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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门罗曾经在一篇散文中介绍读小说的方式：“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爱丽丝·门罗就是这样细致的写着普通人对在生活中的感受，从而渗透平淡生活中朴实的理想。 究竟什么是“理想倾向”？ 我觉得作品中的理想倾向是：一是作品中的人物不管人物处在何种环境，都不失去对生活的热爱与信心，理想主义倾向首先体现在主要人物身上；二是作品总的思想倾向要体现作家积极的理想主义。作家在作品中要肯定、倡导一种符合人性发展、实现人道主义的生存方式。作家既可以从正面歌颂这种生活方式，也可以通过否定、批判一种落后的生存方式从而肯定一种正面理想。当人类被卷入战争的时候，人类就渴望和平；当种族不平等时，人类就期盼平等；当同性恋受到歧视时，人类就呼唤理解。所以，如果真有理想社会的话，我们应该能够设想：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会有重大的不公平需要人类去抗争。于是，人类的痛苦就剩下了爱、孤独、自我、死亡、命运、回忆、空虚等等这些在我们目前看来是私人的、琐碎的主题。笔下的人物需要超越自身处境坚持求真求善求美，作家以手中之笔积极寻找生活的理想和生命的真谛。爱丽丝·门罗写的是女人的故事，早期是一些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的爱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恼，后期是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的欲望和遗憾。爱丽丝·门罗小说的主题可以用2001年出版的小说集标题概括，那就是：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中隐匿暗流：隐秘而狂热地对理想生活方式探寻的激情，因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一触即发，推动故事朝向惊人的方向发展，揭示出关于人生真相的顿悟。浓缩、精致，对节奏和气氛的精确把握，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拿捏，强烈的情绪与情感，对人生中无处不在的矛盾、困境、冲突的关注，对偶然性的偏爱——这些构成了门罗小说的特色。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称，“门罗以精致的讲故事方式著称，清晰与心理现实主义是其写作特色。 翻开爱丽丝·门罗的履历，你会发现“沉重”其实是她早年生活的基调，她忠实地在纸上还原了生活交付给她的行李。1931年，她出生于安大略省温格姆镇上一个贫寒的家庭。母亲安妮·克拉克·莱德劳是学校教员，父亲罗伯特·埃里克·莱德劳是饲养狐狸的农民。后来在她的文字里，农场常作为故事背景出现，女主人公年复一年照料着马匹、牛羊，淹没在琐碎家务之中。不论是她的家庭还是乡间小镇，都没有多少文学气息。出名之后的爱丽丝·门罗曾说过，在她的家乡，她的作品并不受欢迎。她总是将目光流连于平凡女性的日常生活，从自己和母亲身上寻找灵感，精确地记录她们从少女到人妻与人母，再度过中年与老年的历程，作品贴近女性心理的波折与隐秘，以及由此而来的身心重负，细致入微，又复杂难解，看似脆弱，却又坚韧顽强。爱丽丝·门罗写琐碎的生活，拥有的只是独特的女性视角，尤擅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她不写离奇的故事，不描绘恢弘的画卷，但能写出平静生活下藏着的波澜。在描写小镇生活，她的视野里没有乡愁，没有越过篱笆的困惑，没有男性政治的博弈，她就是爱丽丝·门罗般的日常。 爱丽丝·门罗也不是一个高产作家，尽管她从20多岁就开始写小说，但她要照顾孩子、家庭，只能利用做家务的闲余时间创作，也只好写短篇，多是关注身边琐事和女性情感困惑，但她能从生活细节中传达复杂的人性，具有一种朴实的情感和文学审美，从而打动了很多西方读者。门罗曾在2009年国际书展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如果你是个女人，尤其是有家的女人，你就得顾全所有需要你的人，无论是需要你的帮助，还是需要你的陪伴。那时女人的生活，似乎是很无定型的，她们在家里写作，但空余出的时间似乎又有很多非正式的社交活动、电话。没人认为你具有自己独特内在的东西。你还没能证明给人看的东西，的确很难说是你所具有的。我那时从来不向人述说言论、思想。”所以她的小说多呈现人内心的孤独和无奈，而避开了文学的社会性和思想性，这在科技和电子泛滥的扁平化时代，反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可是，她依然赢了。她的胜利不是机运偶然，反而是体现了诺贝尔精神。诺贝尔奖创立人诺贝尔终生对文学抱有浓烈的兴趣，他推崇浪漫主义文学，在遗嘱中留下了文学奖关于“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要求和“最杰出的作品”的理解，他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给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正是凭借着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委员会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戴到了“家庭主妇”艾丽丝？