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海人文资源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资源十分丰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南海的自然资源，而对人文资源的重视程度还不高。事实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南海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既各自独立存在，又互寓其中，忽视了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面，对南海资源的认知都是不完整的。目前学术界对南海人文资源的理论探索尚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拟就此展开研究，以期有助于深化南海人文资源的研究。

一、南海人文资源及其构成分类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资源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毫无疑问的是，资源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畴而分为两大类，一是自然资源，另一是人文资源。根据 1972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从类型着眼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矿产资源等; 从性质上看，可分为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包括山川、河流、湖泊、海滨、岛屿、森林、动植物、特殊地质、地貌、溶洞、化石、天文气象等^［1］。与自然资源相对的是人文资源，就性质而言，可分为人文景观和文化资源，指人类社会活动的遗迹和现代社会活动的产物，其中人文景观包括文物、古代建筑、历史遗迹和遗址、现代建筑、近代纪念地和纪念物等; 文化资源则包括历史名人、纪念地、风土人情等，此外人文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科技资源、教育资源等。

众所周知，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人民就发现、开发了南海诸岛，在开发、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相互交映，相互浸染。与陆地人文资源不同，南海的地缘条件，为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文化特性提供了沃土，造就了其积淀深厚、表象精彩、内涵丰富、独一无二的海洋性人文资源。南海人文资源集中在人文景观和文化资源两个方面，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一) 人类社会活动遗迹这是构成南海人文资源最重要的部分，既包括散落于南海诸岛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也包括历史上各时代有关南海的重要实物、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

1.关于“古航道” 根据目前所知史料，可以确定早在公元前后的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在南海航行，并逐步开辟了以中国南方沿海各地为基点，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通向东南亚各国、印度洋以及波斯和红海等地的海上航线，这条航线被后人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黄金水道，它在联系中国与世界、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陆地“丝绸之路”，在某些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陆地“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日渐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至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到了宋元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时期。

南海海域的“古航道”集纳了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多种人文元素，是南海人文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南海航道的开辟，不仅是中国古人经营、开发南海的真实写照，同时成为早期中外交流的重要途径。

与古航道密切相关的是在南海航道上航行的古船。西沙群岛处于我国古代船舶航行西、南洋航线最为主要的中继站位置，但由于西沙岛礁众多、分布广阔，是历来海上航行的危险区域，因此，在南海海底散落着数量众多的历代沉船，沉落地处于我国古代航船南下的航线上。据专家推测，仅在南海就有 2000条以上的古代沉船，其中大部分为“海上丝绸之路”时期的商船。在多次南海考古调查中，古代沉船屡有发现。如 1974 年西沙考古人员在西沙群岛北礁的礁盘上，发现明代永乐年间的沉船残迹，同时打捞出汉代至明代的铜钱四百多公斤和铜锭、铜剑鞘、铜镜、铅块等文物。据有关考古研究证实，“这艘沉船是明代永乐中后期的官船，很可能属于明初大航海家郑和所率船队的船舶之一”。1996 年考古人员在西沙调查并发现 8 处水下沉船遗址，沉船多为宋、元、明、清时期的货船，运载的货物除外销瓷外，还发现许多明清时期的石质建筑材料、雕像、生活用具等^［2］。

1996 年中国渔民在潜水捕鱼时发现了“华光礁 1 号”沉船。2007 至 2009 年，国家博物馆和海南省文物部门组成西沙考古工作队，正式对“华光礁 1 号”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华光礁 1 号”沉船是一艘距今 800 多年的南宋古沉船，是我国目前在远海海域发现的第一艘古代船体。与“华光礁 1 号”沉船同时发掘的出水文物近万件，绝大部分为福建和江西景德镇产的陶瓷器。“这次发掘再一次证明了唐宋时期已有中国居民在西沙附近生产、生活。这次发掘的文物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航海技术水平，充分展示了唐宋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2010 年 4 月考古人员在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发现几处清代中晚期沉船遗址，均有大量石质建筑构件。这些石构件形制多样、类别丰富，有石条、石柱、石板、拱形开孔石板、石雕、石狮子等，部分柱头还雕人物类石刻，极富特色。这些重要发现，为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及其航线、古代航海技术、外销商品种类等问题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实物资料^［3］。

