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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泰山刻石》
泰山古称“岱宗”，东濒沧海，西接燕赵，一山飞峙，奇峰挺拔，领中国五岳之首。 泰山的显赫，主要来自秦始皇开创的帝王封禅祭祀礼仪。“封”是在泰山上堆土为坛，祭祀天神；“禅”是在泰山下扫一片净土，祭祀土神,以祈求苍天后土保佑国家鼎盛，天下太平。据史书记载，历代封禅和朝拜泰山的封建帝王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东汉光武帝、章帝、安帝，隋文帝，唐高宗、玄宗，宋真宗，清圣祖、高宗等，其中汉武帝七次东巡登封，清高宗十一次朝拜泰山、六次登岱顶。封建帝王狂热地“封禅”登临，使泰山变成了“五岳独尊”的帝王山。 岱庙又名东岳庙、泰岳庙，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岱庙创建的历史久远，早在秦时已有祭祀场所，汉时建有宫殿，屡兴屡废，现存规模主要是宋代以后各朝陆续重修扩建的。岱庙现有古建筑和仿古建筑186间，庙内存有历代碑碣184块，汉画像石48块，是一座城堞高筑、宫阙重叠的帝王宫城式古建筑群，现为泰安市博物馆。 岱庙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文物，使游人在参观时很容易联想起秦始皇、汉武帝和宋真宗三个封建帝王来。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 岱庙中保存有古桧、柏212株，珍稀植物292种，游人漫步院中，只见桧柏参天，浓荫蔽日。汉柏院中有五株若虬龙蟠曲、苍劲葱郁的古柏，传为汉武帝所植，至今已有2000余年高龄。望着古柏，谁能想到那个自小就知“金屋藏娇”的纨绔孺子，日后竟是威加海内、文治武功的汉武帝。他指挥青年将领卫青、霍去病，经过河南、河西和漠北三次大规模作战，封狼居胥，横扫匈奴王庭。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建立联系中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使汉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和势力范围达到空前规模。 …… 岱庙的主体建筑是天贶殿，创建于北宋真宗时，此殿重檐黄瓦，峻极雄伟，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宫殿式建筑。宋真宗虽然与秦皇、汉武无法媲美，但他的无能和迷信却给岱庙留下了这座宏伟的建筑。那是宋真宗即位的第三年，辽军大举南侵北宋都城汴梁，真宗欲弃城南逃，幸因宰相寇准力主抗战。宋真宗在主战派的迫使下，御驾亲至澶渊督阵，结果初战告捷。宋真宗无心再战，辽国也有和意，宋辽草草签订了每年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和约，为宋换来一段短短的和平时期，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后，为平息朝野的愤怒情绪，显示大国气度，宋真宗采纳副宰相王钦若的建议，决定假借“天书下降”以封禅泰山。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并于次年修建天贶殿，这次封禅，也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泰山封禅大典。
原碑高1米有余，四面刻文 据史料记载，2000多年来，秦《泰山刻石》历经了六次变迁：第一次是在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春，发现其石埋在山顶土中，其高不过五尺，似方非方，自然不加磨砻，四面宽狭不等；第二次是在政和四年（公元1114）秋，在岱顶玉女池上发现，其时刻石为四面刻字，总计22行，末尾有“制曰可”三字，共222字，可认146字，漫灭剥蚀76字；第三次是在明嘉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此石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是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碧霞元君宫毁于火，刻石遂失；第四次是在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泰安知县汪汝弼和蒋伯生等人，根据赵志人提供的线索，在碧霞祠西墙外的玉女池中打捞出残石，即现存之刻石，随即嵌立于岱顶东岳庙西侧的宝斯亭；第五次是在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东岳庙墙坍塌，泰安知县徐宗干由瓦砾中将残石索出，嘱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嵌置山下岱庙碑墙内，并写跋记其经过；第六次是在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刻石被盗，泰安知县毛蜀云火速派人四处稽查，在县城北关石桥下发现，仍归置于岱庙中。1928年迁刻石于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3块残石垒砌其中。建国后，又于碑龛正面镶装玻璃进行保护。 