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不能战胜游牧民族？

自古以来，大部分的冲突发生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原民族并不占优势。归其原因，大概分为两种，第一，对于异己试图以文化同化，而非武力征服。孔子曰：远人不服，故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原民族就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于外来民族从来没有过主动出击和征服。这是中原民族在与北方民族战争中处于劣势的文化因素。第二，中原民族为农耕民族，比起北方游牧民族，迁徙性差的多，而北方民族活动性强，居无定所，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因此对于土地的依赖导致了中原民族居住的长期性，战端一开，中原民族的战争成本要比北方民族的战争成本大得多。这是中原民族在与北方民族战争中处于劣势的物质因素。 但是、历史总是有特例的，汉武帝对于匈奴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了匈奴民族的衰落，同时也造成了汉朝国内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少数民族对于中原民族经常性的骚扰和侵略却不会造成他们原始经济的危机。所以从经济和物质上看，同样对于对方的打击，中原民族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北方少数民族则不会。因此，中国古代中原民族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上与物质上的劣势导致了战争的劣势。而到了宋朝除了以上的两种因素外，还有根多起他的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即包括客观上的也包括主观上的，这些不利因素交织到一起，形成了宋朝半壁江山和军事上的守势。 对宋朝不利的客观因素 第一，战略因素。宋朝的北方始终盘踞着一个强大的敌人，辽国。但是自五代以来，石晋却把幽燕十六州拱手送给了辽国。造成了中原地带在辽国面前的门户大开。长城一线的防守作用丧失殆尽，这里成了中原民族政权的软肋，但却成了辽国防止中原各国进攻的战略缓冲地带。 第二，军事因素幽燕十六州的丧失带来的另外一个负面影响是马匹的缺失，古代冷兵器战争对于马匹的需求十分迫切，况且北方多平原少山地，对垒双方，谁有骑兵，谁有占了优势。 第三，地理因素。宋朝都城开封地处平原，在北方民族的进攻下无险可守，这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因素。因为自唐安史之乱以来，经济财赋多仰仗南方，从南方到开封的水路很方便，而应为汴渠的毁坏，使得粮食物资很难远道洛阳，更不要说长安。 对宋朝不利的主观因素 第一，重文抑武。宋太祖吸取五代兵将擅权的教训。决定以文人之天下，贬低武将。枢密院等对军队机构由文人统辖。而同一时期的辽国枢密院全都是武将。因此对于战争的调度指挥宋朝不如辽国。 第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对于军队管理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当大部分优良的地方军队调往中央，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增强中央军队的实力。同时在加以更戍法，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两个因素对于戍边的宋军显然都是不利的。 第三，募兵制度。宋朝没有军人退役的制度。宋太祖打算将平时的饥民招入军队，把有可能形成造反的力量变成镇压的力量，减少民间的反抗。但是同时宋军内部良莠不齐，很大一部分的老弱病残无法战斗，真正能战斗的只有20岁到40岁之间的人。 第四，两次重大战略失误。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分别与金和元一起联合抗击辽和金。看似高明，实际上是引狼入室之举。如果宋不去插手，坐山观虎斗，两败俱伤，而且加在中间的辽国和金国还可以作为缓冲地带。相比之下，宋朝不如辽金两国。后汉皇帝刘知远将契丹势力赶出中原，契丹与刘汉本有仇恨。后来，北汉大将郭威拥兵自立，建立后周，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在河东继续维持刘汉，史称北汉。按理说，辽国和北汉有世仇，但是后周世宗在进攻北汉的时候，北汉向辽国求援，辽国出于牵制后周的战略的意图，对北汉支援。同样金国所扶植的伪楚和伪齐也是起到缓冲作用的战略意图。 对于宋朝军队战略的分析 目前对于宋朝军事力量的正面论述多是军胜利的流水账。今天我讨论宋朝军队成败的话题，不去列个流水账。因为那样不够客观，第一，一场战斗的胜利不等于整个战略的胜利。况且没有辽金胜利的流水帐，只看宋朝的有失客观。 宋与辽金元的战争胜负在不同的史书中存在很大差异，各自的记录不尽相同，甚至出现矛盾之处，比如高梁河之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上以幽州逾旬未下，士卒疲顿，转饷回远，复恐契丹来救，遂下诏班师。”而在《辽史》景宗本纪上却是另外一番记载：“七月癸未，沙等与宋军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穷乘驴车遁去。”可见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史书上记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以其战略价值和政治影响，作为衡量宋与辽金元的胜负成败的标准。 上面列出种种对于宋军的不利因素，若是宋军胜多负少并不符合常规逻辑。那么宋军的确摆在那里的胜利也决不是编造出来的，如何解释呢，不妨让我分析归类一下。 