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茂荣诗论选（二）

百城主人 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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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茂荣诗论选（二）

龚自珍诗“剑气”与“箫心”

意象合论

汪茂荣

“一事平生无齿奇龁，但开风气不为师”（《已亥杂诗》），这是近代史上“以奇才名天下”（沈曾植言）的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夫子自道。诚如其所言，龚自珍在近代诗坛上开了一代的风气，拔奇于乾嘉诗坛“天教伪体领风雅”之外，独辟了一全新的境界；亦不尽如其“不为师”之言，他在“诗心”“诗法”上所开的众多法门，沾溉了无数的后人，而使其成为百世不祧的诗坛宗师。我们翻开《龚自珍全集》，在领略其神情兀傲、诡异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风的同时，自然会被其所使用的一些特殊语汇所吸引。其中出现频率最高，且最富有个性化的当推“剑气”与“箫心”。如《漫感》诗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忏心》诗云：“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它如：“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纪梦》之七）；“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三首其一）；“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已亥杂诗》九十六）；层见迭出，指不胜屈。诗如此，词亦不例外。如《湘月》词云：“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丑奴儿令》词云：“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鹧鸪天·题于湘山〈旧雨轩图〉》云：“长铗怨，破箫词，两般合就鬓边丝”；等等。这些由“剑气”、“箫心”等特殊符号所构成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蕴和无穷的魅力。龚诗能在近现代诗史上“秀出天南”，风靡海内，即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鉴于此，本文拟就此点提要钩玄，以揭示龚诗这一可传之秘，从而为认识评价龚诗、并进而梳理龚诗的传承脉胳提供一具体独特的视角。

龚诗“剑气”与“箫心”意象会诠

龚诗“剑气”与“箫心”意象该怎样来诠释？这一点，龚自珍所作《湘月》词所引洪子骏赠词《金缕曲》中的“侠骨幽情箫与剑”概括得最为直白，即剑代表侠骨，箫代表幽情。但这只是最基本的诠释。作为龚自珍毕生以之所创造的意象，它的内蕴远不止此，最起码我们还可进行三个层面的解读：从龚诗的内容上来说，它包含了双重的思想与情感；从龚诗所创造的主体形象来说，它包含了双重的人格；从龚诗的审美上来说，它包含了双重的艺术风格。“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才大如海的龚自珍凭借一支生花妙笔，成功地将这些对立的“面目”天衣无缝地统一在一起，由此形成“亦狂亦侠亦温文”（《已亥杂诗》二八）的独特风格。其艺术生命是鲜活的，其艺术感染力亦是历久弥新的。下面即结合龚诗，逐一诠释。

一、秋心与春心——双重的思想与情感

龚自珍“乐亦过人，哀亦过人”（《琴歌》），在他的身上同时存在着“剑气”与“箫心”也就是“秋心”与“春心”这样双重的思想与情感。面对“四海变秋气”、“西山猛虎吃人、南山猛虎吃人”（《行路易》）的社会现实，“髫年”即“抱秋心”的他涌动着“秋心如海复如潮”（《秋心三首》），毫不留情地给予鞭笞，并提出鲜明的变革主张。另一方面，龚自珍又是“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哭郑八丈》）的，面对家国之爱、五伦之情、美好的事物，处处显示其“秋士多春心”（《秋夜花游》）般的一往情深。龚诗的感人之处首先即来自于这种鞭辟入里的思想深度和爱憎分明的情感力量。

1、“秋心“证诠

龚自珍生活在一个“大乱”将起的“衰世”，所谓“康乾盛世”已成明日黄花，整个社会正呈现出“日之将夕”、“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惨象，举世梦梦，而呼吸领会之者，惟龚自珍等三数人而已。蒿目时艰，龚自珍写了大量的政论文，对“衰世”的种种“悲风”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在诗歌里，虽然并不系统，但诗歌艺术本身的特点，则使这种批判色彩更鲜明，力度更大。具体来说：

（1）揭露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立国。儒学注重的是人性化，实行的是“人治”哲学。这就对“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必“内圣”才能开“外王”，必“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循此轨辙，进之可为君子、为大丈夫，有使命意识、担当意识，从而民胞物与、造福社稷苍生；背此轨辙，即退之为小人、为奴才、为乡愿，旅进旅退，浑浑噩噩，直至蠹国害民，死而后已。历代统治者总是重“奴才”甚于重人才，他们为了一己的私欲，不惜驱天下的士人尽入吾彀中而大加摧残，以毁其廉耻，甘为所用。满清王朝也不例外，其狭隘的民族意识更为这种摧残平添了几分血腥。作为一名士人，龚自珍对这点感受尤深、揭露尤力。首先，他揭露统治者用定于一尊的儒学禁锢读书人的思想，而认为：“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既如此，又有什么必要定儒学于一尊？况且，“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以上均引自《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儒术既真精莫传，则“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题梵册》）广大的士人又有什么必要来接受束缚，成为所谓的“魁儒”？这就大胆怀疑了现行儒学的真实性，揭露和批判了统治者用经过阉割了的儒学禁锢利用士人的险恶用意。其次，他揭露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对士人的笼络：“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与人笺》）故利禄所在，举世士子趋之若鹜，甘之如饴，而导致人才结构出现举世滔滔“人以科重人可知”（《已亥杂诗》）五十四）的病态现象。对此，他极为鄙弃，不独“毅然一炬为归安”（《已亥杂诗》六0），烧毁了所作二千篇功令文，而且坚持以自己的“如此高才胜高第”（《已亥杂诗》一一四）的标准来衡天下士。其三，他大胆揭露清政府借文字狱残害士人的罪恶行径。尽管其时文字狱的高潮已过，但余威犹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就极为沉痛地揭示了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对士人形成的巨大威慑，以致于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怕社会现象。在这种打压夹缝中挣扎出的士人一旦进入仕途，便谨小慎微，“多磕头，少说话”，整个官僚阶层弥漫着陈腐的乡愿作风，到处充斥着“百劫修成忍辱功”的“可怜虫”。（《小游仙词》其五）如此的道德沦丧必然会导致吏治的败坏：“尔来士气少陵替，毋乃大官表师空趋跄；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杀人何必尽砒附？庸医至矣精消亡。”（《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在如此巨大的暮气和惰性的裹挟下，即有人才间出，也是“一山突起丘陵妒”（《夜坐》），积毁销骨，不至“一睨人材海内空”不止。（《夜坐》）“九州生气恃风雷”，举世蝇营狗苟，能鼓荡时代风雷的人才又在哪里？

