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译文】 两句诗花了三年时间才苦思而得，每次吟咏时总止不住热泪盈眶。

 【出典】 贾岛  《题诗后》

  注：

  1、 《题诗后》  贾岛

   

  两句三年得，   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   归卧故山秋。

  2、注释：

    得：此处指想出来。

    吟：读，诵。

　　 知音：指了解自己思想情感的好朋友。

　　 赏：欣赏。

  3、译文：

     这两句诗我琢磨三年才写出，一读起来禁不住两行热泪流出来。了解我思想情感的好朋友如果不欣赏这首诗，我只好回到以前住过的故乡（山中），在瑟瑟秋风中安稳地睡了。

  4、贾岛（779～843年），字浪（阆）仙，又名瘦岛，唐代诗人。汉族，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碣石山人”。据说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做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才华，并成为“苦吟诗人”。后来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贬做长江（今四川蓬溪县）主簿。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

    贾岛早年家境贫寒，落发为僧，曾居房山石峪口石村，遗有贾岛庵。19岁云游，识孟郊等，因和推敲韩愈。还俗后屡举进士不第。唐文宗时任长江县（今四川蓬溪县）主簿，故被称为“贾长江”。其诗精于雕琢，喜写荒凉、枯寂之境，多凄苦情味，自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后又普州司仓参军，卒于任所。有《长江集》10卷，录诗390余首。另有小集3卷、《诗格》1卷传世。他的诗喜欢描写荒凉枯寂之境，颇多寒苦之辞。以五言律诗见长。注重词句锤炼，刻意求工。“推敲”的典故，就是由于他的诗句“僧敲（推）月下门”而来的。著有《长江集》。

    贾岛与孟郊并称“郊寒岛瘦”，孟郊人称“诗囚”，贾岛被称为“诗奴”，一生不喜与常人往来，《唐才子传》称他“所交悉尘外之士”。他惟喜作诗苦吟，在字句上狠下工夫。

    贾岛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元和五年（810年）冬，至长安，见张籍。次年春，至长安，始谒韩愈，以诗深得赏识。后还俗，屡举进士不第。文宗时，因诽谤，贬长江（今四川蓬溪）主簿。曾作《病蝉》诗“以刺公卿”（《唐诗纪事》）。开成五年（840年）迁普州司仓参军。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七月二十八日（8月27日），在普州去世。

    贾岛诗在晚唐形成流派，影响颇大。唐代张为《诗人主客图》列为“清奇雅正”升堂七人之一。清代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则称之为“清奇僻苦主”，并列其“入室”、“及门”弟子多人。晚唐李洞、五代孙晟等人十分尊崇贾岛，甚至对他的画像及诗集焚香礼拜，事之如神（《唐才子传》、《郡斋读书志》）。贾岛著有《长江集》10卷。

   5、这首五绝，是贾岛吟成“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后加的注诗。意思是，这两句诗苦思了三年才得以吟出，吟成不禁双泪长流。知音者应知我吟诗之苦，佳句之难得。懂得我的诗的人如不赏识，我将隐迹故山，以度残年，再不作诗了。

    表现了诗人艺术劳动的艰辛、刻苦，也说明好诗佳句得来不易。贾岛这种苦吟精神，对后世颇有影响，如方干：“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卢延让：“吟安一个字 捻断数茎须”，均从贾岛诗化出。 贾岛是个刻苦从事诗歌创作的人，这两句话说明了他作诗用心之苦。不过，由于他过分注重雕词琢句，所以虽有某些技巧，但诗的成就不大。  

     　贾岛作诗锤字炼句精益求精，布局谋篇也煞费苦心。这首诗就是他视艺术为生命，全身心投入，执着追求完美境界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作者作诗每字每句都精益求精，反复推敲，这首诗就是他视艺术为生命、追求完美的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  

    知遇，即获知音见赏，犹如幸运的光顾一样，可期而不可预。天下知音难求，知诗的知音则更难寻访。那位写过“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唐代诗人贾岛，也曾有过“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的浩叹，结果终生难遇，就那样带着无法弥补的遗憾走了。

   6、 最近读贾岛的《题诗后》，颇为感动，也深有感触。“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闭目深思，感觉鼻翼酸酸的。“两句三年得”，看似有些夸张，但对于一个精于写诗的人来说，却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

