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遣词造句的原动力

　　语文品质是指写作中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水准的高低优劣。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谋篇布局，光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一种行为、活动；既然如此，就都需要一定的能量、动力。关于这种能量、动力，我国古代写作理论有不同的见解，其中最主要、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气”，曹丕《典论·论文》最早指出：文以气为主。

　　“文以气为主”，我们语文教师人人耳熟能详，但细究起来，问题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何谓“气”？当有人问孟子何谓“浩然之气”时，孟子却回答说“难言也”。气，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词，在我们汉语里的含义非常丰富、复杂、微妙，由“气”衍生出来的词起码在千数以上。气为何物？数千年来众说纷纭，非有大部头的专著才有可能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我们这里只能不揣浅陋地长话短说。气，原是我们古人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概念，是一切生命力量的源泉。这种学说认为世界和人都是由气化生而成的。语云“人活一口气”，此气就既指人的身体之气，也指人的精神之气。王充就认为人是由气化生而成的，说“气凝为人”（《论衡·论死》）。不仅人呼吸的就是气，即如人的精神、气质、情感与性格等等，也无不和其气相通相关。而人的身体、精神又是密切相关不可须臾分离的。例如领悟文字的声音节奏，就是身心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单单是耳朵听的事情。朱光潜说：“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耳朵固然要紧，但是还不如周身筋肉。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有节奏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朱光潜《谈文学》）人是有机的生命体，文（文辞、文章）也是有机的生命体。文不单是文字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从文的角度看，我觉得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气是基于人的禀赋、气质、阅历、教养、学识、思想、情感、志趣甚至体魄等在一定情境中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包含理性、情感两个方面在内），就是它催化写作动机，形成写作意图，推进构思和表达的进程。与文章有关的神气、才气、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韵、气脉、气骨、声气，等等，归根到底都是气，只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

　　我觉得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颇有意思：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在他看来，气有极其鲜明强烈的个人性，两个人即使在演奏同一乐曲，但由于他们的气质、气性不同，所渗透的情感有所差异，演奏的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显然这一认识几乎已经达到现代阐释学的高度。下文将要谈到的谭嗣同、林觉民、傅雷，都具有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但也都各自富于极其鲜明的个人性，他们不同的作品也常常具有不同的特色，谭嗣同的临终语如一道闪电，林觉民的《与妻书》如悬河泻海，傅雷遗书则是无形的火焰。

　　说到情感，我们可能又会马上想起“为文造情”“为情造文”的话头。章学诚说：“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文史通义·史德》）这里就又生出了气和情的关系问题。我以为章学诚此处气、情虽分而言之，事实上两者是相关相通、不可分割的。章氏之言若改成“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情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气也”似也无不可。但往深里看，应该说气较之于情更具本源性、生成性，上引《论衡》语及刘勰谓“情与气偕”（《文心雕龙·风骨》）均可为佐证，实际上情已经包含在气之中。当然刘勰所谓“为情造文”之“文”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与我们语文教学中的实用文是有区别的，不过即使是今之实用文也仍然不能没有包含情在内的气的贯穿、推动。

　　由“文以气为主”，我们可能也会想起杜牧关于“文以意为主”的见解，到底何者为是？我们先来看看杜牧在《答庄充书》里是怎么说的：

　　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圜阓，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樊川文集·卷十三》）

　　论者一般引得较多的就是这一段，它把意的主帅作用讲得相当充分、透彻而且精彩，只是没有对“气为辅”作出任何说明。其实，他紧接着就提到了“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原来在杜牧心目中“意气”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他说“意”，“气”已在其中。易言之，杜牧的“文以意为主”和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根本上是并不矛盾的，意必带气，气必伴意。只不过“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似乎过分强调意的主帅地位，同时大大低估了“辞彩章句”对“意”的修正、补充、激发、延伸等功能，以为它们在为文过程中只是完全消极被动地接受意的指挥调遣而已。不得不承认的是，就在今天，学界也没有对言语（包括所谓文章）的生成过程获得非常清晰、准确的认识，且歧见颇多，未能形成共识。但有几点则似基本可以肯定，首先是完全游离于语词之外而又足以驱遣语词的意，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其次，意和言大体上是一个相生相成的互动过程，而不可能是意的单向运动。

　　关于言和气的关系，韩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由此可见，气并不是与言共时并列的关系，而是言的生成基础。苏辙进一步指出“文者气之所形”（《上枢密韩太尉书》），在他看来文就是“气”的物质形态。众所周知，任何一个读者在一篇文章中实际所接触到的只能是一个个文字，现代还有标点；气、意、个性、风格等等全由一个个的文字表达出来，显现出来，它们在字下、字外，主要在字和字的关系之中；离开了文字，就都化为乌有了。至于“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分明就是一个言语形式问题，理所当然地会表现出一定的语文品质。韩愈《答李翊书》还说过：“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文如其人，如果把言也比成一个人，“蔼如”就是言语的一种精神状态，而造就这种状态的能量、动力就是气，即由人的精神、气质、情感等相互融合而成的力量，外部表现为遣词造句所产生的一种效果。