（2）揭露封建社会末世的衰弊景象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钟虡苍凉行色晚”（《已亥杂诗》一四）的末世。统治者日暮途穷，倒行逆施。龚自珍以其“我喜攻人短”（《题王子梅盗诗图》）的秉性，挥动一支如椽大笔，对种种末世景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针对“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的现状，愤怒地发出“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已亥杂诗》一二三）的质问。而如此国匮民贫，贪官墨吏仍然暴戾恣肆：“读到嬴刘伤骨事，误渠毕竟是锥刀” （《已亥杂诗》一五）；军队也正忙于“椎埋三辅饱于鹰”（《已亥杂诗》二十五）的勾当；王公贵族则在玩戏子：“过江子弟倾风采，放学归来祀卫郎” （《已亥杂诗》一二七），在赏三寸金莲：“姬姜古妆不如市，赵女轻盈蹑锐屣。”（（《已亥杂诗》一一七）而就在这举世醉生梦死的同时，一场亘古未有的奇祸正在逼近：“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 （《已亥杂诗》八六）；“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巾厨护阿芙蓉。”（《已亥杂诗》八五）社会沉沦糜烂到这个地步，“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 （《已亥杂诗》一九），我们能不认同龚自珍对其结局所作的如此天才的预测吗？

（3）提出进步的改革主张

龚自珍自谦“何敢自矜医国手” （《已亥杂诗》四四），但由“少年揽辔澄清意” （《已亥杂诗》一0七）的诗意来看，他是有措民于袵席之上的使命意识、担当意识的。在他的时代，他敏锐地观察到了“衰世”的种种问题，并自觉地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改革主张。在政治上，他上书论四司政体改革，《已亥杂诗》第五十首“千言只作卑之论，敢以虚怀测上公”即指此事。在经济上，他主张改革水利：“耻与蛟龙竞升斗，一编聊献郏侨书” （《已亥杂诗》四0）；主张畿辅栽桑：“满拟新桑遍冀州” （《已亥杂诗》二一）；主张货币改革：“汉家《平准书》难续，且仿齐梁作饼金。”（《已亥杂诗》一一八）。在人才培养上，他鄙视功令文，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已亥杂诗》一二五）在国防上，他既论述加强西北塞防的重要性：”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已亥杂诗》四五），又支持好友林则徐加强东南海防：“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这些改革主张虽是“药方只贩古时丹” （《已亥杂诗》四四），虽只是空谷足音，难以落实，但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改革精神，却影响了一大批后来居上的改革者。就这一点来说，作为诗人的龚自珍，酿铸他诗魂的，应该是他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处于启蒙阶段。

2、“春心”证诠

龚自珍至性过人：“当喜我必喜，当忧我辄忧”（《戒诗五章》之三）；“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杂诗》）他固然憎其所当憎，更是爱其所当爱。一颗敏感的饱含盎盎春温的爱心随处“情苗茁一丝”（《因忆两首》），且一往情深、始终不渝：“独有爱根在，拔之謈难下。”（《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这主要表现在：

（1）童心礼赞

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一念之本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童心说》）龚自珍对“童心”也有类似的感受：“予童时逃塾就母时，一灯熒然，一砚、一几时，依一妪抱一猫时，一切境未起时，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宥情》）他认定“道焰十丈，不敌童心一车。”（《太常仙蝶歌》）因此对童心极其痴念，见诸记忆：“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三别好诗》）；形诸梦寐：“童心来复梦中身” （《已亥杂诗》）；至老尤笃：“六九童心尚未消”（《梦中作四截句》）；且认为：“千秋万岁名，何如小年乐？”（《丙戌秋日，独寻法源寺，寻丁卯戊辰间旧游，遂经过寺南故宅，惘然赋》）龚自珍终生对童心礼赞不衰，主要是有感于：“既壮周旋杂痴黠” （《已亥杂诗》一七0），“鄙夫较量愚智间”（《呜呜石坚石坚》）；而渴望回到纯真：“何如一意求精诚？”（同上）由此而奠定了其春温情感的基础，其全部家国友朋民胞物与之爱皆发源于此。

（2）厚于亲情

段玉裁是龚自珍的外祖父，他十二岁即从外祖父学许氏《说文解字》，自认“是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在《已亥杂诗》第五八首中，他满怀深情地高度评价了外祖父的“立言”业绩：“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万哗。”龚自珍还是名父之子。父亲龚丽正是名进士、学者，当已亥七月初龚自珍南返杭州时，龚父时年七十有三，父子情深，“倚门望久矣。”自珍虽已风尘老大：“只将愧汗湿莱衣，悔极堂堂岁月违” （《已亥杂诗》四九），仍拟侍奉父亲像儿时那样：“刬除风雪关山句，归到高堂好背诗。”（《已亥杂诗》三0八）龚氏官宦世家，自珍父祖皆在京城为官，当他“忽收古泪出长安”时，对留下父祖辈遗泽的京城犹“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已亥杂诗》十）龚自珍与母亲感情最深，孺慕之情，自幼至长，无时无之。“饧箫咽穷巷，沉沉止复吹。小时闻此声，心神辄为痴；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梦犹呻寒，投于母中怀”（《冬日小病寄家书作》），这是记幼年时代母亲的慈爱；”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三别好诗》），这是忆童年时代慈母灯前口授吴梅村诗的情景；“家书前夕至，忆我人海之一鳞。此时慈母拥灯坐，姑倡妇和双劳人”（《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这是远隔关山的风雪之夜，想像母亲对自己的挂念；“天地埋忧毕，舟车祖送频。何如抱冰雪，长作墓庐人”（《乙酉腊，见红梅一枝，思亲而作，时小客昆山》），这是母亲去世后，郁伊悲抑，情不能已；“凄迷生我处，宛转梦中寻”（《乙酉除夕，梦返故庐，见先母及潘氏姑母》），这是梦中返回故园，寻找已逝去的慈母；“梦中慈母来，絮絮如何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这是梦中见到慈母的感人景象；但慈母毕竟去矣，此恨终古，只能就手泽永念慈母：“乍读慈容在，长吟故我非。”（《烬余破麓中，获书数十册，皆慈册也，书其尾》）。除母爱外，龚自珍夫妻感情亦笃。在《寒月吟》诗序里，他说：“寒月吟者，龚子与其妇何岁暮共幽忧之所作也。相喻以所怀，相勖以所尚，郁而能畅者也”；全诗分五章，“而我屏见闻，而汝养幽素”，表达了一种相濡以沫、偕隐故山的愿望。夫妻深情，于此可见一斑。

（3）笃于师友之情

龚自珍一生交游遍天下。在交游中，他首重一情字，最反对矫揉造作，他的大量诗作可为此作印证。

与师长辈交：龚自珍虽狂放不覊，却有尊敬师长的极温情一面。他认为青年人固勇猛精进，但仍得“元气终须老辈扶。”（《虎丘作》）他“少时所交多老苍” （《已亥杂诗》一一五自注），他的成长离不开师长辈的提携奖掖，所以经常“夜思师友泪滂沱……报恩如此疚心多” （《已亥杂诗》八0），深为志行有负师长所望而自责。在他交往的老辈中，他从刘申受问《公羊学》：“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已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从高邮王氏父子问小学、经学：“一脉东原高第题。……大儒门祚古难跻”（同上）；而从蒋丹林处亦受益良多：“十年提倡受恩身，惨绿年华记忆真。”（同上）他如归安姚学塽的温厚：“饴我客心苦，驱我真气还”（《柬陈硕甫奂，并约其偕访归安姚先生》）；大兴周之兴的期许：“丱角春明入塾年，丈人摩我道崭然” （《已亥杂诗》三五）；仪征阮元的平易：“谈经忘却三公贵，只作先秦伏胜看”（《已亥杂诗》一0九）；阳湖李兆洛的渊博：“江左晨星一炬存，鱼龙光怪百千呑” （《已亥杂诗》一三二）；大兴徐星伯的古道：“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才毕竟恃宗工” （《已亥杂诗》一四二）；吴县江子兰的虔诚：“似师毕竟胜狂禅，师今迟我莲花国。”（《已亥杂诗》一四一）均使自珍感念不已，而发愿表彰他们的潜德幽光：“收拾遗闻归一派，百年终恃小门生。”（《已亥杂诗》一一五）