   据考证，这经历了三年才得到的两句诗应该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在一般读者看来，这两句在唐诗中属于泛泛之句，之所以能让诗者自己“一吟双泪流”，还是因为“两句三年得”，这是一种煎熬，一种执著，一种艺术上的较力！

    本人之所以读后感受颇深，还在于本人深知贾岛那时那刻的感受。正所谓理解万岁！

    有人写一本书，一本书的题目一日三变，除了有贾岛的推敲功夫之外，还因为随着写作的深入，对书中的主人公的认识也在一层层上升。事后想来，过去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随着故事的展开，采访的深入，将人物形象化又理性化地分析，突然发现，过去平面的人现在立体了，过去简单的人物现在丰富了，看似平淡的故事现在有了跌宕起伏。写作，让作者看到了过去很多看不到的东西。

   当作者对所写的人物有了新的认识，对过去所写的故事和形象自然也会随之不满，很多文章不得不又一次修改，重新润色，甚至推倒重来，个别章节忍痛直接砍掉，如同割肉。这样的过程是一种痛苦，一种煎熬，一种化蝶，非真实经历者，难以理解。贾岛所写两句诗用了三年的时间，我一本书用两个月时间，却也如此反复，时时有想落泪的感觉，也就不难理解“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语境了，难怪贾岛在写完前两句后，发出重话：“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都如此下功夫了，大家如果还不赏识，我就只有找个山头躺下来，不理你们！

    写到这，又让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和贾岛一样，在诗歌创作中十分重视语言的选择和锤炼。他性好佳句。并认为要写出佳句，就必须有足以使人吃惊的语言。他执着地追求这种语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两位青史留名的大诗人创作时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之些无名之辈！

   7、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你在我身边也好，在天边也罢，想到世界的角落有一个你，觉得整个世界也变得温柔安定了。逆风的地方，更适合飞翔，我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8、散文的语言，既可以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或者“吟安一个字，捋断数根须。”也可以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既可以像刘亚丽的散文语言那样洗炼含蓄，如《胸罩变奏曲》中说“胸罩是女人最后一抹拒斥和遮蔽，也是女人最机巧的一抹显露和召唤”；也可以像林语堂在《悼鲁迅》的散文中那样繁复渲染，“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既可以像朱自清的语言那样华丽优美，如《荷塘月色》中说“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也可以像陈子展的《萝卜》那样语言朴素自然，如“‘扯个萝卜，只有碗大的眼’，这句乡人俗语常常比喻小事不足奇怪；‘扯过萝卜地土宽’，这也是一句俗语，作为稀松了不甚拥挤的比喻。原来萝卜种子虽然撒得稀松，可是萝卜长大了，会要个个拥挤。这里的农民每每夸说自己种的萝卜大，或是对外乡人夸说本地的萝卜大，说是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一餐吃不完一个萝卜。”

       总之，清新明丽、婉约细腻、雄浑豪放、恬淡优美、婉转缠绵、悲凉慷慨、幽默潇洒无一不可。正是由于散文的语言是在自由中自然而然的流淌而出，因此不同的文学修养，不同的语言积淀，不同的艺术情趣，在语言自由运用中，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个性。

      苏轼说作文“如行云流水， 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这正点出了散文的核心特点。文学大师巴金也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散文只有摆脱一切束缚，不囿于选材、立意、结构、手法等等说教，才能摆脱模式化的困境，才能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散文。

   9、看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一时下“文化散文”的代表作罢。笔者在这里只谈谈自己个人的观感，如果说读者诸君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是大可以批评指正的，笔者并不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实说，笔者对《文化苦旅》并未细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读不下去罢了。按照“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的说法，笔者似乎是没有资格来批评《文化苦旅》的，但笔者毕竟还是读过，尽管几乎是读不下去了，因此，还是要说几句的。

