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察民之情　惜民之力

熙宁六年春,河北山东集役疏浚黄河,齐州当出役两万人,每户有二至三个男丁出夫役,这严重地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力。曾巩适时改变政策,出台“九丁出一夫”之令,留下劳力,让出役的人安心,有效地解决了役征和劳动力的矛盾。

曾巩:察民之情　惜民之力

2015-12-02 作者： 卢昱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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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济南北门

　　□　本报记者　卢　昱

　　明朝诗人王象春曾写道:“济南自古多名士,每得风流太守来。”
　　王象春所说的那些济南“风流太守”们,便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时过境迁近千载,他的“风流”依然与万脉奔涌,潇洒于历山脚下的古城中。
    巧惩“霸王社”
　　老济南原有四个城门。古代,由于济南的东、西和南、北门都不在一条轴线上,北门为水门,所以有“四门不对,北门不开”的说法。而今,唯有北门尚存,这就是大明湖东北隅的汇波门。因城内众泉水多从此过,故得此名。
　　“这北水门是当年济南主官曾巩所建。”济南文史专家王军介绍。曾巩于宋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从南方的越州调任知齐州军州事,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进入高潮之时。
　　曾巩离任时,越州在他的治理下,刚有了起色。初到越州时,那里正经历着三年大旱,水乡竭泽,粮种将尽。曾巩果断决定由州府出钱粟五万,贷给灾民买种复耕,使农事没有延误。他政令与施教并举,革除“免役法”中的弊端,禁止逾期摊派,一举使凋敝的越州复苏。
　　齐州,对于曾巩来说,是既陌生又稔熟的地方。说它陌生,是因为它地处北国,尽管曾巩在汴梁有过九年的京官生活,总不如在南方如鱼得水；说它稔熟,是因为曾巩虽是江西南丰人,但其远祖却发端于山东峄县。唐代,他的一世祖曾洪立任紫金光禄大夫,镇守江西南丰,曾家才改祖籍为南丰。
　　曾巩来到齐州,发现“齐俗强悍,喜攻劫”。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是没法推行新政的。他决定,首先从整顿治安入手,改造齐州的社会环境。
　　这第一刀当然要碰最硬的。在济阳的曲堤,有家姓周的大户,是当地首富。周家的儿子周高,是横霸乡里的“齐州第一患”。他肆意伤害百姓,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更猖狂的是,他使用的衣物器具,竟敢公然僭越等级。因为他家财大势大,当地的权豪对他无可奈何,州县官吏也不敢干涉。
　　“曾巩听说后,没有被这家大户的气焰所慑服。他二话没说,将周高及其帮凶捉拿归案,依法治罪。”王军介绍道。
　　紧接着,他又把惩恶之剑挥向另一个犯罪团伙。历城章丘地界,有土匪结成团伙,称霸一方,人称“霸王社”。这伙匪徒抢劫财物,杀人放火,发冢盗墓,劫狱夺囚,为所欲为,畅行无阻。百姓对这伙歹徒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官府严加惩治。曾巩对这伙歹徒的暴行更是愤慨无比,他决心收拾“霸王社”。
　　曾巩首先捉拿“霸王社”的爪牙31人,经过审讯,取了口供,然后将他们全部发配远方服劳役。这一重大举措,斩断了“霸王社”的许多爪牙,极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歹徒们感到这位知州不仅会写文章,还有胆量、有决心、有手段,被他的威势吓倒了。一些头目带领心腹躲进了山里,一般成员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公然扬威街头。
　　机智的曾巩又以此为契机,推行王安石的“保甲法”,把当地百姓组织起来,几家为保,几人为伍,分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监察人员出入,发现盗贼就鸣锣击鼓,传递警讯,四周百姓马上赶来支援。这样一来,每有盗贼出现,马上陷入百姓的包围之中,想跑也跑不脱,地方治安得到极大改善。
　　“霸王社”有个叫葛友的歹徒,他早已被列入缉捕的强盗名单中。在困居深山数月后,他不见官府有松动的迹象,又担心家里老小的吃喝,便硬着头皮从山里出来,到衙门投案自首。出乎他的意料,曾巩不仅没有关他杀他,却对他的悔过自首表示欢迎,还奖给他一些安家的钱物,而且给以酒肉招待。
