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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金生 行间玉润--谈褚遂良的几种碑帖

2015-12-10  鸿墨轩3dec

字里金生 行间玉润--谈褚遂良的几种碑帖

 

潘德熙

 

    唐代,是我国书法史上非常兴盛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其中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中、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特别是他们的楷书碑版,一直成为后人临写的范本。在初唐诸家中,褚遂良的字被当时人们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并被不少人模仿,学习。例如与褚遂良同被后人列为“初唐四家”的薛稷,就是一位学褚字的高手;后来的颜真卿,也是从褚字入手学书的。直到现代的著名书家如沈尹默、潘伯湾,都对褚字下过很大功夫,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褚遂良(596年—658年,一说659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先世为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因晋室南迁而至江南。在唐朝,他起先做过秦王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自秘书即迁起居郎。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后,有一天唐太宗叹息说:“虞世南死了,今后没有人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在一旁便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当天就宣召褚遂良入宫侍书。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极为喜爱,宫中收集了不少王羲之的墨迹,就命褚遂良一一加以鉴定,并编写了一部《王羲之书目》,这部书目的正书、行书部分后为张彦远编入《法书要录》之中,至今犹存。草书部分,虽未见于《书目》,但从王羲之《十七帖》刻本后有“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字样看来,他所鉴定的并不限于正、行书,可能是张彦远所编入的书目并非全豹,偶失其草书部分而已。

    流传下来署名为褚遂良的书法作品或碑帖,虽然有不少,但其中有大一部分是后人伪托的。也有一些虽然是有根据的真品,但已经过辗转翻刻。其中仅《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梁公碑》、《雁塔圣教序》四种,是唐代所刻褚遂良真笔。

    《伊阙佛龛碑》是存世褚书碑刻中写得最早的一种,又称《三龛记》,碑额有“伊阙佛龛之碑”六篆字,当亦为褚遂良所书。此碑系魏王李泰为其母长孙皇后造佛像所立。据《集古录》记,碑末有“兼中书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书”题署。书刻于贞观十五年岁次辛丑(641年),是年褚遂良46岁。此件虽自名为碑,实际是就山壁上凿成碑形而加以书刻的,现尚在河南洛阳龙门宾阳洞前南侧,但字迹已大多泐损。传世有明代何良俊清森阁所藏宋拓本,较之近拓多出三百数十字,为目前所知最早的拓本,有

文物出版社影印本。

    《孟法师碑》,全称为《唐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铭》,原碑早已亡佚,据《金石录》一书记载,碑立于贞观十六年(642年)五月,晚书于《伊阙佛龛碑》一年,亦岑文本撰,传世仅清临川李宗翰旧藏唐拓孤本一册;原有残缺。今在日本三井氏听冰阁(有影印本)。

    《房玄龄碑》,又称《房梁公碑》,原碑现在陕西醴泉县昭陵,但字迹损泐严重,可辨之字已不多。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中说:“右《唐房幺龄碑》,文字磨灭断续,不可考究,惟其名字仅存,其后题“修国史河南公’,而名姓残阙者,褚遂良也。”褚遂良封河南郡公是在永徽初,监修国史则在永徽三年,故清人王昶考定此碑当立于是年。时褚遂良年57岁。传世有宋末贾似道旧藏之北宋拓残本一册,存字最多,为此碑墨本中之最佳者,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有影印本。

    《雁塔圣教序》,原碑共有两块,一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一为《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唐高宗李治撰,均书于永徽四年(653年),晚书于《房玄龄碑》一年。但《序》在十月,《记》在十二月,各有隶书额,当亦为褚遂良所书。原石现在陕西西安市慈恩寺大雁塔底层南门两侧的墙龛内,右为《序》,书写行次由右向左,左为《记》,书写行次由左向右。原石保存完好,字迹至今清晰,极少泐损。

    这四种碑刻中,前两种为褚遂良中年时所书,后两种则为晚年所作。前后对照,可以看出褚书发展的轨迹和变化。

    褚遂良的书法,从当时前辈书家欧阳询和虞世南那里吸取了不少东西。这在他中年时所写的两块碑中尤为明显。例如《伊》碑和《孟》碑的用笔,很接近欧阳询,有刚劲锋利的特点。结体则端庄而宽博,有萧散典雅的意致,较近于虞世南。在某些笔画中,还偶然带有一些隶书的味道,例如在《伊阙佛龛碑》中,有些掠笔或竖钩,作圆转回锋之势,这纯是隶书的写法,看来他是有意识在楷书中掺一点隶笔的。这种写法在他晚年所写的碑刻中亦偶有出现,但已加以变化,不像这里显得突兀了。

  从前期两块碑来看。《伊》碑写得端严古稚,但拿他后来的书迹来比较,则用笔之间还较少变化。字的结构也微有生硬之处。而后一年所写的《孟法师碑》就要好得多。《孟》碑字的结构,也是端庄而谨严,但没有板滞之态,用笔的轻重虚实,变化较多。苏轼曾说,“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用来评价《孟》碑,是极为合适的。学褚字如从此碑入手,最为理想。

