的史料，口述史料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值得加以重视。如能有更多类似于《人川履历》这样的民间文献被发掘出来，并加以整理、利用，相信对于改进和深化今后的移民史研究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为了充分展现这篇口述史料的价值，凸现口述史料的特点与魅力，很有必要参照当代口述史常见的访谈方式将其复原。为此，笔者尝试对《人川履历》进行必要处理。处理原则是，在基本保持原文叙事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只在文中适当插入提问，用意在于提要醒目。其中，发"问"一方，系笔者概括文本内容设定的；回"答"一方，系按照当事人钟宏予的第一人称口气表述，文中相应地对称谓关系作了适当改动。凡原文被改动的地方，以圆括弧( )表示，改动后、的文字则以方括弧[]注明，衍字以尖括弧< >标出。原文需要注解说明者，仅在其后以圆括弧加按语表示。

《入川履历》全文约4000多字，这里仅将其中最重要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全文整理校注于下。(见下图)


曾宏予《入川履历》(第一部分内容)

全文校注问：迁川前家庭状况如何?答：(曾祖宏予我派入川始祖也)[我]原籍广东嘉应州长乐县黄龙约陂下。系明茂才乃肖公曾孙，明经进士捷先公之孙，清处士维一公长子也。幼读书聪慧，年十八，因父(按：名德新，字维一)病，归奉佐理。父年五十四下世。妣氏杨，悠闲赋性，慈惠宅心。生四子(按：长为成上，字宏予，次为寅上，三为信上，四为明上)均赖(祖)[我]母杨爱戴周到。仍遵旧规，凡娶妻二年，能勤俭，即命别业耕稼。(公)[我]娶李妣，生子六(按即：堤、琮、环、聃、珑、殡。其中，堤、琮、环跟随上，四子聃先留居原乡，后携带入川，珑为在迁川途中浏阳所生，琅为在川所生)。

问：迁川动机如何?

答：时粤大饥，庚子(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愈甚。家计H渐萧条。缘捷先公当H，本富甲乡里，为学问淹博，殚见洽闻，兼通礼乐。又值芹香四代，州尊县尊，知公甚悉：是时甚重宾兴，每当举行，必聘公指示一切，遂称循郡大宾。既为上官器重，名震一邦。学士文人，往来日密，应酬繁，以故弃业偿债，仁者有时不富矣。维时食齿繁重，然皆务正业，自食其力。无如连年遭旱，(祖)[我]母深虑(公)[我]儿多受累，又深喜其志洁行芳，可作世业。时伯恭(按即寅上)、敬孚(按即信上)、怀光(按即明上)，家人颇少，惟(公)[我]人多，殊难俯畜，母连命三次上川。

问：迁川前是如何商议抉择的?

答：(公)[我]哭泣不忍别，未行。母窃思：长子素有孝心，惯听母言，随命随作。今不如命，谅是我说顾他儿子，他便不往，还须说要顾我，他便会行。一日，召(公)[我]近前日："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璃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如何为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公)[我]应声日："母提醒儿了，儿速治装就道。"及退，长子堤<公>禀日："盘费不足，奈何?"(公)[我]日："此地饿殍塞道，无从出备。刚才祖母所云，顾他多活几年，想此言却又不得不走。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时，(公)[我]胞叔德惠闻知，及堂弟光上、衍上十余人，俱约同行。届期拜别祖宗慈母，及三弟族众等，始行。

问：迁川上路的情况如何?

答：至湖广浏阳县，行囊果空。光上弟知之，向同行告日："今日少住。待宏予兄与幺叔拨得路费，方可行。"(公)[我]阻之日："切勿切勿。兄恐上川无钱还叔，自贻伊戚。况此行兄问心无愧，谅无折磨。且我杨舅爷先年移家到此，隔县三里访得伊家，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但至蜀，或佃或买，务择仁里，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粮过税、考试下场，嫌其路远。"说得大众欢忻而别。

问：后来在浏阳是怎样找到舅父的?

答：是日，(予公)[我]父子在途踯躅。谈论杨舅爷家。适有客问日："得毋即杨四广东之家乎?"(公)[我]日："是也。"随行数里，抵家，舅甥相见如故。询及合家至此何干?答日："母命上川，至再，不忍不行。明知盘费不足，却不便久住，致贻母忧。今行囊已空，恳舅筹划，但出力挣钱可也。"舅日："汝意纠缠搁程，属在甥舅，应赠路赀，不过十余串足矣。"(公)[我]辞日："钱为国宝，不可轻用。用则必还，不还未有不殃及其身与子孙者。"舅日："虽系国宝，却是通宝。"(公)[我]日："正面是通宝，反面即为归身。如忠臣良相，终要顾主。甥上川万里迢遥，顺则回粤省母，可还舅钱；不顺则不知下落。舅虽慷慨，甥恐无还，冥中受害，万不敢用。"舅日： "要如何方可用?"(公)[我]日："要自己挣的方可用。盖以此地颇丰，人皆游手好闲。若果能出力，无有不挣钱者。"舅于是匀空屋二间，与(公)[我]子妇安宿。遂奋力斩棘披莉，樵采三年，铢积寸累，盘费已足，可以启行。

问：在浏阳期间回过广东吗?

答：忽思庚子别母时，都说上川，谁知在浏搁延数载，应回粤禀知母亲。辄取银一锭、化珠十颗，便母零用。(按：据《钟氏族谱》卷二《予公实录》一文补充叙及：钟宏予在浏阳"越年，积金十二两")及抵家，母见极欢。问之，尚在浏阳。母日："闻汝此言，不殚千里禀母，知汝真爱母心诚。"留恋数日，仍回浏阳经营旧业。(据《予公实录》一文补充说，钟宏予将行，"杨太孺人扶杖送至十里亭，公徘徊不忍去。时有叔祖达上公者，将母扶归。即口占七绝为公送别，日：归时容易别时难，母子依依泪不干。只要远行重觅桔，他年尚可策归鞍。"咏毕，公乃挥泪而去。)

问：后来是如何上川落业的?

答：除路赀外，尚有租本，谢别舅家情义，方别。行四十余日，到简东会龙桥处，今作风集书院，屋左石墩上研房内，宿一夜。次日，(公)[我]至寨子沟，登山一望，见上面山高富厚，层峦耸翠，意注在斯，便不欲行。遂至踏市(今简阳县踏水桥镇境)下榨子字库边香蜡铺内座谈。店主知(公)[我]姓钟，来自广东，昨日方到，寻佃业室，铺户款茶。上沟突来一人称香蜡，问知同宗，亦来款茶。(公)[我]细究宗人。宗人便说佃居肇祖山南方姓业室，我只种得一半，意欲分半招佃。来看者俱是异姓，不便同居。如不弃，随便来看。(公)[我]闻言应日："今尚早，可即去。"及至一看，田土俱好。又看宗人内外忠厚老实，可同居。伊将业室匀作两股，毫无欺心。各出佃钱五串，押租钱三十串，立约成交，无中证。(公)[我]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即书天理良心见证可也。"遂命理<公>将行李运至新居，佃押楚给，仍剩黑巴巴银一百两，可抵钱八十串，以备家具一切费用。

问：在川安顿下来后，做的头件事是什么?

答：抵年(公)[我]心颇安。因想到庚子冬起，至今雍正元年癸卯(1723年)，三年中未知年来岁往，今日坐定，可蒸黄糕一笼，学学过年。除夕，将完婚时父所置衣帽，穿整祀祖。翌日，备礼与宗人拜年。越日，又整服备礼物及黄糕，与方老贺岁。方老见(公)[我]气度雍容，倍加恭敬。又见黄糕不知何物，应如何调饪。(公)[我]说明，方老尝之，大喜，疑(公)[我]系大家，命婢奉烟茶。(公)[我]不(抗)[亢]不卑，其仪不忒。方老见(公)[我]有胆有识，老成练达，随时亲敬，事必请命，甚至家事亦托。遂各处赞称(予公)[我]精明可学，又称堤与琮忠厚笃实无比。

问：后来是如何在川创业的?

