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在吞并南宋之后，继而向海洋迈出了脚步。原本驰骋在内陆草原上的蒙古人是没有见过大海的。而且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片海洋是吹着湿润高温季风的“热海”。忽必烈的“双线作战”从此之后就变成了同时兼顾陆地和海洋。蒙古的历史在此迎来了划时代的转变。这也是世界上首个以游牧民族的身份崛起的国家兼顾海洋世界的例子。
忽必烈一征日本 两万人被不到一万人打退
历史上蒙古对日本发动了两次远征（日本称“蒙古来袭”）。每次远征都有它独特的背景，其结果也都对日本、蒙古、高丽等国家及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而且这些变化和关系都不是集中在特定的方面或事件上的。这既是“国际事件”，也是“政权间的战争”。这些“国际问题”是与每个国家的“国内问题”相联系的。阴和阳、因和果，各种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并非毫无关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日本和蒙古的关系就如同高丽与蒙古的关系一样，并不是用短短的两次进攻与交战以及其中间歇的休战就能说清的。战争之前、之中、之后的过程中看得见的活动和看不见的意图跨越海洋不断地纷繁交错。从忽必烈最初向日本天皇发出亲笔信（忽必烈常亲自用畏兀儿文字撰写诏令和书信。汉语版本既有可能根据忽必烈的蒙古文原文翻译而成，也有可能是直接由汉人幕僚撰写）到正式向日本开战为止经过了至少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局势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最后终于演变成了战争。在战争结束后，其影响也必定不是短短数日。
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开始了对日本的第一次远征，这也是同年开始的对南宋作战的一环。
至元十一年正月，元大都的宫殿部分建造完毕，忽必烈在新的宫殿里接受了首次朝贺之后，便在同月为远征日本追加钦点了十万人。三月庚寅，忻都、洪茶丘以及原先的蒙汉驻扎军、女真族部队、海军等合计一万五千人受命伐日。正式出征是在同年阴历七月。次日（三月辛卯），忽必烈公布了伯颜及随行的攻宋成员名单。这两场战争之间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据说蒙古舰队包括水手在内共有两万七千人，这支舰队从合浦出发，席卷了对马和壹岐之后进入博多湾，并在那里登陆了。当时已是至元十一年阴历十月。
战斗呈一边倒的形势，日本陷入了被动。蒙古和朝鲜的军队在集团作战上拥有丰富的经验。而日本擅长的是个人与小规模的战斗，并不适用于对蒙朝联军的作战。这可能也算是通过战争形式进行的“异文化接触”。在弓箭军备上，两方也存在差异。
日本的弓是长弓，蒙朝联军的弓是合板强化短弓，后者射程是前者的三到四倍。而长弓跟弩更是不能相比。不过我们并不能考证到底有多少弩炮队投入了战斗。日本的史料记录中出现了“铁炮”，这种能够爆炸的杀伤性武器凭借其夸张的外观和巨大的声响震慑了日本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搅乱敌方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反抗时的骁勇。进攻的蒙朝联军一方至少有超过二万人的有效战斗力。虽然蒙朝一方并不是每个人都直接投入了战争，但是可以说，这么庞大的军队是列岛上的日本人前所未见的。大宰少贰、镇西奉行武藤家族作为日方大将，仅仅率领主要以北九州各地的当地势力组成的军队应战。
虽然日本一方陷入苦战，但也并没有遭受过大败或者处于被歼灭殆尽的境地。日本一方的守卫军可能不到一万，而且作战时也不仅是据守要塞，反而是在空旷的场地进行会战。山东出身的著名女真将领刘复亨在作战中手部严重受伤后撤退。来自大陆的将领们不能不深感日本的强劲。但是被压制的日本军队不得不舍弃掉沿岸的博多和箱崎向大宰府方向撤退。蒙古将这一战记作自己的胜利，自然无可厚非。
进攻的蒙朝联军一方重新在博多湾登船，防止日本一方依靠地利发动奇袭。驻扎在博多湾的蒙朝联军遭受了台风暴雨的袭击损失巨大，于是放弃继续攻击，返回高丽。《元史?外夷传》中记载“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然而在高丽的记载中，这次远征共折损一万三千五百人，立场明显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