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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A面与B面

2015-12-13  microee


作者:押沙龙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号:gjrwls)


安史之乱的A面:唐朝


安史之乱的进程中,充满了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忽然之间一支军队就崩溃了,忽然之间大好形势就逆转了……读者往往会诧异:那些决策者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们举动荒唐,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到背后推动他们的力量。很多不合理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是众多当事人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规划。只有理出事件背后的行为逻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动乱何以如此展开,又何以如此收场。


政客与将领


要搞明白安史之乱,首先要梳理一下双方的力量对比。


当时唐帝国的军事力量集中在边疆,内地相当虚弱。这种虚弱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的短视,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因果反应。如果实行的是征兵制、府兵制,老百姓被轮番征发到边疆,几年之后带着作战经验返回家乡,这样内地会有一支潜在的预备部队。但是唐朝逐渐实行募兵制,军队开始职业化。这样一来,内地百姓就缺少实际作战的经验。《唐会要》里就说,中原之人,“老死不闻战声”。这样的一群良民怎么能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兵对阵?而唐朝又是外向型的强势国家,军事资源比较紧张,不可能把大量职业军白白囤积在内地,这样一来,内地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比如安禄山刚反叛的时候,荥阳的民兵居然“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这样的部队能中什么用?


能打仗的就是边军。天宝年间,整个帝国有十大节度使,四十九万边军。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西北军团,包括陇右、河西两镇。此外还有一个朔方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划为西北军团。另一支力量则是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包括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这两支军团大致实力相当,以天宝初年的数字计算,西北军团(包括朔方军)大约有二十一万军队,东北军团则是十八万军队。《通典》里记载,“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它说的二统,就是西北军和东北军。到了战争后期,双方都大量扩军,质量自然参差不齐。同样是一万军队,临时征募的军队和原来的职业军,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常能看到一支大军被小规模敌军击溃。史书上往往不交代军队构成读者对此往往莫名其妙,其实这跟军队构成有很大关系。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安禄山带着十五万大军南下,一路攻城破郡,如入无人之境。唐玄宗起用了两名大将封常清高仙芝前去迎敌。这两个将领都非常优秀,但是临时拼凑出的军队,哪能抵挡住安禄山的东北军?两人一路退到潼关,死死守住关中的门户。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潼关地势险要,只要守住这里,就有时间抽调西北军团迎敌,慢慢挽回局面。但是唐玄宗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决定,居然处决了这两位大将!这个决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也许是他心态暴躁失衡,也许是疑心病发作,更有可能的是他并不理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史之乱中,唐朝政府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但面临复杂局面,谁都难免犯错。错误并不等于荒谬。要说荒谬,只有这个决定是全盘荒谬的。


但唐玄宗敢这么干,是因为他觉得手里还藏着一张大牌,那就是哥舒翰。处死两位大将后,唐玄宗起用了哥舒翰做潼关的最高指挥官。哥舒翰本来也非常能干,但问题是他病了,中风瘫痪,躺在床上。唐玄宗让这样一个病人指挥大军,是不是另一个荒谬之举?倒也不完全是。当时河西、陇右两军正往前线抽调,在潼关聚集的军队非常庞杂,结构复杂,将领众多,确实需要一个压得住阵脚的元帅。哥舒翰和安禄山齐名,“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图石堡取紫袍”,是大唐帝国威名最显赫的将领。最重要的是,哥舒翰做过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是潼关那一大堆将领的老领导,确实能压得住阵脚。唐玄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政治管理方面很敏感,对军事方面则比较隔膜。他任命哥舒翰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至于一个瘫痪病人如何指挥战役,他好像并不担心。既然他泡在华清池里也能管理一个帝国,那哥舒翰躺在病床上为什么就不能指挥一支军队呢?好像也可以吧。


当时的局面正向有利于唐朝政府的方向转变。唐军守住了潼关,安禄山被困在洛阳,无法西进。河西、陇右大军正向潼关集结,而朔方军则从侧翼攻入河北,和当地起义的郡县联合起来,声势浩大,眼看要切断安禄山和范阳老巢的交通线。安禄山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叛乱应该不会持续八年之久。但就在这时,唐玄宗又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他督促哥舒翰从潼关出发,进击叛军。结果局面就此完全翻转。