与同辈交：龚自珍交友不拘一格。喜交义士：“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送刘三》）；喜交侠士：”诗人萧县顾十五，马后谈诗世罕闻“（《萧县顾椒坪工诗，隐于逆旅，恒自剉刍秣，伺过客，乞留诗，欲阴以物色天下士，亦留一截句》）；喜交强项士：“觥觥益阳风骨奇……胜彼优孟俯仰为” （《已亥杂诗》二十九）；喜交才士：“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 （《已亥杂诗》三六）；喜交奇士：“三十华年四牡騑，每谈宦辙壮怀飞” （《已亥杂诗》三七）；喜交方外士：“龙华相见再相谢，借经功德龙泉僧” （《已亥杂诗》三九）；甚至可交生前死友：“万卷书生飒爽来，梦中喜极故人回” （《已亥杂诗》一三六）；可交死后扬子云：“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已亥杂诗》四0）品类尽管复杂，但都能肝胆相照：“情话绵绵礼数删” （《已亥杂诗》一五三），且可延交谊于后世：“自今两戒山河外，各逮而孙盟不寒。”（《已亥杂诗》三0）

（4）深于民胞物与之情

早年，段玉裁给龚自珍取字“爱吾”，而释之曰：“……爱之义，大矣哉！爱亲、爱君、爱民、爱物，皆吾事也……。”（见《经韵楼集》）受其影响，龚自珍对现行儒学虽不无微词，但对传统儒学的民胞物与思想却笃信不疑。所以他认为：“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因此，他关注民生：“三更忽轸哀鸿思，九月无襦淮水湄”（《已亥杂诗》二三二）；对黎民的疾苦感同身受：“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已亥杂诗》八三）；而对于清政府一味搜刮江南，则悲愤难忍：“国赋三升民三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已亥杂诗》一二三）可以说，这种令人恻然心动的人道主义，正是构成龚自珍高呼改革的情感基础。

（5）向往美好的事物

龚自珍向往美好的事物。但“人间无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在污浊的社会里，美好的事物是很难有生存空间的。于是他就托诸梦境，写了大量纪梦诗来构画这个理想的世界。梦里天真浪漫，可“觅我童心廿六年”（《午梦初觉，怅然诗成》）；梦里境象瑰丽：“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绝句》）；梦中他发下宏愿：“乞貌风鬟陪我坐，他身来作水仙王”（《梦中述愿作》）但这一切毕竟是子虚乌有的，在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也是极容易受到摧残的，但他甘愿为捍卫美好的事物而献身：“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已亥杂诗》五）虽然时代条件限制了龚自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而这种生死以之的追求精神却大大激励了后来者的上下求索。这就使他的诗在屈骚的忠君爱国和儒学的民胞物与内容以外，又加进了一些近代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因素，从而使他如论者所比拟但丁的那样，既是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位诗人。

二、志士与名士——双重的主体形象

“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郑珍语），而不随俗则首在立诚，“立诚不欺，虽世故周旋，何非笃行！至于刚柔阴阳，禀赋各异，或狂或狷，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于是移其所以为人者发现于语言文字，……人与文一，是为人成……”（何绍基《使黔草自序》）人成则“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何绍基《与汪菊生论诗》），则“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虽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同上）。龚自珍于此亦有同感：“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人以诗名”固然可贵，“诗尤以人名”（均见《书汤海秋诗集后》）则更见人格力量的伟大。龚自珍主张个性解放，他通过大量亦雄奇亦清深的诗歌创造，塑造了一个诗中有我在，集志士、名士于一身的卓荦的主体形象。这个主体形象慷慨、悲愤、怅惘、凄婉，亦刚亦柔，既有剑胆，亦具琴心，深深打动和投合了要求冲破封建束缚向往自由和解放的晚清几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爱好，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对其颓放的一面也不例外。分而论之：

1、“志士”证诠

龚自珍塑造的“诗中有我在”的志士形象个性突出，卓尔不群。主要表现为

（1）具有叛逆性

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一员，从本质意义上来讲，龚自珍不可能彻底背弃整个封建制度。但他确是一个叛逆者，在他的身上存在着诸多的叛逆性，其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明显有悖于正统，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即表现得淋漓尽致。

学术异端：自东汉以后，经学独尊古文，今文经学则一蹶不振。直到晚清，才有具有政治思想的今文学者用“托古改制”的手段来说《春秋》，名为诠释《公羊》古义，实则发挥自己的政见。这些有悖于主流思想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对龚自珍极具吸引力，二十八岁即从刘申受受《公羊春秋》：“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己亥杂诗》），并决心“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其六）从此运用这种异端思想，讥切时政，倡言变法，开了晚清启蒙运动的先河。

傲岸自负：龚自珍个性张扬，所云“少年揽辔澄清意”（《己亥杂诗》一0七），已见其志尚高远；至“少壮心力殚，匪但求荣仕。有高千载心，为本朝瑰玮”（《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则更见其有鸿鹄大志。故权奇自喜，挥斥八极：“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壬癸之际胎观第一》），简直要手转洪钧，陶甄乾坤。因而眼空四海，目无余子——他鄙视乡愿：“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己亥杂诗》二九）；可怜庸碌之辈：“才流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杂诗》）；而赞赏骨鲠之士：“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

大言骂世：龚自珍有一颗正直敏感之心。他认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壬癸之际胎观第四》），而“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述思古子议》）故心有所触，便激而为言，且“其言不得咿呦不定，唱叹蔓衍，以避正的”（同上），而是有的放矢，拍案惊奇，震动九天九地：“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九天九渊少颜色”（《行路易》）；激怒尸餐素位的衮衮诸公：“欹斜谑浪震四座，即此难免群公嗔。”（《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由此而声名大噪：“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己亥杂诗》）但“侧调安能犯正声”（《驿鼓三首》）？庸流侧目，不可避免会导致：“蹉跎复蹉跎，造物尚我妒。一官虱人海，开口见牴牾。”（《题兰汀郎中园居三十五韵》）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国有正士士有舌”（《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仍然坚持：“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上大学士书》），且历久弥劲：“口毂渐如炙，心轮莫是冰。”（《退朝偶成》）虽说“守雌守默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释言四首之一》），然终龚自珍一世，恐终无使上相安稳宵眠之日。