2.关于古文献我国记载南海诸岛的古籍可谓汗牛充栋，历代记述内容丰富，其中既有文字，也有舆图; 既有对史实的纪录，也有对物种、地质、地理、天文、气象等诸多方面的描述。据统计，仅宋、元、明、清 4代记述南海诸岛的文献、图籍就多达百余种，而近代以来的文献、图籍更是难以胜数。这些历史文献对于后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南海诸岛、对于研究和论证南海诸岛主权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弘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除正史及其他各种类书之外，作为南海人文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文献，《更路簿》是值得格外关注的文化瑰宝，2008 年 5 月《更路簿》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显示出《更路簿》的独特价值。《更路簿》( 又称《水路簿》) 是记录我国海南省沿海渔民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的航向和航程( 古称海道针经) 的工具书，是我国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世代传抄的航行指南类抄本。据统计，目前已搜集到的《更路簿》至少有 12 个版本。各种版本的《更路簿》，不仅充分反映出我国海南省沿海渔民在南海诸岛渔业产生的航线、航程，而且通过渔民对岛礁的命名，充分反映出中华文明与南海的历史渊源。

3.包括遗迹、遗址、遗物等在内的历史文物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我国尚未对散落在南海岛礁和海域中的文物展开全面普查，有关南海历史文物的类型、数量、现状等基本要素，目前尚无完整、系统的统计数据，但从文献记载以及历次考古调查来看，在南海岛礁和海域的古代遗迹、遗址、遗物不仅有大量留存，而且类型十分多样。

1920 年日本渔民擅闯西沙群岛并发现了中国古代铜钱，其中最早的当属东汉王莽钱，最近的则是明永乐通宝，据当时接受这批文物的海洋学家马廷英判断，这些古钱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或稍后沉没于此的。1947 年中山大学王光玮教授在西沙群岛的石岛有类似的发现，包括唐开元、明洪武、永乐通宝等在内共 16 枚。1935 年东沙岛无线电台台长方均在东沙岛发现 89 枚我国古代铜钱，其中以“五铢”和“开元通宝”的年代最为久远^［4］。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有关部门陆续组织了 4 次考古调查和挖掘。

1974 年春、1975 年 3 ～ 4 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的考古人员在西沙群岛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考古调查和挖掘，大批地下文物和居民生活遗迹被发现。这两次考古发现的文物类型大致有以下 4 种:

①古代遗物: 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永兴岛、金银岛、晋卿岛、广金岛、北礁、全富岛等 11 个岛屿、沙洲和礁盘上，发掘出了大量古代遗物，包括陶瓷器和铜钱等，其中陶瓷器多达 2 000 余种。通过对胎质、釉面、器形等方面综合考证，这些陶瓷器的时代从南朝起，包括隋、唐、宋、元、明、清和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均有，大都出产于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广东和广西。

②居民遗址及遗物: 在西沙群岛甘泉岛上发掘了一座唐宋时期的居民遗址，建筑于甘泉岛向内倾斜的坡地，地高通风; 遗址地层的堆积厚度达 35 ～ 90 厘米。同时，还发现 107 件唐宋时期的青釉陶瓷器: 5件铁刀、铁凿，1 件铁锅残体和百余块当时居民吃剩的鲣鸟鸟骨、各种螺蚌壳以及燃煮食物的炭粒灰烬。在那些青釉陶瓷器中，大多是碗、盘、罐、瓶、壶、盆、盒等日常生活用具。

③各种庙宇遗址及遗物: 在西沙群岛所属宣德群岛的永兴岛、石岛、东岛、赵述岛、南岛、北岛和永乐群岛的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珊瑚岛以及甘泉岛等地，共发现明清两代的小庙 14 座。这些小庙没有统一的名称，供有佛像的一般叫“娘娘庙”，其他则称为“公庙”、“石庙”、“土地庙”、“孤魂庙”、“兄弟公”等。在一些小庙遗址，还先后发现了部分遗物，如佛像、供器、神主牌等。

