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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如何做明清史研究？本文内含丰富的细节，手把手教你做研究！ 徐泓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術專長為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包括鹽政史、城市史、社會風氣史及家庭人口等；教學授課之外，徐教授亦十分關注高等教育的改良，多次投身辦學事業。教授於 1973 年以〈明代的鹽法〉一文取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1985 年接任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1989 年創設藝術史研究所，兼任所長。1991 年，徐教授為香港科技大學延攬，參與科大創校工作，擔任歷史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部部長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籌設華南研究中心等。回臺後兩年，徐教授於 1996 年投入位於埔里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所）創所工作，為創所所長，並曾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現任私立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此篇訪談錄主要以問答形式呈現，冀能彰顯徐泓教授的學術關懷及教授之學思歷程。 ★近三十年來， 明代社會風氣問題極受研究者重視，教授可說是開此研究風氣之先的前輩學者，能否談談當年何以關注此一課題？ 當年臺大博士班入學考試只考口試，通過後必須在一年之內完成資格考的筆試，才算正式入學。在和夏老師討論考試範圍的過程中，談到明代後期政治黑暗，經濟卻很繁榮的奇特現象。那時已經可以在中研院看到部分資本主義萌芽相關論著，於是老師就出了這一道題目，要我討論明代後期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1974 年，我在臺大教書後第一次申請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便以這個題目提出申請。抗戰時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北平圖書館藏書在 1960 年代中期送還央圖，而當時的館長蔣復驄先生奉命接掌故宮博物院後，將這批書籍帶至故宮。我一星期要教五班中國通史，只有一天空下來可以去故宮看資料，當時交通極為不便，去一趟故宮，來回得花四個小時，足足花了一年的時間才看完他們收藏的明代方志。當時調書很費時間，每本書填完申請表後，要下週才能觀看。一部方志只看風俗志，太可惜了，便把其他部分也認真地瀏覽一遍，也抄了風俗志以外的社會經濟史料，足足有五本筆記本之多，最後寫成研究報告，但沒有寫成文章。1986 年，韓國東洋史學會召開「明末社會變化與文化新傾向研討會」，邀我和中文系吳宏一教授一起去開會。我們兩個不約而同選擇關於明代後期時代變遷的議題，他講的是明代後期文體漸漸朝向通俗化、世俗化的變遷，我則談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衝擊下的社會風氣變遷；我本來想將整理的材料完整寫出來，後來發現光是江南的部分篇幅已頗長，於是先發表了〈明末社會風氣變遷〉一文。在「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會」時，我再把華北部分寫出來，與江南作一個對照。這篇論文後來得到國科會的優等研究獎。雖然我覺得應該再做其他地方以相互對照，無奈正忙於行政工作，沒有足夠時間做研究，只好暫時放下。