　　笔者读完这部大作之后，实在是糊涂得很，竟然看不到“文化”在哪里——除了满纸的“旅”——更谈不上什么“苦”了。不能否认，余先生表面上确是在谈着“文化”，而且也似乎很带着些“苦”味，但仔细一瞧，却又茫茫然了。譬如《风雨天一阁》或《苏东坡突围》，你若是把天一阁或苏东坡的故事从文章中抽出来，剩下的似乎只有“旅”了，当然，不要忘了还有作者故做深沉状的“苦”——其实是什么都没有了。但余先生以《文化苦旅》为这个散文集子的书名，倒是十分地恰当的，至少这个名字是概括了余先生的写作模式。首先是“旅”，也就是说游来游去，这是余先生唯一值得骄傲的。要“旅”，首先得有闲，其次要有钱，可余先生不但能兼具二者，而且，所到之处都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有大大小小的名人或地方官员陪同，不能不说是有福气的人。更值得羡慕的是，“旅”了之后，写成的文章都发表了，不但能赚稿费，而且无异是在“旅”过的地名下都打上了“余秋雨到此一游”的烙印，难道不值得骄傲么？其次当然要说“文化”了。如果说余先生没有文化，读者诸君肯定是不会同意，或者竟要说笔者发昏了的。按余先生自己说的，他是“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的重印书籍”，自然必是有文化的而且是很博学的。不可否认，余先生对“文化”是有所了解，甚至是很熟悉的；但余先生的“文化”无非是讲讲历史掌故，谈谈人事变迁罢了，当然，这些未必是不能讲的，而且确实是做散文的好材料。让笔者不解的是，怎么余先生的讲故事左看右看都象是在看翻译过来的古文。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文化之旅”——从一本古书钻到另一本古书，从一个名人游到另一个名人——不是很好玩么？再来谈一谈余先生的“苦”罢。笔者看来，实在是“苦”得可以。其一苦，是跋山涉水之苦，天天游来旅去，能不苦么？其二苦，为博览群书之苦，因为读书确实是件很累人的事儿，可不读，拿什么来装点门面？其三苦，乃写作之苦也，需“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何其苦也！其四苦，据说是盛名之苦，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余先生为了《文化苦旅》，是很受了一些“无耻小人”的攻击的，但余先生是有涵养的，只是“由他去”，并不回击，因此可以说是不以为“苦”的。这四苦只是笔者的臆测，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可不是这么回事，那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透视”历史文化而产生的“苦涩之感”；因此，堆砌新名词或贴几个新标签是必要的，这是重新包装文化的需要，“重估一切价值”的需要。我们的余先生肩上负载着几千年古老文明的重担，还有给古老文明重新定位的历史使命，无怪乎其不堪重负，要连叹而又大叹其“苦”了。综上所述，余先生是以“旅”为壶，以“苦”为水，泡一壶浓浓的“文化”之“苦”茶以奉献于读者诸君，实在是用心良“苦”的。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其实谈不上是真正的文化散文的。这种散文只是一具文化的空壳罢了，表面上是在反思文化，骨子里却缺少文化的底蕴，貌似神离，不过是在“玩文化”而已。有人说余秋雨要为中国当代散文的衰落负责，其实是大可不必这么抬举他的，因为他根本还没有引起一个时代的散文走向衰落的本事。而且，把一种文体的衰落归之于某一个人，也是有欠公正的（散文的衰落）

   10、有一种现象我们不能不引起注意，有的作家散文集出了好几本，甚至集子还获了奖，但就是记不起来这位作家写了哪篇散文。道理很简单，这个作家没有名篇。放眼文坛，长篇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成了丧失难度的创作。有的作家出了好几本书，在文坛仍然默默无闻。有的作家只有一部长篇、几篇散文，却让读者永远记住了他。当年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红楼梦》，古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丁玲传》披露，丁玲访苏回来，面对带回的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当代的文学名著。她爱不释手，不禁感叹道:“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写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哪怕用一生的时间，能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后来作为所长的丁玲也曾向中央文学研究所(今鲁迅文学院)的学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

   一次我面对陈忠实，问起《白鹿原》所谓“垫棺作枕”之说，陈忠实回忆说，大概是1988年，他到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时，遇到一个搞文学的朋友，晚上和他一起喝酒。朋友问他:“以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工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陈忠实当时喝了酒，性情有点控制不住，对朋友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写一本在我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小说。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如果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小说，那我在棺材里都躺不稳。我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可以说，一部《白鹿原》传天下，陈忠实这个期望实现了。

   丁玲、陈忠实奉行的“一本书主义”，使我想到当前散文创作，当前散文的形势可说是一片大好。真可谓:长城内外红旗招展，大江南北歌声飞扬。创作队伍越来越庞大，小说家、评论家、诗人、公务员也纷纷加入散文队伍，掀起一个全民参与的“散文大生产运动”。报纸副刊、休闲杂志、网络媒体开拓了散文随笔从未有过的传播空间。