答：次年(雍正二年，1724年)，方老之至亲、住杨李沟姓杨者，极仁厚，公直聘理与琮贸易米谷粮食。奈此地无行无市，要运至土桥沟场(今金堂县土桥镇)，卖与安岳、乐至盐商盐贩。来时担挑黑盐，归时运挑白米。杨将米粮交堤、琮二人出卖，钱收齐，除饭食若干、剩钱若干，一一楚给。杨极喜。因土桥沟风俗人情俱熟，盐价低昂，贩商早为通知，便与杨筹商，盐价低，即将卖米之钱多买，运回杨宅，将钱数交清，杨更喜。又蒙吹嘘，盐好又不抽秤，只卖方、杨二家族戚之盐都够了。每挑盐赚脚钱一串，抵年积钱百余串。次年(雍正三年，1725年)仍旧做去。人皆知理<公>心平如水，时常有人寄信要盐，即命挑脚送去，均是现钱。抵年又积百余串。第三年(雍正四年，1726年)，土桥沟场，有客回广，将盐店、屠行一并出顶。方、杨二人知堤(公>有钱，力为玉成。堤<公>不允。后又与(予公)[我]说明，只顶盐店，不顶屠行。谁料顶后通街屠行无几，众皆怂恿无已，又将屠行并顶。是年，盐店颇好，屠行极盛。抵十月，共积钱三百余串，并前所积共六百余串。

问：在川发迹后，还回过广东吗?

答：冬月，堤<公>闻粤大旱，归禀父母。 (予公)[我]听之泣日："丰年都怕饿，岂有凶年不饿坏者。"即收拾行李、银两，召长子堤日："我回粤省母去了。我季子琅，来年还要读书。事事照前，勿昧天良。"行至浏阳，具礼物到杨四舅爷家酬情。宿一夜，便走至长乐。一问无恙，只乾得别县，(公)[我]心稍宽。抵门拜谒老母。母见(公)j[我]心广体胖，(公)[我]见母身体康强，不胜欢喜。三、弟及合族俱来问候。母日："儿似富厚还乡，快说我听，以宽母心。"(公)[我]一一说明，共积钱六百余串。母日："才四五年，如何便有此数?"(公)[我]将癸卯(1723年)冬入，一切行止，细说一遍，母极快。

问：回广东后为何又将弟弟带来四川?

答：叙毕，伯叔兄弟告退，母子同席谈论不休。(公)[我]复问母："我胞弟景况如何?"母日："寅上、信上颇好，惟我幺儿(按即明上)人多难养，怕会、怕会......"说不出来。(公)[我]日："母(漫漫)[慢慢]说出，儿会解母忧。"母日："我怕幺儿会饿死，此忧如何解脱?"(公)[我]日："他都晓得做活路，便不怕受饿。以儿想来，只要母舍得幺儿，儿引上川合爨同居，就把母忧解了。"母拍案惊日："母老至七十七岁，未闻兄弟分居多年，尚有合为一家者。又未见兄有资本，弟无分文，兄愿弟合为一家者，是说来宽我心的。"(公)[我]日："母若不信，明日请庠生达上弟，来书文约。儿有资本六百余串，弟无分文，随兄到川。异日如有家业，照我儿七析之。"母日："救伊活命足矣，还说分业，这到随便你宽厚待他。但言书立合约，恐欠妥。儿待我有番孝心，母信得心过。但明上子孙入川，或不听教育，就难讲了。还是照老分约，他今无聊，跟到你来，听教则留，不听则逐，伊有何据!如此更妥。"说定。母日："我想此忧无计可解，今闻儿言，天宽地阔，心且欢喜。苍天有眼，当使儿重重富贵，代代荣华，这是一定的。"赞毕，抵除夕，陪母过年。明年丁未(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朔四日，族戚来放火炮道喜。母亦欢然，煮茗酬客。(公)[我]引弟明上(罔)[阖]家拜别祖祠及(杨妣)[母亲]，始同行来简。

问：再次返川后，家业情况如何?

答：举家喜气相迎，谓庄务有叔佐理，生意有叔经营。连做七八年，至乾隆丙辰元年(1736年)，人知(公)[我]积有赀财，举荐柏树湾看业。路过方家当门大桥，方老知之，便欲将(公)[我]所种之业售(公)[我]。午后，即邀两造相契之李、屈、廖三位为中，备烟茶在伊当门桥边等候。俟(予公)[我]至，便搜怀中有文契否?(公)[我]日："我去买猪架子，不是买业。"方老日："我与阁下相好，今日有机缘。套言不来，凭大中人说合就是。"屈于彼此摩手，言日："主客相契，心口如一，凭我中证裁夺，便可成交。"方留进屋，中证即命书就文契，议明脱业喜钱并包价内，直书时值田价五百两成交。次日明界，价银一盘楚给。问：在这以后，还回过广东吗?

答：至乾隆戊午三年(1738年)十月初旬，(公)[我]陟屺望云，心惊眉跳，感母年经八十，恐有灾星，便回粤省母。至腊月初六日抵家。不料母于初四日未时仙游。(公)[我]呼天抢地，几不欲生。寅上、信上两弟泣日："妣已云亡，不得复鞋，当以祭葬为重。"问长兄事如何行? (公)[我]日："母恩似海，子罪如山。丧具以礼为本。今已涓吉祭奠，岂容疏忽。"时庠生达上弟在侧助言："合礼便是"。复请弟成主。徐问兄日："母病未经寄信，如何适逢其会?"(公)[我]日："十月初旬，兄在蜀心战胆寒，因此回粤，适相遇。"寅上日："母念兄三次，恐不复与兄重相会也。讵真母子一气相通耶!"达上日："正所谓咬指痛心，曾子孝是也。"又问："买业三次，可打谷几许?"答日："一千五百余挑。"达上日："叔母向恐幺儿饿死，兄赐洪恩，至今享福，母在九泉，佑尔获福无量，可为预。"言毕便治丧事。祭、奠后，(公)[我]庐墓七七日期，期满。达上日："兄已半百，过此恐难聚会。钱可积，书宜读，门风要紧。此数语兄回川必常挂齿颊，以训子孙。"(公)[我]亦托达上日："此处堂会、祠墓，均赖弟竭力扶持。"(公)[我]于七期满日，算明费用给楚，告别。至期，引第四子名靖者，拜别祖宗，哭泣母灵，辞别老幼内外。归蜀，告知季弟明上与儿孙成服，复理旧业......(下略)

百姓人家 发表于 2011-3-28 15:03:02

第三篇创业篇

第一章敞开蜀门迎客


人们常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比喻蜀门的险峻。不过这只是在战争状态下才起作用，而与战后四川重建的形势大相径庭。当一场万劫莫复的灾难突然降临在巴蜀大地的时候，一向以"天府之国"著称的这方沃土，究竟是一番什么景象?它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远客呢?

一、白骨堆·万人坟

2002年4月3～4日，在成都新南门立交桥修建的过程中，在红星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的尸骨，具体数量在百具以上。后经成都考古专家初步勘察，结论是：这些尸骨是"非正常死亡"。根据尸骨颜色、分布和地层情况来看，这是一种"二次性集中埋放"，时间可推断在明末清初。有专家还指出，这些尸骨不是一具具埋放在一起，而是采用腿骨放在一起，指骨又放在一起的埋葬方式，估计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瘟疫大规模死人后，集中进行埋放的。

正当人们在追问成都"万人坑"之谜，试图弄清这些尸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骨埋在房子下面。

对于成都、崇州两地何以会发现这样的"万人坑"的问题，尽管各家解释不一，留下重重迷雾，但是，在某些地方志上，却是有着明确记载的。

例如，光绪《潼川府志》记载，三台县有座"万人坟"，位置在县城东门外，系遭张献忠"屠戮"所致。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政权"左都督杨展封筑。光绪四年重竖碑"。清人万谷踢曾作有《初到东门外见万人坟诗》，可以为证。另据记载，在盐亭县也有座"万人冢"，位置也在县城东门外江神庙右，乃明末张献忠所"屠戮"，"白骨如阜"。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邑人张士标募人封之。冢高二丈，周围六尺，立碑以识之"。民国《简阳县续志》记载，"万人坟，在县西南蘑葭桥里许。其地为镇金桥往来县城要道"。相传明末张献忠"草杀简人，聚男妇于此，围而歼焉。后耕者往往锄得遗骸。清咸丰间，乡人悯其暴露，遂深掘而搜括之。白骨累累，盈筐满载。爰募赀就道旁合葬一冢，并立石表日'万人坟'，至今尚存"。

匹各地出现如此众多的白骨堆、"万人坑"，绝非偶然。人们之所以把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与明末以来四川所遭遇的空前浩劫联系起来，是有大量历史依据的。

原来，从地理条件看，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四面为群山险阻环绕，土地肥沃，经济上故能自给自足，历来是人口稠密地区。但由于对外交通不便，故每当长期兵燹，妨及农事，必然引起饥荒而成浩劫。在历史上，因此而造成的人烟绝灭有三次：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