這方面後來有林麗月、邱仲麟、巫仁恕、王鴻泰、吳奇浩等接著做下去，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 2002 年，我從暨大退休，轉到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書，擺脫一切學術行政事務的羈絆，有比較多的時間專注在研究與教學。在社會風氣變遷方面，先後發表兩篇關於明清福建社會風氣變遷的論文，完成明清廣東社會經濟與社會風氣變遷的國科會專題計畫的研究報告。[5]我發現華南的福建與廣東的社會風氣變遷趨勢雖大體與江南和華北相似，卻又各有特色。明清之際的動亂與海禁、遷海等事件，嚴重地打擊福建社會與經濟，以致風氣大為改變，「由奢入儉，由華返樸」，「風華不再」。康熙二十二年 (1683) 之後，明鄭投降，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沿海展界、復界與開海禁，農工商貿易復甦與發展，無論沿海或內地，均隨商品經濟、海外貿易的發展轉變，從衣食往行的物質文化開始，競相華侈僭越，「風華再現」，然後及於人倫道德關係之精神文化，重演明代從前期的儉約變為奢靡的社會風氣變遷歷史。令人吃驚的是廣東方志的作者，對廣東風俗的書寫注重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及其與漢民族文化的差異；因此，方志中呈現的社會風氣變遷，與同屬華南的福建有相當的差異，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徐教授與暨大及東吳的研究生合影 ★教授過去曾多方面進行關於明代家庭、人口及婚姻等相關主題之研究，讓我們對於明代人在家庭、地域、國家之間的位置與限制，以及國家對於人口移動的相關作為有更多的認識。能否請教授談談您是如何注意到這些課題，以及如何進行研討的？ 讀研究所時，我曾選修當時農業推廣系楊懋春教授的「中國社會史專題」，當時我正在讀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對社會階層流動很感興趣，便選擇社會階層流動巨大的先秦時代，探討儒道墨法的社會思想作為課堂報告。為此，我看了一些社會史相關研究論著，尤其佩服瞿同祖和仁井田陞的研究取徑，他們以法律條例、判例來討論其中反映的中國社會，對我很有啟發。從他們的論著中，我知道除判例外，小說的事例也可以當作史料用，於是開始讀《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明代小說。我本來就愛看小說，但過去只把它們當故事書躺在床上讀，那時不同了，是坐在書桌前，嚴肅地把小說當史料讀，抄寫與論文相關的文字。後來寫了一個關於家庭的研究計畫，申請到東亞研究計畫獎助。八十年代後期，我把這篇舊稿找出來，改寫為〈明代的婚姻制度〉，發表在《大陸雜誌》上。文章中運用《古今圖書集成?閨範典》內大量的《列女傳》女性婚姻資料，做了一個統計，把明代女性的初婚年齡、地區與時間分類表列出來，後來常被討論明代婦女與婚姻史的朋友所引用。這篇文章也得到國科會優等獎。後來主編《輔大歷史學報》的朋友希望我給他們一篇文章，我就用法律條文和小說材料，寫成〈明代家庭的權力結構及其成員間的關係〉，後來被大陸出版的多卷本《中國家庭史》引用。 人口研究的部分，1980 年代受臺大城鄉所之邀在城市史課堂上講述南京，我找了一些南京的資料，其中涉及明太祖革命初期南京人口的構成。以往論者多認為明太祖討厭南京人，因此打下南京後將南京人遷到雲南，而從江浙遷移大量人口填補。這個說法主要見於民國時期編的《首都志》。《首都志》是地理學家王煥鏕所編，過去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部很好的書。牟復禮教授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在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6]一文中很是稱讚《首都志》，所以我也跟著這樣講，但後來發現此一說法有不妥之處。最明顯的問題是，明太祖當時正在創建革命根據地，怎麼可能打下南京之後把自己的老同志搬走呢？而且《首都志》說明太祖打下南京後將南京人口遷至雲南，但雲南遲至洪武十五年 (1382) 才歸屬大明帝國。