　　关于气、意、言，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气在一定的情境之中产生了意（意向、意图、意思），然后伴随意不断鼓荡向前，直至最后以字句表达出来。打个比方，气是土壤，意是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言是植物的根、茎、叶、花。以气贯之，自然本固枝荣，根深叶茂。我国书法讲究“行气”，就是指书法作者之气要能灌注于整篇作品之中，使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有一种呼应映带、笔断意连的关系。写文章其实也是“行气”的过程，以气行之，特别是“一气呵成”者就使文章获得了和人一样的鲜活生命。

　　在平常的时候，气沉潜蕴蓄在人的心里，同时也随人的活动不断酝酿着、变化着，而一旦受到外部事物的刺激，它就会被激活，寻求突破口得以宣泄，甚至像火山那样喷发出来，表现为诗歌文章。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很有价值：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为文之气产生于特定情境、遭遇对气的激发，就像火点燃了汽油一样，如谭嗣同临刑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气乃其一生郁积而成，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他因“死得其所”而感到“快哉快哉！”，固然根源于他“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认识，其实也与他一生中所遭遇的千千万万各种不同的因素或直接或间接相关，或说正是它们所参与化成的气凝聚而成的一种感觉，并发为“快哉快哉！”这一呼声。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它是“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总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这还只是从内容的角度看，若说到遣词造句，完全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绝对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而这才是遣词造句的最高境界，好比一朵花，没有谁特别去栽培过，它就自然开放了，而且那么美丽！有学者比较过《论语》中孔子的下面两句话：

　　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季氏》）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学而》）

　　前者有责备的意思，呼求为“求”，与后者相比，口气就显生硬；后一句是表扬，加了一个语气词，曰“赐也”，相对就缓和多了。这也一定是孔子随兴为之，并非刻意选择的结果。又如林觉民《与妻书》，读时，我们所见到的只有他的血泪，他心的跳动。——在其气的喷发过程中，语词自会奔趋笔下，既无必要也无余裕去斟字酌句，就像飞流直下，黄河奔腾，当其直下、奔腾之时，计较何时何地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再如傅雷的遗书，看似平和甚至平淡，实则有极其强烈的不平之气贯穿其中，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修炼的结晶。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剩余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其中“代付”“附”“请”“由”“赠”“给”等词语的使用，都非常准确稳妥。四之“赠”是出于感情；五之“给”，在傅雷看来是理当如此，是出于义务。两者是有区别的，可以说完全是习惯使然。遣词造句和待人接物一样，常常都是一种习惯。当然，习惯的形成会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

　　遣词造句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全是气盛时之习惯使然，总有寻觅、斟酌、推敲的时候，这时气虽然看起来退居幕后，技能、技巧等等走上前台，其实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气最后的决定作用。大家听得耳朵已经起茧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故事，其实就是气与遣词造句两者之间关系的最典型的例子，词序不同意味着文章气势的差异，文章气势的差异又意味着作者精神状态的分野，决非“雕虫小技”也。这里也许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屡战屡败”的作者确实有屡败带来的颓唐之气；一是他只是说明这一事实而已，心里还是想再战的，甚至可能还有最终必胜的信心。若是前者，他几乎绝无可能把它改成“屡败屡战”；若是后者，也许他自己最终也能够发现“屡战屡败”之不妥，起码能够立刻接受别人“屡败屡战”的改笔——这属于词不达意，不是精神状态的局限，而是遣词造句的问题。

　　我以为，文章之事（包括阅读与写作，下面专指写作）一般有如下三种状态：

　　以气主之即为文行气，是为文的最高境界，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自然生成，有如天籁；其次是以意主之，只求把要说的意思写明白说清楚；第三是功利为主，如为发表、为分数等，往往言不由衷，敷衍成篇。后面两种情况，遣词造句有习惯的成分，也有临渴掘井的时候。不过，有的初学为文者有时难免把遣词造句仅仅当作是所谓“码字”而已的技术活，甚至是想一句写一句，意也是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根本谈不上有“气”的贯穿、推动。子曰，“辞达而已矣”，没有气的贯穿、推动，“达”是不可能的。“……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李德裕《文章论》）也就是缺乏一贯性、完整性，死气沉沉，无生命活力可言。

　　对于学生来说，遣词造句的技能、技巧也是需要学习的。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章讲话》就曾专门作过精彩的论述。如他们谈到“看所谓文气旺盛的文章，形式上构造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一）以一词句统率许多词句，足以加强文气，因为许多词句为一词句所统率，读去就不能中断，必须一口气读到段落才可停止。凡具有这种构造的文章，文气都强。

　　（二）在一串文句中叠用调子相同的词句，也足以加强文气。

　　（三）多用接续词，把文句尽可能地上下关连，也是加强文气之一法。

　　唐弢的《文章修养》也有精到的论述，如他指出：“标点是传达说话时的语气的，所以，从标点上，往往可以看出文章的气势来。”“就长短说，大抵句短则气促，句长则气和。就张弛说，大抵句张则气势紧凑，句弛则气势松懈。凡属较长的句子，在顿逗处意义即已完备，随时可以截断的，是弛句，读起来费时较多，气势也就松懈……”

　　前辈的指点值得我们珍惜、继承。

（本文来源：《语文教学通讯 高中刊》2015年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