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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食局”等铭文出现的历史背景及时代
史料记载，太官署（令）自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管宫中膳食之事，在北宋晚期则发生变化。《宋史》载：“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可知，宋晚期皇庭在定窑设立生产“尚食局”、“尚药局”等铭文瓷器的作坊应晚于崇宁三年，在此之前应属宫室御捡或订烧阶段。如宫中使用的精美颜色釉应属御捡之列，大量龙凤纹饰应属定烧之列。
北宋晚期，国家安定社会升平，同时为了体现皇家尊贵，出现了专用御窑,生产“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器物，可称为正式官窑，从遗址非常集中的区域大量出土龙凤纹饰标本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定窑本是由民窑发展而来，此时出现了官民并举现象。
“尚食局”、“尙药局”从遗址挖掘情况来看，产品做工精致，胎釉结合极好，颜色均呈米黄色，为后人所称的定窑典型色，不同于宋中期以前定窑精品的纯白色。其原因并非学者认为的优质瓷土枯竭及技术下降，而是此时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审美情趣的一种转变，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引起了后人对定窑诸多方面错误的认识。
从遗址及北京城区金代地层出土情况看，金代早期大量生产“尚食局”等铭文瓷器，也许是由于战乱及文化差异，金国统治者对龙纹使用要求并不严格，贵族及平民均可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窑主为了迎合人们的心里，以盈利为目的大量生产“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瓷器，产品质量明显下降，类似民国大量仿制清代官窑的局面。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瓷器质量等诸多方面分析，此时大量的“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瓷器应否定为北宋遗物、南宋宫廷订烧之器及金朝统治者的专用瓷器。
“尚食局”虽说自秦设置，但一直断续使用，北宋朝在崇宁三年后才恢复设置，为此我反复查阅资料，收藏的几十片“尚食局、尙药局”标本，横向对比后也肯定是宋晚期、金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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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金定瓷的界定
长期以来，定窑有至金废灭之说，因而人们一提到定窑必称北宋。
随着金代考古资料的丰富，尤其是准确纪年的证据发现，如：纪年墓葬及遗址出土的有准确纪年的三块金代印花棋子，以及被确定的金代遗址厚厚堆积层，使人们对金代定窑有了一定的认识。
河北曲阳“定窑文管所”藏有当地出土的三件印花模子，其一内刻“甲辰二月望日造”；其二内刻“甲辰五月刘六郎……”；其三内刻“刘家模子，六郎寿……”，此三件模子应为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甲辰1184年）之物。它不仅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纹饰，也可作为断代依据，其模子刀法凌厉，线条娴熟，构图更趋于繁缛严谨，在宋代基础上又有所建树，更说明了金代定窑的辉煌延续。
史料也有记载：定窑在北宋后期达到高潮，北宋1127年被金所灭，定窑停滞了近30年才开始恢复。从遗址情况看，金代中心窑场由涧磁村拓展到东西燕川村，但由于燕川瓷土及烧造工艺有所改变，金代定窑胎釉明显次于北宋。但至金大定年间装饰技术已不逊于北宋，其印花产品的精美一度为定窑的最高峰。从大量龙凤纹题材来看，金朝统治者也偏爱定窑，因而产量巨大，影响深远。
宋金产品面貌大致有以下几点可以简单加以区分：
1.仿古铜器及部分与汝瓷器型相近的器物应定为北宋晚期。
2.胎釉白润，刻印稍显疏朗的应为北宋晚期。
3.金代定窑上乘之作与北宋晚期胎釉没什么区别，而金代中低档次装饰技法明显劣于北宋，且大多采用涩圈叠烧，为金与宋明显区别。
虽然北宋末到金大定时期30余年生产衰微，但此前后定窑同属一脉，而且其支圈覆烧作为主要烧造工艺未改变。所以，虽说艺术风格及当时人们审美情趣应存在一点差异，但目前要明确区分宋金产品也是不可能的。宋金不清唯一正确解决方法，还应取决于遗址堆积层同时代的标本，建立完备的标本库，这是十分浩大的工程，那时定窑的断代和鉴定都将迎刃而解。
金代定窑规模最大，产量最多也最为复杂，精品比例不大，这与政治、经济、文化、审美有关。当人们正确认识金代定窑的辉煌后，就没有必要进行宋金之分，而且我国考古界也一直把北宋晚期与金代作为一个时期进行定窑的分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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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尚食局”类款识宋金的界定
崇宁三年北宋宫廷设立“六尚局”，距北宋灭亡还有23年，金朝依北宋旧制，“六尚局”沿用了很长时间。“尚食局”铭文器物在北宋后期出现，金代继续大量烧制，此类器物宋金界定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尚食局”、“尚药局”等定窑铭文器物，在北宋时为宫廷专用瓷，使用严格规范，产品质量很高。金代宫廷肯定也延续使用此类铭文器物，但其质量明显下降，这与金代定窑质量整体下降有关，也与金代宫廷使用不如北宋宫廷严格有关。而且，金代民间也大量使用此类铭文器物及各种龙纹等。
