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雪斋到鸥波亭

象中功亏一篑、欲饰无辞的窘迫情状，反倒为他改变自己形象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机缘与时间。当时一方面由于元廷统治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基本上已趋稳固，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淡化，也使得汉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数越来越多。手头的一个现成例子还是要提到筑室浙东奉化的戴表元，这位被同时代人誉为“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的儒林领袖，当年在闻讯赵欲应召出仕时，曾一口气写下长诗《招子昂歌》力加劝阻，此时自己居然也兴冲冲为了一个信州儒学教授的蝇头微官，而不惜将三十年隐居林下的清誉卖尽。由于杭州在元代是除北京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的湖光山色、酒楼歌馆自然成了这帮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大致类似的身世，同病相怜的命运，对书画及文学的共同兴趣，加上穿插其间的大量的应酬、聚宴、游赏、观摩及其它社会活动，从而令这些原先或隐或仕，在人生原则上判若水火的家伙很快变得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有意思的是，等到公元一三一○年五十七岁的赵因新帝登基，被召令必须立即回京待命，接受新的职位安排时，主流文化圈子里的那些人这才发觉自己甚至已有些离不开他了。当时署名松雪斋或鸥波亭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已成为抢手货。加上鲜于枢、周密、高克恭等也已先后谢世，赵的书画市场已俨然稳居全国第一。特别是他于传统技法中引入文人意识，融书法线条入画，气韵格调上力主取法晋唐等革命性主张，在深受南宋院画影响浸淫的元初画坛确实令人感到刺激和耳目一新。据他的好友，因在北京刑场劝文天祥投降被啐了一脸唾沫而闻名的诗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所形容，当时赵在湖州江之汇的鸥波亭因求画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候掷缣墨”，热闹得简直已到了“门前踏破铁门槛”的惊人程度。包括他的爱妻管道升和二十岁的儿子赵雍，在画坛上均已有了不俗的名声。今天许多赵的研究者都乐于推崇他中年时期艺术上的功力与成就。而对其中明显超出纸张与缣帛之外的功利部分，却大多不与关注或干脆置若罔闻。

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赵在回湖途中遇见一对旧日相识的夫妇竟沦为以乞讨为生，一时恻隐之心大起，不但立即将两人收留在鸥波亭中负责清扫工作，甚至一段时间后当后者衣食无忧之余得陇望蜀，提出有关终老之计的非份要求时，还尽可能大人大量地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命待使取纸墨就亭图之，神速特甚，俾夫妇鬻以为身后(殓资)计。其人持至骆驼桥，好事者以十千购之。”(刘绩《霏雪录》)另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好象也是在湖州的家中，“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外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耶?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算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相公不要凭地焦燥，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士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疑“牟”字之误，即牟巘，湖州人，曾任儒学教授。苏州现尚存《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碑，赵书牟记，是否系此?待考)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孔济《至正齐记》)对于那些打算从心灵与本质上把握赵氏其人的研究者，这两个故事所造成的障碍与难度可谓不言而喻。相比于前者几令人追怀倾慕的仁者之风，后者所提供的细节--如果可信的话--显然因为过于生动以至真实得近乎残酷了。泾水与渭水可以如此和谐地流淌于同一河床之中，也许这就是赵的个案意义与魅力吧!由于以上记载均出自同时略晚的作家之手，可以相信，即使当时赵在艺界已隐然有领袖群伦的气象，但不排斥在民间舆论和后人眼里依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

一个政治面目的善变者，即使出身高贵，待人和善，且又才华出众，看来也不大可能成为真正从内心受人尊敬与拥戴的人物。更何况时代为此提供的背景又是那么敏感和复杂。因此，在赵为期十一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尽管表面上看他在大庭广众中的形象似乎非常成功，私底下有关他的笑话与段子事实上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方面元人虞堪题赵《苕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