崇侠仗义：柳亚子曾评龚自珍“飞仙剑侠古无俦”，诚如所评，龚确具侠胆义腸。他的“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送刘三》）诗句就成功刻画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侠客形象，他的“气寒西北何人剑”名句更透露出昂首天外的冷然侠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自己的价值认同自然也是：“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送刘三》）

（2）孤独性

龚自珍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知音固然难遇：“珊瑚击碎有谁听”（《己亥杂诗》二一七）；而面团团的贵官更是“以我为杞人”（《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甚至“舆皂稗贩之徒暨士大夫，并谓为龚呆子”。（《定庵先生年谱外纪》）特别是龚自珍大声镗鞳的呼声触动了封建统治者的神经，损害了某些腐朽势力的既得利益，“一山突起丘陵妒”（《夜坐》），便群起而攻之：“一夫起锄之，万夫孰指使？一夫怒用目，万夫怒用耳。目怒活犹可，耳怒杀我矣”（《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并进而群起而逐之：“岁丁酉初秋，龚子为逐客。室家何抢攘，朝士亦齿奇龁”。（《题王子梅盗诗图》）这正如程秉钊所说：“一虫独警谁同觉，万马无声病养痈”（《乾嘉三忆诗之一》），龚自珍陷入到巨大的孤独之中。“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他在中夜孤寂自语；“朴愚伤于家，放诞忌于国。……多难淬心光，黾勉共一室。忧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寒月吟》之二），真是形影相吊，惟有明月为伴；“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己亥杂诗》九六），他废然而返，百感交加，怆然泪下。回顾既往，他曾有过悔恨：“金门缥缈廿年身，悔向云中露一鳞”（《己亥杂诗》一七）；曾有过自怨自艾：“蟠天际地能几时，万恨沉埋向谁咎”；曾有过悲观失望：“孰知生之靡乐”（《四言六章》）；甚至准备放弃理想，而“至竟虫鱼了一生”。（《己亥杂诗》四七）但他毕竟是龚自珍：“且遣秋花妒，毋令秋魄沉”（《秋夜花游》），他仍蔑视宵小；“患难汝何物，屹者为汝动”（《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他仍能战胜患难；举世皆欲杀，而他仍有“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夜读番禺信，书其尾》）的自信。他豪迈地说：“江天如墨我飞还，折梅不畏蛟龙夺。”（《己亥杂诗》三一二）他犹如一员沙场老将，高咏“烈士暮年宜学道，江关词赋笑兰成”（《己亥杂诗》），壮心不已，志在千里。

2、“名士”证诠

中国的士人历来信奉孟子的“达则兼善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而龚自珍则认为“自古畸人多性癖”（《定风波》），其个性中跅弛不覊的一面，使他并不耐过那种“吾日三省吾身”的规行矩步的“独善”生活。当社会不能给他提供“兼善天下”的机会时，他间或会过一种“礼岂为我辈设”的名士生活，置“世颇訾之”（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于不顾，痛饮酒，读《楚辞》，啸傲山林，甚至征歌选色，放浪形骸。

（1）啸傲山林

人世间贤圣逆曳，方正倒植。在这样污浊的环境里，龚自珍痛感“青山青史两蹉跎”（《寥落》），深觉“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无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认定“大药可延年，名山可送死”（《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决定“且买青山且鼾卧，料无富贵逼人来”（《送南归者》）。由此，他遥望南天，神思飞越：“安得眼前可归竟归矣，风酥雨腻江南春。”（《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龚自珍是浙江仁和人，他不无自豪地说：“踏遍中原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己亥杂诗》一五二）他要落实早年的《尊隐》计划：“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犹堪张一军”（《己亥杂诗》二四一）；在“小别湖山劫外天”后，他拟重新“安排写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己亥杂诗》二一一）从此，他将洗尽东华尘土，过起“一秋十日九湖山”（《己亥杂诗》一五三）的江湖散人生活。

（2）征歌选色

龚自珍也像一般的名士一样，不避讳说自己“选色谈空结习存。”（《己亥杂诗》）他认为伤于哀乐的中年才子要借丝竹来陶冶：“中年才子耽丝竹，……阳秋贬笔未宜多”（《己亥杂诗》一一六）；末路的英雄可在温柔乡寻求慰藉：“设想英雄垂老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己亥杂诗》二七六）；而“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己亥杂诗》一二六），更是语惊四座。凡此均见其天性真率，然亦易堕入恶趣，有违雅人深致。

龚自珍纵情山水、放浪形骸，为他赢得了狂名，他也就以狂者自居。在他的行吟中就出现了大量带“狂”字的诗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十载狂名扫除毕”，“时流不沮狂生议，”“原是狂夫漫题赠”，“洗尽狂名消尽想”，“谁信寻春此狂客”，等等。刻意的清狂再加上一些特殊的风度：“自障纨扇过旗亭”，“猖狂乞食过江淮”，“一茶一偈到扬州”，“乡音哗謇謇，破帽恻吾吾。傥荡为文罢，欹斜使酒余”，就使得龚自珍笔下的名士形象显得落寞、颓放、多情、感伤，虽不无病态，却令人恻然心动，倾倒了无数痴情的青年男女。无庸讳言，龚自珍诗的受众中，这一类应占了相当的比例。这种病态的魅力真可当得上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诗来形容——“性毒文章不掩工”。

三、阳刚与阴柔——双重的艺术风格

“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这可作为龚自珍的自评。他天资高迈，学识精博，手中的一管如椽巨笔，随意挥洒，着处成春。“郁怒清深两擅场”（《己亥杂诗》一一四），诚如所言。雄奇与绮丽，阳刚与阴柔，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天才的表现。他横空出世，在近代诗坛上弹奏了一曲撼人心魄的“剑气”、“箫心”交响曲。

1、“阳刚”证诠

龚诗的“阳刚”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思力精锐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庄子·大宗师》曰：“世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志”与“知”，植于性情，依于阅历，发于学识。龚自珍是一位真人，其性情之厚，阅历之富，学识之精，在并世是找不到第二人的。故他观察问题的角度独特，思力精锐，鞭辟入里，往往片言居要，一语破的。如他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说得特别的警策，寥寥十四字抵得上洋洋万言的《文字狱论》，真具有寸金杀人的批判力度，没有对文字狱政策的深刻认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这就是诗中的思想，没有思想的诗是苍白无力的。他说过：“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述思古子议》）故对诗人来说，“不得已”才能激发思力，有思力才有感慨，有感慨，才能将感慨艺术地转化为“言”，这样才不流为无病呻吟。没有感慨就没有思想。因此，他非常重视“感慨”，他评价前人的诗就以此为标准：“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他批评今人的诗也持此标准：“阅历名场万态更，感慨原非为苍生”（《歌哭》）；他本人所作亦为：“铁石心腸愧未能，感慨如麻卷中见。”（《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龚自珍是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思力的精锐，使其诗具备了相应的深度和韧性，评价其诗的价值，这当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想象瑰丽