唐玄宗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有人说是杨国忠和哥舒翰有矛盾,所以要赶紧让哥舒翰出关,有人则说是唐玄宗骄傲自大等等,总之大家都觉得这个决定很蠢。每个人在事后评论的时候都会显得很聪明,一副“果然不出我老人家所料”的样子,其实如果让他坐在唐玄宗的位置上,很可能会下达同样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并不是安全没道理的,从表面看甚至很有道理。


首先,唐玄宗也有他的顾虑。关中需要大量物资供应,每年通过黄河要运过来差不多四百万石粮食。现在安禄山把这条运输线给掐断了。物资只能经长江入汉水,然后从陆路运到关中,这样一来数量就大大减少,唐朝政府自然会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自然会盼着尽快收回洛阳,打通运输线。其次,你也不能说唐玄宗要钱不要命。他也掂量过军事局面,觉得出击没有问题。其实让我们和唐玄宗易地而处,多半也会觉得没问题。河西、陇右两军主力都在潼关,又加上了其他部队,潼关大军已超过二十万人。安禄山的军队则分散得多,一部分留在老家,一部分囤在洛阳,一部分在河北和朔方军周旋,真正部署在潼关前线的崔乾佑军团大约只有两三万人。西北军本身很强悍,历史上的战绩一点不比东北军差。现在它主力倾巢出动,凭什么打不赢和东北军的一个支队交手?唐玄宗当然会质问:哥舒翰为什么不能出军?唐玄宗的这个问题并不能说愚蠢。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反对出击。不光哥舒翰不同意,就连远在河北的朔方军将领也反对。由于史书上的记载很含糊,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其中的原因,只能推测潼关军团一定存在巨大的弱点。军事家们都灵敏地嗅到危险,但政治家们却完全不能理解。在历史上,后方的政客和前线的将领间往往存在类似的冲突,这里面有利益上的矛盾,但更多的是认知上的分歧。将领不能切实感受政客的压力,政客也不能切身理解将领的风险。


结果发生了灵宝会战。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在峡谷中覆没,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人。河西、陇右这两支西北军主力就此消失。西北军团被东北军团的一支小部队歼灭,这让唐玄宗极度震惊,但哥舒翰、郭子仪他们似乎在开战前就多少预测到了结局。问题出在哪儿呢?如果一定要猜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出在组织管理上。潼关大军结构过于庞杂,比如它的外族部队就有奴刺、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之多,而哥舒翰又是一个中风的病人,指挥管理上可能确实有问题。各军各自为政,前军受挫后,后军就自己崩溃掉了,黄河北岸的分遣队居然“望之亦溃”。史书上说:“瞬息间两岸皆空”。如果让我说的话,这支大军好像是被管理成本压垮的。


无论如何,政客和将领间的隔膜导致了可怕结果。政客压倒了将领,结果军事反噬了政治。形势一天之间全盘逆转。唐玄宗仓皇西逃,朔方军也被迫撤出河北。没有了正规军的支持,河北义军毫无抵抗能力,被残酷地镇压掉了。这是安史之乱中最黑暗的时刻。


父亲与儿子


唐玄宗西逃路上,发生了着名的马嵬坡之变。这个事件的背后藏着一个人,那就是太子李亨。


唐朝皇帝和儿子关系都非常坏,这几乎成了通例。李世民夺了父亲的皇位,武则天杀了好几个儿子,唐玄宗自己也是上欺下压,对上他强迫父亲李旦禅位,对下他赐死了包括太子李瑛在内的三个儿子。有唐百余年来,皇室的父子关系一直处于猜忌怀疑的状态中。后来各个朝代里也有类似现象,但好像没有哪个王朝能像唐朝这么严重。拿李亨的日子自然很不好过,天天在监视下过日子,宰相李林甫还不停找他麻烦,搞出过好几次政治案件,有一次案件涉及到了太子妃,李亨吓得马上表态和妻子离婚。


