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卷浑同岭上云——谈六朝至唐宋印章的艺术特征！

六朝以后，印章艺术开始走下坡路，到唐宋进入“沉沦”、“晦暗”时期，这是印学史上的传统认识。清代的篆刻家、评论家有不少论述，喜欢用铁钉代刀的篆刻家蒋元龙认为““摹印由来溯汉秦，法流唐宋渐沉沦”.《印人传》的作者周亮工认为“唐宋元无印章”。桂馥说：“摹印变于唐，晦于宋”，众口一辞，这时唯有西冷八家之首的丁敬敢于反潮流，逆众议。他在《论印诗》中写道：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土云。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丁敬能站在“篆刻思离群”的积极求变立场上，反对墨守汉印，主张突破创新，从中看到了六朝以来印文如岭云舒卷变幻的妙处，肯定了唐宋印篆有它屈曲盘旋的艺术美，没有把唐宋印章贬得一无是处，这是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一种看法，在当时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艺术之路在于开拓、探索、创新，如果只会亦步亦趋、墨守前人陈规，势必将艺术引进死胡同，魏晋以后，由于文字从隶书演变为楷书，纸张代替了简策，以及钤用方法、范围的变化等。印章的文字、形制、钮式、大小、材料、用途等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魏晋时期的印章与汉印相去不远，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印文渐趋草率，布局随意不经心，如果说汉印的总体风格是端庄厚朴、匀称方正的话，那么魏晋印章的风格就是峻利劲挺，舒放自然。到南北朝时官印印面逐渐加大，一般都是凿制，文字和刻工都更加草率，逐渐丧失了汉印制作精美、文字端庄厚朴、结构谨严的风格。到唐宋时期，已与秦汉印章大异其趣，主要有以下变化：

文字的改变。从六朝以后，汉字从秦篆汉隶演变为楷书、行草书，印章文字也因时而变，从先秦汉魏的古文、小篆、缪篆演变为唐宋的九叠篆文。唐宋官印大多采用九叠篆，所渭九叠篆，就是线条多次曲叠的篆文，倒不一定实指九叠，古人以九表示数之多。九叠篆是在小篆的基础上将线条延伸折叠、任意弯转，以求匀称地填满印面。至于折叠次数的多寡，要根据印文笔画繁简设计，有五、六叠，也有十叠、十一叠，甚至多到十五、十七委的。采用九叠篆，与当时印面加大有关，印文疏密杂处，很难布局，为了达到匀称美观的目的，就将笔划少的文字线条屈曲折叠、做到间距相等，填满印面，这种手法符合实用规律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九叠篆官印都作朱文，盛行于宋元，为明代、清代早期的官印继承使用。

应用范围的改变，印章在唐以前主要用作封泥和佩带，作为凭信和权益的表征。汉代以前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简赎，印章用于封检，为了使封泥上的字迹醒目。多阴刻白文。汉代发明了造纸，东晋桓玄帝时下令“以纸代简”，到隋唐时纸张完全取代了竹木简牍，印章开始用印色钤印在纸上。在纸上钤铃印，白文印章不如朱文印章清楚醒目，随唐时官私印多改为朱文阳刻。这个时期，私印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印章与文学艺术相结合，出现了书画署名、鉴藏、考订、斋馆、别号、诗词、成语印等，实用性的印章逐渐向篆刻艺术过渡，印章与绘画、书法、诗词相映成辉。形成东方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

印面和印钮的改变。秦汉时印章受小块封泥的限制，印面一般在方寸（2.3厘米见方)左右。隋唐印章制度趋于复杂，以印的方长厚薄、印面大小，区别官秩品位的尊卑高低，官印趁变越大，一般在5. 6厘米见方左右，大的有10厘米以上，甚至13厘米见方的。边框与印文粗细相比，逐渐加宽，宋代官印几乎全用宽边。隋唐以后由于印章体积变大，不便于佩带，对印钮的形制已不讲究，大多为鼻钮，有的制作成柄形，植于印背正中，便于手握钤盖，后代印钮均仿此形制。

唐宋官印仍用铜印，但往往在印背或印侧镌刻年月和掌铸官名。私印印材渐趋多样化，隋唐时代官印传世很少。唐代印章制度规定废印上缴，由礼部员外郎收缴后，先在厅前大石上碎其字再销毁(见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目前能见到的隋代官印有“广纳府印”等几枚印章，书体近小篆，文字工整但有所增损，不合六书之义，此印凿有隋文帝开皇十六年铸造的款识。唐代官印有1973年新疆吉木萨尔县出土的“蒲类州之印”等。隋唐以后的官印由于传世实物少，清代以前的印谱都不收录，清代以后印谱有少量著录。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收唐以后官印100多方，但仅有考证而无印文；民国初年罗振玉著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问世(录印280多方)，这才有了专书著录。宋代官印流传较多，大多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真伪难辨，宋代私印传世极少。