秦《泰山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现存清聂剑光摹刻的明拓本29字和徐宗干摹刻的旧拓本29字两块刻石，均陈列于岱庙碑廊。1980年，明安国所藏秦《泰山刻石》宋拓本165字影印本，在中国私人收藏家手中被发现。不久，根据此藏本将秦《泰山刻石》222字，终于补全。1987年，泰安市博物馆复制秦《泰山刻石》全文立于岱庙后寝宫。 《泰山刻石》的作者为李斯（？—公元前208），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初从学于荀卿，战国末期入秦，为秦王政（秦始皇）所重。李斯殚精竭虑，竭尽所能，为秦统一六国起过很大作用，秦始皇升任其为丞相。秦始皇沙丘病逝后，他丧失气节，趋炎附势，与宦官赵高沆瀣一气，废扶苏，立胡亥为二世。最后，还是被指鹿为马的赵高所忌，诬陷下狱，腰斩于咸阳。李斯虽在政治上晚节不保，没得善终，但在书法上却是我国书法史记载的第一位书法家，他对小篆书法的发展影响极大，后人尊崇李斯为小篆之祖。现传世的李斯书迹，仅有《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残)。《琅琊台刻石》为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东巡登山东琅琊时所立，刻石原在山东诸城县琅琊台，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秦《泰山刻石》，不但对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政治和经济以及“车同辙”、“书同文”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对小篆字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以大篆为基础，将六国的文字进行省减规范，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文字，谓为小篆，结束了先前“言语异声”、“文字异彩”的历史。 秦小篆在中国汉字诸体中，独立通行于世的时间最短，从来没有真正占领过一代书法或一代文字。这除秦代统治时间较短，秦小篆失去统治阶级的支持等原因外，规整严谨，繁琐对称，不便于使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但是，秦小篆为后世书法奠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功不可没的。在“书同文”之前的大篆字体，各种偏旁符号形体和位置不固定，书写的笔顺及笔画数目不统一，经过有计划的文字规范整理之后，字的书写笔顺、字形才得到固定，小篆字体才基本定型。 小篆虽有对字体空间实行几乎等距离的切割，章法布局缺少变化，中锋运笔比较单一的缺憾，但小篆用笔束锋凝练，中锋行笔，圆润劲健，直笔和曲笔交叉使用，茂密与疏朗交相辉映，向我们展示出端庄威严，严整肃穆，雍容朴厚，匀称中正的艺术精神。 《泰山刻石》是小篆字体的代表作，其字体结构特征源于《石鼓文》，但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刻石上承籀篆，下拓汉隶，内在气质刚柔相济、骨力追风，外在表现行云流水、舒展流畅；字体工整匀称，修长婉转，端庄平稳，沉着凝重；结构左右对称，疏密匀停，外拙内巧，疏密适宜。线条圆健似铁，方圆妙绝，骨劲肉丰，严谨浑厚。临书者如从小篆入手，可以增强笔笔中锋，点画厚重，用笔舒缓，使转清楚的功力。 岱庙碑廊中还陈列着一些著名的汉碑珍品，如《张迁碑》、《衡方碑》等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 张迁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是谷城旧吏韦萌等为张迁立的表颂碑，碑高2.92米，宽1.07米。碑阳隶书15行，满行42字，共567字；碑阴刻有立碑官吏41人衔名及出资钱数，共3列41行323字。碑额篆书“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2行12字，字径9.5厘米。此碑在明初发现时，立于山东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碑文完好可读。到明正德年间，仅残缺5字，“东里润色”4字尚好；清乾隆年间，“东里润色”“东”字泐半边，“润”字泐半边，其水旁尚存中点，“色”字与下边的“君”字泐大半。建国后，东平县政府在政府院内建亭一座，立碑于内。1966年移至岱庙，外置玻璃罩加以保护。此时残泐65字，不可以读的36字。1983年10月又移至岱庙碑廊。
《张迁碑》格调高古，返朴归真，朴拙茂密，深厚沉凝；字体方整中求变化，朴厚中见妩媚，蚕不并头，雁不双设；线条外方内圆，内捩外拓，学其外方以资质朴，取其内敛以壮筋骨，被历代书法家誉为汉碑隶书雄强壮美之首。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立于汶上县西南15公里的郭家楼前。衡方，字兴祖，东汉平陆（即现汶上县）人，曾任会稽东部都尉、颍川太守等职，《衡方碑》是他的门生为追颂他的功德而立。清雍正八年（公元1729），汶河泛滥决口，该碑陷卧，村人郭承锡等复建。1953年移至岱庙保存。《衡方碑》间架结构稳重敦厚，古拙纯真，笔画端正，顿挫分明，为历代书家所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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