本来,李亨还要委屈好多年,现在安禄山反叛,唐玄宗逃跑,这对朝廷是个巨大打击,但对李亨来说,却意味着翻身的时候到了。现在的史学家大多认为他是马嵬坡之变的背后主谋,陈玄礼不过是具体执行者。有的学者甚至怀疑李亨曾想就势杀掉父亲,但是陈玄礼本人忠于皇帝,所以没有成功。我觉得这个猜疑有点过了。在那个环境下,如果发生皇家父子相屠的事件,对唐朝的生存会是致命打击。李亨不是安庆绪,而唐朝的政治大环境也不同于安禄山的军阀小朝廷,他应该不至于疯狂到这个地步。


但是马嵬坡之变确实帮助他摆脱了父亲的控制。事变过后,唐玄宗和太子很快分道扬镳。唐玄宗继续南下四川,太子则带着两千士兵前去投奔朔方军。达到朔方总部灵武城三天后,他就宣布登基,把四川的老父亲变成了太上皇。当然李亨不会说自己想当皇上,现在父亲惹出滔天大祸,丢人现眼地逃到四川去,该是换人的时候了。相反,他说父亲“久厌大位”,非要传给他,他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云云。这件事形近篡权,但从大局考虑却是对的。如果李亨也跟着唐玄宗跑到四川,朔方军脱离朝廷的直接控制,很可能会进入瓦解状态。他以皇帝的身份留在平叛前线,就给平叛的军队提供了一面旗帜,一个核心,对平叛是有利的。史书上也记载说,听到灵武继位的消息后,“诸道徇国之志益坚”。


问题是唐玄宗会有什么反应?唐玄宗对李亨的举动一无所知。逃难路上,他还兴致勃勃地发号施令,封这个官儿封那个官儿的。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喜讯:陛下久厌大位,非要传位给太子,现在太子终于答应了!这对当皇帝没当够的唐玄宗,无疑是兜头一棒。但他终究是浸淫政治多年的老政治家,虽然在军事方面显得相当迟钝,但在政治方面极其机灵。他马上意识到只能接受这个既定事实,否则必然会导致大决裂。风雨飘扬的唐室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事实上,李亨也判定了这一点,所以赌父亲不敢不买账。


唐玄宗只能买账。他做出欢喜无限的样子:“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同时非常精明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筹码。他发布了一道诏书,在诏书里,首先他承认传位于太子,但是保留了一些条件:天下奏报除了送给皇帝以外,必须同时奏闻太上皇;离皇帝路远,不好及时处理的事情,太上皇可以“随事处置”。这等于说同时存在灵武和成都两个朝廷,灵武虽然权威更大,但成都也握有相当自主性。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呢?唐玄宗也给出了条件:克复上京以后。


唐玄宗确实考虑了大局。为了大局,他做出了一个皇帝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放弃了皇位。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做了小动作,而这个小动作对安史之乱的进程造成了深远影响。大多数人读历史的印象,都觉得好像唐玄宗就躲在成都,毫无能为。其实并非如此,唐玄宗在成都一直在积极插手政治,发号施令,在灵武的儿子对此极为讨厌。灵武和成都两个朝廷存在一种潜在的对立关系。李亨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的,既怕父亲卷土重来,也怕他在四川站稳脚跟。反正一天不把老父亲弄到眼皮子底下看住,李亨就一天不放心。好在唐玄宗在诏书中明确给出了条件:什么时候克服上京,什么时候结束两个朝廷的局面。这事不能拖,拖得越久,四川的父亲就越难对付。所以,李亨就收把复长安和洛阳当成了平叛的中心工作。