再看文中引用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回查史源後發現版本有問題，再往前追，文中提及此事發生在洪武十三 (1380) 等年，這也不對，更確定資料有些訛誤。 於是我從《明太祖實錄》著手，找到洪武二十四年 (1391) 的一條資料，提到曾有人建議明太祖學習漢高祖的辦法，把全國各地有錢有勢的人搬來繁榮京師，太祖原來並不贊成，後來想想才覺得應該如此，遂下令移民一萬四千三百多戶，這就間接證明了在此之前南京並無大量的人口移入移出。後來我又比對洪武初期與洪武二十四年戶口普查得到的黃冊人口數字，由《明實錄》中找到南京洪武初年的戶數資料，進一步估算不同戶別一戶應有多少丁口，推估出洪武初年的南京人口總數，再與洪武二十四年的數字加以比對。一個地方若未出現大規模移動，人口應呈自然增長，而當時南京人口確有自然增長現象，顯然這個問題值得再深入討論。 〈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7]一文受到牟復禮教授文章的啟發。他的題目很好，談明太祖如何將南京從革命根據地改變成首都，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是一篇城市史經典之作。但我細讀之後，發現還有許多可深入研究之處，如都市計畫中土地分區利用的問題等。此外，牟先生引用的資料並不多，特別是《明太祖實錄》中有很多材料都沒有用上，於是我寫了這篇較長的文章，比對《明太祖實錄》的相關材料，輯成一個明太祖時代南京都城營建年表，將明太祖的政治大事與都城的營建作歷史分期，具體說明每一個階段的營建工作與明初幾個大事件之間的關係，接著討論南京都城規劃時的基本理念及其實踐。我以此文為代表作，通過教育部的教授升等。 1981 年，中研院召開「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會中我提出一篇文章討論明代初年的戶口移徙，這個問題在《明史?食貨志》中雖有一些數字，但規模多大並不清楚。後來看到譚其驤教授以湖南人來源為例討論中國的內地移民 (Internal Migration)，[8]他認為研究人口必須談人口遷徙，並檢討幾種人口史資料，如族譜的優缺點，對我啟發甚大，遂以此著手，從大槐樹故事談起。當時大家開始注重數字，1978-79 年，我在哈佛進修時，曾上過 Robert W. Fogel 與 David S. Landes 合開的課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Historians”，也想利用數字進行分析，但必須找到數據資料。從美國回來後，我曾申請哈燕社研究計畫補助，做《明實錄》分類目錄。當時從明太祖做到武宗，仔細讀了《明實錄》，我記得《明實錄》中有許多戶口遷徙數字，遂將卡片找出來，作數量統計分析，依移出、移入與時間、空間分類，推算出明太祖初年遷徙人口的最低數字，約有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萬。後來又接著做永樂年間的移徙。 明初大移徙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問題，如戰亂造成荒田復墾問題；有的是全國人口空間分布的調整問題，如將人口過剩的狹鄉移到人口稀少的寬鄉。當時就將山西過多的人口遷往人口密度低的華北大平原，移去的人都依人丁數分給田地，並給農具、牛、種子，同時優免稅糧。我發現移民後農村經濟恢復很快，如一位驗收屯墾成果的官員回京向明太祖報告，明太祖瞭解情形後說：「如此則吾民之貧者少矣！」另一個原因則和軍事活動有關。明代將元末群雄投降的部隊和北方擄獲及投降的少數民族軍兵全分散至各地居住，但其領袖則留置京師，以消弭反轍。對於西南的民族，中書省本來建議遷至中原，但由於種族太複雜而放棄，改在險要地方設堡。每堡之間約六十里距離，修整道路，強化衛所體制，以加強少數民族控制。 還有一種移民是首都移民。我發現靖難之變後，由於戰事慘烈，人口大量流失，方志上多說這是「燕王掃北」的結果。許多地方空了出來，於是明廷又由山西移了一大批人到華北平原，特別是北京所在的北平布政使司。很早以前我讀《禹貢半月刊》，看過一篇文章，談到河南汲縣找到一個關帝廟的碑，上載澤州建興鄉大陽都里長郭全帶領全里里民搬到河南汲縣西城南雙蘭屯居住的故事。