龚自珍诗想象丰富，境界奇肆。这首先得力于取法庄、骚：“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腸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次是佛经；唐人中则受李白、李贺的影响较大，如“灵文夜补歌灯碧”（《己亥杂诗》六二）、“秋灯忽吐苍虹气”（《己亥杂诗》七四）、“一双瞳神射秋水”（《行路易》），就神似李贺；唐传奇的奇谲诡丽，也予其以深刻的影响，龚诗有多处即用了传奇的典故；清人中，主要受王昙的奇诡纵肆影响为大。这些取法对象都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受其影响，他的想象也就格外的奇伟怪丽，且好将笔触伸向天上地下的神鬼世界，这就功过参半地给其诗带来了一股撼人心魄的霸气、仙气，甚至是鬼气、妖气。如《戒诗五章》中的“五岳走骄鬼，万马朝龙王”、“天龙为我喜，波旬为我愁”、“舌广而音宏，天女侍前后”，想象之奇丽，皆如其所言“幽想杂奇悟，灵香何郁伊。”他的《小游仙词十五首》，徜徉仙境，风仪隐约，瑰玮连犿，真是“独恨无人作郑笺”了。少数大篇更是如天魔献舞，花雨弥空，充满着梦幻般的色彩。后人所说龚诗的魔力，大约总与此点有关吧。

（3）造形奇伟

龚自珍既善画人，亦善状物，且笔调动宕夸张，神态毕现。以人物为例：“挑灯人海外，拔剑梦魂中”（《辛巳除夕，与彭同年蕴章同宿道观中，彭出平生诗，读之竟夜，遂书其卷尾》），寥寥二语，一个孤独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匣中龙剑光，一鸣四壁静”（《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呼之欲出；“覊客由来艺精绝，当筵跃出气如虹”（《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一个狂放不覊的豪客形象熠熠照四筵；“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鐘海内知”（《己亥杂诗》四九），一个头角峥嵘、满腹经纶的少年才子形象转动照人；“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己亥杂诗》四四），一个眼高于顶的狂士形象直可辟易万人；“十年松竹谁留守，南渡飞扬是中兴”（《己亥杂诗》一九八），一个奔放不覊的诗人形象真足为江山吐气。以山水风物为例：龚自珍笔下的山水风物都是真气贯注，血肉飞动的，决没有平庸之物。“太行一臂怒超东”（《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太行山可怒；“一脉太行飞”（《和内直友人春晚退直诗六首》），太行山可飞；“湖光飞阙外”，连湖光亦似海水群飞；“从此九州不光怪，羽陵夜色春熊熊”（《己亥杂诗》七一），夜光熊熊，羽陵山馆直可与丰城的剑气争雄。“槐花五丈青”（《回忆三首》），青而有五丈；“幽气灵气怒百倍，相思迟汝五出红梨花”（《太常仙蝶歌》），灵气而怒；“万重金碧影如潮”（《杂诗》），金碧而影如潮；真是想落天外，得未曾有。由此可见，龚自珍诗中的人物、山水风物是个性化的，夭矫如龙、怪怪奇奇都行，就是不能平庸，因为他最憎恶平庸。

（4）吐属豪放

龚诗造语喜下浓墨，泼重彩，豪迈雄浑，有不可一世之概。如：“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己亥杂诗》四五），“高吟肺腑走风雷”（《三别好诗》），“中有风雷老将心”（《己亥杂诗》六一）；黄钟大吕，真有掀天簸地之力。他如：“不奈巵言夜涌泉”（《己亥杂诗》一），“罡风大力簸春魂”（《己亥杂诗》三），“百年淬沥电光开”（《己亥杂诗》七），“胸中海岳梦中飞”（《己亥杂诗》三三），“词锋落月互纵横”（《己亥杂诗》一二二），“我闻大地狮子吼”（《己亥杂诗》二0五）；皆一鸣惊人，声震屋瓦。由此可见其造语迥不犹人，毫无疑问，龚诗犀利的思想、奇肆的境界，只有承载以这样既沉雄又飞动的语言才能相得益彰。

2、“阴柔”证诠

龚自珍诗的阴柔风格主要表现为：

（1）藻思绮情：

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云：“先生少时体弱，闻斜日中饧箫声则病，迨壮犹然，莫喻其故。段恭人慈爱甚挚。髫龀早慧，好读吴梅村诗、方百川遗文、宋左彝《学古集》，后赋《三别好诗》，谓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此可见龚自珍天生就有一颗多情敏感的心，兼之先入为主地诵读绮丽缠绵的吴诗，习与性成，犹如爱梅的宋广平，既具刚肠铁骨，亦多缠绵悱恻，其人如此，其诗亦莫不如此。

悱恻之思：龚自珍灵心妙质，至性过人。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载：“（定庵）童时居湖上，有小楼在六桥幽窈之际，尝于春夜，梳双丫髻，衣淡黄衫，倚栏吹笛，歌东坡《洞仙歌》词，观者艳之。”真是风神绝世，由此而“少年爱悱恻，芳意嫭幽雅”（《自春徂秋……》），亦是其来有自。所以他后来在《戒诗五章》中说自己：“早年撄心疾，诗境无人知。幽想杂奇悟，灵香何郁伊？”幽想而灵香郁伊，在龚诗中可说是俯拾皆是。如：“梨园爨本募谁修？亦是风花一代愁”（《己亥杂诗》一0三），梨园募修爨本干卿何事，要替风花而愁？“薜荔风号义士魂，燕支土蚀佳人骨”（《己亥杂诗》九），薜荔风而号义士魂，燕支土而蚀佳人骨，真是“云情烟想寸寸凌幽遐”了（《太常仙蝶歌》）；“我替梅花深颂祷，明年何逊守扬州”（《己亥杂诗》）九二），梅花可替颂祷，则此君是梅花的知己可知；“偿得三生幽怨否，许侬亲对玉棺眠”（《己亥杂诗》一八七），这样的生死恋言，只有龚自珍才想得到、说得出；“愿移北地燕支社，来问南朝油壁车”（《己亥杂诗》二0六）尹、邢避面，终由诗人合成南北一家春；“盘堆霜实擘庭榴，红似相思绿似愁”（《己亥杂诗》二五一），非深入愁思三昧，形容不出这样的生香活色；“鹤背天风堕片言，能苏万古落花魂”（《己亥杂诗》二四七），这不是天风片言的魔力，而是龚自珍的幽情丽想复苏了万古落花魂。所有这些均见得龚自珍时时低徊着这种悱恻之思，且欲罢不能：“逃禅一意归宗风，惜哉幽情丽想销难空。”（《能令公少年行》）