明清间的这一次浩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当年，叛军先陷遵义，后据重庆，建国号日梁。次年，奢崇明军向川西进攻，围困成都达百余日之久。叛军败溃后5年(1627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开始爆发了。从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一度攻破夔州开始，明末农民军李白成、张献忠，不断轮番向四川内陆展开进攻，转战于川境内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无不遭到兵火的摧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亡。八月，张献忠再度人川，攻破成都。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由此拉开了四川境内各派武装势力各据一方、互相攻战的序幕。在张献忠的大西军与南明军队之间，展开坚壁清野、对垒攻伐，持续了两年之久。正当双方势均力敌，战事犹酣之际，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在豪格的率领下，一路从陕西杀人川北。十一月，张献忠北上抗清，出发前把成都焚毁一空，后战死于西充县。张献忠的余部于次年退至贵州、云南，联合南明政权抗清。清军长驱直下，一度占领成都，后被入川的南明军队击退。清军不得已从成都撤退，据守于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

从顺治七年(1650年)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问，四川战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清军占据川北，张献忠余部孙可望部占据川东，刘文秀占据川南。三方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达7年之久。最后，孙可望降清，清军因而占有川东。刘文秀死后，李定国退走缅甸，清军又趁势占领了川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派四川巡抚高瞻进入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进入重庆。清朝基本统治全川，并随之将四川农民军余部镇压下去。至康熙二年(1663年)境内的战乱才告一段落。

初安不到10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发生了"三藩之乱"。吴三桂据云南叛清，遣部将王藩屏人川播乱。清四川巡抚、提督叛清附逆，使全川许多州县沦入吴军之手，川境又遭6年蹂躏。康熙十八年，清军大举进攻四川，吴三桂已于去年死去，两军在四川展开激战。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克成都、重庆等地，基本上重新占领了四川。不久宣告叛乱平定。

从以上史实勾画可见，．从明末天启元年(1621)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之乱开始，截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前后共计60多年间，四川境内的兵灾战乱一直持续不断。正是在长期战争、灾荒与瘟疫的交相摧残之下，一直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到了清初，已成为全国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经过这次浩劫之后，到了清初统计人口时，情况之严重让人吃惊。据官方的统计数字，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川仅有16096丁；康熙九年(1670年)，仅25660丁。由于清初典章制度荡然无存，没有更多的文献可供参考依据，再加之统计的州县不全，因此，这个数据肯定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数。后来，经过学者的修正，有的主张清初四川人口总数应当在50万、62万左右。这个数字一般被认为是康熙二十年前四川的人口数。

为什么清初只有"人丁数"而没有人口数?如何理解清初"人丁数"的真实含义?如何运用清朝的人口统计数据来推算实际的人口数字?这些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清代人丁编审制度完全是为征派赋役而建立的。清代的"人丁"，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丁，不再是承担丁税的实体，而只是一种抽象的计税单位与尺度。一个丁只代表一份税额，不再代表一个人头。由于清初编审认定人丁，各地大体皆沿袭明代旧制，情况错综复杂，编制方法五花八门，很难用同一的丁口比例来推测各地的人口数据，因此，四川的学者就采用丁(或户)与口的比例大约在1：5之间的主张，并结合清代四川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推算出清初四川的人口数为50万左右。

与明朝四川的人口数字相比，清初四川的人口损耗是空前严重的。据四明代官方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总人口为310万人，实际上明代后期人口约为600多万。到了清初，一下子跌落到只有50万的低谷，仅及明代四川人口数的10％左右。这虽不能说"靡有孑遗"，或"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但也可以说是残存无几了。以至后来人口史专家评价说：这是"四川境内人口第二次大幅度下降(另一次在宋末元初)，也是四川人口史上最低的低谷"。

50万人口数在清初四川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顺治中期，清朝在四川所能统治的地区，仅限于保宁、顺庆、潼川、龙州"三府一州"29县的地方，当时有官员说，这些地区所得的人口数，只有9350余人，"不及别省半县"。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情况，在其他省，1个县起码也应该有2万左右的人口，而在清朝直接统治的29个县范围内，总人口还不到1万人，平均每县实有人口只有322人左右，只及同期外省1个县人口的1．6％。这尚且是清朝军队最初所能控制的地区，至于清朝统治所不及的地区，肯定早已不及此数。这是顺治中期的人口状况。

至于到了康熙初年，清朝已经拥有四川全境，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口状况又怎么样?据郭松义在一篇文章中说，康熙初年四川有县80余个。如果按这个基数来推算，全川50万的总人口数，平均分摊到当时各县，则每县平均应有人口约为6000。当然，考虑到那时已经有一批四川人返籍回家的因素，因此，这6000人中，还应该包括一批战后回到家乡的土著居民。

今天我们还能在一些地方志上，见到清初战乱后四川部分州县户口存损比例以及残存人口的记述。详见下表：


以上统计中，有一部分记述，例如："苟全性命者十之一"、"人民存者十之一"、"土著民人，十去六七"、"土著仅存十一二"等，以及温江县"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这些资料，从战后土著人口与原有土著人口的对比中，反映出土著人口的严重损耗情况，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部分记述，例如："占籍者几十之九"、"土著仅十之二、土著与客户"、"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土著与客户，几参半矣"、"招复者十之二三，落业者十之八九"等，这些资料反映的是残存土著在移民迁入后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前者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举例说某县明代后期有人口10万，战争中死亡9万，剩余1万土著。清前期若迁入1万移民，使该县人口构成上出现"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土著与客户，几参半矣"的格局。尽管土著减少了90％，但在当地新的总人口比例中仍占到二分之一，因而不能说土著只损失分之一。可见，使用后者类型的资料，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曹树基根据战乱后四川各地区遭受破坏程度的不同，并结合所引上述资料，进一步分析说，川东地区，包括清代的夔州府(今奉)、太平厅(今万源县)、绥定府(今达州市)、忠州(今忠县)、石柱厅(今石柱县)、酉阳州(今酉阳县)，土著残存不足5％；川中地区，包括清代的保宁府(今阆中市)、顺庆府(南充市)、潼川府(今三台县)、重庆府(今重庆市)、叙州府(今宜宾市)、泸州(今泸州市)、叙永府(今叙永县)，北部土著残存大约为15％，南部残存不足10％；成都平原及川西地区，包括清代的龙安府(今平武县)、茂州(今茂汶县)、绵州(今绵阳市)、成都府(／4-成都市)、邛州(今邛崃市)、眉州(今眉山市)、资州(今资中市)、嘉定府(今乐山市)、雅州府(今雅安市)，土著残存不足10％；合计四川土著残存比例不足10％。这应该就是清前期大移民开始前的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四川人口地图。

如果以明末册载人口310万，或者推算人口600多万作为基数，再以平均10％的残存率来计算，这一次空前的战乱给四川造成的人口损耗，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因此，在四川各地民间不时发现白骨堆，在地方志上屡见万人坟的记述，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清朝官修的《明史·张献忠传》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因为明朝全国人口也才6000多万，区区一个四川，何以会杀人"六万万有奇"!封建史家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一股脑儿地把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推给张献忠，编造出如此荒唐离奇的谎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二、蓬蒿世界

清初，四川由于遭受明末战乱，人口或死或逃，致使田地大量荒芜。顺治十八年省册载耕地面积仅118．8万亩，只相当于明万历年间耕地数的8．8％，这说明至少还有91．2％，即相当于1229．5亩耕地被抛荒或隐漏。这一抛荒或隐漏的面积，与当年全川人口残存50万，只及原有10％的人口规模是大体相当的。如果把这种比例拿到一个州县来分析，一个幅员百里的县，平均残存人口大约只有300多人，试想一下，偌大面积范围内的耕地焉有不荒芜之理!因此，在清初四川出现土地大片荒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

先看来自民间的报道：

一个与张献忠同时代的名叫欧阳直的广安庠生，曾在张献忠、清军以及残明军队三方军营中任事，随军到过四川许多地方，后来他逃回故乡，根据亲身目击，写成《蜀乱》一书。其中，对清军平定全川时的景象作了如下报道：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戊戌，顺治十五年)、已(己亥，顺治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遭屠戮，上川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既则食野草r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

另一个名叫刘达的阆中库生，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曾经奉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之命，前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对于沿途景象，尤其是当时川东北一带不堪入目的残破多有观察。他在辞去督府幕僚时，给李国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孤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还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利类斯、古洛东，曾经在张献忠军营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根据在川见闻，后来写成《圣教人川记》一书。书中对清初以来四川的景象作了如下记述：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再看来自官方的报道：

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抚张所志奏称："寥寥子遗，兽奔鸟散......至若剑州、南江、通江，虽系简辟而哀鸿未集，生聚需期，巴州、梓潼城廓丘墟，人民远窜......自南部以南是为顺庆(今南充)，而顺城之与顺属，其萧条景象更难言绘。"