在军事上,这样并不划算。叛军的根据地在范阳,前线在长安,放在地图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弧形。这个战线过于漫长,首尾很难呼应,这成了它的一个软肋。谋士李泌就提出过一个军事计划,让朔方军以山西为基地,占据中间位置,同时威胁两头的长安和范阳,最后重点进攻范阳,范阳有难,则长安的叛军自溃。后来的军事史家普遍认为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一开始,李亨也赞同这个战略,但很快他就变卦了。他觉得还是要先收回长安、洛阳,把老父亲给收拾安顿了再说。这样做其实是把叛军往大本营赶,帮他们缩短战线,但是李亨顾不得这些了。后人往往指责李亨目光短浅,昧于大局。其实李亨不是不懂大局,而是他的利益和大局的利益并不完全吻合。站在宏观角度考虑,当然缩短战争时间最重要,但站在李亨本人的立场考虑,战事能缩短些固然好,但结束两个朝廷的局面却更加迫切。


李亨果然提前克复了长安和洛阳。唐玄宗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儿子身边。太上皇在成都颐指气使的日子一去不返。他马上就被看管起来了。最后李亨还是不放心,干脆把父亲赶到了荒凉的西内,让他接触不到人。最后唐玄宗在幽禁中不明不白地死去。


李亨自己也有儿子要对付。在平叛过程中,他悍然处死了儿子建宁王,而建宁王被公认为最有才干的皇子。他的死因含糊暧昧,史学家们也众说纷纭,但想来无非是宫闱斗争的老一套。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安史集团里两次发生弑父。大燕皇帝好端端的,忽然就被儿子的人冲进来活活弄死,这个在唐朝集团是从没有发生过的。太子在马嵬坡没有动手杀害父亲,而只能采用复杂的政治手法脱离父亲的控制;而建宁王面对父亲李亨的诛杀,也毫无抵抗能力,这多少说明唐朝集团的政治体制要复杂成熟得多。


朔方军的苦恼


灵宝之战后,唐朝只剩下了一支完整的主力军,那就是朔方军。朔方军的战斗水平和叛军在伯仲之间,但是它的兵力不足。按照天宝初年的数字,它的编制只有六万四千多人,只有东北军团的三分之一强。河西、陇右军团的主力在灵宝战役覆灭,唐军一度处于绝对劣势,几乎有彻底灭亡的可能。好在这个时候安禄山忽然被杀,叛军的范阳集团和长安-洛阳集团出现了裂痕,这才拯救了唐朝政府。唐朝政府以灵武为基地,积极组织军事力量,从遥远的中亚调来的勤王军、河西陇右军团的残兵败将、从境外招来的一些外国兵、还有中看不中用的禁军…都以朔方军为核心整合了起来。


但是唐肃宗李亨不太信任朔方军。这倒不是他疑心病太重,也是当时形势所格。朔方军一支独大,已能决定唐朝政府的生死。当然,从我们的后见之明看,郭子仪怎么会是造反的人?但身处局中,唐肃宗如何敢确定?当年他父亲还觉得安禄山不会造反呢。何况从事后看,朔方军也确实不是绝对忠诚。大将李光弼晚年就不服朝廷号令,接替李光弼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叛则逃外国,二十多年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反叛,逼得皇帝逃出京城。唐肃宗就像大多数皇帝一样,不敢将命运押在一个将领的忠诚上。我们读那段历史,总觉得他实在太过愚蠢,老是派出太监插手军事,老是处处擎肘,老是弄的前线事权不一。其实他这么做,并非是单纯的愚蠢,而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导致的恐惧感。


刚开始的时候,唐肃宗曾试图绕开朔方大将,用文官来带兵。他任用了宰相房琯,命他带一支军队去进攻长安。结果这位老宰相异想天开,不知从那本古书上学了条妙计,弄了两千辆牛车,准备给敌人结一个牛车大阵,结果可想而知,“人畜大乱”,惨败而归。颜面扫地的唐肃宗只能重新依靠朔方大将。安庆绪当时得不到范阳集团的支持,孤立无援,给了朔方军进攻的机会。同时,唐政府又向回纥借了四五千骑兵。回纥骑兵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一支最精锐的突击力量。这支联军果然击溃了安庆绪的部队,在公元758年收复了长安,接着一鼓作气又打下了洛阳。安庆绪逃到了邺城,唐军倾巢而出,把他团团围住,多年战乱眼看要结束。