   杰出的散文家往往是与他的名篇佳作联系在一起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董桥的《中年是下午茶》、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朱自清的《背影》、秦牧的《社稷坛抒情》、杨朔的《荔枝蜜》、贾平凹的《丑石》等等。

   史铁生发表在《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上的《我与地坛》，作为单篇散文以其艺术价值和文学史经典意义，入选《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1949～2009)》。史铁生初中毕业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一个21岁的小伙子，从此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到1991年《我与地坛》问世，整整20年，可以说，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散文浓缩了20年双腿瘫痪后对生命和存在的思考与彻悟。

   鲁迅文学奖自1997年首次评奖至今已是第四届，每届都评出散文集奖。然而普通大众却没有多少人喝彩。获奖的散文集，并非篇篇都是精品，字字都是珠玑。鉴于散文文体的特殊性，我建议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取消散文集的评比，设立散文单篇奖。以此鼓励作家深入生活，细心打磨出精品。（马平川   来源：文学报）

   11、人活到一定的年龄，名利之心淡去。听人说，用笔写下美好的人事，对健康有益。我因此曾尝试想写点诗，但是提起笔来，却发现诗歌不是那么容易写的，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勉强写出几句，在别人否定之前，自己就先否定了。有人说，写诗是需要天才的，想来还真是。除了需要天才，写诗还是一项苦差事，大诗人也莫能例外。不要说李贺的呕心沥血吟诗，即使诗圣杜甫也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歌的生产在他们，也不是容易的。像李白那样一斗诗百篇，实在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的。

   12、回过身来看一看舞文弄墨这个行当，我们惊骇地发现了来势汹汹的“写作加速度”。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仿佛有鬼追在后头似的。现今，三流作家也敢于夸口著作等身。我们的写作也要跟上机器的节奏吗？

　　古人一笔一画地把文字刻到龟壳、骨头或者竹简上。只有重大事件才有可能得到书写。即使有了毛笔和纸张，下笔依然慎之又慎。“匆匆无暇草书”，龙飞凤舞的背后绝不是草率。字斟句酌，深思熟虑，惜墨如金。古人习惯于把思想简约地表述出来。三句话压缩成一句话，余味深长，这不可能写得太快。推敲多了就成了诗。诗是炼字炼句，犹如道士文火炼丹。“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朝被形容为诗的帝国，全唐诗不过四万两千多首。了不起四五百万字吧，现今一个普通作家就可能达到的产量。

　　印刷机骤然地解放了作家的写作生产力。机器又一次左右了思想的生产。报纸和平装书拥有巨大的文字容量，钢笔和圆珠笔及时跟进。这一切怂恿了飞一般的写作速度。写作的神圣感已经无影无踪，作家宁可自称“码字的”。许多作家日产五六千字，两三个月一部长篇小说。专栏作家每天都有文章见报；太阳底下无新事，可是他们一提笔就有话可说。形形色色的读物潮水般漫过，几乎令人无法呼吸。文字产品大量过剩，那些字字珠玑的古典名著只能打折——它们被迫以简写本的形式传播。

　　所有作家都加快了写作速度，文学的空间拥挤不堪。新生代作家大声抱怨找不到座位。他们背过身去嘀嘀咕咕：那一批老态龙钟的家伙怎么还舍不得退役？老古董早该过时了。这时，文学不是跨越历史的不朽之作，文学成了一茬一茬按季节出售的蔬菜。曹雪芹撰写 《 红楼梦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按照现行的标准，这种作品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衰老。“各领风骚数百年”是古代作家的周期，新生代的理想是“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各领风骚三五天”。据说，现今每天平均有两部以上长篇小说问世，最新的文学纪录是五岁的孩子成为长篇小说的作者。神童哪需要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老教条已经适应不了二十一世纪的写作速度了。

　　幸好网络开放了一个巨大的场域。积压的文学产品发现了一个新的展厅。这才真正是一个炫耀写作速度的地方。语言粗率，情节单纯，速记符号和错别字一拥而上。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付费上网，网络上只能匆匆地写作和浏览。我手写我口，想到什么说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手指在键盘上跳跃远比握住一支笔灵巧。写字的速度又一次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提高。大部分作者从未想到竞争经典的荣誉，他们丝毫不在乎“速朽”。不论写作还是阅读，不就是图个痛快吗？——他们甚至把写作比拟成不是为了生殖的射精。

