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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曾被人误解为不会画画的画家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己也。”说说容易，要做到，连他老人家自己也难。艺术家的一生，最难受的恐怕就是因自己的艺术追求不被理解而遭到羞辱。 关良就是经常被误解为“不会画画”的画家。“这不是孩子的画嘛，歪歪扭扭的，都不像的。”“阿拉屋里阿二头也比伊画得像嘞！”这类看到他的人物画时发出的感慨，屡见不鲜。 关良是中国最早出国学习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家之一。他对后印象派代表画家高更和野兽派创始人马蒂斯情有独钟。他的风景画受高更影响，人物造型则受马蒂斯启发。现代绘画突破了古典写实一味追摹具体物象的窠臼，更具想象力和创造力地造就新的艺术形式。关良从西方现代艺术中获取灵感，并移植于中国戏曲人物画的创作。他的人物画追求的是一种稚拙美，神似美、动感美、构图美。 将西方现代绘画艺术与中国传统笔墨融合，是海派绘画的一大特征。刘海粟、林风眠、关良、朱屺瞻等是最具代表性的。但这些画家后来几乎都遭到同样命运，那就是不被理解。 “文革”中，红卫兵说关良绘画基本功不扎实，叫关良必须从头开始学。他们在弄堂口摆着桌子，命令关良临摹中学生的图画课本。观者如堵，极尽侮辱。 “不以人誉而喜，不以人毁而忧，坦然淡泊”，这是人们对关良的评价。但这位随和的画家，在自己的艺术追求上却绝不妥协。他宁可被边缘，宁可被嘲笑，甚至一度宁可放弃画笔，也绝不改弦更张，以讨好时俗。 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关良正是将艺术当作自己信仰的殉道者。
关良：唯有天真多得意 凡子/文 （《收藏投资导刊》2013年1月人物专栏文章）
在智慧上，我们成年人永远在追求着一种它的更高级形式，即照着最老辣的理性，向着思维的极限往山顶攀登。 人类的进化发展也依循相同的逻辑，要一步一步甩掉野蛮，走向文明。 无论是整体的人类还是单独的个人，因为一直向前，形成思维定势，只愿顺着一条道路翻山越岭走向未来，不分心，不旁顾，更不回头瞅一瞅。 有天半路相遇那并不为智慧滞着、错向行进的人，便忍不住要为他惊呼，生怕他走错了方向。 而在个人性情上，因为要长大，人的成熟仿佛也总是以失去童真为代价。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总是思无邪，知白天而不晓黑夜，唯见人的善却不防人的恶，论大道至简却不知个中实则机巧精密，难免不让人忧心忡忡。 而绘画上呢，如果一个人弃成熟而拾稚拙，弃准确造型而只笔抒其意，我们日积月累的经验似乎又遇上了难题，训练有素的眼睛不知从哪里看起，千言万语更不知从何说起。
这里的问题在于，智慧的成熟有它单一的最高级形式么，如果智慧并没有一种预设的方向，那错向而行可不可以被理解为是另一种别开生面的前进？ 而一个人性情上的天真，是那样一种赤诚的好，对人世有永不厌倦的热忱与好奇心，以美揣物，以善待人，如孩童一样信任世界，那样卓然的勇气，是不是也可以成立？ 而在绘画上，看似笨相的一种拙气，却是最成熟地掌握了西洋油画的人，在微醉地下笔，笔笔要忘却过往已得的规则与定律，画出人在世上自在的天然样，那是不是也可让我们意识到，不滞着于任何表现形式也可以有另一番至高境界？ 多么庆幸，世间真有这么一个人，这样一个艺术家，智慧于他几乎是无为而得，为人的率性天真却始终未变，笔墨之稚拙直画到如入无人之境，那整个的生命性情与状态，可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自我的一个表率，亦是艺术风格之所以自成一家的一个表率。 上世纪之初出生于广东番禺的关良（1900-1986），是民国第一代油画家中极其特别的一位，一身天赋的才华，40年代即已获得巨大声誉，然对我们今天的后辈来说，却几乎算是陌生人。 这或许是他的性情不显山不露水，想不到要在人间留名，又长期被置于不为重点解读的画家对象，我们虽然一路听着他的名字过来，似乎了解他，却又真的不熟悉他。 对他有所了解是我们“知其然”， 只要陈述到民国美术，该读的艺术史段落、该提到的群英人物里，都会反复出现他的名字。 我们“不知其所以然”，是无论读他多少次，“见”他多少次，始终并未深究过他，脑中只有一个隐约的身影，一个概念化的人名，几幅可以回忆起来的京剧武打水墨人物画。 很清楚地记得那样一个印象，对于他的水墨人物，那么简单的样子，下意识中有过惊讶的一闪念，想“小孩子的笔法么”，看过即过了。 原来人与人的相逢，要百转千回才忽然醒悟到本该早点相识；原来看似简单的艺术样式，要经过许多年的自我沉淀才会意识到，它好到那样无形，以至于是失语的。 将这种失语切换成有声图像，将静止的画面一页页翻动起来，画家关良过往的活泼生命，便在眼前历历展开。