[9]我以此出發，談永樂年間的移民。永樂移民的一個特點是首都遷至北京後，將大量南京官民移居北京，但北京附近因戰亂被破壞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應如何恢復？後來在《明太宗實錄》看到永樂初年的報告說：經過四年戰亂，北京（今河北省）人口大量減少，土地荒蕪，作為首都不應如此，因此首要之務便是處理北京的人口與社會經濟恢復問題。明朝自洪武十一年 (1378) 以來，首都在南京；永樂元年 (1403)，改為南北兩京制，永樂七年 (1409) 以後，永樂帝長年駐北京，除南京的六部外，另在北京設行在六部，且將北平布政司的層級提高到中央部級，特設北京行部。永樂十九年 (1421) 首都北遷，中樞移至北京，行在六部改為正式的六部，北京直屬六部管轄，北京行部遂廢。仁宗將首都移回南京時，北京行部一度復設。宣宗即位，京師北遷後再廢，遂定制。自明英宗朝以後，一般史書紀載已經混淆，多誤以為北京行部是中央部會之一，近代學者更多有誤解；這是因為行部的編制有二位尚書四位侍郎，我後來發現它其實是直隸中央的省政府。明末清初，潘檉章在《國史考異．文皇帝上．十一》已注意到這個問題，我以此出發，收集更多史料，把整個問題講清楚。這篇稿子 1994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斯德圖書館寫成，寫完後給牟復禮先生和劉子健先生看，劉先生很高興，還幫我寫了一個跋，後來發表在《漢學研究》。[10] 官方移民與自發移民不同，自發移民是自願的，出自地區間的吸力與推力，時間長，效果慢。明太祖和成祖想要迅速達成效果，透過規劃，強力推行，但必然有人反對，只能用強迫手段。宣德以後，雖然曾有人提議仿照洪武永樂移民例，對漢中地區進行移民，但朝廷認為時局已經穩定，不應再由官方發動移民。我沒有做自發移民，因為當時成文出版社雖出版了一些明代的鄉土志，刊載某地某村始建時，戶口從哪裡移來，是很好的史料，但臺灣這類現存的鄉土志不多，自忖必須看過很多家譜才能進行研究，遂就此停下。2003 年，曹樹基在 UCLA 黃宗智教授那邊訪問研究，回大陸時經過香港，住在我家。那時他正在寫鼠疫與人口變遷的文章，對人口史的研究很在行，我就建議他利用地利之便做田野調查，到當地廣搜家譜資料和訪談耆老。他還告訴我大陸各地新編的地名志有大量移民史料可供運用，後來他利用這些史料估算出明初的大移民有一千多萬，佔全國人口六分之一。《中國移民史》[11]第五卷〈卷後記〉就談到這段往事。 ★教授曾跨校推動明代典籍研讀會校讀《明史紀事本末》，並在校讀過程中得到若干創獲，請問您為什麼會想要進行這樣的集體校讀活動？ 史源學的訓練是歷史學入門的基本功夫。從前我們上明史課時，《明史紀事本末》是一本主要讀物，當時一路讀下來，沒有特別的想法，總覺得這本書把明代政治史事的本末交待得很清楚，是本好的參考書。九十年代中期，我自己教明史時，就想帶著學生讀《明史紀事本末》，模仿杜維運老師校註《廿二史劄記》的方法，叫學生去找史源。這本是陳援庵創的方法，稱為史源學。夏老師也是這樣教我們的，老師曾教一位學長唸《史記》和《漢書》，比對《漢書》承襲《史記》之處。後來我讀《明史?食貨志》，參考和田清的《明史食貨志譯註》，他們也是比對《明史?食貨志》引用的材料後，注出《明史》記載與原始史料的差異，訂正其錯誤。
過去大家一直認為《明史紀事本末》是一部好書，尤其史論部分寫得很好，見解高超，文字典雅。但是大家也都懷疑谷應泰這本書稿是偷來的或買來的，張心澂的《偽書通考》甚至將之列為極少數的明清偽書之一。我為了讓學生做史源學練習，就先做一個示範，當時選了〈開國規模〉，這一篇是過去普遍認為寫得較好的一篇。我根據《明太祖實錄》等原始史料與〈開國規模〉的文字一一比對後，發現差異不少，有的甚至明顯是《明史紀事本末》轉引原始史料不慎的錯誤；於是寫了〈《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校讀：兼論其史源運用及其選材標準〉，[15]除校對文字外，並討論其作者及其史書編撰的水平問題，後來又陸續做了幾篇校讀。我到東吳大學歷史系任教後，吳懷祺教授趁來演講的機會代《史學史研究》向我邀稿，我於是把談《明史紀事本末》作者這篇文章寫出來。