可惜这只是一个错觉。被打败的只是安庆绪带领的长安-洛阳集团。等史思明的范阳大军终于南下救援安庆绪时,唐军就发生了著名的相州大溃败。这次溃败几乎可以和灵宝之战相比,九个节度使的六十万大军,一日之间土崩瓦解,让后世的读者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我们觉得奇特,是被唐军表面上的庞大所迷惑。其实只要算算就知道,这六十万是个纸面上的虚数,前线根本就没那么多军队。而且军队里头真能打硬仗的,还是以朔方军为骨干的那些边军。临时征集来的民兵没有多少战斗力。叛军一旦联合起来,实力就和这支军队相当接近,又何况唐军的管理调度有极大问题呢。


管理问题跟朝廷的政策有关。房琯败后,唐肃宗不得不依赖朔方将领,但他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尽量抬举朔方军的二把手,来平衡朔方军的一把手。这个策略贯穿了安史之乱的始终。郭子仪是朔方军最高领导,二号人物是李光弼,肃宗就有意抬高李光弼的地位。相州之战时,按道理应是郭子仪担任总指挥,唐肃宗却故意说郭李二人地位相当,不宜彼此节制,所以不设总指挥。其实他主要还是担心朔方军落于郭子仪一人之手。既然没有总指挥,特派员鱼朝恩太监就成了总协调员。但他一个太监,又没有多少威望,哪有本事让这么多剽悍将领听他的指挥?唐军再次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相州大战时,双方战斗力相差无几,打到最后都出现了崩溃之势,但史思明很快就收拾住了局面,唐军却彻底溃败。战争局势瞬息万变,双方所差往往不过尺寸之间,政客们任何拖后腿的行为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相州溃败后,郭子仪被剥夺了指挥权,李光弼成了朔方军首脑,而原来的三号人物仆固怀恩上升到了二号。这本来不见得是坏事。李光弼比郭子仪会打仗。郭子仪指挥水平一般,治兵也不严,在相州他的部队溃散得极其严重,而李光弼却带军全身而退,双方军事水平高下立判。但是肃宗又故伎重演,捧仆固怀恩以平衡李光弼。李光弼待人严苛,仆固怀恩本来就和他不和,皇上这么一捧,更不听李光弼的指挥了。都要开战了两人还在争吵该怎么布阵,结果大军兵败邙山,史思明大军直逼潼关。这下唐肃宗倒是不用担心李光弼了,却要担心史思明了。谁料憨子有个傻福气,历史重演了一遍,史思明被儿子谋杀,叛军集团再度分裂。唐朝政府又侥幸逃出生天。


邙山战后,李光弼引咎辞职,朝廷试图以文官接管朔方军,派出宗室李国贞出任朔方诸镇行营都统,结果不到半年就被士兵杀害。经过一阵折腾后,朝廷不得已,还是派仆固怀恩出任朔方节度使。最后安史之乱就是在仆固怀恩手里结束的。这倒不是说他有多厉害,但要说军事才能,他还赶不上李光弼。可是他的命好。史思明被杀后,叛军四分五裂,史朝义几乎可以说是孤军奋战。而唐朝政府也发生了变化,肃宗驾崩,太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代宗继位不久,双方就进行了安史之乱中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昭觉寺战役。


仆固怀恩担任战役总指挥,李光弼、李抱玉、郭英乂等大将都参与了战斗,回纥精骑也再度助阵。在这次战斗里,将领们没有争吵没有拆台,所有人都拼命冲杀,就连在相州会战、邙山会战中两次起到破坏作用的太监鱼朝恩,这次也全力以赴做贡献,最终彻底击溃了史朝义部队。和相州之战比起来,这次可以说是打得相当漂亮,其背后的原因可能跟皇帝的更换有关。老皇帝肃宗远离战场,对政治平衡考虑得多,对军事效率考虑较少。新登基的代宗虽然也喜欢玩弄政治,但是他长期以太子身份亲临前线,毕竟对战场的残酷有切身体会。这一次,军事效率彻底压倒了政治平衡。皇帝唯一要的就是胜利,而胜利很快也就到来了。史朝义往范阳老巢撤退,仆固怀恩派军一路追击,最后史朝义自杀于卢龙温泉栅。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遂告终结。