最先令我惊奇的是，上世纪之初的广东青年关良，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那一个艺术青年的出挑模样真是好神气的。 年轻时的关良看上去反而不够天真气，大约是在刚刚起步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有思索世间真理的严肃神态，眼神沉默，面庞清秀，健康的小麦色皮肤，一付酷酷的样子。 也正处在畅开胸怀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时刻，所以大多时西装革履，气质洋派，穿着入时潇洒。 在他早年参加民国革命军北伐、也就是他27岁的一张照片中，他甚至留过长发，扎过小辫，穿过紧身跨栏背心，与今天不羁的艺术青年，并无两样。 原来这个艺术青年出生之时的环境，与完全封闭及封建的家庭很有点不同。他3岁起读私塾，在识字诵读“之乎者也”之外，已开始喜欢照着洋烟盒上的图画绘一绘，描一描。世间最初的色彩之美，是深深嵌入一个孩童的眼眸的。
9岁时关良从私塾转入广东的洋学堂南强公学读书，各样书籍照学，描绘图画的兴趣愈加有增无减。他仍然喜爱收集香烟盒牌子，上面的可爱人物画像与风景一直充当着他的美术启蒙老师。略通诗书的父亲发现他的天赋，喜悦有加，不管束他乱写乱画，且为他买纸买笔，鼓励他玩味他的涂鸦兴趣。 有个小小的细节在此应该提到，10来岁时的关良，其绘画天份已尽为学校与邻居所知，那时他照模照样画出来的人物像，邻居可当月份牌挂出来。 我想他的父亲，正是从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上，看到孩子无与伦比的慧质，才一心要改变家庭的财政状况，用实际行动支持关良早早出国留学。
关良11岁时随全家搬往南京，是父亲反复斟酌后转农经商的一个求生决策，这个决定颇为英明，家境果然由此逐步变得比较富裕，这才有关良出国留学的物质基础。 由11岁至16岁在南京生活的这段日子，少年关良在入读英国圣公会的金陵中学继续受教育的同时，还时常在住下的会馆旁的戏院里听唱戏。他一生痴迷戏曲、爱好描绘戏剧人物，正是此段时间在心里种下的兴趣的种子。 17岁时关良随家兄东渡日本留学，要去学他想学的“一无用处”的绘画艺术而不是当时热门的化学专业。父亲理解他，对此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
关良去日本后，先投身于日本著名画家藤岛武二（1867-1943 )主持的“川端研究所”门下，其后转入中村不折（1868-1943 )的“太平洋画会”，专习素描和油画。 藤岛武二与中村不折这两位日本艺术家都是那个时代的新派人物，曾先后留学法国，所以诸多到日本学美术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与这两位老师打过交道，既学他们的谦逊人品，也学他们的广博才识。在绘画技艺上，中国学生可说是拐了个弯儿，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西洋油画的技术与思想。看关良一生所绘的作品，无论是油画还是水墨，其蔚然大气的金黄色块与洗练放达的笔触，就始终带着我们熟悉的西方印象画派与野兽派的味道。
关良在日本潜心学习了五年之后，于22岁的韶光年华毕业回国，居住于现代气息浓郁的上海，陆陆续续于上海神州女学、上海美专、上海艺大等美术学校执教，作了一个才学俊美的年轻教授。