[16]後來我向教育部顧問室申請了一個讀《明史紀事本末》的讀書會，希望集眾人之力對這本書作徹底的校注工作，將各章各卷做出來，但到目前還沒有完成，不過已經有部分成果陸續發表，如林麗月教授發現〈江陵柄政〉內容與後面的評論立場完全相反；[17]議論的部分，邱炫煜教授發現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的「谷應泰曰」和蔣棻的《明史紀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一模一樣，同時《明史紀事》大部分章節名稱和《明史紀事本末》也完全相同，確定是谷應泰抄來或買來的。[18]當時谷應泰找了一批人來寫，每個人依據史料不同，屬於急就章，有些內容和史論是硬拼湊起來的，就編輯來說不是一部好書。張岱寫《石匱書》時在谷應泰那裡看崇禎朝的邸鈔，一方面寫自己的書，一方面也幫谷應泰寫《明史紀事本末》。胡一民研究張岱就發現《石匱書後集》中一些篇章與《明史紀事本末》內容完全相同，如李自成、張獻忠等部分，有「一稿兩投」的可能。未來希望能有時間，多找幾位朋友一起完成校注工作，出版一個新的《明史紀事本末》校注本。
★臺灣明清史研究生態在近二十年來出現了極大的變化，特別是檔案、圖書資源的開放及大量資料庫的利用，改變了明清研究的方法與視野，許多國內外年輕學者投入明清史研究領域，在訪談結束之前，能否請教授給這些年輕學者一些建議？
對於正在學習明清史及未來可能投入明清史研究的年輕朋友，我期許他們能夠從「通」、「博」、「專」三個方面努力。「通」與「博」是對歷史基本知識的掌握，「專」是對自己關注的研究領域下的功夫。但這還不夠，應該注意到史學的經世致用，及其對個人為人處世的作用。 「通」、「博」是做研究的基本功，要研究明清史，中國通史尤其是明清通史知識要豐富，基礎要穩固，選擇幾部重要的明清通史書籍認真地讀，基本史實要記憶，人地時事應有基本概念，不能時候到了再查。「專」的部分是指自己的研究領域重要的問題及其相關論著要熟讀。在「通」、「博」的基礎上了解自己的研究與整體大歷史之間的關係，雖然為了研究所需，下筆之時不免有所取捨，但有大歷史的基礎，小歷史才不會被切開、孤立起來。做研究要從前人研究成果出發，以前人研究為基礎，並能與其他相關論著對話；因此，必須確實掌握前人和近人研究的成果。為熟悉研究行情，應讀一些研究回顧和研究入門的書，並應擺在手邊，隨時查找，如：山根幸夫的《中國史研究入門》、岸本美緒等編的《中國歷史研究入門》、日本史學會編的《史學雜誌》每年的五月號《回顧と展望》、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編的《中國史研究動態》（雙月刊）和《中國歷史學年鑑》（年刊）等，都是合適的參考。[23]要注意新書、新文章，經常逛圖書館或上 Google 搜尋，跟上研究行情。特別是幾個重要學報，如：我們的《明代研究》、《新史學》，大陸的《明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日本的《東洋史研究》，美國的 Ming Studi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要常常去閱讀，對自己的研究領域各方面行情才能有所掌握。
年輕朋友們對於研究領域，一定要有所抉擇，應選擇自己真正關注且有能力去處理的領域。選擇的方法是在「通」、「博」的基礎下，了解前人尚未解決的問題，並能兼顧自己的興趣。選領域儘量不要只顧追風、追流行，研究最忌諱是不問自己的興趣，不管自己的能力，盲目跟從流行的趨勢，大家在做什麼就去做什麼；每個人條件不同，如果不是己身有興趣的課題，一味追求流行，做沒有興趣的東西就會很勉強。研究所需工具的掌握也很重要，所謂的工具包括研究所需的語文與輔助學科的能力，要注意自己有沒有這些能力，如果沒有就要去補強，例如做清史可能就要花時間去學點滿文。否則，就要避免做力有未逮的題目。
