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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303一361)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也正是由于他的书法成就名声太盛，从而掩盖了其他方面的事迹。比如他还是一位颇有个性的政治家，这大概为一般人所鲜知了。 王羲之原籍为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琅邪王氏是两晋时期门第显赫的士族。在王羲之生活的两晋之际，家族中很多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伯父王衍先后为西晋的中书令、太尉、尚书令等职。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了东晋的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元勋。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有主见。王导和王教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王羲之是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为赏识，主动地将女儿嫁给了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建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生。在这些动乱中，琅邪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王羲之和同时代的大族子弟作风迥异，不肯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参与这种内耗活动。成年后，他一直在地方担任具体工作，企图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所以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为官的调令。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庚亮那里供职。庚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人，是一对死敌。但王羲之却注意与皮亮融洽相处，并最终赢得了他的信任。庚亮把王羲之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庚亮去世。临终前，庚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这期间，晋成帝两次发布诏令任命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志向，都被他谢绝了。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朝廷内调的命令。他的这些做法引起朝内当权人物的非议。王羲之在给居中央担任扬州刺史的殷浩信中，倾诉了自己的苦衷。他讲，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这并不是说不肯为国家担任重任，只要需要，即使要他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当时为羯人后赵国盘踞)和巴蜀(当时为氐人成汉国盘踞)地区，他也在所不辞。然而王羲之的志向仍不被人理解，迫于压力，他只得返回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他仍不断地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王羲之终以右军将军身分出任了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娠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馀万斛米，乃过于租”。通过实际考察民情，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小民头上的赋税摇役过于沉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因此，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百姓“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东晋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太低，给百姓造成的负担实在沉重。他注意到“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检核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现象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徐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当权者阻挠他的追查工作，说他们是“重敛以资奸吏”，他认为问题很好解决，只要“诛剪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北伐军惨败而还，损失惨重。主帅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之后再一次致函殷浩，希望他们汲取教训。王羲之认为，北伐将领们的动机有误，不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量力而行，而是想把北伐当作个人建功立业的机会。盲目北伐招致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他说，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蝎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当政者应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少赋税摇役。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式的变乱就会出现。在给其他人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心。他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指出每次参加战事的人中，因死亡和叛逃都有很大部分不能返回家园。而政府仍照例征发.势必造成恶性循环。王羲之感叹道:“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会稽郡属扬州管辖，后任的扬州刺史王述与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难他。王羲之深以为耻，遂于永和十一年(355)以生病为由，辞官而去。 辞官后，王羲之仍不能忘却报效国家之事。有一次他同好友谢安登高畅谈。谢安有逸世之志，王羲之批评他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真是身处乡野，而心犹在朝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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