康熙九年(1670年)，王法奉命随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人蜀安辑地方，后写成《蜀游记略》一书。书中写道：四川各地具有废弃的盐井，"修复者十未及一"。又说当时的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登楼四望，"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奉命试人蜀，沿途所见，荒凉不堪，著《蜀道驿程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自宁强至广元，"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麇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过盐亭，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抵建宁驿，"竞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自潼川(今三台县)西行，"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次中江县， "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至汉州(今广汉)，"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次双流县，"县已废人新津"。人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至眉州，而又西行，"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根据沿途所见，写成《益州于役记》。其中写道："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奉命人川任主考官，著《使蜀日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遭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抵潼川州(府)，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

通过以上官方和民间当事人的现场目击，可以看出，截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开国已经达40年之久，历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国"尚如此残破，其景象仍如此荒凉!这些文字大多属于客观记述，虽然其中难免有夸张成分，但无疑把清初四川残破的基本面貌勾画出来了。

清初以来四川所遭受的破坏，带来的是全局性、长期性与灾难性的后果。不同人所作的观察记录表明，即使在同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残破程度不仅不见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加深。例如，在潼川，王士祯所见到的景象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方象瑛笔下的面貌为："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10年间，田中的荒草都变成树木了!在广汉，王士祯所见到的景象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陈奕禧笔下的面貌为："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9年间，茂草竟然成了虎狼之窝!清初四川社会面貌之凋残，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认为，战乱之后巴蜀大地一片荒芜， "是歪曲历史"。说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唯看白骨崇山"的景象，"那只是骗人的'鬼话"'。其实，对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内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应该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态度，否定要有依据，肯定也要拿出事实。

那么，以上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是否真实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来检验：

一是拿战后物质文化的遗存来检验。人们对于文献中描述成都荒芜景象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可以不相信，但得尊重一个起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一大批明代建筑等物质文化成就，是有形的东西，它们在战乱后的保存状况，直接见证了战乱后的残破程度，这恐怕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编造出来的。

对成都城市史颇有研究的李劫人先生，终生致力于成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大都公开发表过，唯有一部《成都历史沿革》未曾发表。近年来出版的《李劫人说成都》一书，公开了这篇珍贵的佚文，其中涉及他对明末战乱后成都物质文化成就保存状况的考察和论述：

明朝复兴的成都是在公元1646年上半年被消灭的。事情是由于张献忠......在公元1646年初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集中起来，所有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东西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彻底破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古代的遗迹只剩下五担山和金河以及城内的丘陵河流，那是无法改变的。至于人力建设的只有藩王府的端礼门，跨越金河的三座大桥，桥南两只大石狮，一道影壁，这都是明朝的建筑。有些较古艺术，如铜铁佛像等，大抵在他攻入成都时埋藏在土内，尚零星保存了一些。据书记载，就是公元1646年起一直到公元1659年，13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的。

二是拿战后制度文化的痕迹来验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乱之后，留在地面上的物质文化成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化为灰烬，但可以通过与战前的对比，以及通过发掘埋在地下的部分遗迹来复原。同样道理，制度文化的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记录其变迁过程的文字，却把相关时代的本来面目部分地保存下来了。

清初各地由于人民或死或遁，人口太少，因而清朝在建立统治秩序、设置构时，不得不对原有的行政建置作较大的压缩和调整。情况往往是两个县并作一个县，有的则是有官无民。当时许多县就是因为"户丁无几"、"凋敝不堪"而被并损了，如岳池并入南充，射洪并人潼川，遂宁归并蓬溪等等首府成都府也不例外。有清一代成都府领13县，但是在清初就有4个县被合并过，即约有三分之一的县遭到压缩合并。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合并2个县：崇宁县并人郫县，彭县并入新繁县；康熙九年(1670年)合并2个县：华阳县并入成都县，双流并入新津县。当时这些被合并的州县的景象，在地方志上有所记录，通过这些文字便可以将那时这些县境的残破程度反映出来。例如，有一个名叫常九经的陕西人，康熙元年出任新津县知县，当时新津"人民稀少"，境内的男女劳动力白天出去耕田干农活，临走时把婴儿交官，托官代管。到了夜晚，收工后才把自己的孩子带回。一时间，官府竟然成了托儿所。民国《双流县志》更把清初双流县并人新津县的过程及背景，以实录的形式记载下来：康熙元年，江南人袁景先被授予双流县知县，其时，"双流当兵燹后，侨署西之三圣寺听治"。由于战乱后人口稀少，田地荒芜，原有县城遭到焚毁，这位知县大人不得不搬到县西一个名叫三圣寺的庙子里去办公。后来，双流县并人新津县，改称为新双县。只是到了雍正年间，才恢复设置双流县。

双流县有一个刘氏家族，其先世名叫刘朝弼，"自楚之麻城迁蜀"，传至四世刘嘉珍时，始移居双流。刘嘉珍的孙子刘汝钦，给其子刘沅(嘉庆进士)写有一封《示子书》。这原本是一件私家文书，主要是为警示后人而写的，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书中记述了雍正年间的见闻，称新双县的建置，给原双流县民带来不便，"以民赴新津较远，且皂江渡难也。"所以后来又恢复设置双流县。双流县新知县到任后，依然"无公费，民间轮供薪米"。一个县连知县大人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以至不得不依靠民间轮流提供柴米，其残破景象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他还在书中以自己幼年时的见闻，描述当时农村的荒芜状况：

予幼时，老屋外草坝，一望弥莽，中有虎豹，父老禁勿近游。新宅后田内，有鲤鱼长尺余，僵死于中。田广人稀，每岁秋获，谷已黄落，犹不及收。不得已，刈而积于田内，覆之以草，徐徐移入屋内，大抵须冬初乃毕。

这段话为我们认识清初雍正初年成都平原农村"田广人稀"、满目凄凉的景象，提供了具体的识别指数：老房子外面长满了野草，野草丛生，一望弥莽；草丛中经常有虎豹出没，是不可靠近的危险地带；田中有一尺多长的鲤鱼无人捕捉，自然老死；秋天稻谷成熟了，来不及收获，收割后的谷子不得不堆在田中，上面用草遮盖，直到初冬才慢慢将其运回屋内收藏。

以上这些景观，出现在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已经40多年的雍正初年，出现在川西平原，已经够令人触目惊心了。如果再回头来品一品上文所引述的那些有关清朝开国之初40多年的凄凉景象的描写，诸如："荆棘塞途"、"荒烟蔓草"、"荒郊旷野，一望无际"、"城郭丘墟"、"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等等，难道不正与外省移民迁川前所获得的信息相吻合么!

西方历史学家在解释人口迁移的规律时，流行这样一个理论--"推拉理论"(Push-pu Theo ry)。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些人完全是因为原住地的推力的作用，有些人完全是因为迁入地吸引力的影响，有些人则同时受推力和拉力影响而迁移。

百姓人家 发表于 2011-3-28 1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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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人家 发表于 2011-3-28 15:06:58

尾声：移民社会


声势浩大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从移民离开原乡算起，到入川创业定居、生息繁衍为止，前后经历了上百年的艰苦历程。作为大移民运动本身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更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则刚刚拉开序幕。于是，来自南方各省的移民们随即置身于移民社会与土著社会的碰撞、融合趋势之中。

一、五方杂处

"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填充了明末以来"荒如大漠"的人口，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问题。随着移民人口的大量涌人，四川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移民社会时代。

那么，四川移民社会究竟有何特征呢?

首先，来自各省的移民与土著居民一道，"五方杂处"，充斥于各个角落，是清初四川移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五方"源出于古老的《易经》。古代的人们认为："天生五行，充满宇宙间，无在无不在。布象于天，则为五星；分位于地，则为五方。"古人习惯于把"五"作为天地之间数字的比值，所谓"天地之数，以五为率"。所以，有所谓"五帝、五方、五品、五常、五行、五音、五味、五色"，皆以"五"来命名。正因为"五方"代表了地上的万物，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所谓"五方之土"、"五方之地"、"五方之区"、"五方之民"、"五方之国"、"五方之主"、"五方之物"、"五方之言"、"五方之音"、"五方之位"、"五方之风气"等等的说法，无非都是由"五方"衍生出来的。至于"五方杂处"，则是从地上物象千变万化的差异性来说的。由于"五方之民"形形色色，因此，必然就出现"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的情况，随之而来的便是："五方杂处，风俗不一"。

清代移民大潮席卷巴蜀大地，使大量外省移民迁人全川各个角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五方杂处"的情况。这在许多官方文献和地方志上，都有明确的记载。例如：在川西，"成都地方，五方杂处"。在南，江安县"自明季兵燹以后，土著近十一二，余皆五方杂处"。在中，三台县"治旧称士知礼义，人文蔚起。自兵燹后，流离播迁，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闽为粤，为江左右。五方杂处，习尚'不同"。在川东、川北，"照得东、川北一带地方，本系五方杂处，居民良莠不齐。"

