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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会承认世上没有罪人 ——苏联文学对战争的反思 1953年到1961年，俄国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用他生命里至关重要的八年，完成了一部七十余万字的作品——《生存与命运》。在这期间，除了倾尽的才华和留下的一沓文稿，他没有朋友。完成文稿的第二天，他来到《旗》杂志编辑部，他的手稿被唯恐被它牵连的编辑们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接着，就是搜查、收缴和被禁。
几经波折，《生存与命运》终于在1988年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与苏联读者见面，它的出版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苏联学者称为“堪比《战争与和平》”。2012年10月，小说同名改编的电视剧《生存与命运》在俄罗斯播出，跃居收视率榜首。
在对纳粹集中营工作人员的描述中，格罗斯曼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这些人的凶残和冷酷，反而从他们的心理活动来讲述身处一个杀戮无数的职位是种怎样的感受。有人不情不愿，也有人干得有滋有味。在一个极权社会，在国家的强权、暴力和意志面前，人被命运推搡着前行，没有选择。 1 掌管毒气室、毒品仓库和焚尸炉的监察队宿舍里又暖和又安静。 同样也为长期在一号工程干活的囚犯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每张床铺旁放上了一张小桌子，桌上放有盛开水的水瓶，简易木床间的过道上铺上了粗地毯。 为毒气室服务的工人们被撤销看管，他们被安置在专门的屋子里吃饭。监察队的德国人按照饭店方式就餐，每人可以为自己点菜。他们领取的补助工资几乎比在战斗部队服役的同级军人多一倍。他们的家属享受住房优惠、最高的食品供应标准和从遭空袭地区首批撤离的权利。 士兵罗泽在观察孔旁值班，当一个过程结束，他就下达口令，让毒气室卸货。此外，他还应观察牙医工作是否认真及时。他好几次向工程头目党卫军少校卡尔勒夫特报告，他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有困难。往往是罗泽正在上面注视放毒气，下面牙医工作的地方已经往传送带上装货。工人们没人监视，就开始趁机欺骗和偷窃。 罗泽不喜欢新工作，虽说他已经习惯。罗泽不习惯大伙对他表示的敬意，这使他激动不安。食堂女服务员们老问他，为什么脸色苍白。自打罗泽记事起，母亲总是掉泪。父亲不知什么缘故常常被解雇，好像他被雇佣倒比被解雇的次数少。罗泽从长辈那里学会了轻盈温柔、不会惊扰谁的步伐，学会了对邻居、对女房东、对女房东的猫、对校长、对站在街角的警察投以亲切动人的微笑。温和可亲仿佛是他性格的基本特征。连他自己也觉得吃惊，他身上的那些强烈的仇恨，他居然能够长期不表露出来。 他来到监察队，只有少校这位会揣摩人心理的行家，理解他那温柔女人般的性格。 观察犹太人在毒气室里如何抽搐，对他毫无吸引力。罗泽对那些喜欢在这里工作的士兵们非常反感。最令他嫌恶的，是在毒气室进口处值早班的战俘茹琴科。此人的脸上一直挂着某种孩子般的特别令人讨厌的笑容。罗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他了解这份工作所有公开和秘密的好处。 每天下班前，仪表堂堂的牙科医生都要把包着几颗金牙的小纸包递给罗泽。这些小纸包只是上缴给集中营管理局的贵金属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罗泽已经给妻子送了两次一千克左右的金子。这是他们光明的未来，是他们实现安度晚年理想的保障。他在青年时代就身体虚弱、胆小羞怯，不能真正地为生活而奋斗。他从不怀疑，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弱者和小人物们富起来。他已经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希特勒政策的好处，要知道他就是个弱者和小人物，他和他的家庭会生活得无与伦比的轻松和舒适。 2 安东·赫梅利科夫有时打心眼里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恐惧，晚上躺在木板床上，听着特罗菲姆·茹琴科的笑声，便觉得惊慌不安，毛骨悚然。 茹琴科那双插上德国人毒气室门闩的手，手指又长又粗，好像经常不洗，当他伸手从盘子里抓面包时总让人觉得恶心。 茹琴科一去上早班，等候从铁道那边过来的长队时，心里便感受到一种幸福的激动。人们排着纵队往前移动的速度，在他看来慢得无法忍受，他老远就扯着尖嗓子抱怨起来，他的上下颚轻轻颤抖，犹如一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一群小麻雀的猫。 对赫梅利科夫来说，此人是令他不安的根。当然赫梅利科夫也酗酒，喝得醉醺醺时也到等候进毒气室的队伍里找娘儿们胡闹。有个通道，通过它，监察队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到澡堂的脱衣间挑选女人。男人总归是男人。赫梅利科夫只挑姑娘，把她领到棚屋的隔间里，半小时后再把她领回来交给警卫。他默不作声，女人也默不作声。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女人和美酒，不是为了华达呢马裤和派头十足的铬鞣革皮靴。
