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希望隐藏在这些愚蠢的行为当中 《布拉格精神》精彩段落摘录 1.当一种犯罪的制度破坏了法律规范，当犯罪是得到认可和赞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法律之上，企图剥夺他人的自由和他们的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深受影响。犯罪的制度企图通过散布恐怖，来维持体面的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举止，没有这些便没有社会，没有可以让这样的政权来统治的社会。但是事实表明，当人们失去了符合道德的行为的刺激之后，散布恐惧也收效甚微。（P19《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2.每一个建立在欺诈之上的社会，将犯罪视作正常行为的一部分加以忍受的社会，哪怕是在一小部分特权集团之内，当试图剥夺其他团体的名誉甚至生存的权利的时候，不管在何种意义上，都宣告了其自身道德的堕落，并且最终走向死亡。（P20 《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3.在不自由的时期，当我们被谎言所轰炸，每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本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并被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写作是为了战胜这种毁灭。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真诚在它手中泯灭。（P45 《文学和记忆》） 4.超越我们自身死亡的斗争是人类的精华。死亡不再是每一件事情结局的情感，是基本的生存情感之一。通过反抗死亡，我们反抗遗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通过反抗遗忘，我们反抗死亡。这种反抗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是创造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这种确信必然成为创造者当下的头脑状态：因为我创造，所以我反抗死亡。“我建立一座比铜还持久的纪念碑”。（P46 《文学和记忆》） 5.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是作为其创造者的一种喊叫，是对于笼罩于他本人，同样也笼罩于他的前辈和同代人、他的时代、他所说的语言身上的遗忘的抗议。一部文学作品是激怒死亡的某种东西。（P48 《文学和记忆》） 6.对我来说，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是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P51 《布拉格精神》） 7.文学并不是必须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者为更换来更换去的制度担忧，它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仍然去回答制度在人们中间引起的问题。（P86 《重返布拉格》（谈卡夫卡）） 8.我意识到今天尊严并不是最有价值和被追求的，相反，人们更宁愿拥有一种简单的活法，生活逼迫人们去做许多有失尊严的事情，从他在工作中必须填写的各种令人羞辱的调查表，到强迫性地参加同样荒诞的伪选举或游行。与此同时，他投入这样一个世界，那儿的口号是“攫取你可以攫取的一切，并尽可能多地抓住它们！”这种东西越来越成为时尚。（P115 《盐——比金子更重要》） 9.我们的前人只有《圣经》和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但他们不仅会去读，而且会背。电视从未听说过。他们读的报纸只有几页。人们得到的信息很少，但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将事情仔细考虑和观察周围的人们和大自然。由此出发，许多人能够形成一种他们能够抓住的生活观。但是今天的情况呢？我们生活在一种信息和观念的泛滥之中，它们当中的大部分在被创造出来时，便已成为垃圾。（P133 《关于垃圾的简短沉思》） 10.有权者的实力从来（或几乎从来）不是来自某种更高的授权，或来自精神上的价值，或由于他们在真理或智慧方面拥有一席之地，尽管有权者总是试图自称是这样。这种实力仅仅来自力量方面的优势。它通常建立在被统治的无数灵魂之上，建立在他们的武器和组织能力之上。有时候有权者的胜利也恰恰预告了他们的失败，就像无权者的失败和死亡预告了他们的政党、地位和信仰的胜利一样。（p155《有权者和无权者》） 11.无权者当中那些运用自己的法则，梦想拯救世界和将世界（及他们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人是在自我欺骗，人类从来没有从原先的无权者行使权力中得到救赎，因为一旦他们变得有权，他们将不再清白无辜。当他们开始恐惧丧失自己尚未巩固的权力，丧失自己尚未实现的梦想和计划时，他们将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将会在自己的周围散布恐怖，当然也将从中得到报应。他们不可能摆脱恐惧，他们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p162-163《有权者与无权者》） 12.一个人出于其内心要求，坚强地面对有权者，甘冒一切风险，拥有一个真诚的、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者，权力来自何方，什么是它的发源地和什么是他们的责任，他也许将使他们多一些人性。但是对那些当权者来说，对那些屈服于当权者的人来说，这样一个目标看上去非常愚蠢。然而，对于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正是隐藏在这些愚蠢的行为当中。（p168《有权者与无权者》） 13.