称四川为"五方杂处"之区，多见于各级官府为维护统治秩序而发布的一些告示、札文之中。如川督常明嘉庆十六年奏折称："查川省五方杂处，每多无业游民，结伙成群"。重庆府道光十一年札文称："川省五方杂处，水际皆通，匪类最易潜藏"。巴县嘉庆十八年发布的团首牌甲条例称："深知川省地方五方杂处，匪类最易溷迹"。

就一般意义而言，见诸文献记载的"五方杂处"，则主要是针对当地人口稠集、户口繁众、居民成分不一、风俗有别而言，也就是说，主要指的是风俗多样，并不见得凡说"五方杂处"就是指的移民社会。

不过，在清初四川这样一个土著人口稀少，大量外省移民迁入定居的特殊环境中，之所以能在全川范围内普遍出现"五方杂处"的状况，这却是由跨省际的大移民运动所造成的。因此，"五方杂处"既是大移民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移民社会的表征。

其次，移民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本地的土著人口，是清初四川移民社会最根本的标志。

关于清初四川移民人口数量及与土著人口的比例问题，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目前学界在对清代人口统计数据的估计上，之所以迟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并且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清代官方没有现成的、完备的四川人口资料，而现有的历史文献所提供的四川人口数据又矛盾百出，使得许多数据至今仍不可理解，因此，站在各自论点的立场上，又可以对这些数据作出不同的解释。

四川地方文献上不乏有关四川人口资料的记述，不过，由于普遍缺乏量化指标，大多仅以模糊、概略的文字方式来加以表达，因此，很难据此就把移民人口与土著人口的数量计算出来。具体表现为以下3种情形：

(1)只记述境内的土著之少与迁入移民之多，不记土著与移民之间的数量及比例。例如，达县"自兵燹以后，土著绝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酉阳州，"境内居民土著稀少，率皆黔、楚及江右人，流寓兹土垦荒"。雅安县，"雅地自献逆蹂躏之后，土著者少。四方侨寓，大率秦、楚、吴、粤、滇之人居多"。

(2)只记境内移民的原籍有多少种，不记各种移民的数量及比例。例如，安岳县，"四方侨寓，复多秦、粤、吴、楚之人"。乐至县，"明季板荡，鞠为榛墟......豫章、楚、粤、黔、闽迁徙侨流，悉占数其中"。仪陇县， "邑中湖南、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入籍"。

(3)只记境内土著与移民成分的大约比例，不记具体数量。例如，江安县，"自明季兵燹以后，土著仅十一二"。泸县、合江"自外省移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盐亭县，"客户与土著，几共半矣"。金堂县"楚省籍约占百分之三十七，粤省籍约占百分之二十八，闽省籍约占百分之一十五，其余各省籍约占百分之二十"。广安县，"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浙闽籍一，齐鲁晋汴籍一，粤籍一，蜀人迁籍一。"苍溪县，"大约土著十之三四，粤、闽、黔十之一二，本籍十之四五"。巴州，"大约楚、赣来者十之六七，闽、粤来者十之二三"，"土著仅十之一二"。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道难题永远无法求解。在现有条件下，要想推算出清初移民人口的数据，首先必须有一个相对准确的人口基数，这是分析移民数量的前提。近年来，有的学者主张用比较可靠的某个时期的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向前推算，例如采用乾隆时期的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推算出清代前期若干年份的人口数量。同样道理，要想求得清代四川的人口数据，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四川人口准确数据的年代，然后以这个年代的人口数据作为基数，再选定一个合适的人口增长率作为依据，逐次往上倒推，最后便可以间接推算出清初四川各个时代的人口数据。

但是，在究竟确定什么年代的四川人口数据最接近真实的问题上，学界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有主张以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据为依据者，有认为宣统二年(1910年)内务部的调查数据最为准确者，也有认定1937年四川保甲调查基础上的人口统计为可信者。由于选定作为推论标准的基数各不相同，因而据此所推算出来的四人口数据和移民迁入数据必然大相径庭。

在充分吸纳各派学说主张的基础上，曹树基并结合他对同一时代其他区域人口资料的总体掌握情况，在《中国移民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应该以1953年的人口普查统计作为依据。他认为："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四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的人口普查，为我们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四川人口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相信1953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认为"与1953年的数字比较后，可以发现民国年间四川的人口数据都是不可靠的"。他主张"采用1953年的人口数，选用较为合适的人口增长率"，就可以重建起清代末期乃至清代前期的四川人口数据。

根据曹树基的这一设想和具体推算，他以1953年的人口数据为基数，倒推出来了康熙二十年至宣统二年的四川人口变动状况。详见下表：


曹树基对于清代四川移民数量的推算结果作了这样的解释：康熙二十年至六十一年，四川人口数量从50万增加至232万，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8％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机械迁入相互作用的产物。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四十一年，假定四川已有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0％o，期末人口数据约为663万人，其中383万为土著繁衍的后裔、280万为康熙末年以前迁入移民及其后裔。是年四川实际人口数约为1000万，那么，除去663万于康熙末年之前即已迁入的移民及其后裔与土著，其余337万即为新增移民人口，年均增加移民人口约为6．2万。于是，乾隆四十一年，土著占总人口的38％，移民占总人口的62％，移民及其后裔数约为617万。这样，至乾隆中期，移民人口几占四川全部人口的60％，到这时，四川便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社这里，再让我们来看一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结束时的匹人口状况。为什么把乾隆四十一年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结束的时间标志?根据曹树基的解释说："这是因为，至乾隆后期，移民大潮已经基本停歇；从技术上说，乾隆后期的人口统计对象已基本从'人丁，转为'人口'；而一个相对准确的人口基数是我们分析移民数量的基本前提。"

具体说来，可以这样来认识：其一是，因为乾隆四十一年是康熙二十年以来四川人口高速增加的顶点，其后四川人口开始渐次下降。其二是，从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十七年的36年中，移民人口的迁入已经不多，移民大潮已经基本停歇。其三是，从人口统计的技术层面上讲，乾隆四十一年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一般说来，同一时期其他省份进行的人口调查仅仅是"丁"的调查，即纳税人口的调查，甚至是纳税单位的整理，与人口无涉。而四川则有所不同，表现在以前不仅有户的数据，而且有丁的数据。由于存在着大量移民户，所以经常出现户多于丁的情形。但是，进入乾隆后期以后，由于移民人口的迁入已经不多，因此，人口统计对象便可以实现从"人丁"到"人口"的转变。这样，实际上就宣告移民运动就此结束了。

接着，曹树基根据嘉庆十七年的人口基数，乾隆四十一年分区人口数，并据各区移民与土著的比例，进一步推算出这一年各区人口的具体数据：

最后，曹树基依据现有的相关样本资料，对乾隆四十一年四川分区移民人口的原籍状况作了统计，详见下表：

对于这份原籍人口统计表，曹树基也感到不满意。他指出："由于样本资料太少，所以各区的移民原籍分布存在一些误差，如川东地区缺少来自陕西和贵州的移民，这与事实显然是不符合的。如果川东区的样本能够再多一些，就可能弥补这一缺憾。"在缺少更多样本资料的情况下，曹树基依据所掌握的现成资料，能够作出以上移民分区人口和原籍统计表，应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至于曹树基以上的推算结果是否完全准确、科学，有待进一步检验，当然还有继续补充、修改、完善的必要。但是，有这样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与没有这样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是大不一样的。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就能使我们对于清代前期四川人口的增长趋势与移民人口迁人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在目前尚无更为全面、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之前，我们只好以他的结论来作为认识四川移民社会的出发点。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的样本资料问世，到那时，新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弥补他的这一缺憾。

二、土客冲突

大量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杂居在一起，接触日渐频繁，摩擦、矛盾必然不断发生。于是，在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以及在移民与移民之间，免不了要发生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冲突。这是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又一个显著特征。

雍正五年(1727年)户部奏折说： "四川昔日荒芜田地，渐皆垦辟，从来并未丈勘，止计块插占管业。又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田土不知顷亩，边界均属混淆，此侵彼占，争讼繁兴。"所有这些摩擦、矛盾和争讼，焦点都集中在地权问题上。所谓"川省讼词，为田土者十居七八"，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

在所有这些争讼事件中，以四川土著与湖广人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清圣祖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一次"上谕"中说："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闻陕西人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人川之人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这里的四川人，就是四川本土居民，即土著人，其中包括元、明以来迁川的以湖广人为主体的老移民。这里的湖广人，指的是清初以来来自湖南、湖北的新移民。

关于这一时期湖广人与四川土著的矛盾争讼的情况，在康熙中蜀抚李先复的《楚民寓蜀疏》中作了这样的陈述：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携带家属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其中，固然不乏"开垦为业"之人。但是，也有不少"奸徒匪类"，为非作歹，"扰害地方"："有占人已熟田地者，掘人祖宗坟墓者；纠伙为窃为盗虐行劫者，结党凶殴，倚强健讼；又有私立会馆，凡一家有事，率楚中群凶横行无忌，此告彼讼，挟制官府者"。