1941年7月的一天他被俘了。他挨过揍他的脖子和头部的枪托，他得过赤痢，穿着破靴子被赶到雪地里，他喝过油渍斑斑的浊水，他从死马身上撕下一片片颜色发黑的臭肉充饥，他贪馋地吞食腐烂的芜菁甘蓝和土豆皮。他只选择一样东西，那就是生存，其他的什么也不想。他曾十几次死里逃生，从饥饿和严寒中挣扎过来。他不愿死于痢疾，他不愿脑袋里挨颗九克重的子弹而倒下，他不愿在顺着腿肚往上涨的水里把自己泡肿憋死。他不是犯人，他是刻赤城里的理发师，从来没有谁把他想得很坏，无论是亲属、同院的左邻右舍、工长，还是一起喝酒吃熏鲻鱼的熟人和在家里玩牌的老朋友。他想，他同茹琴科毫无共同之处。但有时候他觉得，他同茹琴科之间的区别只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对上帝和人，他们以什么样的情感去干活，这重要吗，有的人干得有滋有味，有的人干得并不快活，可都是同样在活。 但他并不明白，茹琴科让他感到惶恐不安，并不是因为茹琴科比他更有罪。茹琴科令他感到可怕的，是他用可怖的天生变态来证明他是无罪的。可他赫梅利科夫不是变态的怪物，他是个人。 他模模糊糊知道，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想成为一个人，最好是选择死，这比赖活着更轻松些。 3 一号工程的头目、监察队队长党卫军少校卡尔勒夫特，终于做到让中心调度室每天晚上交一份次日将要到来的军用列车运行表。卡尔勒夫特就可事先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就他们面临的工作作一番部署，如一列火车的车厢总数和装载人数，根据列车来自哪个国家，调配相应的囚犯辅助人员——理发师、向导和装卸工。 卡尔勒夫特不喜欢对工作马马虎虎，玩忽职守。他不喝酒，如果下属喝得醉醺醺他就大发脾气。人们只见过一次他兴致勃勃的模样。那天他准备回家过复活节，已经坐到汽车上，把党卫军军需官哈恩叫到自己身旁，给他看女儿的照片——大脸盘、大眼睛的姑娘，活像她的父亲。 卡尔勒夫特喜好工作，舍不得白白浪费时间，吃过晚饭，他不上俱乐部小屋，不玩牌，不看电影。圣诞节那天，监察队组织了枞树晚会，演出了业余合唱队的大合唱，吃晚饭时还免费两人供应一瓶法国白兰地。卡尔勒夫特顺路到俱乐部待了半小时，大家看到他手指上还有新鲜的墨水渍，知道他圣诞之夜还在工作。 住在父母的乡村住所那阵，他觉得将要在这里度过他的一生。他喜欢宁静的农村，不怕干活。他想要壮大父亲的家产，但他又觉得无论养猪、卖蔬菜和小麦的收入有多少，他这辈子都是会在舒适宁静的父亲的房子里度过的。但人生多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他到了前线，走上了命运替他安排的道路。仿佛他从农民到士兵，从战壕到司令部警备队，从办公室到副官，从在帝国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到在集中营管理局的运动，最后又在死亡集中营担任监察队长的职务，都是命中注定的。 《生存与命运》剧照 如果卡尔勒夫特不得不面对上天的审判，他将证明自己的心灵是无罪的，他将实事求是地告诉法官，命运是如何把他推上杀害59万人的刽子手之路的。在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百折不挠的党和国家暴力那强大力量的意志面前，他能做什么？谁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是个人，他本该生活在父亲的房子里。不是他在走，而是有人拽着他走。不是他想走，而是有人领着他走。他犹如一个小男孩那样踽踽而行，命运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走。在上帝面前，那些曾受卡尔勒夫特指使干的人和那些曾指使卡尔勒夫特干的人都会这样，或大致会这样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卡尔勒夫特不需要在上天的审判面前证明自己的内心是无罪的，因此上帝也没有必要向卡尔勒夫特承认世上没有罪人。 有上天的审判、国家和社会的审判，但还有更高的审判，那就是有罪的人对有罪的人的审判。有罪的人衡量了极权主义国家的力量，它是无限强大的；这种恐怖力量用宣传、饥饿、孤寂、集中营、死亡的威胁、默默无闻和耻辱将人的意志加上镣铐。但是，人在贫穷、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所走的每一步，经常在受制约的同时表现出人的不受制约的意志。在监察队长的生活道路上，从农村到战壕，从非党的凡夫俗子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自觉成员，时时处处无不留下自己意志的痕迹。命运指引着人，但人走是因为他想走，他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不走的。命运指引着人，人成为歼灭性力量的工具，但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好处，并无什么损失。他了解这点，于是他奔驰而去，可怕的命运和人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他们走的是一条道。 是谁在宣读判决书，并非纯洁无邪、慈悲为怀的上天法官，并非贤明通达、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准则的大智大慧的国家最高法院，并非圣人和正人君子，而是可怜的、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压力的肮脏的罪人，是亲自体验过极权主义国家可怕权力的，失节、折腰、胆怯、俯首听命的人。 他说：“在这可怕的世界上有的是罪人！我就是罪人！” （小说同名电视剧《生存与命运》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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