爱丽丝·门罗头上。在爱丽丝·门罗笔下，浪漫的色彩无关浪漫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血色浪漫，关乎的是一个敏感、孤独、散发异类气息的家庭妇女和她所处的坚硬冰冷的生活之间玩的一场游戏，名字叫作“猫捉老鼠”，看似有光有希望，实则无路可逃。生活以一个男人的面目出现——粗暴、钝感、掌控欲强烈；反抗以一个女人的姿态出手——平静、低调、打磨生活智慧。 爱丽丝·门罗写的都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种种苦痛的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爱丽丝·门罗写得轻轻松松，但是我念了以后，再琢磨琢磨，还是觉得挺痛苦的。比如，小说里的第四篇写到女儿离家出走，跟母亲一辈子不联系，特别打动人。一个母亲怎样想念着女儿，怕她找不到自己，连家都不敢搬，最后女儿连一张贺年卡都没有给她寄来，她只能跟要好的朋友诉诉苦。当然爱丽丝·门罗有这样的写作特点，跟加拿大的地理和人文特征大有关系。她的小说里从来没有热带描写，很多人物都是英国殖民者的后代、跟美国关系特别密切。这都是鲜明的加拿大特点。我曾先后三次走访加拿大，还曾深入到当地的穷乡僻壤，对加拿大这块土地有一定的了解。在加拿大尤其是门罗描写的小镇，你见不到像上海、广州那样人挤人的场面。大家都住得很分散，一个小镇、一个小镇。每个小镇也是一栋房子隔了好几百米，才有另一栋房子。城市里的公寓跟我们一样，门一关，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这必会影响人和人的关系、气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加拿大始终是一个相对平静的社会，虽然也有自杀和凶杀，自欺与背叛，仍是离人类理想最近的一个社区。1970年代，爱丽丝·门罗刚一出道，即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说明加拿大读者与文学界立刻意识到了爱丽丝·门罗的价值。假设爱丽丝·门罗出现在美国，很可能不会受到同等的重视，因为1970年代的美国，多方面的社会矛盾纠结在一起，社会风云动荡，像爱丽丝·门罗这样的声音实在太容易被淹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激烈冲突层层被剥离，那些原本潜伏在人类身体之中，最接近人类心灵的永恒问题便渐渐浮出水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丽丝·门罗的影响逐渐跨越国境线，为北美、英语世界乃至世界文坛所注目。一般来说，作家的创作总是有高潮有低潮，但爱丽丝·门罗的作品一本比一本卖得好，一是因为她的作品具有稳定的高品质，二是因为时代的发展追上了她的视野。 我觉得爱丽丝·门罗的心理现实主义汇聚了现代主义和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精华。主人公的欲望被压抑、被扭曲，使我们思考传统、宗教、习俗、道德等软力量对个体心灵的作用,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而当我们跟随着主人公在记忆的迷宫里跋涉的时候，我们又能感受到确定性之无可挽回的失去，以及人类对于确定性之同等强烈的怀念。而这，又是现代主义的力量。 在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里，使用正能量负能量、积极消极等价值判断可能是无效的，她关心的不是这个，她也不关心主流，她只关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内心的真实。在加拿大的一个小角落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姑娘？她的逃离是否可能呈现这样一个轨迹？她的生活和内心的局限性是否符合逻辑？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门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写。 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里人物仿佛一个个都孤悬于自己的角落里，孤独得都像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即使他们身处人群、爱情和家庭；她把人物从喧嚣的世界里撤出来，然后专注地将他们内心放大，直到把每个人都变成一整个灰暗、荒凉的世界；爱丽丝·门罗不喜欢锣鼓喧天和大团圆。宏大的题材自然有体现大格局的优势，但是，还有什么比生命本质更宏大的题材吗？从社会最普遍的大多数中，取出一个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来检验生命。这是爱丽丝·门罗不知疲惫地观察和记录人性中的冲突和矛盾的结果。她尽了最大努力，把生活中的假象排除掉，揭示出最深处的人文精神和人的荣誉。其实谈论爱丽丝·门罗写普通题材、普通人物的同时，不能不强调她写出了她们并不普通的掩藏在平静生活之下的心理与情感顿悟。