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义务劳动

Abc董 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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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天，在中国掀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运动的影响下，赫鲁晓夫也在苏联大专院校号召开展这项活动。莫斯科音乐学院自1866年开办以来92年，破天荒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大学生参加劳动。我和倪洪进是共青团员，积极主动地同苏联同学一起报名参加。学院特别聘请了一位得过金星勋章的团级军官，带领我们这支一百多男女青年队伍，搭乘火车奔赴哈萨克斯坦的荒地劳动。

到达目的地后，男女分别住进两个搭在一处货站院墙边的帐篷里。一日三餐由同学中的能人负责。吃得很简单，无非是黑白面包、牛奶、黄油、土豆、洋葱和牛肉，偶然有点蔬菜和水果。每天上、下午劳动，晚上休息。干的活多种多样，我们先后干过清扫和搬运垃圾，清理和整修粮食仓库，从火车车皮上卸粮食，在铁道旁挖固定停放起重机的深坑，用人力推拉挪动车皮的定位┅┅。劳动强度很大，而且经常是顶着烈日干活，男同学都只穿内裤，赤膊上阵，都被晒得通红和脱皮。

我和倪洪进同几名苏联同学一起，干过一次从车厢里卸粮食的活。车厢里的粮食装得很满，几乎达到顶部，我们三、四个人进去后空间更小了，大家用铁锨望外铲麦粒，顿时车厢里弥漫尘埃，互相不见身影，只听见咳嗽声，只好跳下车厢喘喘气，这时相互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每人满头满脸是土，成了泥人。尽管如此，仍然爬上爬下，坚持干下去，终于把整皮车厢的粮食彻底卸完。当太阳落山，天色变暗时，大家轻松愉快地收工了。

就在这次劳动的间隙，当地共青团报的一名记者在现场采访了我和倪洪进，给我们拍了照，并登在了他们的报纸上。后来，当地共青团组织还给我们两人颁发了劳动奖章和奖金。

劳动之余，有一个休息日的旁晚，我和倪洪进在当地公园散步时，遇见了两名俄罗斯工人，一位年轻，一位年长。他们主动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当听到我们肯定的回答后，立即高兴地用带有东北口音的汉语同我们交谈起来。原来他们是长期生活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不久前才回国居住。他们说非常怀念在中国的日子，很想再返回中国，想吃中国饺子。还说他们从中国带来的茄子、辣椒和西红柿种子，都长得很好。我们问他们回祖国的生活怎么样，他们摇头说很陌生，不习惯，不安全，还劝我们旁晚少出门，因为可能碰见坏人，并指着旁边的一条长椅说，昨晚就在这里发生了凶杀案，一名外地大学生被害。我们感激他们的关心，立刻就返回了住宿的地方。

同年秋天，莫斯科音乐学院又组织一次去郊区集体农庄抢收土豆的活动。我又报名参加，一同去的还有干部进修生朱践耳和曹鹏。学院借给我们一套劳动棉衣和一双帆布靴，派了一辆卡车把十多位参加者送到离莫斯科50多公里的偏僻的集体农庄。队伍分组住进农庄庄员家。我们三个中国人和带队的苏联政治教员安排到一位单身老太太家住。头天晚上，老人只把自带橡皮床垫的苏联教员留在她的屋里住，而让我们三个中国人睡牛棚茅屋的草垛上。躺下睡觉倒是很柔软而暖和，可是整晚只听牛不停地吃草、拉屎、放屁；另外，一翻身，就会穿出几支鸟大声拍着翅膀飞出来。这种又臭又闹的环境，实在令人难忍。

天刚发白，鸡禽开始发出叫声。我们睡不着，干脆早早起床，好好欣赏俄罗斯农村美丽的景色：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婉转延伸的泥泞小路，远方色彩斑斓的山峦，界线分明的耕地和草原，在秋晨的阳光下，显得十分迷人。

一早，看见房东老太太去井边挑水，我就去替她挑；看见她拿出斧头劈柴，我就说让我试试。后来我们三个人都帮她干活，老人露出了笑容，晚上也让我们住进了她的木屋。她还特别优待我，让我睡到灶顶上（类似中国北方的炕，但是高高在上，靠近屋顶）。刚睡下去舒服极了，可是不多一会儿，就不好受了。热得身体来回翻转，如同烙饼！我只好把棉被当床垫，把衣服当被子，才能入睡。

每天我上灶入睡前，总看见老人单独坐在桌旁，面对墙角的圣像，一面喝茶，一面祈祷。我发现她总是不从茶杯中直接喝茶，而是把开水倒满茶杯，让茶水满出流到碟子里，然后端起碟子喝茶。后来我问她为什么那样喝茶，她说那表示只消耗多余（最近才看到《圣经》有话说：福杯满溢，参见诗篇23:5）的部分，永远保持生活美满和富裕。

我们的三顿饭都由老人做。每天为我们提供一个自己烘烤的大黑面包，另加自家牛的奶和自制的奶酪，有时煮一锅蘑菇汤。到远处地里干活时，就带上个大面包加几个洋葱头，供中午吃。因为缺乏油水，下午干完活后，肚子空空的，比较饿，苏联同学就在路边菜地里掰颗洋白菜生吃，并让我们品尝，我万万没有想到生洋白菜是那么甜美。

这个农庄见不到几个男人，因为大都在城里干活。所以农庄里缺乏劳动力，才组织学生帮忙，否则土豆就要烂在地里。我们房东的儿子就在附近城里当工人，他夫妇二人都是聋哑人，而只有5、6岁的女儿却会说话。他们一家休息日带上几个白面包和一些糖果回来看看老人。

每天的劳动很简单，就是坐上由唯一的中年男人、生产队长赶来的马车，来到一台老旧的拖拉机拉爬犁浅翻过的耕地里，把露在地面上的土豆拣到箩筐里，搬上马车，运到田边，挖个坑埋起来，供来年用。那台拖拉机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产品，开不多久，就出毛病，驾驶员要不时地修理，非常误工，我们只好呆在地里干等。

有意思的是，生产队长只管套好马车把我们送到地里，然后他就到自家的自留地收自家的土豆。我们收工后在返回住处时，路过生产队长家，看见他还在自留地里干活。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家的土豆比我们在公家地里收的土豆大了好几倍。后来，这位队长教会我赶马车后，干脆连班都不上了，就整天蹲在自家地理忙私活。赶马车也挺有趣，我发现吆喝声正好和在中国相反：“吁”是走；“嘟鲁”是停。大家开玩笑说，要翻译马才听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