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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崇尚生命、气象。中国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和丰富的文化意蕴中，以传神、写意、取韵、有味为终始对象，写“心目界之所有”，形成艺术的独特光彩。艺术贵在异中求同，一个民族相对于另一个民族如此，一个人相对于他人如此。在当今开放、融合的时代，与“时”为消息，变而通之，取长补不足，而成其大异大同，才能保持自家的艺术特色。 “我有禅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袁枚《读诗品·尚识》 前人为我们留下许多好东西，对后人有用；然对于一已，“受用”才是真“有用”。 作画无非性情，性情所至，写出自己的世界。性情关乎境界。境界有高低，惟有不断向上，才显人生本色。但作为画家，有性情还不够，还要有表现的能力，以成作品。中国画的表现，基于生活，妙在笔墨。
在技的层面，“笔墨”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为用笔用墨，一为表达意象的笔墨的关系结合，就是结体的方式方法：有无、黑白、浓淡、干湿、详略、繁简、疏密、隐显、参差、错叠、断连、撞攘、折搭、乘承、完破、聚散、虚虚实实，以达化境。中国画的技法，即笔墨技法；中国画的形式，即笔墨形式；中国画的表现，即笔墨表现。 笔墨既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笔墨的审美高度，反映了中国人独特而高超的创造能力，体现着人性的自由和自觉。作为表现方式，“笔墨”兼本末，包内外，是“表里心物最凑泊的和谐，一种精神的具体化”；“画理之得失，只在笔墨之间焉”，不重视笔墨，中国画无以在世界艺术林中立“异”而必致失势褪色，被矮化、边缘化、异化。 对于艺术创造，笔墨没有程式，归根结底，它是属于个人的。有唐人的笔墨，有宋、元人的笔墨；有范宽、董源、二米、李唐的笔墨，有黄公望、倪云林的笔墨；有董其昌、石涛、王原祁的笔墨，有黄宾虹、李可染的笔墨。什么样的笔墨，见出什么样的意象；什么样的笔墨，具有什么样的意味，表现出什么样的气象。
笔墨是变化的、发展的。生活在变化，笔墨随之而变，虽然其中有不变者在。中西艺术的交流、比较，中国画笔墨不能固步自封，要在学习前人技法的基础上吸收可吸收的外来的有益成分，有所开拓，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但一切吸收，都必须使之“中国化”，融化整合成为自己的东西。 情景为世界艺术共有，笔墨则文化，惟中国人智慧、高超之所独造。随着人的意向，笔墨必将不断充实、加深、扩大，而笔墨表现的独特境界，却不可能也不应为别的艺术形式所替代。它仍应是自立标准的、独立的美的样式，它立民族之异，也仍将标民族之新。这是独立的一元，成就为高峰的一元。 清王夫之说：“易云‘同归殊途，一致百虑’，是‘一以贯之’。”若云“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则是贯之以一也，”又说：“此中分别，一线千里！。”（《读四书大全说》）世界艺术之林，“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中国画发展的前途，惟“同归殊途，一致百虑”，才不失为中正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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