她的作品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与情感成长，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总是能抵达更多人的愿望，以及某种作家与读者间的私人而亲密的情感。爱丽丝·门罗在小说里描述着种种“心理之谜”，它们并不是在表面。就好像加拿大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内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痛苦，她写出了对人类的了解，她的小说对了解人类的内心很有帮助。 她的语言很平实，但是平实中很有道理，能够抓住人性的方方面面。《逃离》里有一个小说叫《播弄》，讲的是一对生活在小镇的姐妹俩，妹妹说话很刻薄喜欢刺伤人，这个姐姐每年会固定去一个地方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心灵的安抚。有一年她去看后没赶上回来的火车，散步碰见一个遛狗的男人，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她就去了男人的家里，得知对方是东欧移民，他们很聊得来，约好了第二年再碰面。第二年她看完戏再去，看到那个男人在门口坐着，但是却不理她，她只好离开。之后她继续自己的生活，在一个医院里做护士长，有一天送来一个病人她觉得很眼熟，一看姓名，发现姓和那个男人一样，但名字不同，同样也是东欧移民。她才知道这是那个男人的弟弟，有些弱智，那一年她看到的也是这个男人的弟弟，那个男人出去遛狗了。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她也不可能再回头去找他，她就这样在小城里度过了她的青春，这真是造物主的拨弄。 所以说，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实际上是能让人读到现代西方人在生活和精神上的苦恼的，她的写作并不琐碎，拥有独到的女性视角，擅长于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基本都是写普通人，普通人各自的命运、痛苦、喜悦。她不写离奇的故事，但能写出平静生活下藏着的苦恼。看她的东西，对了解人的复杂性有帮助。爱丽丝·门罗就是这么特别善于写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但是她写的不是家庭和睦的关系等，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有时候甚至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危险关系，她的描写精准到位，表面看着不动声色，但是却有暗流一般的力量。，门罗一直在探究人类灵魂上的深度与灵敏性。在她的小说的表面之下，往往潜伏着一种阴森朦胧的悬念。 爱丽丝·门罗作品中的男人，常常“很男人”。《逃离》中的男人就把粗鲁当作是男人的个性。爱丽丝·门罗的写作偏于真实。她希望用真实性，跟她所描写的劳工阶层、中产阶级构成共鸣。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都非常辛苦，也非常现实。爱丽丝·门罗简单直白的语言和现实的写作特点，适合写劳工阶层、中产阶级。奠基人西蒙娜·德·波伏瓦说过婚姻家庭这样的传统社会结构，天然与妇女的自由相冲突。结婚后，不管女人愿意不愿意，事实上，作为妻子和母亲，女人会失去一些她的自由。所以后来有很激进女权主义者，要求从生物学意义上铲除男女不同的意识，解构社会传统格式。但是，还有更多的女权主义者，是为妇女的权益呐喊，做实际工作的；她们从社会习惯和权力结构上入手，要求从法律上保障男女平等。只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表现出“颠覆和解构的姿态”。并不是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很激进。上世纪的西方女权运动，给社会带来很多进步。在爱丽丝·门罗生活的时代，男人和女人平等的意识已经是社会常识。爱丽丝·门罗所处的社会已经基本走出了岐视女人的习惯认识。换一句话说，爱丽丝·门罗要描写的女人，已经不是“娜娜出走”时那种心态了。她们可以是家庭主妇，管家保姆，她们并没有强烈的不自由、不平等、受男人奴役、低男人一等的感觉。相反，她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她们要的是发现自我的价值，坚持独立人格，而非推翻男权统治。因为社会的进步，让她们有自信心。这就使得当她们体谅男人的时候，没有媚骨。她们不是男人的玩偶，她们做家务但并不比男人低一格。面对这样的女人，爱丽丝·门罗的追求便是超越男女性别的更高追求。爱丽丝·门罗通过笔下的人物，总能发现人的共同性。她讨论的是普世价值，以不同形式的“爱”为特点。以“爱”为核心的关系，如同万有引力一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对于爱情，你所能承受的痛苦和混乱一定有一个限度，这就如同你对脏乱的房间有一个忍受限度一样。你不能预知这个界限在何处，但我相信，当你达到自己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你就会知道了。”这是爱丽丝·门罗的诸多名言中的一句。她的语言很平实，但是平实中很有道理，能够抓住人性的方方面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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