此段时光，对年少早慧的关良来说，确实是非常无忧的，他不仅从国外学得了扎实的绘画技艺，有了开阔的眼界与美好的风度，回国后且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学以致用──既致他用，教授学生画画；也致己用，每天潜心在画布前，挥洒他儿时最爱的色彩之美。 与此同时，关良与之往来的圈中的大朋友是吴昌硕、王一亭、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这样的艺术与文化名家，同时也与留日留法的同辈人周勤豪、林凤眠、倪贻德、陈抱一、许敦谷等，关系极其密切。这对他深化自己的艺术修养，完整他的天真性情，起到了厚厚的滋养作用。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关良早期的艺术生命，因为国门的开放、父亲的鼎力支持与全心爱护，走得顺畅，成型得大气，越过了多少同龄的人，要直奔他梦想中的绘画与思想的天堂。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与我们熟知的上海画家陈抱一一样，在享受过青年时期的洒脱平顺之后，关良成年以后的全部人生岁月，其命运始终被身后更大的国家命运所左右，既亲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又遭遇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可怕的文革浩劫。那不可抗拒的外患，总让绘画之事成为生存夹缝中的点滴行为；那难以置信却无法回避的内忧，在国家意志与个人尊严之间，更是前者扫荡后者，夹缝里也绝不让他提一提画笔。 人生最想画时不得画，最能画时不能画，一身的才学与充沛的精力要交给无尽的虚空，唯留得一条命在，或如陈抱一那样连命也无法保全，这大约是那个年代的艺术才俊的共同命运吧。 只不过即使是这样一种现实，在夹缝中的短暂的安稳时刻，关良还是凝结了精气神，用好了他的天赋，让自己的绘画到达了他所能为之的极致。
事实上，在他一生屈指可数的几次重要展览中，他的绘画才能总让人们在心里暗暗称奇。1924年他曾与陈抱一、许敦谷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过第一个联展，内中挂出他三十多幅油画，笔触粗放，涂抹淋漓，“似乎毛糙却极有趣味的表现”让讲究精致写实的传统中国水墨人士睁大了惊惑的双眼，却让喜好西方油画的同行一声叫好。而1942年在成都举办的个展上亮相出来的戏曲水墨人物画，纸上功夫悟得之透，用墨自在之高妙，更博得好友郭沫若与众人的高度赞美。 那么这里似乎有一个惊诧，关良留日学成归来，擅长的本是充满现代意识的油画，偏好的是弗拉芒克、马蒂斯那样的野兽派画家的风格，还有印象派光影穿梭的炫目色彩，怎么他会由油画转为画传统中国戏曲水墨人物？他要放弃现代主义的精神而走入传统绘画的领域么。
当然不是的。 原来中日战乱带来的被动生活局面大大地影响着关良的绘画创作。因为物资紧缺，薪金也微薄，要买到颜料画布都成为难事，关良这才灵机一动，想传统的毛笔宣纸这两种工具，大约也能画出他心中琢磨良久的现代水墨新形象吧。 关良如此钟情画水墨戏曲人物是有渊源的，儿时他就是个小戏迷，日本留学时他曾一边画画一边拉小提琴。回国后一有机会就泡戏院、听交响乐，并真正拜师学过唱老生，又学会拉胡琴，抗战胜利后还有机会结识当时红透半边天的京剧名角盖叫天，俩人做了终生的朋友，一个整天唱戏，一个整天画他唱戏，到最后自己也变成了痴迷戏曲的人，不仅拥有深厚的戏曲修养，大段的台戏，竟也可拉可唱可演了。 所以关良那些逸笔草草的戏曲水墨人物，能将老生小生、花旦青衣、武生丑角的身段与架式画到那样活，那样精微，确实是他吃透了戏曲，在每一个细节上下了最认真的功夫才有的结果。 到此时方知，原来早些年认为他的画不过是小儿笔法的想法，是非常无知的。 读关良的戏曲人物画，真的可以读到眉欢眼笑，要忘却正襟危坐的成年人的样子。全因那画中之人，个个笨笨拙拙，线条涩滞，直的不直，润的不润，胳膊儿一时过长了，腿脚儿一时又过短了，脚丫儿上的趾头之类，一律分不清。 美人也不美，脸蛋未见粉红粉白，身段未见窈窕，更未见标准樱桃小口，也没听到环佩叮咚。 可就是那么奇怪，这么单纯笨拙的样子，这样舍润取滞的质朴笔法，一招一式却是如此活灵活现，气韵满眼。孙悟空大战白骨精，那凌空腾挪的气势，是泰山压顶的；武松醉打大老虎，那举起来的铁拳头，是唬唬生威的；贵妃醉她的美酒，娇媚入骨，眼神儿都直了；李太白写他的好诗，那一个扭身即兴挥毫的气度，简直是俊美死了。