  《房梁公碑》和《雁塔圣教序》是他晚年成熟时期的作品,用笔空灵飞动,瘦劲遒美。代表他晚期的面目。两碑的镌刻者,也都是

高手,能曲尽其妙地表达原来的线条。人们形容褚遂良的字“如美女蝉娟,不胜罗绮”,也主要是指这一时期的字迹。但这种形容,仅是从表面的姿态来看。如果仔细观察它的点画,则每一笔都是坚韧挺拔,与钢丝相仿佛。它的笔画虽细,但都圆浑而有立体的感觉,所谓形瘦而实腴,外柔而内刚。所以明代的王世贞说:“评书者谓河南如瑶台蝉娟,不胜罗绮,第状其美丽之态耳,不知其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虽外拓取姿,而中擫有法。”这确实是说到点子上的。

    这里顺便谈一谈其它一些传为褚遂良的书迹或碑刻,例如墨迹中的《倪宽赞》、《大字阴符经》、《飞鸟帖》,碑刻中的《同州圣教序》。

    《倪宽赞》,旧为清宫所藏,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的书法水平较高,颇似褚遂良晚年风格,但和晚期褚书碑刻相比,则其字迹发笔多尖,似略嫌薄弱,用笔的变化也较少,最明显的破绽是卷中“民”(唐太宗讳)、“治”(唐高宗讳)均未缺笔,这在褚遂良真迹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何况按其署款还算是奉勅而书的

……

 

褚遂良倪宽赞

褚遂良行书书法欣赏《家侄帖》

褚遂良楷书法墨迹帖《倪宽赞》

褚遂良行书作品欣赏《潭府帖》

唐代褚遂良书法长卷《褚摹兰亭序》

褚遂良楷书欣赏《文皇哀册》拓本

褚遂良楷书法帖《倪宽赞》长卷

褚遂良书法《大字阴苻经》墨迹欣赏

褚遂良行书作品欣赏《潭府帖》

褚河南楷书欣赏《褚遂良伊阙佛龛碑》

褚遂良书法字帖欣赏《楷书唐诗十五首》

旧拓兰亭序二十种之褚遂良临本

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小楷千字文http://www.yac8.com/news/9522_2.html

褚遂良临摹王羲之兰亭序

褚遂良褚遂良博通文史,贞观十年(636),由秘书郎迁起居郎。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十五年,他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贞观中,太宗宠爱第四子魏王泰,遂良提出太子、诸王的待遇应有一定规格。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李治)。次年遂良被任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太宗策划东征高句丽时,他持不同意见,尤其反对太宗亲征。二十二年为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他与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高宗永徽元年(650),遂良以抑价强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召还,任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宰相。四年,为尚书右仆射。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并无过错,竭力反对废立,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死于任所。

艺术生平

褚遂良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

褚遂良书法由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意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枯树赋

唐褚遂良楷书欣赏《汉兴碑》大图

褚遂良简介

褚遂良(公元596年-公元659年),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阳翟(今河南禹州)人。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后在唐朝任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后坚决反对武则天为后,遭贬潭州(长沙)都督,武后即位后,转桂州(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北境清化)刺史,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卒;褚遂良工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褚遂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褚遂良耿直,有学术,竭尽所能忠诚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命李世民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同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人们称他作“馆主”。-


褚遂良的人品与书品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由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一.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公元618年,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着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代,才在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着异常重要的位置。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

二.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贯浙江钱塘。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未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剑桥中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贞观三年(629)末,唐太宗下诏书,想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一是超度在战争中的亡灵,二则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立碑以铭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以外,还有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可惜此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着献上领赏。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微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中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或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而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山东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三.褚遂良的艺术修养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美做出种种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美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道;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美而感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著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根源之地进发的一种标志。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进步。然劲健矣。”由书法的意象之美,到书法的笔法之美,便铸造了褚遂良的优美的书风。

  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阳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墨、笔都极其精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点一画如何处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最微妙、最优雅心情的变化。

  按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高峰时,他便以这种种的美,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点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露。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种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种精致的趣味。

四.对王羲之的偏爱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国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着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着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着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格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品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更有甚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表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作品的规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作品和禇遂良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显然是对笔法的追求,造成了这种转变。如果说,书法中楷书之有笔意的表现,当以褚遂良为最高。如果说,北碑体现了一种骨气之美,欧阳询体现了一种来自于严谨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禇遂良却是表现了一种来自于笔意的华美。在欧阳询或虞世南那里,线条与笔法是为塑造字型而服务的。而褚遂良则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气息的大师,他刻意地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折……,而结果则是,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来好像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使点线变为一种抽象的美。成一个又一个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细劲、遒婉的线条中,有一种神融笔畅似的适意,悠悠地流动于指腕之间,落实在点画之间,从而体现作者刚正、鲠直的性格和满腹经纶的学识修养。

五.“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着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一文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一作了评价:“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structure spirituell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的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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