笔者在重庆市荣昌县路孔镇作田野调查时，镇文化站陈和跃先生提供了发生在该镇历史上的土客诉讼的口碑故事，以具体案例的方式为这一奏疏作了最好的诠释：

在清乾隆年间，荣昌县路孔镇赵家场，赵家是"湖广填四川"从湖南安化迁来的。程家是赵家场原来居住着的土著大姓，系明朝年间从湖北麻城迁来的。程家喜好习武，族中出了不少武举人；姓赵凭借其为宋朝皇室后裔，家族颇多翰墨遗风，出了不少秀才举人。赵家未发达前尚能听命于程家，一段时期也曾和睦相处，两家子女互有婚配。但是，时间一久，程家眼看赵家的势力一天天盖过自己，很不服气，分析起来可能是风水在作怪，于是便在当地正对濑溪河石桥的远山上修了一座白塔，并放出言说："桥是弯弓塔是箭，射倒赵家翰林院。"据说，此后几年赵家功名不显。分析起来，可能是程家修的塔镇住了自己。(见下图)

为了破解此塔，赵家又在自己宅院外新修了一道照壁，壁上挂了一口镜子，正对白塔，并放出话说："墙如盾牌镜似箭，返射程家武状元。"据说，此后几年程家武举乏人。在第一个回合不分胜负之后，程家接着又实施新的报复计划，夜遣家丁在赵家两块"龙眼田"中暗撒铁沙。由于该田被赵家视为风水田，平常耕田都不用铁犁，而用木犁，生怕伤了风水。现在，眼见田中满是铁沙，分外心痛，推想定为程家所为。为了出这口恶气，赵家于是夜遣家丁，拿钢钎去撬程家的祖坟。不料，却被程家预先设伏，在现场逮了一个现行。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程家把赵家告到官府，赵家也动用各种关系，与程家周旋到底，双方为此诉讼了好多年。结果两败俱伤，从此两家结下世仇，不再通婚。

这则口碑所反映的人与湖广人的恩怨故事，虽然其发生时代传为乾隆年间，但实际上这却是自康熙二十年大移民闸门开启以后，随着外省移民的大量迁入，而在四川各地与四川土著居民长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归纳这一时期土著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土客冲突，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其一是，外来移民欺凌土著居民，即以客欺土型。

上引李先复疏中所列楚民表现就属于这一类型，但缺乏具体案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发生在蓬溪县的楚民"指荒占熟，反虐土著"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据《蓬溪县志》记载，清初在川中一带，由于有一伙"楚民入川籍"之人，打着"讨垦"的旗号，"结党控争，指荒占熟。遂宁、中江、安岳、蓬溪四县被害尤甚"。其中在蓬溪争占者，约有300余户，经常与土著发生争讼，告到官府，3年都没有结案。究其缘由，在于"新民承垦，县令向有陋规，每安插一户，缴银四两"。于是，地方官吏以此牟利，引起土著不满。 "土著士民忿其鬻夺己产，每日与楚民相仇讦。"后经新任知县徐缵功的悉心治理，"履亩清查"，痛绝陋规，"不数月而尘案一清"。在中江县，也发生过类似的"指荒占熟"的事情。其缘由在于，外省移民"先后招徕"时间不一，来自各地的移民"驯顽不齐"，秉性各不相同。有些省籍的移民，最爱生事兴讼，致使"讼端日起"。新任知县李维翰"履亩亲查"，"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结果，"不逾年而尘案一清"。此外，在陈箕永担任绵竹知县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当地居民的构成状况是："兵劫后土著少，报垦半楚民"。由于移民人多势众，"屡以客户凌土著"，也曾发生"讼不解"的情况。陈箕永终日忙于"履亩定界、勘堰均水"，以至"无月不信宿在外"。表明当地土客之间也为地界、塘堰、水利之事，纠纷不断。

其二是，土著驱赶外来移民，即土著凌客型。

据《隆昌县志》记载，康熙年间，湖广宜章人董子能携家前往四川，路过广安，"与同乡三十余人啼哭一处"。经询问缘由，众乡亲告知，他们虽然"报垦斯土，已经栽插一年，忽被豪衿何某霸占，欲将我辈尽行驱逐，因此含冤未申"。董子能听后，叹息良久，决定站出来打抱不平，"挺然出力"诉讼，后告至抚军年公，经其"批查核实"，这30多家老乡"终得安居无恙"。这里的抚军年公，即四川巡抚年羹尧，其在四川履任的时间，当在康熙末年。在距广安不远的合州，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垦田既熟，土著讼而争之"的现象。

这种土著抢占移民开垦熟地的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解和制止，很有可能酿成武装冲突。发生在川西地区灌县的土著，企图纠集势力，从移民手中夺回田地房产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有资料记载说，在明末清初成都平原荒芜之际，许多住在成都附近的地主富户，事先纷纷携带金银契据，率领子女逃进灌县以西地区居住。后来外地移民在政府招民政策的鼓励之下，大量进入成都平原开荒，经过长期经营，四川又开始繁荣起来，交通也逐渐恢复。这时，那些逃进灌县的地主富户，看到原来荒芜的土地已经由外来的移民开垦为熟田，便想把这些移民驱逐出去，以便从他们手中夺回田产。

据说这些土著豪绅在灌县纠集了一支队伍，准备返回原籍，他们一路上占领了郫县、崇宁、大邑、彭县等地。在前部就要越过郫县直达金泉场(今成都西郊土桥)，扰及成都近郊茶店子的时候，成都为之骚动。当时四川大吏尚未住在成都，兵力不足，于是急忙报清廷求救。清政府下令急调湖北荆州驻防旗兵和宁夏兵入川弹压。其中，由副都统率领的一支部队，驻扎在西门外的营门口，这里就成为后来旗兵驻防的地方。进入成都的先头部队是汉兵和宁夏兵，他们最先同土著武装接触，随后满洲旗兵开始出击，一经交锋，土著武装立刻土崩瓦解，最终只得逃进灌县去了。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成都市民不放心，生怕旗兵撤走后，土著势力再行卷土重来，一致要求四川大吏转奏清廷把旗兵留下。后经清廷允许，便留下1600名旗兵，由都统一名和协领佐领等20余名军官率领驻防。起初本是三年一换，后因交通不便，便把最后一批旗兵留下，不再调动，并从康熙末年开始分批把旗兵眷属护送来川，直至乾隆初年才陆续送完。这就是旗兵入川原因及留住成都的来历。

根据口碑整理的这篇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遗憾的是，它没有明确的系年。不过根据叙述中提到的四川大吏未住在成都，以及从湖北荆州急调湖北驻防旗兵援川的细节可以推测，这正是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设置川湖总督，驻节荆州，节制湖广、四川两省以后发生的事。

其三是，发生在土客邻里和移民邻里之间的争讼。

据民国《万氏宗谱》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万氏家族的高祖在外"流寓十载"，回到崇宁县复业，原有"开垦成熟之田220块，因抛荒已久，被豪邻黄安侵占，争闹两载"。后来，因为"置勿问"，又失去田110块。再后来，"又被豪邻叶芳盛争去田20块"。到雍正六年(1728年)丈量土地时，只剩下"田百十块"，共计600余亩。如以此标准计算，万氏前后被豪邻侵占的地块在350块，近2000亩之多。

像万氏这样失去大片田地的事例，在四川境内其他地方也发生过。例如，原籍湖广长沙府安化县东坪乡的吉氏家族，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冬月二十七日自湖广徙川，次年三月十二日至蓬溪县葺山乡玉溪口落业，地名青石坝小沟(今重庆市潼南县境)，居住18年。"因梁姓讼狱成仇"，不得已将产业"卖与梁姓"。并于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迁居至潼川府三台县南路危月乡、离城10里之踏水桥横沟，今名吉家沟(今三台县潼川镇广化办事处白鹤寨)居住。吉氏后裔对于这次丢弃产业的讼狱事件刻骨铭心，为警示后人，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新建的吉氏宗祠题写对联云：让家让国让天下，如让一箪；争名争利争百年，争千古。

这类事件在四川仪陇县城东来凤场两路口一带也发生过。根据口碑资料，说清朝康熙年间，有杨姓人家奉诏人川来此地落户定居。遵照"先来者任其插占"的优惠政策，于山岭之间占地约"十里之遥"。不久，又有邓姓人家来此立基，却因为错过时机，未能插占上土地。由于杨家与邓家在原乡祖地是世代亲戚关系，于是，邓姓向杨氏提出要求："借一块地盘开垦"。杨家人手不足，尚待开垦之地很多，同意将山下坡陡、湾深、沟峡之地给邓家开垦。当两家到实地指划地界时，发觉现场山高坡陡、乔冠茂密、荆葛丛生，既不能执竿丈量，又不能持之以绳，于是双方商定，施以"火烧"之法，让其自然焚烧，四周以火自熄之地为界。由于火随风势，越烧越旺，伸延区连至三湾。