1996 年 4 月 27 日至5 月 24 日，由国家文物局、海南省文体厅、中国历史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西沙群岛 22 个岛礁、沙洲、礁盘的陆地、水下进行了考古调查，共采集、发现自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各类文物 1 800 多件，并在甘泉岛上对一处唐宋时期的遗址进行了试掘。此次调查挖掘的各类文物以陶瓷品为主，有宋元时期龙泉窑出产的青瓷盘、碗、钵等，也有明清时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民窑烧制的白瓷盏、碗、盘、粉盒、青花盘、碗、杯等^［2］。

1998 年 12 月 18 日至1999 年 1 月 25 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广东、福建等省的水下考古队员组成西沙考古队，完成了首次独立远海水下考古作业。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现 14 处水下文物遗存点，采集宋、元、明、清文物标本近 2000 件。

据不完全统计，上述 4 次西沙考古调查，在西沙群岛部分岛礁发现的文物种类繁多，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钱币、象牙、石雕等品种，数量惊人，仅陶瓷器就达六七千件，钱币多达 13 万枚左右^［5］。

类似于上述的考古发现在东沙和南沙群岛并不鲜见，如在东沙群岛发现的“天王庙”，1913 年英国人上岛时即已存在。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中业岛、西月岛、南威岛、南钥岛、鸿庥岛等岛屿上均有“土地庙”或“兄弟公庙”。南沙群岛北子岛上两座坟墓的墓碑载明分别为同治十一年( 1872 年) 和同治十三年( 1874 年) 立。此外，在太平岛、中业岛、南钥岛、南威岛、安波沙洲、西月岛、马欢岛等岛屿，均有渔民居住过，在这些岛上都有渔民遗留的土地庙、水井、茅屋、坟墓、石碑及种植的椰树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南海考古取得新进展。从 1991 年至 1995 年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考古学家王恒杰多次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考古工作，并在部分岛礁和礁滩发现一批古代遗物，其中包括:

①出土物部分: 在西沙群岛永兴岛右侧石岛的多个点发现了压印纹陶，属秦汉时期海南和华南的典型出土物; 出土一个唐代瓜瓣酱釉小缸，完整无损，系净瓶一类的供器; 还有元代残瓷片。采集到一枚五铢钱，系西汉稍晚时代的货币。在七连屿北岛岛礁滩多处地点，发现了应是汉代遗物的素面硬陶、唐代的酱釉残片、宋代青瓷碗残部、元代残瓷片等多件，还有大量明代青花瓷和一般民窑土瓷。瓷虽破碎，但印花清晰，有牡丹、梅、海棠、肥蟹等，许多底部印有年款及吉祥语。年款有成化、嘉靖、万厉、宣德等; 吉祥语有“永葆青春”、“万福攸同”、“长命富贵”、“天下太平”、“福”等字样。

在南沙群岛的永登暗沙出土了一堆唐代的陶瓮残片。在道明群礁出土了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以及明末年间仿制的青花瓷器残片，其中一个底款为“成化年制”，一个为“大明年制”，一个为“德裕”、“成化年制”。在皇路礁发现多件瓷片，其中一件为青花，底款为“福”字，另一件碗内有螺旋纹，底款为“荣合”二字，其他均为灰色瓷碗底，这些遗物都是我国大陆民窑的产品。此外还出土了“熙宁重宝”等数枚古币。在南通礁发现了宋元青瓷、明清时期的陶罐、清代广东民窑产品青花瓷器以及数枚清代古币。

②遗址部分: 在西沙群岛北岛发现了年代至少为明清以来的一系列住居遗址，这是目前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发现的较为完整配套的我国先民居住遗址。这些住居遗址的发现，与过去发现的住居遗址一并表明，南海诸岛是我国人民世代生产、生活和营居的地方。同时也说明，我国先民在南海的活动十分普遍、广阔。