　　纸面上千言万语，内心空空如也。太快的写作已经把思想洗劫一空。这是一个写得多想得少的时代。若干年之后回想起来，我们记不住作品的内容而仅仅记得住篇名，甚至记不住篇名而仅仅记得住作者姓名。也许，除了数字，我们什么也记不住——我们只记得出版过十万部长篇小说和一千万个短篇小说！

   13、鲁迅先生曾说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

   修改历来被一些大作家所重视。根据一些文字记载，鲁迅的名篇《滕野先生》，修改的地方达170余处。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完成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前后经过十二次的精心修改才完成的。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修改了二百遍之多。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修改，才使作品臻于完善。

   在我国古代，修改文章被传为美谈的故事很不少，尤其是诗人们，很重视垂炼的功夫。相传贾岛初赴京师时，在驴背上得到两句好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想把敲字改为推字，他正在吟哦不定时，撞着迎面而来的车骑，贾岛被拥至马前，韩愈问明原委后，不仅不没有怪罪他，反帮他斟酌字句。对贾岛说：“我看还是用‘敲’好，万一门是关着的，推怎么能推开呢？再者去别人家，又是晚上，还是敲门有礼貌呀！而且一个‘敲’字，使夜静更深之时，多了几分声响。静中有动，岂不活泼？”贾岛听了连连点头。后来贾岛还与韩愈交上了朋友。

   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虽不无夸张之处，但也道出贾岛垂炼字句的苦用功。

   从古到现在，那些文学大家没有不对文字反复修改的。

   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传说王安石为用好这个字改动了十多次，从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动词中最后选定了“绿”字。因为其他文字只表达春风的到来，却没表现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物变化。而“绿”字能展现春风吹过，江南一下子变绿的神奇景象，让人感到春天的勃勃生机，心里充满希望，对前途充满信心。作者看到江南又绿了，想到家乡也在江南那边，一定也绿了，仿佛又看到了家乡的美景，但却不能回乡，这个“绿”字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在现代作家中，一些文章写得好的人，总注意字句的琢磨，肯在斟酌、锤炼上下工夫。鲁迅那首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有名的七律，在日记中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后来，鲁迅把他写在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把“眼看”改为“忍看”，“刀边”改为“刀丛”。两字的改动，是经过锤炼的表现，作者把两句一般叙述的语言，改成了凝聚感情色彩的诗句，“忍”字，表现了作者的愤怒和蔑视。“刀丛”则写出了白色恐怖的残酷和鲁迅的坚强不屈。锤炼字句，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诚然，文章改与不改大不样。改之，才能神彩流动，反之，就会黯然失色。

   “改章难于造篇，易字难于代句”。时下，有一些作者写到最后就产生畏难情绪，加之急于求成，便草草收兵，哪里还谈得上去修改呢，连看都不看就拿出去发表，其质量可想而知。当然，也有不少作者注重文字修改，其用心程度不亚于古人，灌南县作者武红兵就是其中一个。在《灌河》文艺期刊复刊后，他所写的稿件，在我看来，已是韩文扛鼎，但仍然贾岛推敲，力求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这是他写作的座右铭。

   文章写完后，自己难得改，为什么就不能请别人改一改呢？让别人改自己的文章，这实在是很难做到的。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能有多少人让别人改自己的文章呢？又能有多少人从善如流呢？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一个的“绿”字，改了十多次，最终还不是他自己炼定的吗，要是别人改的，他能接受吗？贾岛的“僧敲月下门”中，一个“敲”字，最后定下来的是听了韩愈的，这还不是因为韩愈在那高官的位置上吗，要是普通人说的，贾岛能不能接受还要打个问号？难怪当年没人更改斯大林的笔下误。斯大林曾在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一书的最后一页的批示，批示上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一个字母。可谁也不敢更改领袖的手迹，谁也不敢去问他本人。当时，竟然冒出两名教授为《真理报》专栏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和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绝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没想到，领袖读后，又作了一个新批示：笨蛋，此系笔误！