　　这一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地在全境传开,很快产生良好影响。许多有家口之累的盗贼,听说出山自首可以不坐牢、不杀头,还有奖励,纷纷动了出山的心思。
　　如此一来,“霸王社”里人怀二心,互相猜忌。“八千子弟”迅速走散,剩下几个“霸王”四面楚歌,势力土崩瓦解。不久,齐州又出现了久违的“民户不闭,道不拾遗”的安定局面。
    减农民负担
　　社会稳定虽然实现了,但曾巩深知,“强力打压”只是一种手段,要从根本上改变“朋比夸诈”“攻剽贼杀”的不良习俗,必须改变人们的深层意识,使人们自觉地养成“克己”的风气。于是,他又开设学堂,亲自讲说《尚书》,对州民进行礼乐教育。此时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也开办学校,两个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吃饭是百姓的头等大事。曾巩对于发展生产,更是不敢怠慢。农耕社会,如若发展生产,需轻徭役,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然而,北宋年间,边戍脆弱。要兵役还是要田力,孰轻孰重,需要执政者审慎地作出抉择。
　　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变法”,在本质上是想对生产力作出合理调整,使之法制化,达到固国强国目的。曾巩对此也颇有认识,毫不犹豫地支持同乡兼好友王安石,在齐州推进“免役法”和“青苗法”。早在越州任上时,他就推行“免役法”时,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原则,稳妥实施,无论兵役,还是夫役,都严格依法度办事。
　　熙宁六年(1073年)春,河北与山东集役疏浚黄河,齐州当出役两万人,开始县里要求每户有二至三个男丁出夫役,这严重地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力。曾巩适时改变政策,出台“九丁出一夫”之令,留下劳力,让出役的人安心,有效地解决了役征和劳动力的矛盾。但在推行“育苗法”的时候,他却比较慎重,“育苗法”的核心是“贷钱还谷”,即耕种时节官府借钱给农民,做购种等一应农事之用,秋后以谷还贷。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利农的举措,王安石的动机是好的。但在推行时,却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加上一些地方官员根本不顾本地实际情况,强行摊派,强迫认贷,强迫收息。”王军介绍道。地方官员把一个充满智慧但尚不完善的新法搞得面目全非,农民怨声载道,加剧了社会的对抗情绪,又授柄于自己的政敌。曾巩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没有抵制“育苗法”,也不硬性摊派。
　　曾巩认为,变法是逐步的,应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亦不可一步到位,“有次第,民便安之”。他写信给王安石,劝诫他切勿操之过急。但固执的王安石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挚友之间因歧见产生裂痕。
　　曾巩初到齐州之时,当地由于无接待使客的专用馆舍,所以一旦有使客至,就经常调集民役,砍林伐木,为使客筑建临时馆舍。使客一走,就又将其拆撤,非常浪费民力物力。为此,曾巩于熙宁六年(1073年)初,利用已调走的官员遗留下来的废屋,在泺水(今趵突泉)之畔修建了两处馆舍,并“考其山川而名之”:“泺上之北堂,其南则历山也,故名之曰历山之堂”,“泺上之南堂,其西南则泺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泺源之堂”。
　　另外,曾巩还考辨否定了此前盛行的“舜耕历山”的“历山”为河东历山(位于今山西境内)之说,并说:“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为信然也。”曾巩还指出:“泉自渴马之崖,潜流地中,而至此复出也……齐多甘泉,冠于天下,其显名者以十数,而色味皆同,以予验之,盖皆泺水之旁出者也。”并第一次将“趵突泉”之称用文字记载下来。曾巩在任齐州知州期间还动用盈余财力,修建了由长清去博州(今聊城)、直达魏州(今河北一带)的官道,“人皆以为利”。
    “曾堤”亘明湖
　　尽管主张没有得到认同,曾巩还是以“民用不扰”的原则,一如既往地推行着熙宁新法。他还在齐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他是有这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在越州任上,适逢旱年,守着—座鉴湖,却无处取水。”王军介绍道,其原因是历届前任治理不力,湖民农垦盗湖为田,“湖废几尽”,到头来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这年冬天,“农田水利法”颁布,曾巩几临鉴湖考察,精密地计算出退耕复湖所需的人力和财力,提出综合治理的主张,从而使得湖田两利。