对辽，宋朝开国的军事制度是募兵制，相比较宋朝之前的伏兵制度，是将军队更加职业化专业化的改革。但是宋朝没有退役的制度，导致军队多而不精。再有募兵制度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募兵制度适合短期消灭固定的目标。而对于辽这样的长期顽固的敌人，在用募兵制度则是非常错误的。 今天很多人都在宋朝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客观不利因素中，大谈游牧民族农耕化的威胁。他们认为游牧民族以前以劫掠为目的，而农耕化后则有了土地上的要求，在中原民族反击的时候可以据险而守，因而威胁不能迅速离去。 这些人在强调这一客观因素的威胁的同时，却忘记了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宋朝。宋朝结束府兵制度，开启募兵制度，军队专职打仗，而不耕种，况且有更戍法，隔一段时间换一个驻地，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军费花销与战争年月相差不大。而辽国本身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农耕化后更是寓兵于民，寓兵于耕。实际上就是府兵制。经济上自给自足。宋朝军队专职打仗且轮流驻防，军人与地理的结合没有辽国强，因为府兵制的军队来自百姓，如果一旦失守，自己的家就没了，甚至家破人亡。而宋朝的军队显然不用估计家庭因素。所以这种府兵制在防守的时候更加保障有力。这也是很多人强调游牧民族农耕化威胁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宋朝这种因素在军队中随着募兵制的建立，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 自从宋太祖开宝七年与辽国签订《雄州和议》后，宋辽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发起的对北汉的军事进攻，宋辽开始了以北汉为核心的军事摩擦，导致了后来的更大规模的宋辽战争。然而宋太宗志大才疏，对于战争的错误判断和错误指挥导致了宋军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果。高梁河之战和壅熙北伐失败后宋军开始转入战略防御，不论是满城之战，还是之后的君子馆战役都是在辽军进攻下的防御战，已经没有战略优势可言，而后的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亦是恢复雄州和议时的状态直到宋朝联金灭辽。 对西夏 纵观宋朝在李继迁时期的应对，我们发现，宋朝犯了几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 　　一、淳化四年隳毁夏州城，显示了朝廷并无经营西北边疆的雄心，给李继迁提供了战略活动空间； 　　二、实行青白盐禁令，不仅没有达到在经济上困死李继迁的目的，反而为渊驱鱼，使得原本臣服于宋朝的党项人纷纷叛归李继迁，大大加强了党项的民族凝聚力； 　　三、宋朝廷一直对李继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招抚，应战均为被迫，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对灵州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放弃和坚守两种选择面前举棋不定，浪费了很多良机； 五、决绝联合吐蕃首领李立遵的联合请求，没有抓住吐蕃主动联合宋朝共同夹击西夏的时机 　　并且宋朝在军事上屡屡犯下兵家大忌，例如分兵冒进这一错误，在此时与之后的宋夏战争史上反复出现，令人惊诧。 　　而这些战略错误背后的根源就在于——宋朝自宋太宗收复幽云十六州失败以来，就失去了经营边疆的兴趣。放弃那些劳民伤财、看上去毫无经济利益的边疆重镇成为朝野的普遍呼声，最终导致绥靖主义成为宋朝处理边疆事务的宗旨。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注意辽朝此时对李继迁的支持。辽朝出于牵制宋朝的目的，大力支持李继迁，这是李继迁对抗宋朝的靠山。——历史反复地证明了这么一个规律：小国如果能成功对抗大国，其背后一定有其他大国的支持。党项崛起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对金 从靖康元年到建炎南渡，宋钦宗和宋高宗对于主战派的打压和对于金人的妥协 ，是宋朝对金战略的巨大失误。在靖康元年开始，宋朝对于金人的进攻并未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导致作战良机的丢失，而后在绍兴年间的宋朝抵抗虽然大有起色，但任用文官统辖军队的战略失误再加上对于以岳飞和韩世忠为首主战派的打压，同时即使是主战，也以生存和求和为目的，没有进一步反击的战略意图，造成了南宋在战略上的被动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后来有宋孝宗德隆兴北伐，但是前有巨大的战略失误，使得隆兴北伐劳而无功。 再有，南宋为其军事和岁币的供给，大量加收赋税，造成内部起义频繁发生，南宋也陷入了内外兼顾的军事被动局面。 对元 在宋宁宗嘉定年间停止供应岁币，导致了宋金关系的恶化。而后来宋朝对蒙古的求和没有明确表态，而是含糊暧昧，造成了对金关系上的雪上加霜。岁币虽然是屈辱的象征，但在蒙古介入中原的那一刻，岁币带来的影响便是金朝对蒙古的军事战略的牵制。金朝后来对于南宋的报复性军事行动导致了宋蒙结盟，从而导致了更大的军事战略的失误——联蒙抗金。如果南宋不与金国交恶，则会大大减少金国对蒙古对南宋双线夹击的机会，而双线出击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金国的实力，从而也降低了金国作为南宋屏障的缓冲作用。 对蒙古防范的疏忽更是宋朝对蒙古战略的又一大失误，蒙古武力借道南宋攻打金国没有收到南宋太多的抵抗。