但是皇帝和将军们的彼此猜忌没有终结。不久,李光弼郁郁而死,仆固怀恩则发动叛变,身死异域。幸好还留下了一个郭子仪。面对安史之乱后的烂摊子,皇帝不得不一次次起用郭子仪。他既是朔方军的精神领袖,又极有政治头脑。他一次次地被起用,又一次次地全身而退,最终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现代读者阅读唐书《郭子仪传》时,多少都会觉得有点愤懑不平,觉得皇帝过河拆桥,太过薄情。但是仔细想来,那篇传记的背后更多的不是皇帝的薄情,而是恐惧:将军的恐惧,以及皇帝的恐惧。




安史之乱的B面:叛军


如果只看前面的文章,难免觉得政府军方面矛盾重重,内耗极大。说起来确实是这样,但这也要看跟谁比。要是跟叛军集团比,那唐政府简直是君正臣贤,戮力一心,充满了正能量。


安禄山的惨叫


在战争初期,叛军还是挺有凝聚力的。安禄山在东北经营十几年,东北军团的将领都是他一手提拔培养,士卒都是他一手招募训练,全军眼中只有大帅没有朝廷。在某些方面,安禄山难免让人想起后来的袁世凯。安禄山和袁世凯一样,在指挥作战上并没有特别杰出的表现,但在练兵方面有超一流能力。唐人所著《安禄山事迹》就说安禄山“躬自抚慰,曲宣威惠”,手下士卒“莫不乐输死节”。在这方面,郭子仪有其惠恩无其严酷,李光弼有其严酷无其惠恩,朔方军中里没有一个将领比得上他。


安禄山军团以契丹人和奚人为主力,他手下的大将也几乎全是外族,读者不要被这些人的名字给迷惑了,比如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和王武俊是契丹人,李宝臣和张孝忠是奚人,李怀仙是胡人。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确是一支外族人的军事集团对汉人王朝的攻击。但从另一方面看,朔方军的士兵里也有将近一半是外族人,而将领中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倒是郭子仪是货真价实的汉人。所以这场战争的民族性也很难讲。


这次叛乱,本来赢的希望很小。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和朝廷的西北军团本就实力接近,而安禄山是叛军,打下来的地方要分兵驻守,不服的地方要分兵镇压,这一来就不免落了下风。安禄山一度陷入困境,大发牢骚:“你们都劝我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万无一失在哪儿呢?”但是天上忽然掉下两千多斤的大馅饼。灵宝一战,形势完全改观。西北军团主力被歼,叛军完全占据了上风。整个安史之乱中,叛军有两次最接近胜利,这次是第一次。


结果出事了。事情出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有能力,有野心,但似乎没有很执着的天命感,而成就大事的人往往都需要这种天命感。安禄山更像是个投机家。他在打下洛阳之后就急吼吼地称帝,国号大燕。可形势一旦恶化,他就几乎丧失信念,觉得完蛋了,要输了。而手下怎么来宽解他呢?手下说:“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安禄山听后大喜:“还是你能让我心里豁亮!”刚当上皇帝,就筹划着流落江湖当个土匪头子,苟延残喘个十年五年的,而且他对这个前景还“大喜”,怎么看都不像个有宏图大略的枭雄。他这还不光是个人性格,整个安史集团普遍有这个问题。叛军最喜欢的事就是抢东西,然后把抢来的东西运回范阳老家,表现得不像皇太极而像座山雕。这就和和唐政府形成一个鲜明反差,安史集团军事效率更高,但是政治方面极度缺少规划,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而唐政府在政治方面高度敏感,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军事效率。