   但是,事情也没有绝对的。文章写好后，愿意让别人帮助改的也是有的。北史称：“庾自直为隋炀帝改诗，皇帝许他直接批评。皇帝一定要他修改再三，等到他修改好才罢休”。用清代大诗人袁枚的话说，隋炀帝虽然不是什么好皇帝，但如此虚心，也是难得。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篇文章，有的人是诗歌，有的人是散文，有的人是小说，有的人是历史传记……如果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那么好人也是改出来的，只不过改写人要比改写文章困难得多，人很难知道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韩愈并一定知道自己孤僻高傲，贾岛并一定知道自己狂狷自负，王安石不一定知道自己偏激执拗，鲁迅不一定知道自己尖酸刻薄，即便知道也未必能够改正，也不大可能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加以改正。修改别人文章难，改正别人缺点和错误那是难上之难。君知否，每一篇文章，只有经过反复修改才能成为合格的文章，真正的文章，经典的文章。每一个人，只有经过不断改正错误和缺点，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完美的人。（韩克波）

  14、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朋友说，喜欢你的文字，可是写文章的时候会以心痛，失落为代价吗?

   于是，翻开曾经读过的一本书，找出这样一段话:

   “艺术需要痛苦酝酿，用生命祭祀。艺术家命运多舛，摇滚乐手寿命很短，就是一个证明，艺术于人也是有毒副作用的……”

    感情过于丰富敏感，感性压抑理性是一件很痛苦和可怕的事情，我欣赏海子，喜欢三毛，又唯恐避之不及，不仅仅是一句话，它浸透了牺牲的血雨。糊糊涂涂小糊涂，轻轻松松放轻松，要明白，目光放得长远,万事皆悲。

   人间有爱，仁者爱人，最勇敢的事是经历了生活的苦难，看透生活的本质，拾起一些，放下一些，志坚意忍，仍旧热爱生活。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想成为艺术家，只是喜欢安静的写属于自己的文字，是一种习惯，一种祭奠，一种自省，更在于看到朋友的留言、评论，会让自己感到释放、安慰和满足，因为有人欣赏，因为有人能懂。

   15、写作是很苦的事，这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虽经痛苦，终得幸福和快乐。

写作倾注的是真情，用真情打动人，感染人。有些作品，读者看后不仅深受教育，有时还会感动得双泪直流。这就是文学作品无形的魅力。

古人写诗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说明写诗者心里真苦，写了很累，付出了生命中很宝贵的真情。现在很多文学巨匠，好多作品让人看后也是一吟三叹，感慨不已，读者的心可与书中主人翁同悲欢，共命运。心常为书中细节的力量所打动，有时常会茶饭不思，长夜不眠。

但现在也有很多泡沫作品，只在搞笑，真正能让读者开怀一笑也不错，但多是作者或演员自己在笑，读者或观众根本笑不出声来，如一些影视剧，剧里自己笑声不断可就是观众不以为然。有的演员在剧中演得泪眼红肿，可观众心里不起一丝涟漪。

写作要有真情，还要有真货，这也如女人生孩子，只有十月怀胎，才有一朝分娩。写作者肚里要有货，就要作者有生活。对现实生活有透彻的彻悟和积累，对所掌握的素材进行精细梳理和认真加工，才能笔下有物。作品对作者而言也是作者所生的小孩.在作品中，不仅有作者深深的情感，还有作者深深的人生感悟，有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品的诞生与作者当时的心境、所处环境、健康状况、人生积累，情感因素等多种因素有关。因而好多作者在写作前也如孕妇样，注意营养，注意休息，注意保健，方可生出健康的婴儿来。写作一部优秀的作品也是这样，要有一个良好的状态，才能有好的作品问世。作品的生产同样是不易的。唯有独具匠心者才有独具风格和魅力的作品。

当然，有了好的作品，也还要有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和读书氛围。这年头读书的兴趣被好多事情转移了，许多消遣的方式替代了读书，能投入点时间看点闲书就不错了，投入感情读书的更是少而又少了，像过去我们常说的书痴或书呆子是少而又少了。

这书痴要说有的话，也多是作者本人，用心著书之人。自己用多年的心血写出的作品，社会上并没多少人认可和接受，有时只能是作者孤芳自赏，关在屋里，自己欣赏，自己回味，吟读再三，独自流泪到天亮。

泪流在心里，谁解其中味，谁解书中味?苦苦寻觅着，仍是乐者乐其乐，痴者痴其痴。

   16、锄去野草，摆上祭品，烧些纸钱，几句幽幽暗语，道不尽的哀伤，诉不完的惆怅，风雨愁煞人，不如无语。逝者长已矣，生人常戚戚，昔日忽现，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如若当初，只可惜，落花终没土，一语还休。如今，人住他乡身是客，随波逐流心系乡，千里念孤坟，何处话凄凉?