绮丽之情：龚自珍一生，“情多处处有悲欢”。虽说“偶留闺阁爱，结习愧平生”（《赋得香》），但仍表白：“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题红禅室诗尾》）所以班香宋艳，络绎笔底；而骨醉神柔，间亦流于轻薄。这首先表现在造形上：如“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红裙”（《己亥杂诗》二四一）；“岂无红泪痕，掩面面如玉”（《又书一首》）；“花外一池冰，曾照低鬟立”（《后游》）；“米盐种种家常话，泪湿红裙未绝裾（《己亥杂诗》一六）；”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己亥杂诗》一0七）；“难忘西掖归来早，赠汝妆台满镜霞”（《己亥杂诗》二0五）；“难忘细雨红泥寺，湿透春裘倚此花”（《己亥杂诗》二0七）；“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己亥杂诗》二0九）；皆风姿摇曳，绮情流注。其次表现在设色上：喜用翠、绿、红等色。如：“一行翠墨一封书”（《已亥杂诗》四一）中的“翠墨”，“槎通碧汉无多路”（《秋心三首》）中的“碧汉”，“红泪淋浪避客揩”（《已亥杂诗》一八三）中的“红泪”，“红豆年年掷逝波”（《已亥杂诗》一八二）中的“红豆”，“惨绿年华记忆真”（《杂诗》）中的“惨绿”。这些均取法李贺、李商隐、唐传奇，色泽既幽且鲜，藻思绮情，感均顽艳。

（2）吐属名隽

龚诗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在造语方面，他有出语豪放的一面，亦有吐属名隽的一面。这类名句触目生新，意味隽永，真叫人怅惘不甘，三月不知肉味。不妨多举一些例子：

一寸春心红到死。（《题盆中兰花四首》）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投宋于庭》）

此是宣南掌故花。（《枣花寺海棠下感春作》）

三代以来春数点，二南卷里有桃花。《书魏槃仲扇》）

终胜秋燐亡姓氏，沙涡门外五尚书。《已亥杂诗》二三）

近来不信长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已亥杂诗》三三）

文字缘同骨肉深。……英雄迟暮感黄金。（《已亥杂诗》三六）

册府苍凉六幕孤。（《已亥杂诗》五五）

苍茫六合此微官。（《已亥杂诗》）七六）

十一年来春梦冷，南游且吃玉川茶。（《已亥杂诗》九三）

非将此骨媚公卿。（《已亥杂诗》一0一）

收拾遗闻浩无涘，东南一部小阳秋（《已亥杂诗》一一一）

梦断查湾一角青。（《已亥杂诗》一三八）

爇罢心香屡回顾，古时明月照杭州。（《已亥杂诗》二三五）

一帆冷雨过娄门。（《已亥杂诗》二三六）

谁分江湖摇落后，小屏红烛话冬心。（《已亥杂诗》二五0）

自知语乏烟霞气，枉负才名三十年。（《已亥杂诗》二六三）

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已亥杂诗》二七二）

满襟清泪渡黄河。（《已亥杂诗》二七四）

门前报有关山客，来听西斋夜雨声。（《已亥杂诗》二八八）

渐近城南天尺五，回灯不敢梦觚稜。（《已亥杂诗》三00）

莫抛心力贸才名。（《已亥杂诗》三0二）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已亥杂诗》三一五）

这一类名言隽语，是作者天才的表现。没有浓郁的诗人气质，是绝对道不出的。在这方面，龚自珍主要受的是杜牧、元遗山、王渔洋等人的影响，有诗为证：

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杜牧《思旧游》》

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杜牧《醉后题僧院》）

自说江湖不归事，阻风中酒过年年。（杜牧《郑瓘协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瑶阶秋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

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杜牧《怀吴中冯秀才》）

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元遗山《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

莫对青山谈世事，且将远目送归魂。（元遗山《与冯吕饮秋秀亭》）

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王渔洋《再过露筋祠》）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秦淮杂诗》）

都将家国无限恨，分付浔阳上下潮。（王渔洋《虫袅矶灵泽夫人祠》）

闺中若问金钱卜，秋雨秋风过灞桥。（王渔洋《灞桥寄内》）

既名隽又轻倩，而龚自珍又加进了一些特殊的感慨成份，便后来居上，更加耐人寻味了。

龚自珍诗阳刚、阴柔两种风格并存，所谓“少年哀艳杂雄奇”（《已亥杂诗》一四）反映的确是他创作的实际，但两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姚鼐曾说：“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若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不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复鲁絜非书》）在龚自珍的全部诗歌创作中，其“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的诗作固然占了一部分，但他的大部分诗作都很好地掌握了分寸，能将两种风格恰到好处地揉合在一起。在这方面，他祈向的前代诗人是晋代的陶渊明：“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已亥杂诗》一二九）；“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已亥杂诗》一三0）陶诗语似平淡，而实含风云之气。龚自珍最好的诗也是“郁怒清深两擅场”，剑胆与琴心兼而有之。如《已亥杂诗》二五二所咏：“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即英气逼人，成为近代文学史上最美丽的女性形象之一。不嫌词费，再选一首完整的：

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

西山风伯骄不仁，虓如醉虎驰如轮；

排关绝塞忽大至，一夕炭价高千缗。

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风尚且悽心神。

家书前夕至，忆我人海之一鳞。

此时慈母拥灯坐，姑倡妇和双劳人。

寒鼓四下梦我至，谓我久不同艰辛。

书中隐约不尽道，惚恍悬揣如闻呻。

我方九流百氏谈宴罢，酒醒炯炯神明真。

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

平生进退两颠簸，诘曲内讼知缘因。

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

欹斜谑浪震四座，即此难免群公瞋。

名高谤作勿自例，愿以自讼上慰平生亲。

纵有意气自填咽，敢学大块舒轮囷？

起书此语灯焰死，狸奴瑟缩偎帱茵。

安得眼前可归竟归矣，风酥雨腻江南春。

总之，龚诗内涵丰富，魅力很大，影响亦巨。当然，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一些流弊。有些是龚诗本身的原因，有些则是后学不善学所致。而末流的鲁莽灭裂，创始者是不能任其咎的。这点下面将详说。

龚诗“剑气”与“箫心”意象对近现代诗坛的影响

龚自珍在近现代诗坛的影响，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红楼梦》那样，不同的人可以从中看出不同的东西，作出不同的评价。但不管怎样，他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你可以高评他，你也可以贬低他，但绝对不能漠视他。