而且安禄山还有病。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身上长了很严重的疽疮,眼睛还失明了。造反起事不过一年多,身体就坏到了这个地步,确实让人觉得太过巧合,有些史家对此有过阴谋论式的推测。其实也未必,因为安禄山实在是太胖了。他体重据说有三百五十斤,唐朝的“斤”比现在的一斤还要重,所以安禄山的体重差不多有400斤。他洗澡的时候都没法自己穿衣脱衣,必须两个人先托着他肚子,然后一个亲随跪在地上,一边拿脑袋顶着他肚子,一边给他系腰带。唐玄宗因此还特批他带随从进华清池洗澡。顺便说一句,就冲这个描述,我就不信杨贵妃和他能有暧昧。重口味也不能重到这个地步嘛。胖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安禄山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怎么到五十多岁才病发。安禄山得病后,性情大变,对手下人极其苛刻,情绪非常暴躁。这种暴躁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生理上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跟局势有关。在反叛的最关键时刻,他不能行动,眼睛还看不见了,这很可能迫使他重新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安庆绪是法定接班人,但他性格懦弱,嘴巴也笨,据说讲话都讲不囫囵。安禄山本来就看不上他,原来这个问题还不急,现在自己变成这个样子,难免动了废立的心。


结果安庆绪提前下手了。这是一个叛军版的“马嵬坡之变”,不过更加残酷。唐朝皇室多少还有一套政治传统,做事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所以马嵬坡之变以妥协收场。但是安禄山领导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胡人军事集团,双方都没有退路,安庆绪只能把安禄山杀掉。安禄山死的场面非常血腥,他手里攥着帐子惨呼大叫,肠子流了一床。


玄宗、肃宗父子间的斗争以权力的和平过渡结束,军队不乱,人心不散。但安禄山的死亡却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安庆绪弑父篡权,在法统上就站不住脚,而他又远远没有父亲对军队掌控能力。军队的凝集力明显开始下降。站在那些叛军大将的角度考虑,我们效忠大帅,但凭什么效忠大帅的这个逆子?又凭什么为这个平庸懦弱、口齿不清的安庆绪冲锋陷阵?何况大帅就是被他杀死的啊。他们勉强效忠安庆绪,也无非是因为大敌当前,集团必须有一个领头人而已。但是分裂的种子就此种下。如果还是拿袁世凯做一个比喻的话,安禄山死后的叛军集团就像是从“袁世凯时代”进入了“北洋时代”。


与此同时,安庆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几位大将正在太原围攻李光弼,安庆绪下令其他将领继续围攻,而抽掉史思明回范阳稳定大后方。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但很快他就会明白这对他是何等致命。


两个集团的分裂


史思明可能是安禄山手下最能干的一个将领。但在叛乱开始的时候,安禄山并不太重用史思明,史思明也根本不算不上什么二号人物。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关系不太好。又一次,安禄山和契丹人打仗的时候遭到败绩,他想找个替罪羊,就相中了史思明。幸好史思明非常狡猾,躲在山里头不出来,等事情已经平息下来才出来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不再需要替罪羊了,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还活着,我还担心什么?”安禄山起兵的时候,并没有带史思明南下;他留在北方的几个看家人,里头也没有史思明。他安排给史思明的工作是在河北进行扫荡工作。一开始,这个岗位并不太重要。谁知朔方军李光弼带着军队杀了进来,河北战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史思明地位日益上升。当然,他经常被李光弼打败,但是其他将领也被李光弼打败啊,谁能打得过李光弼?相比之下,史思明还算表现不错的呢。史思明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相反,叛乱初期几个比较显眼的大将,比如崔乾佑、孙孝哲,反而因为身处前线,跟一把手捆绑得过于紧密,未能成长得起来。安禄山后来犹犹豫豫地封史思明做名义上的范阳留后,但没有让他回范阳,还是让他留下来跟李光弼继续打仗。


安庆绪让史思明返回范阳看家,这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机会。叛军集团就有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的战线过于漫长,很容易分成两个轴心,一个是范阳轴心,一个是洛阳-长安的前线轴心。史思明北返后,这两个轴心的分裂开始表面化。叛军从来没有将河南、关中当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一直保持过客的心态,能抢便抢,能杀便杀,显得极其残暴。当地居民对叛军非常仇视,这样的占领区很难为叛军提供强大的支持。叛军抢来的财宝统统往范阳运,结果范阳囤积了大量物资,而那里兵源补充也更为方便,同时又远离主战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阳集团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风……