表面上，极权主义权力试图提供一种富有意义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事实上，它也宣布自己是救星，要引导人类（他们总是对现状不满）走向更好的未来。因此，极权主义权力扮演了文化代理人的角色，宣称给文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它允诺让科学家们安静地研究，给艺术家新的主题以激发他们的灵感，给广大的社会群众以社会稳定和物质保障，它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起初，文化精英们不是像捍卫他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某种东西那样去捍卫自由，而是帮助去摧毁它。许多人以为他们仍然是诗人和阿基米德的后代，试图继续他们的工作。但是极权主义终于泄露了其真正的本质，它不仅缺乏文化，而且敌视真正的文化，于是，真正的诗人和阿基米德的后代们为了适应他们内在需要，开始从那些保持一致的人们中分离出来。（p170《文化与极权主义》） 14.当根据政权的爱好以压倒多数的选举结果出来时；当这些表面上忠诚、服从却缺乏创造性的奴隶人数达到顶峰，充满悖论地，政权本身也开始崩坍。因为它反应迟钝，这种危机很快从思想精神领域遍及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它涉及经济、人们之间的关系和道德，最终反映在水和空气的污染这些事情上面，没有人真正负责任。极权主义权力通常否认这是一种危机并试图把它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意味着它把每一件事情转变为一种特权，原本是正常的人性需要的东西，因为极权主义，就变成一个稀罕珍奇之物。它们被用来贿赂人民：享有栖身之所的权利变成一项特权，同样还有享受未被污染的食物的权利，医疗保健的权利，了解未受审查的消息的权利、被允许旅游、教育、取暖的权利，最终是生活本身的权利，统统变成特权的范围。（P186 《极权主义始末》） 15.我们在本世纪所经历的灾难性的经验都告诫我们，任何放弃传统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王国，一个更好的秩序，便打开了通往真空的大门，最终都将导致崩溃。（P234《我们的传统和发展的限制》） 16.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和真理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最个人的最后的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P296《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谈卡夫卡）） 伊凡·克里玛 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克里玛的父母并没有宗教信仰，却因其祖辈的犹太血统，全家人于1941年被送入泰里茨集中营。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三年多时光，也初次尝试写作。1945年苏军解放集中营，克里玛及其家人均幸存。1956年，克里玛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和剧本。1968年苏军进入捷克，克里玛应邀至密西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他决定返回到捷克，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在捷克被禁止出版长达二十年，只能以“萨米兹达特”的形式流传。他为谋生而从事救护员、清洁员等工作，同时更积极写作。他的作品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被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使他的作品在其国内再次获得出版机会。克里玛与赫拉巴尔、米兰·昆德拉齐名，且因其“始终在场”，被捷克读者视为20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 克里玛著有二十多部小说、戏剧、评论集。主要作品有《我快乐的早晨》《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的前途光明的职业》《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布拉格精神》等。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精神》是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著名评论集，收录了他为《格兰塔》写作却无法在捷克国内发表的文章，以及90年代在国际文学会议上的演讲内容，首次出版即为英文版。作品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的童年，对捷克历史上几个重要转折点的评论，以及1968、1989年前后社会环境与思想上的变化。在同名文章《布拉格精神》中，克里玛描述了这座由卡夫卡、哈谢克、哈维尔等人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它“悖谬”、文化丰富、屡经灾难却始终乐观。在菲利普·罗斯和他的对话录《重返布拉格》中，克里玛谈论了当代捷克知识界对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这两位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家的看法。最后一个部分《刀剑在逼近》详细分析了卡夫卡的人生、作品与书中人物，是克里玛对卡夫卡的精彩评传。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可购买《布拉格精神》 - EN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