这次"火烧"划地，使杨家失去了一大片土地，甚为后悔，而邓家却得到了立基发达的三大湾土地。数年后，邓家果然人丁兴旺，事业发达，为感谢祖宗之福德和"火神"之保佑，遂在山顶修建了一座"火神庙"作为家庙。这一举动惹怒了杨家，杨家借此发难，向邓家提出要求：一要收回"火烧湾"，二要拆掉"火神庙"。邓家婉言拒绝，杨家遂将此事上诉官府。后来县衙经过调查，作出如下裁决：一、将邓家修建的有损杨家的"火神庙"拆去(至今此地仍称"火山庙"，但一直有山无庙)；二、将原来"火烧"之地多出限额之外部分收回，仍以"火烧三湾"为主体分给邓家，故该地名的称谓一直沿袭，至今仍叫"火烧三湾"。

在西地区的大邑县双河场，还有外来的湖广人不同姓氏家族之间因为地界之争，而酿成两族人互不通婚的族规。据口碑流传，清朝初年，从湖北麻城县迁来了两族人到大邑西北山区，一族姓任，一族姓张。后来，由于两族人争占土地结了仇，时常吵嘴打架。因此，两姓家族都定了族规：不准互相来往，更不准通婚，若有违犯，装笼沉水祭祖。后来，双方家族中有一对男女青年张二娃和任幺姑，不顾家规的约束，自由恋爱。一天，他们在山上砍柴，互唱山歌表达爱恋之情时，被发现了，结果，两姓人将他们捆了起来，各自押回去，关进家族的牢房。"七月十三日那天，张、任两族祠堂里，敲响了铜锣，各自祭了祖先后，把违犯族规的张二娃和任幺姑捆起来装进篾笼，分别丢进两口深水塘里，活活地淹死了。" 

曹树基对于各种类型土客冲突产生的背景、条件及原因，曾经作过初步的探讨和涉猎，他指出：

康熙末年四川人口数量中移民尚不敌土著，但也相差不多；湖广入川之人与四川土著的争讼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而在同时，因陕西移民的数量较少，不足以与四土著相抗衡，故秦人的表现相当安分。当移民人口远远超过土著以后，这种冲突就会减少。如在四川云阳，所谓的土著"自云洪武年间来蜀......经闯贼之乱而仅存者也。今县境扶、徐、向、冉、杨、谭诸族皆其孑遗，其始颇仇客民，久乃相浃，寻结婚媾"。尽管云阳土著已大部损失，但在移民迁入之始，移民人口与土著相比可能并不占优势，以后移民逐渐增加，土著人口的比例愈来愈低，最终仅占人口总数的20％。在不成比例的力量抗争中，土著显然处于劣势。因此，在最初的对抗期过后，便是相互之间的通婚和融合。

曹树基的这一论述，从土客人口比例与力量对比分析了发生在康熙末年的土客冲突的各种表现，认为当移民人口不及土著人口的时候，湖广人凭借其在川人数上的优势，处处与四川土著相抗衡，表现为湖广人与四川土著的矛盾争讼；而当移民人口超过土著人口的时候，这种土客冲突与矛盾就会被融合取代。这一论述有助于从总的趋势上理解土客之间冲突与矛盾发生的轨迹，但因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剖析，这里只是提出问题，有待日后研究来加以解决。

当时各类地权纷争中，当事双方如私下协商不能平息，便会把争执移交给官府，于是地方官府便成为化解这些矛盾的行政裁决机构。许多地权纷争，乃至矛盾激化酿成的命案，最后都是通过行政裁决而加以解决的。

以下是一件保存在族谱中的有关湖广人与移民为解决土地纠纷、由地方官府主持裁决的合约抄本式样，从中可以窥知当时官府裁决的情况：

立写合约人袁文辉，原系简州龙泉乡罗家坝人氏，因劫难之后，于康熙二十八年，罗应林同侄罗乾相，归宗慕主，回修墙垣。但袁文辉因(据)田数载，二家争论不已，具词到州审质，真伪兼杂。蒙刘大老爷亲骑踏(看)，及地头人凭公分处四(支)：以文辉宅后石砖为界，上系罗姓管业，下系袁姓管业。所有黄毛堰，二家均用。放水堰下，左边一分，系文辉耕种管业，屋基一所，永(远)为业。右边一分，下底柏树梗子为界，系罗姓管业。但右边(垦)熟数块，今蒙公断：罗姓另开；文辉顶补熟田，至于河之南罗姓祖田，袁姓不得侵占。各处田地，一一分据，各照管业，勿得生端相侵。其文辉宅后，罗姓祖坟，左右树木山界，俱不得践害。恐后复有争竞，凭众执约，赴官为据。

凭中人：郭镇邦、高奇秀、陈仕法、晋文献黎正文、李时泰、游国乔、熊进奇高文新、刘文俊、刘 奇、张春魁同在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立约人袁文辉文约中的罗应林，是罗氏家族的4世祖，其入蜀始祖系明代中期以来从湖广迁居在简州罗家湾(今成都龙泉驿区同安镇境)定居的"旧民"，即土著居民。"明末之时，奔至新都吴马村铁桩堰，二往永川县来苏镇，三往崇庆州，寄站数载。"

清朝平定四川后，罗应林于康熙六年(1667年)回到本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报粮开垦。这时，才发现原属他家所有的耕地，已由外省移民袁文辉当作无主土地垦占了。罗、袁二家为争夺产权，发生诉讼，一直告到简州官府。州府派出"刘大老爷亲骑踏勘"。最后由刘大老爷主持，作出上述裁决。该裁决以合约的形式书写二份，其中由"立约人袁文辉"署名的这份合约，归罗姓执掌，因此，被罗氏后裔收录在《罗氏族谱》之中，而得以保存至今天。立约时间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罗应林报垦的时间间隔了12年，这可能与其间发生"三藩之乱"战事未平有关。

从以上判决可知，当时简州地方官在解决土客地权纷争时，基本上遵照清初政令：凡抛荒地无论有主无主，均归开 垦者管业，因此，在判例中有力地维护了外来移民袁文辉对于"熟田"的占有权；但同时对于"旧民"罗应林所拥有的"祖田"，也判决物归原主，不让外来移民"侵占"。在这里，移民与土著的利益都得到了兼顾，所以双方才有这纸合约的签订和互换。

通过上述可见，在清初移民社会中，在土著与移民之间，以及在移民与移民之间，围绕地权问题，曾经出现过一段控制与反控制、排斥与反排斥、诉讼与反诉讼的斗争与摩擦，矛盾是尖锐的，冲突是不断的。

三、融合趋势

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结束标志的这一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上距清廷正式启动外省移民实川大闸的康熙十年(1671年)，足足有105个年头。如果从四川加速实施大移民政策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算起，这场移民运动也前后持续了95年之久。100年的大移民，重建了一个拥有1000万居民的人口大省。较之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川省人口310余万，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已是明代的3倍多。

与人口增长的同时，四川的耕地面积因为移民垦荒运动的推行而得到迅速扩大，并日益缩小了与全国耕地面积的差距。详见下表：


通过此表可以看出，顺治年间，因改朝换代战争，全国耕地缩小，四川荒芜更多。"湖广填四川"移民垦荒，大见成效，顺治年间四川耕地仅为全国的0．22％，而到雍正二年占全国的2．97％，增长速度极快，以至到了乾隆中期，竟然达到全国的5．9％，一跃而成为全国耕地面积的大省。"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对于推进四川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甚大，由此可见一斑。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推进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了#r-省移民与土著居民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加速了移民社会向土著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趋势，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推动：

其一是，移民们在同当地土著共同开发四川、推进四川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垦荒生产劳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四川生态环境与地域生活的适应。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经过长期的接触与交流，加强了互相间的了解，增强了更多的共同性，从而淡化了各自的省籍界限。

其二是，移民们与当地土著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参与共同的地方公共事务与社区文化教育事业。这也是面对首当其冲的社会动乱的需要，例如，当嘉庆元年(1796年)遍及川东、川北一带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咸丰十年(1860年)纵横川中、川北一带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爆发的时候，在一系列社会危机面前，无论是移民还是土著，他们从维系地方秩序与各自的身家性命的共同利益出发，无不选择站在同一条战线之上。严酷的现实斗争最终迫使他们冲破省籍樊篱，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土著化过程的加速发展。