解放以来，科学考古出土的汉印较多，唐宋印章很少，特别是宋印更为稀少，在南京江浦县、浙江新昌县等处出土过可数的几方宋代私印。宋代官印有一次重要的意外发现，1978年浙江嘉兴地区开挖排涝工程，在橄浦镇内东南角、古水军寨地下2. 4米处，挖得宋代铜官印9方，除一方是北宋元伪年间禁军基层将领的印信外，其余8方都是南宋水军各级将领的印信，9方官印印面为50×54毫米见方，采用九叠篆式印文，多数文字草率，印文填满印面，大多数宽边，印背上有铸印年代和铸印机关名称，印文全部是阳刻朱文，印背上有方柄，并标有示意印面正反的“上”字，这9方印现存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是研究南宋军事、政治、历史、地理的重要实物资料。辽、金印章继承了宋印特点，不同之处是采用少数民族文字。

总起来讲，唐宋官印采用阳刻朱文、文字趋向九叠篆，印面特征为大满宽。大，指印面逐渐增大，秦汉官印尺寸较为统一，在2至3厘米见方的范围内；南北朝时印制渐乱，少数官印已大至5厘米、甚至7厘米见方；到唐宋时代已出现不少10厘米见方的官印。满，指印文挤满印面。魏晋官印基本上保留着汉印风格，一些印章与汉印很难区别；到南北朝时渐趋草率，篆文往往不合六书，而且布局随便，但有疏有密；到唐宋印面文字与汉印的缪篆已迥然不同，笔划盘曲伸展，均匀折叠，有的笔画反复折叠七、八次、甚至十来次，使印面不留空间。宽，指印面边框宽厚，汉官印大多没边框，唐代官印完全用朱文，都有边框，印边与印文笔划粗细差不多；到宋代官印，边框一般都比印文宽粗，有的甚至宽到五六倍。

唐宋官印由于采用九叠篆，风格趋于纤巧，印文挤满印面，丧失了秦汉印章雄劲拙朴的特点，缺少秦汉印章分朱布白、离合有伦的风格。唐宋官印采用的九叠篆，没有“墨守汉家文”，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是印章文字改革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对后代篆刻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唐宋官印形制的笨重粗劣，文字的板滞僵化，特别是有许多篆文不符合六书，线条作不必要的盘旋缭绕，确实是唐宋官印的弊病，在印学界形成了“印畴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朱简《印经》)的普遍着法。

唐宋时期，习惯上被人们称为印学的“沉沦”、“晦暗”时期。印章在秦汉盛极一时，在元明清再次振兴，而唐宋则处于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但唐宋印学在晦暗中有曙光，在低谷中有奇峰突起，这就是“文人印章”的出现，对实用性印章过渡到篆刻艺术，起到了关键性的转折作用。从唐宋开始，一些文人出于寄兴、鉴赏、收藏和书画创作的需要，制作了一些不是单纯作为信物使用的闲章，如书画署名印、别号印、斋馆印、成语印、鉴赏印等，逐渐使印章与绘画、书法、诗词融为一体，书法以用印章而添风雅，绘画以钤印而增光色，图书以有名人鉴赏、考订印而价值倍增，这些印章已跳出了一般的实用印章范畴，进入了艺术印章的项域，成为唐宋印章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用别名字号入印始于宋代。宋代的文人雅士为适应创作的需要。制作了别名字号印。名重一时的文学家欧阳修有“六一居士”印，以有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的一老翁自居，表达自己的兴趣所在和抱负。苏询有“象山人”印，苏轼有“东坡居士”印，苏辙有“子由”印，黄庭坚有“山谷道人”印，辛弃疾有“六十一上人”印，把“辛”字分解为“六”“十”“一”三部分而成。宋代末年词坛领袖周密有“公谨父”、“齐周氏”二印。北宋著名书画家、“宋四家”之首米芾有“祝融之后”、“火正后人”印章，直接用古人典故入印，祝融为上古火正，即后世所谓的火神，后人认为祝融是楚国始祖，而米姓出于楚，米芾即以“祝融之后”、“火正后人”自称。这种隐姓的字号印，在宋代出现不少，表达文人的一种雅兴，甚至影响到朝庭深宫。如宋哲宗时代的丞相司马光有“程伯休父之后”的印章，据《史纪·太史公自序》，周宣王时曾任命程伯休父为司马，后人以官名为姓氏，所以司马光以“程伯休父之后”自称。宋高宗的后妃刘氏，很有书法造诣，也有“闭关颂酒之裔”印章，指自己姓刘，“闭关颂酒”指西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因不满现实，闭门不仕，纵饮放诞，作《酒德颂》一文闻名一时。一个深居宫闱的后妃。却以刘伶后裔自居，可见当时文人风气的影响之大。冯念祖有《论印诗》记载此事：