对龚诗评价最低的是处于正统地位的选体派、唐宋派诗人。近代影响极大的同光体赣派、闽派的巨匠们对龚诗即评价不高。这里我选一位声名不彰，但成就极高的诗人裴景福作为正统派评价龚诗的代表。裴在他的名著《河海昆仑录》里说：“吾友费屺怀尝喜读龚定庵诗文，间以语余。余曰：‘才士也，余亦好之。初读爱其奇警豪迈，欲有所作，至心怯不敢下笔，再读之则奇警者侧媚，豪迈者或逸而驰矣。试取太史公、韩昌黎文读之，有一语不平正，有一语不恰如人意者乎？乃至有意求奇，便是才力不足……’”裴景福的同年，诗人、古文家王树柟说得更绝：“龚定庵诗文求新奇，无范围，可谓文妖。”（见《河海昆仑录》卷二）裴、王贬低龚诗的主要原因是龚诗求新求奇，诚然，龚诗确是求新求奇。但他是新在思想上，奇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这些在我们看来固然不成问题，但在庸言庸行的正统派看来，则未免怪怪奇奇，难以引为同调了。另有两位正统派的诗家则从另外的角度对龚诗作出评价。一位是李慈铭。李说：“其诗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越缦堂诗话》卷中）另一位是谭献。谭评龚诗:“佚宕旷邈，而豪不就律，终非当家。”（《复堂日记》）“不能成家”、“终非当家”，两者意思差不多，都是说龚诗不能应规入矩，没有一套固定的范式。龚诗是天才的表现，天风海雨，莫可端倪，说其“终非当家”也未尝不可，但这不足以为龚诗病。正统派中只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沈曾植称龚自珍为“奇才”（《海日楼文集·龚自珍传》），认为“定庵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海日楼文集·书龚定庵文集后》）但这种佳评主要是针对其才，而非针对其诗。沈、龚两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两人都博览群书，都精通小学、经学、金石碑版之学，都好内典，尤其对西北蒙古史地都有着精深的研究。在这样众多僻深的领域，有这样一位前辈可引为同道，沈曾植对其荐一瓣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至于诗，则两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总的来说，正统派整体上是用异样的眼光来歧视龚自珍诗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恰恰说明了龚诗的卓尔生新之处。正统派以外的大量非正统派诗人纷纷学习龚诗，南社柳亚子等人对同光体极尽攻击之能事，个中缘由，难道不能从中透出些许信息吗？

在正统派以外，大量的非正统派诗人群起学习龚自珍诗。这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在学习方法和内容上，却不能一概而论，大多是各取所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有的侧重走阳刚一路，醉心龚诗的“剑气”；有的侧重走阴柔一路，属意龚诗的“箫心”。但也有阳刚阴柔并举，“剑气”“箫心”并学的。学龚诗而呈现出风格的多样化，甚至是截然相反，这应该是主要原因。至于学到什么程度，这就因人而异了。

一、侧重取法龚诗“剑气”一路的

侧重取法龚诗“剑气”一路的，从“诗界革命”的巨子黄遵宪、夏曾祐、丘逢甲、康有为，到南社的代表人物柳亚子、高天梅、陈去病等人皆是。这些人大都是改革家、革命家、志士。他们之所以崇龚，首先是因为龚诗所表现出的思想契合了时代潮流。改革家从中看到了微言大义，革命家从中汲取了凌厉无前的力量，志士从中感受到了奋发向上的热情。诚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力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清代艺术概论》）其次是龚诗雄奇瑰丽的艺术形式适合他们的艺术口味，能够表现意气奋发、摧枯拉朽的时代精神。他们有思想，有热情，也有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段，故所作见新意、有奇变、生异境、除凡近，一些成功的作品能飞腾作势，惊风雨，泣鬼神，在近现代民主革命运动史上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尽管如此，从总的来讲，这一派并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悬的目标：“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界之哥伦布矣……为哥伦布，伟矣，足以豪矣！”（丘逢甲《人境庐诗草跋》）很多人名头很大，成就也高，但往往所作不纯，都难免一“粗”字：

黄遵宪诗：“七绝则龚定庵。……伧气尚存，每成俗艳。”（钱钟书《谈艺录》）

夏曾祐：“甲午以后，喜读章学诚、刘逢禄、魏源、龚自珍之书，又与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文廷式诸人交游，浸淫西汉经文学说，究心微言大义，一度为新派诗”（钱仲联《近代诗抄》）；“喜用哲理入诗，名篇颇多。梁卓如尝举与公度、观云并推为新诗界三杰，其实三人诗皆取法古人，并未能脱然自立……风格固规模前人也。”（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

丘逢甲：“丘逢甲诗也有一些缺点，有人归结为以下几点：粗直、冗滑、肤廓、草率、以文为诗。”（钱仲联《近代诗抄》）

康有为：“定庵之诗，清末以来，为人挦扯殆尽，此数首尤成窠臼。如《康南海诗集》卷二《出都留别诸公》第一首三四云：‘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即其一例。”（钱钟书《谈艺录》）似此则学而未化，几于生吞活剥。所以，钱仲联先生说康有为诗：“主要是缺乏剪裁，不能精炼，读之时有黄河之水、泥沙俱下之感”（《近代诗抄》），实事求是，可谓的评。

柳亚子等南社诸公：钱钟书先生在评价蒋子潇学龚自珍时说：“子潇诗欲为奇丽奥博，终不免伧夫气、村老语，即此三篇，已有效颦学步之叹。然窃定庵诗者，定谳当自子潇始，《新民丛报》及南社诸作者，特从犯耳。”（《谈艺录》）钱仲联先生亦评柳亚子诗“在艺术上还存在着草率粗浅的缺点。”（《近代诗抄》）柳亚子好友林庚白在《今诗选目自序》中云：“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十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亦无能转移风气。”虽评论甚苛，然众口一辞，则不中亦不远。

为什么这一派学龚不是很成功？这恐怕要从龚为什么成功说起。龚之成功我认为有这样三点：一是龚自珍思想深刻且具有前瞻性，这一点在同代无人能比。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他目光如炬，对社会的批判入木三分，反映在作品中，就使其诗具有相当的深度。二是能“豫之以学”。魏源《定庵文录序》曰：“君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廓，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张之洞《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云：“龚自珍经学家，又史学家，又古文家，又经济家。”易顺鼎则云龚自珍为“经学兼经济、舆地家”。（《国朝学案》）渊博的学识，使龚诗具备了难以企及的高度。三是龚自珍至性过人，情感丰富，大量诗作都由情感酝酿以出，故其诗有厚度。这些综合素养是“诗界革命”到南社诸公们所难以比拟的。他们有思想但比较肤浅，有学识但不精到，有情感但流于浮躁。故诗作往往有藻采而欠内质，有剑胆而少琴心，有山呼海啸之势而乏一唱三叹之妙。甚焉者，更等而下之，流为鲁莽灭裂，有意气而无思想，有情绪而无情感，有专辄而无学识。诗而至此，则流为枯骨柴立，血肉全无，若文革时期充满火药味的标语口号式诗歌，当今的部分老干部体诗，渊源所自，皆属此派的云礽。

二、侧重取法龚诗“箫心”一路的

章太炎在《说林》一文中曾评龚自珍：“若其文辞侧媚，自以取法晚周诸子，然佻达无骨体，视晚唐皮、陆且不逮，以校近世，犹不如唐甄《潜书》近实。后生信其诳耀，以为巨子，诚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风。”太炎于龚自珍贬之太过，然所云“少年靡然向风”却是清末民初的事实。龚诗的另一面——绮丽作风、箫心意象确对热情浪漫的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侧重这方面学龚的代表人物，前有苏曼殊，后有郁达夫。