　　越州之法是否可以迁移到齐州呢?曾巩仔细考察之后发现,齐州古城三面环山,地势南高北低。过去,南部山区和城内泉群的水毫无节制地宣泄城北,“若岁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则常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坚完,又劳且费”。
　　“曾巩从实际出发,在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包括修筑堤堰、疏通水道、开挖新渠、修建水闸等,其中的核心工程是北水门水闸。”王军介绍道。
　　为了节省民力,曾巩即于熙宁五年二三月主持“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利用原来的城门,用石头垒砌了两岸,中间置以石楗,安上了两大扇木门,并“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起到了调节水量的作用。如此一来,大明湖就成了天然水库,城北平原不仅可以免受水患,还能随时取水灌溉。水闸的修建使曾巩非常高兴,他在《齐州北水门记》中写道,“内外之水,禁障宜通,皆得其节,人无后虞,劳费以熄。”
　　“曾巩修建的北水门,不仅解决了一时的困惑,也永久解除了齐州百姓在这方面的后顾之忧。”王军介绍道。
　　同时,曾巩还组织疏浚湖水、修筑长堤。曾巩利用疏浚大明湖时挖掘出的泥沙,沿湖岸修筑了一条贯通南北岸的长堤——百花堤,将湖水隔为东西两部分。又沿堤砌石筑桥,修芙蓉、水西、湖西等七座各具风格的石桥,以沟通东西部湖水,堤上栽花植柳,又修建数处亭阁水榭,形成美景“七桥风月”。
　　曾巩还在大明湖北岸修建了北渚亭。据传,北渚亭甚为壮观,亭子建在一个高台上面,飞梁和重檐好似笼罩在太空中一般,有人间仙境的感觉,曾巩常到此游玩。遗憾的是,明朝时,人们在北渚亭上修建了北极阁,北渚亭雄姿不再了。
　　由于为政有方,曾巩深受济南百姓爱戴。熙宁六年(1073年),曾巩调离齐州。行前,“州人绝桥闭门遮留”,曾巩只好乘夜间离去。明湖波净,莲歌渔唱念曾公。曾巩离开后,百姓们将百花堤亲切地称为“曾堤”。
　　“其实,在到齐州一年之后,曾巩就担心被调走的事情。”王军介绍道。曾巩写《到郡一年》,其中有云“只恐届期官满去,每来湖岸合流连”,表达自己舍不得离开济南的心情。
　　任职齐州的两年,是曾巩文学丰收的两年,他对济南的山川风物情有独钟,其文集中有关齐州的诗文作品数量也最多。据统计,曾巩《元丰类稿》一书中所收录的其作于齐州知州任上的文有10余篇、诗达70余首(占其全部诗作数量的1/6多),其中题咏济南风物胜景的也有五六十首。
　　在离开济南一个月后的赴襄途中,曾巩写了《离齐州后五首》,表达了其对齐州山水风物的依依难舍、留恋眷顾之情,其中有句云:“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长到木兰舟。”隔了很久后,他在《寄齐州同官》一诗中再次写道:“谁对七桥今夜月,有情千里不相忘。”
　　当然,齐州人民也没有忘记曾巩。早在明初正统年间(1447年前后),人们就在千佛山半山腰上修建了曾公庙,庙中祀曾公像。后来,人们又在大明湖东北岸修建了南丰祠。
　　曾巩离任后,苏辙于同年末来齐州任掌书记。苏辙在济南期间,其兄苏轼曾两次来济,他把齐鲁大地视为“第二故乡”:“若说峨眉眼前是,故乡何处不堪回。”宋熙宁十年(1077年)正月,苏轼到济南。苏轼在济南十分开心地住了一个多月。其间,他饱览齐州名胜,看趵突,泛明湖,游灵岩,上龙山,真个是不亦乐乎。
　　宋元丰八年(1085年)冬天,苏轼又来过一次济南。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当时杭州西湖淤塞严重,想到济南的“曾堤”,苏轼决定疏浚西湖,修筑长堤。西湖长堤是利用湖里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的,当这道长堤成为杭州西湖妩媚风景之时,人们也亲切地称此为“苏堤”。
　　如今,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苏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据记载,苏轼后来知广东惠州,也曾筑堤障水,这道堤坝也名“苏堤”。
　　回望沧海桑田一般的历史,曾堤、苏堤都曾留下了让人传唱的故事。今天,人们从西湖苏堤的修长身影中似乎还能打量出曾堤最初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