他的染墨尤其别致，你不知道他何时染墨重，何处染墨轻，不按程序，只照心情。这个人的胡须儿有可能用了焦墨，刚硬如针，那个人的胡须呢，却轻逸如烟，美髯飘飘；这个人的靴子有可能沉得好像抬不动腿，那个人的靴子仿佛又柔若无物。 但你始终不会惦记他没有遵照规则行事，你只会暗暗一阵阵得意，随着他笔墨下的人物，一会儿发痴，一会儿发颠。 当然，最令人难以抗拒的就是人物们的眉眼儿了，那墨色一点的黑眼珠珠，含笑意、表吃惊、现柔情、意愤怒，分明是勾魂摄魄的神来之笔呀。男人女人一回眸，一勾搭，神态全都出神入化了。 真的，读关良是要忘形的，会想不起自己是男是女，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管它，忘却世间一切，拍案而起，也拖声高喊一嗓：妙~~妙妙~~~~~~~~~呀呀呀！
关良让人“得意忘形”的美妙图式，在理性上，是他个人绘画理论的实现与实践；在感性上，则是他内在的一份挚爱与其天真心性的自然外现。 看关良一生，观关良其人，心真是非常干净的，性情真是非常和气的，仿佛是天真到不作一丝反抗的那种儿童态，却持有着自己独特的智慧，保持着艺术上的纯洁性。 他似乎没有那样直接的苦心经营的企图，只是很自然地遵照着内心的律动，把他爱听的与爱看的，合二为一融化在画布上。 我们认为的所谓他在苦思冥想的民族性，或返身借鉴传统画家中的八大或梁楷等等那样的行为，都极有可能是一种美好想像。或者孩子般天真的关良，正因没有那么重的文化包袱，才能沉浸在他简单的世界里，让画面变得如此不简单。 那么“不像”就是不简单么，那自然也不是的。
须知我们画画之人，最初是要训练技法的，要刻苦走过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画得像”永远是前行路上的灯塔，不然无理可循，无法可依。
等到山是山、水是水，人物是人物、花鸟是花鸟，世间万物活灵灵生发于笔端时，大多的人就停在精妙的山头始终玩味自己的真本领了，也因为画到如此之相像，旁人要作解读与欣赏，几乎不费功夫。你之所画即为我之所见，我当然心领神会。 但也偏偏有人在“很像”的山顶四面旁顾后，又被另一种想突破原有规则的本能所激励。我是不是可以画得不那么像？我是否可以从像中，多生出自己的一些新气象来？ 这新气象，因为要超脱原来的“像”，所以它是凭空的。而我们晓得，从“有”里画出“有”来，颇易；从“无”里画出“有”来，那是真难的。 而关良，真的从“无”里画出了“有”。
收笔之际，有个疑问如一片小白云，飘来思绪的上空：关良是活过艰难岁月的老人，他真的是儿童那样的天真无思么？ 翻阅他一生所绘的作品，除了精妙绝伦的戏曲水墨人物，其它风景有，花儿有，佛像有，神仙有，甚至女人的裸体也有，油画水墨即兴更替，各各参杂。凡皆此类作品，色彩无不斑斓娴熟，自在汪洋，溢满着他内心的一片明亮快乐。 然而要稍加留意，会发现其中有少量沾染时代气息的主题性绘画作品，如讴歌人为意志的改造农村、工厂炼钢、山乡农忙等，一旦涉及，其笔头立即规矩起来，画面忽然黯淡下来，好似他正皱着眉头举着笔，郁郁着，不知如何下手才好。
这些画的技巧仍然是完美的，好看的，但是他的个人意识已经抽离，他的气息已经跑掉，他最爱在画中挥洒的那片明亮的欢悦心情，在这些作品里已荡然无存。
他的沉默的抵抗，他的无法说服自己，他的厌倦与不配合，他的良知及他固守的智慧，鲜鲜然都在纸上。 他终究是看上去天真、实则成熟的一代大家啊。 品读关良，我们知道智慧其实是无处不在、不必埋头一直往前追赶的。试着往左向右，甚至返身温习，智慧的无限辽阔，我们是要深深惊讶它的尺度的。 而一个人的绘画之路，他的纯真气息，也完全可以想其所想、感其所感，不求思旁人之迹，不必与谁雷同，不怕时人一时的迷惑不解，只倾听自己心底最本真的那个声音，便有勇气自成一派的。
上海苏州河（布上油画 39×54cm 约1970年）。此时的关良已很少画油画了，又在压抑禁声的年月里，大约是想回忆一下青年时期的美好，以简约而闪耀的笔法，画了上海外白渡桥的一景。
广东造船厂（布上油画 66.3×91cm 1961年）是非常年代的作品，要讴歌政治主题了，笔头便僵硬起来，拘拘束束的，郁郁的。但他的功底在，在尽量着把画画得好些。
以一幅最美的打虎（布上油画 63×52cm 1979年）作文章的收尾。此时中国已结束一段残酷的历史，春风略有吹拂，晚年的关良心中一片明媚，画面也因之显得轻快而明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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