1995 年 5 月，王恒杰先生在南沙群岛郑和群礁的南熏礁与鸿庥岛之间的沙洲上，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古代遗物。其中包括宋元时期的瓷片、明清的青花瓷残片和开元通宝等多件文物。宋元白瓷为一件器底残部，底有阳文款记“兴”字。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分别为碗和盘的残底部，皆属中国制品。其中开元通宝尽管水蚀，但文字隐然可见，是唐中央王朝铸造的通行货币。显然，这些遗物均系我国海南、华南和中原大陆居民到南沙群岛生产、生活活动的遗留物。有阳文汉字款记的宋元白瓷及开元通宝，是首次在南沙群岛出土。明清青花瓷的一些青花图案，同西沙群岛出土的相近。此次出土的唐代货币与 1992 年在南沙岛礁中出土的有耳系的唐代陶瓮、有文款的宋元白瓷、1992 年在南沙岛礁出土的宋代货币，在有关时代

文化内容的研究上相互补充，丰富了今人对唐宋以来南沙群岛历史和经济文化内涵的认识。唐中央王朝铸造的开元通宝、陶瓷“兴”字款和青花瓷及近代民窑瓷器，显示了南沙群岛和整个南中国海向来为我国先民生产、生活的世袭土地^［6］。

2010 年 4 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海南省文物局合作，并由国家博物馆牵头，调集福建、上海、山东等地水下考古队员，组成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对西沙群岛永乐群岛诸岛礁进行水下文物普查。这是继 2009 年西沙考古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范围包括华光礁、北礁、盘石屿、银屿、石屿、珊瑚岛等岛礁，以及宣德群岛的赵述岛、浪花礁，共调查水下文化遗存 42 处，新发现遗址 32处。调查发现的水下遗存时代跨度涵盖了北宋至清代各个时期，以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元代、明代中期、明代晚期、清代中晚期几个阶段的遗存尤为集中。在这些水下遗址中，发现并出水了一大批瓷器、碇石、石构件、铜钱等各类遗物标本^［7］。

上述文物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人文价值之高，不仅体现出中国人民与南海的血脉联系，而且成为南海人文资源中极具分量的内容。

事实上，有关南海诸岛陆地和水下文物的考古调查始终为考古学界所关注。我国在西沙群岛已设立两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即“甘泉岛唐宋遗址”和“北礁沉船遗址”。2007 年在华光礁沉船遗址发掘工作期间，考古人员还分别对华光礁、玉琢礁、北礁等 10 处新发现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有新的发现。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将有更多的文物被发现。

(二) 文化资源包括与南海诸岛相关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地名、风俗等内容。

1.历史人物大体上包括三种类型: ①与重大历史事件有直接关系的政军界人物，如隋朝屯田事主常骏; 元朝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 明朝郑和; 清康熙年间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两广总督张人骏; 国民政府海军上校林遵、姚汝钰，广东省省府委员、接收西沙群岛专员肖次尹，广东省省府顾问、接收南沙群岛专员麦蕴瑜，国民政府西沙群岛管理处首任主任张君然，南沙群岛管理处首任主任彭运生，东沙岛无线电台台长方均，等等。②曾涉足南海诸岛的重要社会名流，如国民政府广州议会政治分会西沙群岛调查委员会委员李英杰，广东省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代表、中山大学教授王光玮，西沙群岛调查团主席、中山大学教授沈鹏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恒杰等。③与南海诸岛密切相关的其他历史人物，如元朝官员史弼、汪大渊，明朝官员吴惠，清末商人梁应元、何承恩、叶养珍、陈武烈等，近代渔民梁胜、苏德柳、蒙全洲等。事实上，亲历南海诸岛或与南海诸岛有密切关系的各界人士难以胜数，这些历史人物无疑是南海人文资源中最为鲜活的元素。

2.地名尽管地名只是人为附加于自然的一个符号，但它的产生，却集中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南海岛屿和海域的命名具有厚重的人文因素，是值得关注的又一人文资源。根据文献记载，自两千多年的先秦以来，中国人就已经对南海岛礁和海域进行了命名，从“涨海”、“珊瑚洲”、“焦石山”、“七洲洋”到“石塘”、“长沙”等。这些地名在文献资料中屡见不鲜，既有对海域的命名，也有对具体岛礁的命名。此外，在 12 个版本的《更路簿》中，共出现地名 120 余个，其中渔民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分别有33 个和73 个，它们是在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岛屿、沙洲、暗沙、暗礁和暗滩的地貌特征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广泛采用了当地渔民的专门用词和习惯用语。由于这些地名形象生动、通俗易记，所以在渔民中广为使用、世代相传，有些甚至延用至今。