并且宋蒙灭金后，南宋自我感觉良好，对蒙古策略举棋不定，没有及时做好防范军事部署，更可怕的是由于贪功，领兵主将缺乏配合。金灭亡后不做统一部署反而孤军深入接收洛阳，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 宋朝也并非没有军事胜利，但是多勉强的胜利，并不能在战略上扭转局势。 第一，主动出击的局部胜利。 宋军主动出击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平北汉后的对辽的主动出击，高梁河会战，另一次是壅熙三年的北伐。之所以称之为“会战”就是因为它是由很多场战斗组成的战略进攻。而这两次的主动进攻有着共同的特点，开始的时候攻城掠地，一路凯歌，但随后的决定性战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用宋朝自己的话说叫兵“不知所向”。对西夏和后来对金的作战虽然也有局部胜利，但是仍然不能改变战略格局。好比官渡之战，前期袁绍占尽优势，最后一战，一败涂地是否可以用各有胜负来评价这场战争呢？当然不能。 第二，防守反击战的胜利。 宋军的另外一种胜利就是防守反击战，防御战是防御战略的必然结果，是在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守势。不论是对金还是对元，宋朝胜利的战争形势多为防守反击战。这些战争多是在战略被动的情况下的拼死一战，但是在战略上仍然处于劣势。这些防守反击战与宋初的高梁河之战和壅熙北伐时的主动出击已经大相径庭。根据曾瑞龙的《经略幽燕》论述，在壅熙北伐失败后，宋军开始有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守，从此宋军的战略上没有过主动地胜利。 从宋朝的对外战争来看，总的来说，特点是“胜的勉强，败的彻底”。有一句话，叫“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意思是说，政治问题要用战争来解决，战争要对整个战略格局起到作用。历史学者增瑞龙的《经略幽燕》在结论里有一句话“用兵要考虑政治后果”也是这个意思。宋朝在对外的签订的和议中，基本都处于劣势，是宋朝处于战略被动下的必然产物。 宋辽战争中因为有宋朝朝廷的支持，宋军在协同作战下，仍有令人鼓舞的局部战略的胜利，但在宋钦宗靖康元年金人南侵后，宋朝武将的军事抵抗的胜利往往是冒着抗旨和脱离朝廷支持的危险，从而导致了孤军作战，各路军队无法协同作战的窘境。另外在蒙古入侵期间对中原抗蒙实力不予援助，造成了坐以待毙的局面。其实对辽，对西夏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杨业的兵败被俘和对西夏作战时拒绝吐蕃人的联盟都是宋朝缺乏整体战略作战的表现。宋朝军事胜利的背后是诸多因素的牵制诸如文臣的错误指挥和皇帝妥协策略，而宋朝的整个军事战略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即使对西夏，仍然维持了很多年的战争胶着状态。曾瑞龙在《拓边西北》也认为“枢密院在对西夏战争中，举棋不定，对下辖军事欠缺察觉”。因此宋朝的对外战争多为“胜的勉强，败的彻底，胜了局部，输掉全局”。 宋朝军队在局部战争中的胜利体现了宋朝军人顽强的抵抗力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但在宋朝朝廷的错误指挥错误判断以及后来的外软内硬的策略的牵制下，仍然无法扭转宋朝整个的战略被动形势。 宋朝虽然有诸多客观不利因素，但是他的被动局面主要是自己战略上失误造成的。相比三国时期，众多谋士来源于对军事战略有研究的文人。宋朝虽然文化鼎盛，但是在重文抑武的政策下，文人极少涉及军事战略的研究。所以在有人反对海上之盟和联蒙灭金的时候，反对者的声音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战国时期的秦国使用过远交近攻的战略，但是那时秦国的军事实力处于绝对优势，主动权在秦国一方，而宋朝的军事战略不占主动，同样使用“远交近攻”的战略则无异于引狼入室，自毁长城。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募兵制度和轮流驻防对于游牧民族的农耕化后毫无威胁，等于把自己的军队变成了“游牧军队”。因为募兵制度的这种军队与土地的脱节，给作战物资的补给也带来困难，宋朝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后勤补给的短缺和滞后成为了制约宋军作战的关键因素。而前面我也提到，募兵制度适用于针对固定目标的短期主动作战，而对于长期顽固的敌人的持久防御战则寓兵于民，寓兵于耕的府兵制度更加有力。范仲淹在对西夏作战中，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作战策略，虽然被他人攻击，但是事后证明范仲淹的策略是对的。而且宋仁宗年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中的军事改革，也是府兵制度的再次体现。他的变法内容是在京畿及近辅州府招募强壮五万人，充京畿卫士，以助正兵。这批强壮在一年之内，可以“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节省兵费，又可加强防卫。这样看来，范仲淹第一提倡府兵制第二主张防御战，就是对于府兵制和防御战一起运用有效抵御外患的清醒认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中的保甲法也有这种府兵制的改革，并且还有将兵法用于放置更戍制度中兵将脱节的弊端。但是宋朝因为重文抑武的政策影响下，在制定新法不久，就首先被废除了。而宋朝的军事策略是募兵制度加防御战略，两个自相矛盾的策略捆绑到一起，导致了宋军的被动。 可能有人会问，宋朝为何不向汉武帝那样选择主动进攻的策略，那是因为宋朝的开封无险可守，一旦开战就不能失败，宋军在两次北伐失败后，没有了把握取得胜利。因此防御战略也出于宋军的无奈。 （上文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