在北宋为宫廷专用的纹饰，在金代则有民间大量使用的迹象。这与少数民族对皇权、龙权概念不严格有关，也与金朝早期动荡的局势有关。
金代定窑经早期的短暂低迷，很快恢复到辉煌灿烂，而此部分带铭文的器物无论是宫廷用瓷还是民间仿品在同时期定窑中都堪称精美。由于战乱，金代早期定窑低迷了30年左右，但没有全面停烧。所以，其工艺技术存在持续性和连续性，工艺上极微小的变化，也不足以全面支持界定。
虽然定窑区域政权背景变化了，少数民族文化快速侵入，但由于金朝汉地承北宋政策，民族融合性很好，又由于汉文化包容性、溶蚀性很强，定窑文化并没有明显变化。如丰富的印花纹饰题材，还在汉文化的主流上，况且“尚食局”类铭文器物多延续北宋题材，甚至模具都在延续使用。所以，从纹饰风格上，对部分“尚食局”铭文器物根本不能进行宋金的界定。
但事物的变化是规律，哪怕那么一点点，都会被细心所识。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人们都可以感到变化，何况瓷器这人类文化和工艺的产物。
所以，界定宋金这类器物，紧紧抓住政权背景、文化背景变化的这一前提，及战乱使定窑低迷了几十年的实际情况，从原料的选取、处理，丛胎釉、纹饰，窑内气氛、字体、器型及使用性质等等等等。从这些点点滴滴中进行认识和积累器物的特点，数个小小的区别就是一个清晰的界限。
应该说：这类器物还是可以有效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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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尚”字款
2009年定窑考古官方博客曾发布：此次考古挖掘出土了8片質量不好的素面白釉碗“尚”字款标本。
如果此图片准确，从一起出土的标本分析，应在支圈覆烧法发明之后，也就是宋中期以后的产品，与“尚食局”等产品生产时代基本吻合，且“尚食局”写法也没规范的迹象，此简意写法也不悖过去的行文方式。
但仅从瓷质一般且均为素面这一点，就可以否定为北宋“尚食局”的简称，因北宋宫廷用瓷极其精美。
再者，横向对比同地点、同层位出土的其他标本，挖掘人员可准确判定其款识性质。
笔者倾向于“尚氏窑场”或“尚氏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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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官”款与“尚食局”款无承启关系
由定窑的发展历史可知，在定窑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难免作为“土贡”流入宫中，这种情况在中唐时就可能发生，进而宫中直接去窑场选用。晚唐时定窑规模、质量及影响很大，出现的“官、新官”款定窑白瓷，说明是宫中有关部门订烧的器物，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王公贵族在此定烧，如五代“会稽”款应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宋时的”五王府”、“东宫”、“乔位”及民间订烧更是琳琅满目，不可胜数，但仅从这些来讲，定窑仍属民窑范畴。
官窑是由皇室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其产品专供宫廷使用，不像“官”自款瓷器御捡后还可作为商品流通的性质。“尚食局”、“尙药局”定窑白瓷是宫室相关部门专用瓷器，可理解成正式官窑。宋室宫廷下设六局，负责膳食之事为“尚食局”，负责诊病之事为“尙药局”。现今所见到出土“尚食局”款白瓷都为覆烧法烧制有芒口的盘碗类饮食器，内印精美龙纹、凤纹及少量牡丹纹等，在圈足内行草“尚食局”三字，书法功力较高。出土的“尙药局”款器物均为尺寸大小不等，用于盛放药品带子母口的盖罐，盒盖与盒身比例适当，盖面刻划极其生动的龙纹，盒盖与盒身靠近口沿处，分刻上下相对的楷书“尙药局”，其艺术效果极佳，让人不能割舍。可知这是宫中相关部门的专用瓷，其用途与款识相符。至于表明各宫室建筑名称、皇宫内职务、地位等相关铭文的瓷器及大量宫廷陈设用瓷，也应在此之列。
定窑“官”、“新官”与“尚食局”等铭文瓷器在时间上也存在较大断层，这一点从时代背景、瓷器质量及风格上均有明显反映。
“官”、“新官”出现在晚唐，流行于五代，至宋早期消失。“尚食局”出现在宋晚期，从瓷质及风格上看，“官”、“新官”款白瓷大多白净坚致、无泪痕、器型稳重大方，以仿金银器为主，充显唐代风韵，是典型晚唐五代文化风格；而“尚食局”等铭文瓷器颜色偏黄、泪痕明显、图案繁缛富丽，具宋代纤丽婉约含蓄风格，明显宋晚期人文特征。
所以，定窑“官”、“新官”瓷器与“尚食局”、“尙药局”铭文瓷器没有承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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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对于古陶瓷的鉴赏，不能停留在辨别真假、评估价值、审美悦情上，要深入揭示其本质内涵及背景内容，延伸至哲学的领域指引人类积极向上。也就是说：通过研究，深刻体会他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要认识先人的创造力量和人类的历史，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当下和未来人类的进程提供好的经验。宋人对精神的追求，体现出崇尚自然、天真的特点，整个社会的才情与淡定，造就了一个禅韵悠悠、诗韵悠悠的时代。
看定窑一定要看历史背景、政治文化、艺术哲思。定窑特殊于此，定窑被后世推崇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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