其三是，定居日久，移民家庭人口不断繁衍，家族与宗祠重建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移民家族不得不打破最初定居一点的格局，开始陆续向外拓展。而随着家族分支的向外扩散，使得家庭成员的通婚对象也不再受原籍的局限。这样一来，婚媾日久，必然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正如民国《大足县志》所说："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视原籍同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然一般固无异也。"反之，处于同样环境中的土著，也因为互通婚姻，而不得不改变与移民的关系。例如，民国《云阳县志》证实说："4-县境扶、徐、向、冉、杨、谭诸族，皆其(指明洪武年间迁入的土著--引者)孑遗，其始颇仇客民，久乃相浃，寻结婚媾。"

在一个原本就是"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中，移民们经过几代人的交往接触，开始逐渐融合于土著社会之中，变得越来越本土化，而不再强调各自的原籍了。于是，文化的碰撞、冲突与吸纳，像一台巨大的搅拌机一样，最终把一个移民社会融合为土著社会，把形形色色的外省人整合为四川人。

在四川许多地方志上，对于当地的移民社会如何逐渐融合为土著社会的趋势作过不少的叙述。民国《双流县志》就这样写道：

明季张献忠之乱，村市为墟。清初招徕，大抵楚黄之人为多，次则粤东，次则由闽、由赣、由陕，服贾于此，以长子孙，今皆土著矣，风俗已无差殊焉。

例如民国《泸县志》也说：

泸人自明末遭流寇之乱，死亡转徙，孑然无多。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楚人粤人多事耕种，赣人闽人多营商贾。其习尚虽熔铸混合，而其本俗固保存不废，尚可得而辨焉。抗战时期，窦季良在陪都重庆为撰写《同乡组织之研究》一书，曾经对清初移民社会融合土著化的趋势问题作过一番考察，他指出："所谓土著化，即在血统、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与寄籍社区合而为一的过程。"他指出《泸县志》所谓的"习尚的熔铸?昆合"，就是"与寄居地风俗习惯合而为一的表现"。所谓"尚可得而辨"者，就是"乡土风尚仅存的特点，所以尚能辨出而未曾完全的融合，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原不是永久不变的。"

依据他在重庆市所访问到的八省遗老表明，"八省同乡早已与四川土著同化，通婚结好，共营商业，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居然土著了"，他们"在生活语言习惯上殊难辨认其为外籍人士，尤难辨认其为某省某府之人"。唯一能找到移民后裔痕迹象征的是："不过他们尚能记忆其省籍而已。""只能忆及其为某省原籍而已。"

根据他对重庆"八省会馆"的实地访问，商业都会城市重庆的"八省客商大都是从康乾时代陆续移人的，迄于咸同之世，以历百年之久。其间物移星换，同乡人士已有土著化的趋势。"在他看来，康乾时代迁入重庆的8个省籍(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浙江、陕西、云南、贵州)的商业移民，大致经过了百年的融合过程，到"咸同之世"已经"有土著化的趋势"。这里的"已有"，应该理解为"土著化趋势"早就开始了，经过"咸同之世"，其融合的速度是大大加快了。

需要指出的是，各地移民与土著的数量比例有别，各类移民的多少与构成状况不一，融合趋势的时间进程也不是完全整齐划一的。例如，曹树基引道光《安岳县志》卷2的一段文字："四方侨寓复多秦、越、楚、吴之人，始则佃地而耕，继则携家落业。虽日客民，同于土著矣。"指出，"至道光年间，土著与移民就不存在什么差别了。"又引嘉庆《什邡县志》卷18的一段文字："张献忠蹂躏之后，土著稀少，四方侨寓率多秦、楚、闽、粤之人。人心不谐，但类攸分，生气斗讼，往往有之。近日时加劝谕，习久相安，渐归醇厚"。指出，"大约至嘉庆年间，这类分籍冲突就基本消弭了。"

据此可见，在川西的什邡县，嘉庆年间分籍冲突就基本消弭了，表明其时当地的融合趋势已大见成效。而在川中的安岳县，至道光年间，就分不出土客区别了，表明其时当地的土著化进程已经完成。那么，是否可以依据这两个例子，就推断其他地区的融合趋势也是同样的进程?是否可以推断融合进程完成之后，上述两地居民就不再设省籍之防呢?我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例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例如，就以本书第一篇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一来自福建的移民陈时安一家来说，上文提到，该家庭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迁入四川，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左右才最终在三台县城附近的柳林坝定居下来。其时，下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结束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不过10年左右。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在经历了从迁徙到创业定居的历程洗礼之后，在他们及其后裔的头脑中，又是到什么时候还在强调省籍界限?

无独有偶，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找到了一个直接的文物见证--发现了一通难能可贵的"原籍闽省碑"。所谓"原籍闽省碑"，系指发现于三台县柳林坝陈家老祠前的一块墓碑。2001年4月16日，笔者寻到此碑时，它尚平卧在水渠上，作为进入该村的石桥使用。在三台县文化馆赵长松先生的协助下，我们说服该村干部、村民，将此碑翻了过来，并将其清洗干净。现在，这块古碑已经保存在原址之上，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该村观光考察。

经考察，原来这是该家族19世陈兆溥夫妻墓前的一块墓碑。据谱载，陈兆溥是始祖陈时安的第十子，也是该家族最年幼的老辈子。族谱上有关于他的详细记载：

十九代兆溥公，字海宽。时安公之十子。公幼聪颖，好读书。每冠童子军，未第。其诗文至今子孙犹佩服不忘。当时群目之曰大人。因略述其梗概如是：

公生于乾隆乙酉四月初六亥时，系遂宁县南坝跳磴子生长，卒于乾隆乙巳年四月廿五日辰时，邑南樊家沟告终。即葬宅后小山子。后起迁邑北柳林坝祠前。丁山癸向。兼子午三分。

妣谢孺人，谥静懿，乙未科恩举人廷彩公、岁贡廷举公之姑母，年十九适祖，未期祖逝。无出。抚侄承祧。善事翁姑。享寿五十有一。例合旌表，准入节孝祠，名编县志。奉旨修建节孝坊。覃恩旌表"志同冰霜"四字。例赠孺人。生于乾隆甲中年十月廿三日辰时，系邑北乾江坝生长。卒于嘉庆壬申年十二月廿五日戌时，邑北柳林坝告终。葬在祠前，与公合冢，同向。抚一子元焕。

从这段难能可贵的谱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陈兆溥作为陈氏家族迁川后第二代传人，自幼即以聪颖和诗文出众，可惜却早年仙逝，终年21岁。他的妻子谢氏，原籍广东平远人，娘家颇有科举功名家世，19岁过门，守寡31年而终。因例合旌表规定，敕赠节孝牌坊，名编县志。经查，在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0《人物志》三十八《烈女》十二《完节》五，光绪《潼川府志》上，均列有"陈兆溥妻谢氏"之名。在民国《三台县志》卷10《人物志》以"夫亡守志，孝节著闻"备列谢氏事迹云："谢氏，邑人陈兆溥妻。年二十夫殁，无子，以侄元焕为嗣。节操洁清，教子成立。寿五十一。"这通碑就是因谢氏受封赠而立的。

新发现的这通碑的石材，据传系从涪江上游灵兴境内的猫儿扁开采的，运送过程中曾经落到河中，费了很多功夫才将它打捞上来。碑高220厘米，宽90厘米，厚20厘米。正面四周有5厘米的工字滚边花纹。(见右图)碑的道光七年(1827年)，上距该支家族人川75年之时，这支移民家族仍在墓碑上镌刻"原籍闽省"的符号，这就为研究当时外省移民迁居四川后认同意识的转变，与移民社会向土著社会演变的历程提供了文物证据。

根据民国《三台县志》记载，三台县是一个有着多个省籍移民迁入的人口大县。"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闽为粤，为江左右"。在当年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省籍来源广泛的移民大县里，移民与土著之间以及移民与移民之间，矛盾、摩擦乃至冲突是避免不了的。正如乾隆《潼川府志》所载：在府境之内，"大抵秦楚之人多剽悍，闽粤之人多诡谲，弈博蹋鞠之风，雀角鼠牙之事，往往有之。"光绪《潼川府志》所载，在乐至县，"自兵燹后，五方之人聚处，占籍将二百年，从宜异习，纠纷不能齐者，其势然也。"这些矛盾纠纷是由于各省移民之间因为语言、习性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其性质只是局部的，不属于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正因为这类矛盾的存在，必然使得居民之间的省籍樊篱一时难以消除，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居民中不少人注重强调各自原籍，应该是正常之举。

由此看来，即使在立碑的道光七年，在某些地方，在一部分移民头脑之中，省籍观念依然较为突出。这说明，移民社会之完全融入土著社会，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