1、苏曼殊

郁达夫在《杂评曼殊的作品》一文中说：“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已亥杂诗》，而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的。所以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钱仲联先生亦说他的作品佳处不可没，好的作品“皆风神绝世，柳亚子所称‘却扇一顾，倾城无色‘者是也。”（《梦苕庵诗话》）两家皆评价确当。曼殊诗的好处虽在此，但曼殊诗的好处亦仅仅在此。他缺乏深刻的思想，学识也并不精博，这两点都无法同龚自珍比。所以他的很多诗，只是点缀一些字面，表达一种浪漫情调，而内无骨干，外浮绮色，味道不厚，境界不阔，尖新，轻薄，多才子气。钱仲联先生谓其“多皮傅定庵靡靡之音”、“嫌其妖冶”（《梦苕庵诗话》），诚不为空穴来风。他虽继承了龚诗的某些好处，但也放大了某些劣点。他是把龚诗“箫心”一面推向极致的代表人物，所谓“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这还能算好诗吗？所以郁达夫说：“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然而决不是大才。天才也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杂评曼殊的作品》）这自是论定曼殊的不易之论。

2、郁达夫

郁达夫同龚自珍一样，学诗均从吴梅村入手，并终生受吴影响。他亦学龚诗。《自述诗十八首》之一自注云：“仁和龚王瑟人有《已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余颇喜诵之”。他亦好集龚诗，如《集龚定庵句题（城东诗草）》。他对龚诗研究亦深，且颇能道出特点：“做诗的秘诀，……我觉得有一种法子，最为巧妙，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近代诗人中，唯龚定庵，最擅于用这秘法。如“终胜秋燐亡姓氏，沙涡门外五尚书”，“近来不信长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只今绝学真成绝，册府苍凉六幕孤”，“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梦断查湾一角青”，“自障纨扇过旗亭”，“苍茫六合此微官”之类，都是暗用此法，句子就觉得非常生动了”。（《谈诗》）故他对龚诗的认识超过曼殊，认为“龚定庵以瑰奇突兀的格律，幻妙奔腾的诗句，唱出新调，道咸以来，诗风又为之一变。”（《郁达夫文集》卷六）虽然如此，他自己所作则既不“瑰奇突兀”，也不“幻妙奔腾”。为什么？这是因为他所称述的主要是龚诗“剑气”一路，而其本人所取法的乃是龚诗缠绵悱恻的“箫心”一路。他学龚比曼殊要质实，较有内涵，曼殊是绮而且艳，他则绮而不艳。但总的来说，是处处能看到龚诗影响的。郁达夫最独特的，是模仿龚自珍的名士风度。诸如游山玩水，醉酒，品茶，牢骚，甚至征歌选色，在他的诗中处处都看得出来。但龚的名士习气是对现实苦闷、政治失意后的一种发泄，一种自嘲，一种玩世不恭，而达夫则遗神取貌地包装为一种诗化的生活方式。郭沫若曾引李初黎的话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见郭著《论郁达夫》）应是有道理的。所谓名士痛饮酒，读《离骚》，龚自珍是酒外有意，《骚》中有心，其名士牢骚包含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而达夫则只是痛饮酒，读《骚》图遮眼而已，其名士牢骚大多流于口头禅，成为显示其名士身份的特殊符号。故郁诗虽有风致情韵，但少的是龚诗的沉郁悱恻，他并没有在实质上光大龚的成就。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年轻人在沿着苏曼殊、郁达夫的路子学龚。但若没有思想，没有学识，没有阅历，狂花客慧，这种浪漫主义诗风又能走多远呢？

三、走龚诗“剑气”“箫心”并学一路的

前述两派，在传承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内质，很容易趋向一偏。终致雄强流为粗豪，清深流为柔靡，都算不上诗中的上乘。而并重派则要将刚柔冶为一炉，以“剑气”为质，以“箫心”为韵，雄强与清深兼而有之。这一派我们可举出鲁迅为代表，事实上也确以鲁迅成就最高。

记得许寿裳先生曾说过，鲁迅先生青年时代即爱读龚诗，在他所作为数不多的诗中，就有多处借用龚诗所喜用的特殊语汇，尽管这些语汇并不是龚氏所发明的。如

“秋肃”与“春温”：

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龚自珍《哭郑八丈》）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鲁迅《亥年残秋偶作》）

“猩红”：

眼前谁是此花身，寂寞猩红万古春。（龚自珍《题红蕙花诗册尾》）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鲁迅《无题》）

“破帽”：

乡音哗謇謇，破帽恻吾吾。（龚自珍《哭郑八丈》）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鲁迅《自嘲》）

即此可见龚诗对鲁迅影响之深。

那么鲁迅学龚诗成就最突出的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一是在诗中能恰到好处地表现直面现实、爱憎分明的感情，使憎不流于骂，爱不流于溺，水乳交融地将“剑气”和“箫心”结合在一起，既深刻又沉郁，骨子里透出一股寒意和诗意，十分地耐人寻味。举七例：

惯于长夜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无题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无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赠画师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二是诗的语言锻炼精纯，做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如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自题小像》）

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赠人二首》）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亥年残秋偶作》）

这些皆能做到刚而不粗，豪而不猛。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无题二首》）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无题二首》）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送赠田涉君归国》）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湘灵歌》）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送O·E君携兰归国》）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偶成》）

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无题》）

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题》）

这些亦能柔而有骨，绮而不艳。

鲁迅学龚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首先得力于他同龚自珍一样，有着逆向的思维方式。魏源《定庵文录序》云：“昔越女之论剑，曰：‘……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鲁迅逆向思维的力度可说是后来居上。传统的一切价值他都要重新估定，对现实的批判更是笔挟风霜，一掴一掌血。故诗作涌动着强大的思想力量而不陷于肤廓。其次，是他同龚自珍一样哀乐过人，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答客诮》），这是鲁迅的自我写照，他既有“兴风狂啸”的刚性一面，亦有“回眸时看小于菟”的柔性一面，故其诗作情感力量特别大，绝对不会流于浮躁、尖新、浅薄。其三，在诗歌学习上，他能取法乎上。鲁迅好《庄》、《骚》，喜陶，亦不薄三李，于唐传奇尤有研究。试看其所作《唐传奇集·序例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虽为散体，而寥寥数语，瑰丽奇警，神合定庵诗境。所以，智过其师，法龚自珍之所法，是鲁迅取得高度成就的又一重要原因。

鲁迅学龚，是真能得其精髓，且有其长而无其弊。所惜他只是余事作诗人，作品数量太少，且无挥霍风云、驱遣雷霆的大篇，故未能宏开大局。不然，现代的诗史将会怎样来写呢？走笔至此，不禁作天际真人想！

结语

以上，笔者从龚诗“剑气”“箫心”意象切入，以作品鉴赏证诠为导体，从诗歌风会流变迁转上，来钩勒龚诗的传承脉胳，试图使近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这重要的一脉能彰明较著。能否达到目的，不敢自信，敬请海内通人方家有以教之！

二00九年二月

参考书目

（1）《龚定庵全集类编》中国书店

（2）《龚自珍全集》王偑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3）《龚自珍已亥杂诗注》刘逸生注中华书局

（4）《龚自珍选集》孙钦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5）《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6）《康有为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7）《苏曼殊全集》柳无忌编中国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