    这就是清明，愁煞人的雨中沉沦，杜牧这样形容这种沉沦: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雨纷纷，只会“断魂”，就太无奈了，不如“会朝清明”。

    清明，有有法度，有条理之意，《诗经》有曰，“誓伐大商，会朝清明”，意思是说，周武王讨伐商纣，使得朝政正风，为才是用，官员不卖官鬻爵，不受贿，赏罚分明……谓之“清明之治”。

    在历史的长河里，多少文人墨客，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只求清明之态。清明亦有思维清醒之意，古人常说，静则生慧，虚壹而静，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17、会写只是有技能，会想才是有灵魂。而能让灵魂鲜活起来却又是一个技能，这技能是充满个性的。每个人都对生活有观察、感受、思考，生命的价值从中得到不同程度地体现。知与识，心意的奇妙，道思逐情，竭力追寻着每一个灵魂深处的呼唤，认真，专注，带起思想整体气氛，淡淡而脉脉，悠悠而连连，透支着清凉，沉淀着智慧。于是写作的快乐盈怀，人只有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时，他的才能、才智才会发挥最大的内在潜力。其实我总想，写作只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而已，有时更多的只是个人心情的抒发与情感的倾诉。人人都会写，人人都能写，然而致力于文字的通达、精美、哲理、绝妙，虽不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有时却真的是在梦里醒里推敲着，琢磨着，行文落墨很认真，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因而常常感叹自己没有练就一枝生花之笔，无法把人间挚情的美妙绝伦写画出来。

    有人说“真正的文学是练习死亡”，不得而知，但真正的写作却是一种美丽又痛苦的甜蜜劳作。虽然有很多心路历程曲折难行，却最终还是能步步为营的走了过去。当写出的文字又能引起读者共鸣时，那就真的是苦有所值了。而喜欢这种劳作的人，想停都停不下，这时总让人怀疑是误穿上了童话中的红舞鞋，痛苦极了累极了却又幸福快乐。

   18、唐诗宋词的出现，是有它的社会性的。首先是它的载体--文言文。文言文言简意赅，寥寥几句便能将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优点可能是现代白话文的长篇大论所无法比拟的;其次是一种文化氛围，文人墨客都用这种之乎者也的语言写诗作词，寻常百姓耳濡目染的也是这种文化，再加上古人的衣食起居、言谈举止、交际往来，都与唐诗宋词的出现构成了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



古人写诗作词的目的，和今日的文人相差无几。但在语言的推敲上却很下功夫，苦吟诗人贾岛有诗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识，归卧故山秋。唐诗宋词的写作，也有着很严格的要求，唐诗讲究语言的平仄和对仗工整，宋词的每个词牌也都有格式的限制。



现代诗歌是一种最自由的文学体裁，各种媒体的蓬勃发展为现代诗歌提供了广袤的空间，网络的发展给现代诗歌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诗人徐志摩一首《再别康桥》，创造了一个现代诗歌的高峰，这首诗在意境上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我也经常上文学网站看诗歌，写现代诗歌的人中，不乏精通唐诗宋词的人，但他们适应了社会的潮流，每每借鉴的一两句古诗词，令人不禁想到余光中先生的那首诗《等你，在雨中》:“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恍若一位衣袂飘飘的仕女，踏着唐诗宋词而来。



如今依然写一些古诗词的人，是拥有一份淡泊心情的人。就如京戏是我们的国粹，那些自娱自乐地凑到一起吹拉弹唱的票友，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的文化氛围里，不艳羡鲜花和掌声，只为了那份怡然自得，与古典文化相约，找到一种心灵的熨贴;又如在喧嚣都市中行走的人们，忽听得有《梁祝》或是《枉凝眉》的旋律想起，大多会伫足聆听，让古典的音符敲击着心灵的门扉。



每每捧读唐诗宋词，心中那份愉悦不亚于饮美酒甘饴，默诵着有韵的诗词，思想在意境中驰骋。但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不能局限于唐诗宋词。正如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中写道:“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着一个个酸楚的祭奠。”唐诗宋词所散发出的魅力，就如日月喷薄而出的光辉。月出承接着日落，我们可以临窗凭望，也可以登高与之心语，但我们的步伐却无法像夸父那样，始终追随着日月的脚步。只能将这份古典的情怀，悬于我们心灵的天际，作为对美的一种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