雕虫篆刻亦穷形，心性从知特地灵。

闻道名闺多放诞，闭关颂酒学刘伶。

斋馆印兴起于唐代。据说起于唐代大臣李泌的“端居室”一印。以后被文人学士墨客骚人纷纷仿效。据宋代史籍记载，宋代的文人学士几乎都有斋馆别号印。司马光有“独乐园”印；赵令畴有“得全堂记”印；王诜有“宝绘堂”印；米芾有“宝晋斋”印，薛绍彭有“清秘阁书”印等。朱修能《印章要论》说：“堂室印始自唐人”；朱象贤的《印典》说：“宋承唐制，……”文用斋堂馆阁等字，校之汉魏，大相悖矣矣”。斋馆印一般用作收藏、鉴赏书画使用，也用于自己的书画作品，给书画增添了光彩，在今天看来，也增加了书画的价值。

鉴藏印盛行于宋代。据文献记载，唐代以前已有鉴藏印，但目前能见之于书画的鉴藏印大概要算唐太宗自书、由玉工琢成的“贞观”二字的联珠印了。稍后，有唐中宗“神龙”年号的鉴藏印和唐玄宗的“开元”长方形小印。这些印钤盖在御藏书画上，但由于年代久远，已真假难辨，五代南唐内府的书画鉴藏印，传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院御画印”三印，到两宋，在书画上钤盖鉴赏印己盛行，例如，宋太祖有“秘阁图书”印，宋徽宗时有“御书”的朱文方带长形印、“御书之宝”印、“宣和中秘”长圆形印等，这时的内府书画上常有“七玺”的鉴藏印，即“御书”葫芦形印；“双龙”圆印和方印，“宣和”联珠印；“政和”长方印；“宣和”印；“政和”联珠印；“内府图书之印”。除后一印是九叠文外，前六印均为圆朱文。南宋高宗时内府鉴藏印有“稀世藏”印和“绍兴”联珠印，以及“内府图书”、“机暇清赏”、“机暇清玩之印”等多方。金章宗明昌时代内府也有“七玺”，和宋徽宗时的“七玺”一样同为鉴藏印章，而且在书画卷上钤盖的部位都有一定的地方。宋代私人制作鉴藏印也蔚然成风。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有“佩六国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之裔”、“墨豪”、“武乡之记”等朱文鉴藏印，米芾有“楚国芊姓”、“米姓之印”等多枚鉴藏印。这些古代书画上的鉴藏钤记，使我们看到了这些珍本、善本的流传保存情况，也提供了鉴别其真伪的依据。

书画署名印也起于宋代。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对宋代国画的题款和用印有较详细记载，例如“郭熙画于角上有小熙字印”，南宋擅长画梅的扬补之，在画上有“署款‘补之’二字，有‘清夷长者’白文印，‘江右扬补之’朱文印”等。朱象贤的《印典》记载，宋徽宗在他的书画上既押字，又盖印；宋高宗却常在自己的书画上钤盖“太上皇帝之宝”、“德寿殿宝”、“御府图书”等印。南宋书法家、被誉为米芾第二的吴琚常在自己的作品上使用“云壑主人”一印。明人张丑在《清明书画舫》中提醒世人说：“今世有米体用云壑印者，皆吴手笔也，鉴家不可不知耳”，要人们注意别误认为是米芾的作品。宋代不但在书法图画作品上用署名印，并开始用引首压角印。在书画的题款上盖印，或用引首压角印，既可作为书画家手笔的凭证，又借助印章红色与墨色形成强烈对比，使之构成一幅平衡和谐的艺术品，使作品增加了无限的情趣。

诗词成语入印也始于宋代，对后代篆刻艺术的发展影响极为深刻。宋代婉约派词人领袖兼音乐家姜夔开了这个先例。姜夔自号“白石道人”，一辈子没当上官，却以古代两个大官自比，制作“鹰扬周室，凤仪虞廷”之印。“鹰扬周室”取自《诗经·大雅·大明》诗，说的是姜太公吕尚像雄鹰奋起，在周朝大展雄才的故事；“凤仪虞廷”出自《尚书》，指舜的乐官夔牙制作箫韶乐曲，使凤凰来到虞舜的朝廷起舞。姜夔用这两句诗词成语暗寓自己的抱负和姓名。这种印章从内容上和实际使用上看，都没有信物作用，只是文人雅士的玩物而己。南宋权相、著名的卖国贼贾似道也曾附庸风稚，不但有“秋壑图书”的鉴藏印，还用成语入印，制作了“贤者而后乐此”的闲章。沈心房根据两人的人品德行为，在《论印诗》中作了褒贬，附录于此：

“姜夔有一印云：鹰扬周室、凤仪虞廷”，以隐其姓名：

遥想风流白石郎，凤仪却好对鹰扬。

高情游戏昭千古，印入丹砂名姓香。

贾似道有“贤者而后乐此”一印，自后相沿，多刻成语：

镌雕成句太纷拿，填箧充囊古意诬。

回首当时谁作俑，拘文秋壑厚颜无。

这种以诗词成语入印的文人游戏对后代影响很大，到明清时代各类型闲章已到了“太纷拿”的地步，它们完全不符合历代实用性官私印章的“古意”，成为独树一帜的文人艺术。至于说道这是谁“作俑”的问题，从现有资料看，厚颜无耻的秋壑仅仅是效仿者，宋代以前已有诗词成语印，只不过不像宋代成为一时的风气，并对明清闲章的兴盛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