1983 年 4 月 24 日，中国地名委员会授权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共计 287 个，这些地名中有许多与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事件、风俗等有关。如: 人骏滩、李准滩、琛航岛、广金岛、伏波岛、南威岛、永兴岛、中建岛、太平岛、中业群礁、敦谦沙洲、鸿庥岛、永乐群岛、宣德群岛、郑和群礁、景宏岛、尹庆群礁、费信岛、马欢岛、赵述岛、晋卿岛、道乾群岛( 明神宗时，林道乾率水兵破西班牙海军于菲律宾岛附近海中) 、和五岛( 纪念明末潘和五反抗西班牙人) 、道明群礁( 明扬道明拓殖三佛齐) 、杨信沙洲( 明扬信拓抚南洋) 、鲁班暗沙、毕生岛、孔明礁、东坡礁等; 而福禄寺礁、忠孝滩、礼乐滩、仁爱暗沙、华夏暗沙、八仙暗沙、神仙暗沙等，是根据我国民间风俗及传说而命名的; 石塘暗沙、粤南暗沙、海宁礁、海安礁等，则是根据地理位置等特征命名的。这些岛礁的命名，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投射。

(三) 现代社会活动的产物包括新建设而成的建筑物等人文景观。

作为三沙市的“市府”，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具备了各种现代生活、娱乐等基本设施。在西沙、东沙和南沙的许多岛屿都修建了港口码头，既有渔港，也有商用港，其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港口，是西沙永兴岛港口，该港口可同时停靠十余艘船只，可通行千吨以上的客货轮。此外，在永兴岛还建有直升飞机场。

整个南海诸岛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岛礁沙洲上，长年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在南沙的一些岛礁上建有高脚屋，尽管这些高脚屋均十分狭小，但它们独自矗立海中，构成了南海海面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特别是1988 年建成的永暑礁海洋观测站，集科研与防卫于一体，成为 20 世纪南海诸岛重要的人工设施。

南海诸岛首座海洋博物馆建立在永兴岛，陈列面积有 300 平方米，展品分为贝、龟、鸟、珊瑚、热带鱼五大类，包括海洋生物标本 4000 余件、500 多个科目。

建于 1991 年 5 月的“中国南海诸岛工程纪念碑”，位在永兴岛码头附近，这座纪念碑，用花岗岩和大理石制作而成。碑高 8 米、宽 4 米，正面刻写着铭文，背面镌刻着南海诸岛地图。碑文追述了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介绍了中国海军部队 1988 年在永暑礁建立南沙海洋观测站以及 1990 年 8 月、1991年 5 月在南沙群岛华阳等礁盘以及西沙群岛，建成多项大型工程的情况。碑文末有: “南海诸岛工程建设期间，军民携手，官兵同心，为捍卫国家主权，造福子孙后代，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搏风高浪大，抗日晒水浊，挥汗洒血，披肝沥胆，于此海天之间弹丸之地，弘扬民族精神，创建不朽功勋。今于永兴岛立碑铭志，以昭千秋。”

需要指出的是，1946 年民国政府接收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时，均立碑纪念，它们成为近代以来南海诸岛十分重要的文物。1946 年 11 月 29 日上午，民国政府海军舰队派出仪仗队随同中央部会代表和广东省接收专员和驻岛人员，为收复西沙群岛举行了纪念碑揭幕仪式，并鸣炮升旗。在用水泥制成的纪念碑上，正面镌刻着“卫我南疆”四个大字，背面刻着“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和“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的字样。12 月 12 日上午，舰队进驻南沙群岛主岛，并以太平舰舰名命名该岛为“太平岛”，在岛的西南竖立方锥形石碑，永作凭志，正面上书“南沙群岛太平岛”，背面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碑左侧刻有“太平舰到此”。全体接收人员在碑侧举行接收和升旗仪式，并鸣炮致敬。之后，接收南沙群岛的有关人员还先后在中业、西月、南威等岛屿建立了主权碑。

