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地区何以人才辈出？

两院院士增选刚刚结束，在历年当选的院士中，江浙籍的院士高达三成，远远超出其他省份。青塔两天前也对各省60年来的院士当选情况作了分析统计，江苏籍的两院院士多达450人，浙江籍的多达375人，而其他省份的则没有一个超过150人。有兴趣的可以关注青塔微信公众号查阅。为何江浙盛产院士？为何江浙一带人才辈出？来看看《文史参考》的评述。

从状元之乡到院士之乡

唐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了416位状元，江浙占了114位，素有“状元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的202名状元中，仅苏州地区就有35名，占全国的17%。范仲淹、钱谦益、沈括、龚自珍、徐霞客、顾炎武、王阳明、黄宗羲、吴敬梓、章太炎、罗振玉、翁同龢、张謇、蔡元培等名家鸿儒都出自江浙。

1684年，康熙帝南巡，面对江南大小官吏，皇上吟出“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表达了对江浙经济、文化地位的赞叹。也难怪康熙由衷褒扬，有清一代，不论是文人学士还是达官显宦，按籍贯排名，江浙两省都凌驾于他省之上，总数占到全国的半数左右。

清末太平天国兴起，长三角战乱频繁，江浙文运稍衰，湖湘、岭南两地后起直追，走出了一大批扭转历史走向的军政领袖和文化人才，但整个19世纪，湘、粤仍难与江浙抗衡，直到20世纪，江浙在中国文化学术领域的霸主地位从未动摇。

这从新中国建国前后两批院士的区域分布即能看出端倪：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类，基本上汇聚了当时学界的顶尖人物，其中，江浙籍35人，占43%。1955年公布的中科院64位学部委员中，江浙学人25人，占39%。

1955年以来，仅杭州高级中学就走出了47位院士，包括：马叙伦、陈达、陈望道、陈建功、潘天寿、徐匡迪……而在浙江科技馆展出的中国科技史上泰斗级人物，更是超过350位，包括竺可桢、钱学森、茅以升、严济慈、苏步青等在内，他们的名录镶满了科技馆的十几面墙。

战乱成就江浙

为何江浙一带易出名人？这与我国自唐朝以来经济中心从北向南迁移有关，随着大量的北方人南迁，文化中心与人才中心也随之向南推移。

我国古代最早开发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古代政治经济中心，自然也是人才文化中心。东汉以后，北方频繁的战乱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人口大量南迁。唐代，由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北方有所恢复和发展。然而，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在黄河流域爆发，北方又陷入战乱之中，经济中心由此开始南迁，导致第二次人口南移。直至北宋灭亡，南宋定都杭州，将北方大部分人才带到了江浙一带。这时江浙一带，各类官私学校的数量在全国居于前列，而当地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也大大高于其他地方。由于宋朝以文立国，重文轻武，再加上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使当时的科举考试盛行，读书人地位增高，沿及明清，有些人为此甚至走火入魔。比如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人口大规模南迁，为南方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人才。大量来自北方的精英人物，加上江南地区优越的开发条件，优势就显现出来。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南北方之间人才数量的对比更加悬殊，地域人才集团的分布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人多地少 读书谋生

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百姓日益富裕，人们不再为饥荒所困，人口大量增加，出现了人多地少的趋势，人们除了耕种土地外，读书成为另一种谋生手段。在传统的农耕背景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会为整个家族带来很多好处。这使得经济条件好的家族不遗余力保证子女读书，考得功名，以光宗耀祖，增加家族的优势。鼓励孩子读书就成了一种风尚，所谓“耕读传家”就是这个道理。经济发达，教育的投入也增多，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增大，成才的机会也多。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此外，江浙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毗邻大海，水网密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江山秀丽、美景众多，为财力和智力的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相比之下，像青海、宁夏等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环境恶劣，人们生活普遍穷苦，因此他们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读书人自然不多。青、宁地处黄河流域的源头，距中原文化、长江文化较远，且长期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当地的教育投资势必不如其他省区。另外，青海和宁夏解放时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仅为6.7%，人口密度低，产生院士的几率自然也就低。

家学传承，同乡提携

江浙地区历史上即以家学渊源著称，很多院士出身书香门第。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当推钱家。这个家族在最近100年间，先后出了一位诺奖得主钱永健、二位外交家、三位科学家、四位国学大师、五名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十八位两院院士。钱学森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

另外，江浙人极重同乡情谊，不论是经商、做官，还是切磋学问，都极力帮衬，相互提携关照。这种同乡之间的相互提携，给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很多机会。明清时期，无论科考还是当官，拜同年、拜乡谊的风气贯穿始终。到了民国初年，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后，在他的提携下，江浙学人尽据要津，形成了把持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垄断局面。当时的教育部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三位参事、两位司长，都籍隶江浙两省。

蔡对浙江同乡的关照提携，在鲁迅身上可见一斑。1912年民国肇始，蔡元培作为革命元老出任首任教育总长，而鲁迅正待业在家，蔡元培即伸出援手，聘鲁迅任职教育部，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教育部官员生涯。1927年，鲁迅离开教育部后，与许广平来到上海，生活一时没有着落。蔡元培时任政府大学院院长，特意为鲁迅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美差——鲁迅既不用从上海到南京上班，也不必作任何研究，月薪高达300元。鲁迅前后拿了4年多薪水，共计14700元大洋，有人折算，约合黄金490两。后来，鲁迅因在该岗位上“绝无成绩”而遭大学院裁撤时，蔡元培还替他说情，设法阻止。以兼容并包著称的蔡元培，能容忍绍兴同乡鲁迅虚领4年薪水，却容不下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狎妓行为，背后原由，难道与陈出身安徽，而非浙籍有关？

招生限额，百里挑一

自从唐代以后北方战乱人口南迁，江浙一带形成了深厚的习文重儒的文化氛围，改革开放后，江浙因地利之便而开风气之先，大力加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与中西部相对封闭的教育环境比较起来，继续保持着领先的人才优势。现今，江浙地区的教育资源和生源素质都好于北方。近日北大公布校长实名推荐的中学名单中，以江苏为最多，表明我国的基础教育重心依然在这个地区。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国家在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上通过限定名额来避免过大差异。其实这种办法自宋代起就有了。宋代规定了各地举人的名额，因为江浙一带考生众多而名额与其他地区相差不大，最后就产生如欧阳修所说的那样，东南“百人取一人”，西北“十人取一人”的现象。明清的举人选试分为南北卷，不管有多少人进入省级考试，最后选择的时候各地人数差不多，避免地区差异太大。

这些政策客观上也给江浙的读书人造成了更大的压力，逼迫他们更加努力读书，这也许是此地人才辈出的另一原因吧！

【本文选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