安庆绪前有劲敌,后无强援,说是大燕国的皇帝,其实处境极其尴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结起力量来,对安庆绪集团发起进攻,把它彻底打残。安庆绪逃到邺城,被团团包围。史思明起兵救援,结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州战役。安庆绪得救后,史思明应该和他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史思明很简单地把他弄过来杀了,顺手把安禄山的其他四个儿子一块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从这个事就能看出叛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史思明该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你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个流程嘛,哪能这么说杀就杀?完全不讲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这要是搁在对面的唐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说明叛军始终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军事暴力集团。这样一个完全惟力是视的团体,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分裂。从政治角度看,叛军始终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军事上看,史思明还是很强大的。他不但击溃了唐军,还兼并了安庆绪军队的残余。范阳集团和前线集团获得了统一。史思明带着这支部队一路西进,在邙山击败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陕州城下。《剑桥隋唐史》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 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个说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除了灵宝之战后的那段巅峰期外,叛军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结果又出事了。还是老问题,父子关系。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并不凶险狡诈。按照史书记载,他是一个谦虚宽厚的人,对手下人很好,在军队里颇受欢迎。但也许正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亲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残暴,动不动就屠城,对手下人也是说杀就杀。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儿子受军队爱戴,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就剑拔弩张。《安禄山事迹》记载过一个故事,史思明本来不怎么识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忽然喜欢上做诗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正和大将周贽在前线作战,史思明想要慰问一下,就送给他们俩一筐樱桃,看着樱桃还吟了一首诗:“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一个手下插嘴说:“不如改成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这样押韵。”诗人史思明不高兴了:“我不知道韵是何物!怎么能让我儿在周贽下头!”但到了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坏,史思明跟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觉得儿子没本事,动了换接班人的念头。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换成小儿子史朝清。这段日子里,史朝清则一直在后方,史朝义则在前方带兵苦战,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其实不然。人类心理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干多错多,史朝义越是打仗,父亲越是觉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亲越觉得他一旦施展出来肯定不错。史思明不断挑儿子毛病,有次还恶狠狠地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史朝义害怕了,在别人的怂恿下抢先下手。史思明被缢死前说:“你们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现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这几乎是四年前安庆绪弑父的翻版。它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新的范阳-华北集团和新的前线集团开始分裂。叛军集团勉强接受了他当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几位将领开始各自为政,不服号令。此时叛军实力其实超过了唐军,却失去了进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给人的印象好像相当讨人厌,整天玩弄政治权术,拖前线的后腿。但是看看叛军集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拥有号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两京易取,河北难收


昭觉寺之战后,史朝义一路逃窜,仆固怀恩穷追不舍。史朝义连战连败,越来越像一条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就盯准了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所以河北诸将们大多袖手旁观,看着这条落水狗在水里挣扎。史朝义终于奔回范阳老巢时,这个老巢已经容不下他。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缢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时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盘,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战争双方其实都没有赢,也都没有输。唐朝坐稳了江山,叛军则得到了一大块土地。打了八年仗,最后弄到这么窝窝囊囊的结局,难怪很多史学家感叹唐政府的短视,导致后患无穷。是啊,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儿呢?为什么不再趁着大好形势再剿一把呢?有人说这都怪仆固怀恩,他明明已经能打下河北了,却要养寇自重,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和解方案来。


这种想法其实高估了唐军的实力。说到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八年?在安禄山刚起兵的时候,这场战争确实不需要打八年。当时唐朝力量占据优势。河西、陇右军团能和安禄山的主力抗衡,河朔军还能出兵河北,如果应对得当的话,唐军确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叛乱。但是灵宝战后,问题就不是几年能结束叛乱了,而是能不能结束叛乱。


河西、陇右军团被歼灭,这个损失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被弥补。唐政府方面占地虽广,但整个江淮以南都没有被真正军事化,只能提供财政支持,在军事方面则自保有余,却无力对叛军发起进攻。唐军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朔方军主力,朔方军的一个支系河东军,再加上从敌人那里逃过来的一支平卢军。这支力量并不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而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唐军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而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昭觉寺之战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五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


作者:押沙龙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号: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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