由于生产、生活、科研、国防等多方面活动的日益增多，南海诸岛的许多地方都有相应的建筑物或设施，这些建筑物或设施业已与人们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成为人文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南海诸岛将出现更多的现代设施。这些设施除满足生产生活、行政管理、国防等多方面需求之外，新的人文领域设施也将逐步兴建并必将日益完善。

二、南海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关系

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之间既有相同属性，也存在较大差异。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都是不能移植的，都具有不可再生性; 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不仅应予以保护，而且可以开发和利用。但就本质属性而言，自然资源是天然的，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 而人文资源则是人类主动行为形成的，是人类从早期文明逐步积淀、延续和建设起来的，它是人类文化、历史和艺术的累积，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

毫无疑问，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南海资源中的两大系统，但与其他区域的资源有所不同，由于南海所具有的特殊性，在研究其资源领域的问题时，不可能简单停留在纯技术层面。对人而言，自然资源抑或人文资源，皆有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属性，除此之外，它们同时都具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外在属性，即与南海诸岛主权问题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两种资源在南海诸岛主权问题上的地位、作用、表现形式有较大差异，就自然资源而言，只有在主权地位得以确定之后，其所属性才可以得到最终明确，在南海诸岛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实际上也是对主权地位的争夺，但主权地位的争夺绝不仅仅局限于对自然资源属权的权益要求，就此意义而言，自然资源是从属于主权地位的。而人文资源自产生伊始，就具有明确的所属性，对主权国而言有强化主权地位、实现权益要求的直接效力，就此意义而言，人文资源本身就是主权国应有的主权权益，是主权地位的象征。

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以及资源本身的深入研究，不难看到，南海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相互关联是如此密切，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补充。

南海蔚蓝色的海洋蕴藏着物产丰盈的自然资源，同时也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为人文资源的产生、缔造提供了源泉，赋予了人文资源诸多个性化特征; 正是由于人文精神的浸染，使自然资源更富于人文意味，使人类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从前述南海人文资源的构成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人文景观还是人文环境，无一不与南海的地理、地质、天文、气象、生态、生物、非生物等直接相关，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南海的自然禀赋，南海人文资源也就不复存在; 同时，由于人的活动、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和文明的传播，南海自然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扩展，每一片海域、每一个岛礁都不再是无人问津的“荒岛”，而不断凝聚着、展现着中华民族遍及历史、文化、艺术、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当然，也应注意到，人们对南海自然资源的认识程度还十分有限，但与之相比，对人文资源的认识水平更为滞后，重视程度也远不及自然资源。在逐步加强南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若忽视南海的人文资源发掘，势必造成发展上的失衡。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丰富的人文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人文资源的漠视，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的无知和历史的浅薄短见。事实上，南海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使原有的人文资源面临大面积流失、遭到破坏的可能，无论从资源本身、还是从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客观要求而言，重视和挖掘南海人文资源，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

三、南海人文资源发展远景的思考

科学地制定保护、开发、利用南海人文资源的战略，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鉴于南海所面临的现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全面利用南海人文资源，使之转化为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尚缺乏条件，较为现实的策略就是保护与开发先行。

就一般理论而言，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是一对矛盾，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的开发，都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必然涉及资源保护问题。处理好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的关系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就南海人文资源而言，其开发和保护之间有着更加特殊的含义，由于南海诸岛地处浩瀚的海洋，其人文资源、特别是岛上文物与水下文物十分脆弱，更容易遭到破坏，更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而随意加以开发、包括对自然资源开发中忽视人文资源因素，都将对南海人文资源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从南海人文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不应采取惟应用性的开发，而须选择以保护性为主的路径。根据上述思路，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着力:

1.明确定位南海人文资源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应将历史、现实与未来有机地联系起来，将保护、开发、利用有机地统筹起来，将传承、弘扬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凝练南海人文资源优秀遗产的基础上，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并成为维护我国南海海洋权益、推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强大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

2.科学评估摸清南海人文资源的“家底”并做出科学、客观的评估，是保护、开发、利用的重要基础，是其未来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加强对南海人文资源的理论研究，不仅首当其冲，而且刻不容缓。南海人文资源的形态与构成、分布与类别、现状与潜力等要素，都应纳入评估的范畴。在评估的同时，形成“南海人文资源数据库”，构建南海人文资源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互动平台，创建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交互贯通的完整体系。

3.制定规划拟定总体规划是有效保护、开发、利用南海人文资源的必要环节，基于规划而实施的南海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才可能是有序的、可持续的。通过规划，明确保护、开发、利用南海人文资源的目标、方向、任务、原则以及指导思想。其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廓清理念。始终遵循“保护优先”的原则，首先把抢救、挖掘、维护等层面的工作，作为规划制定和落实的基本出发点。

二是明确思路。南海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体现着我国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鉴于南海的客观现实，既要积极作为，也应细致部署，因此立足于以点带面、有序推进、逐步辐射、渐趋完善，应成为推进南海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基本思路。

三是务实可行。南海主权、管辖权存在突出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涉南海的任何活动，都可能触发周边国家以及区域外国家的关注，从而产生新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应充分考量实现南海人文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可操作性，务实性地制定对关键因素的全面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实现南海人文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如主权地位、法律基础、政策导向、制度安排、资金渠道、管理手段、技术保障等。

四是先行先试。从南海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选择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为南海人文资源保护与开发先行启动的区域，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其一，西沙群岛不存在主权争议，在西沙群岛开展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完全是我国主权范围的活动; 其二，2010 年 1 月 4 日国务院颁布的《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若干意见》中的一系列政策以及“积极稳妥推进开放开发西沙旅游”的精神，标志着西沙群岛已纳入先行开发的区域，并为南海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西沙作为南海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先行先试区域，有利于切实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特别是有效使用海域的权力，使西沙人文资源得到充分保护和利用; 有利于进一步显示我国在南海的存在，使维权体系和维权内涵更加完善; 有利于发挥示范效应，为维护我国南海海洋权益提供更多实践经验。

4.机制保障南海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学科门类多，而且涵盖中央到地方的多个政府部门。因此，应坚定不移地以维护海洋利益、维护沿海渔民利益、促进海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须注重中央和地方统筹、军队和地方统筹、政府部门和企业行业统筹、开发与保护统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统筹。利用多渠道、多领域、宽层面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力量，探索并形成南海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高效机制。

人类对资源的认识是逐渐深化和完善的。就如同对南海石油、天然气、鱼类等各种资源的认识有一个漫长过程一样，南海人文资源也有待不断挖掘、不断发现，因此，上述研究只是初步思考，有待进一步完善。事实上，在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发展中，中国人民在浩瀚的南海以非凡的创造力所缔造的灿烂文化，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辉煌的人文资源，有待人们去发现、认知。中国历史文化留下的众多宝贵遗产，使南海人文资源发展的广阔前景日益显现出来，随着实物的发掘和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对南海人文资源的认识必将日臻丰富，保护、开发、利用南海人文资源的进程仅仅是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谓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侯高岚.论自然资源优势的提升:从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N］．生态经济，2009( 1) : 93 -96．

［2］杨林.西沙群岛考古调查新成果［J］．中外文化交流，1996(6) : 60．

［3］孟原召，符洪洪.2010 年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再获丰硕成果［N］．中国文物报，2010 -06 -04(4) ．

［4］广东省博物馆.东沙群岛发现的古代铜钱［J］．文物，1976( 9) : 31-34．

［5］姚莉莉，郝思德．西沙考古［M］∥常辅棠．海南·人文篇: 古今海南．海口: 南方出版社，2006: 70 -74．

［6］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J］．考古，1992( 9) : 769 -778．

［7］孟原召，符洪洪．2010 年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再获丰硕成果［N］．中国文物报，2010 -6 -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