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資料。以前學者要花很多時間上圖書館，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蒐集資料。現在資料蒐集越益方便，許多大部頭的書都有電子版，甚至可以檢索下載電子資料庫，省卻許多來回圖書館和抄寫資料的時間。尤其大容量的外接硬碟，越做越小，價格越來越便宜，整個圖書館藏的明清史料往往可以放入一個 2TB 的隨身硬碟，帶在身邊。許多研究期刊的資料庫如「中國期刊網」都可以在家裡與圖書館連線，隨時下載閱讀。但切記不要過分依賴資料庫，特別是可檢索的資料庫。應注意以關鍵詞檢索資料庫所蒐獲的資料往往零碎而不完整，而且不看全書往往難以真正了解該書作者的寫作用意與目的，實際上是一種斷章取義的搜集資料方法，從研究角度而言十分危險，而且許多資料庫本身並不完整；因此，一些重要史料如《明實錄》、《清實錄》這一類基本典籍應儘量自己讀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研究就容易得多。像黃仁宇就是在通讀《明實錄》的基礎下寫就他許多著名作品。另外，建議年輕學子應利用省下跑圖書館抄資料的時間，加強一般研究者較缺乏的問題意識、切入點、分析方法、解釋理論等能力，好好精讀相關領域的經典之作，研究前人研究的經典論著是如何建構問題意識，「因問求法」，選擇切入分析的方法與解釋的理論，也要注意如何組織論文的結構，如何建立論述的邏輯。唯有如此，才能從溫故出發，啟發知新，自然而然培養出自己研究的本領。
最後，就是關於「繼承傳統」的問題。今日歷史研究與中國傳統史學最大不同在於注重事而不注重人，往往忽略歷史中人物、人群的作用。須知唯有知道人在歷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從中總結經驗及教訓，才對「個人」有利。今日歷史研究朝向注重食衣住行日常生活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對個人在職場上、在社會上待人接物相關的史事，對國家民族及世人命運相關的重大事件，漠不關心，尤其不論褒貶，不論是非善惡，造成歷史研究零碎化，與現實脫節，寫出來的學報論文沒什麼人愛看，甚至成為王夫之批評的「玩物喪志」之學，那麼，歷史研究就會變成只是個人在職場上混口飯吃的職業，而不是志業。我們讀歷史，為職場所需而研究、撰著自無可厚非，但還是應該要有所用。如果歷史研究能回歸中國傳統史學精神，強調歷史教訓及學習為人處事方法之初衷，以之為「為己之學」而非「為人之學」，作為志業而非職業，歷史學才不會被時代所遺棄，讀書才不會白讀。
我們從事史學工作的人都應該好好地讀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學習傳統史學增長人類智慧及應世能力的方法。把歷史人物當作自己，討論他們的抉擇、抉擇的依據，評論其成敗得失。例如讀完明朝開國史之後，我們來討論如果我們是朱元璋，面對元末動亂之後的爛攤子，這個大局有哪些當務之急？找出明初國家社會面對難題的關鍵詞，一件一件討論朱元璋對問題的瞭解及其解決之道，評論其成敗得失。如果我們來做會不會也採取和朱元璋一樣的政策？如果不是，可能會帶來什麽樣的結果？把歷史情境當作我們訓練自己能力和增長智慧的場所，歷史研究就能活絡起來。雖然這不合現代學院內的規矩，可能會被譏為野狐禪，寫成的文章難以被 SSCI 或 THCI 期刊接納，但對自己的處事能力與心胸之拓展大有助益，不是只會寫學報論文的小儒，而是能應世的大儒。現代的中國學者應該有兩套本領，一方面要能寫學報論文，瞭解國際學術界的行情，與他們並駕齊驅；一方面要繼承傳統，學習古人從歷史中學習歷史人物的經世致用經驗、出處抉擇之道、成敗得失的教訓，並能將心得用於實務上，用於日常生活的為人處世上，如此，歷史學才是有用之學，才不致淪於「玩物喪志」。願與我們有志於史學的朋友共勉之！ 後記 徐泓教授除了在學術上卓有成就外，其藏書之豐亦廣為人知。林皎宏（筆名：傅月庵）曾撰〈我的老師和他的書〉，[24]娓娓道出徐教授對買書的痴狂與聚而不藏的慷慨風範。該文撰於徐教授自香港科大返臺之後不久，時過境遷，徐教授早已退休，搬離臺大宿舍，在大臺北華城自置書齋一間，而日常居住的景美二閑居，早已書滿為患。徐教授甚至學以致用，模仿起明代築城工法，在走道旁堆疊起一道又一道的書牆。或許正是由於徐教授廣泛的閱讀興趣與對知識的尊重，為其學術研究奠定紮實的基礎，成就其在臺灣明史研究的地位。
编排：@Flo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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