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的病与文科的命 周泉根 2015年4月6日，太平洋彼岸的《高等教育纪事报》刊发了英国著名西马思想家、文化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一篇时文：《大学正在慢慢死亡、为了学费不顾体面》。文章开篇就以其一贯犀利讽刺的文风、漫画式地刻画了韩国某高校校长CEO一样的做派，并由此摊开，开门见山地亮出了如题的观点：“从开普敦到雷克雅未克，从悉尼到圣保罗，一件就其自身来说比得上古巴革命或者伊拉克入侵那样意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展：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大学慢慢死掉了。” 他将这一巨大的文明整体性症候直接诊断为“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那目中无人的优先权”。具体表现为大学运行和管理的资本化、行政化和数字化：“代替学者的，是层级式的管理，大量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主义：青年教师是小小的勤杂工……资深教授现在是高级管理人员，空气中弥漫着审计和会计的话语。”“官僚的大量增加，是由一种管理思想的盛行和政府评估工作不懈的索求而引起……脚注密布的文章受到政府检查官的青睐”。 对照不久前蒋寅等在《文汇学人》发表的《表格等身的中国文科学者，谁来拯救》、《报销恶梦》等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语境下，中西高校的里子何其相似乃尔!伊格尔顿本人在几年前就因为“有人指望我像一个CEO那样去做事，而非一名教授”而辞掉了牛津大学的尊贵教席。可谓用行动表达了对资本时代的鄙夷和厌恶。 中国古代有“逃禅”一说。但资本治下，普天之下也莫非王土，伊格尔顿其实逃无可逃，最后只能拿起笔重重地记下这一历史趋势，就像中国已经中断了两千年多年的先秦史官传统，只在笔法上显示着道统的执拗。文章借着微信朋友圈的传播效力，迅速在大洋此岸广泛传阅。 作为一个东土南涯不起眼高校的一线教师，却也毫无例外并无二致地裹挟在这个大学人文精神历史性衰败的趋势之中。一年前的元旦假期，也就是在盛大文学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联合创办文学策划与创作本科专业之后的一周，一家独立媒体郑重其事地对我做了一个访谈。我对这个专访所旁涉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 访谈的核心问题是中文教育与吃饭问题、市场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大学中文系何为、何用、何去、何从等诸多问题的问题集。问题主体又牵扯到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社会市场等诸多当事方。在我看来，要清理这些问题，得先分清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明传承批判与文化创造推广、人生存在生命体验的艺术化与生存状况生活形态的经济化等等概念。不能将这些问题不加区隔地捆绑在一块后，再责成中文系教育趋时应世、服务社会。只有一组组概念分置了，大学中文系才能免于该免于的起诉，从而担起该担起的责任，不至沦为催人奋进的庸俗成功学。 一直没得时间好好清理以上问题，今天为伊格尔顿近乎谤文加悼词般的文章所感发，想把当时访谈未及展开的其他话题再梳理出一些。行文时而中文，时而人文，不过是想用中文为例管窥人文，又以人文为视野来映照中文。 记得访谈中，开头是一个非常粗鲁、且略带冒犯的问题：大学中文系有真正喜欢文学的吗?这个问题，即使是问天文物理系，答案也是肯定的。我想这个问题的善意应该是在问有多少中文系真正喜欢文学?在这个被动选择为主的社会，有多少人干什么恨什么，学什么厌什么!这是个社会普遍错配的问题，大学只是显得尤为明显，而中文系也没更突出。 我其实更想质问，有多少中文系的学生喜欢古典文学?在我看来，在并不占多数的说自己喜爱文学的中文系学生中，很多并不喜爱古典文学。而我认为只有对古典文学有爱，才算得上合格的文学生。当然这都不是重点，社会更关心靠文字还能吃上饭否?实际上就是质疑常常被半真半假地评为大学最无用的专业之一的中文系有无存在的必要，或者说该怎么趋时入世以免“老而不死是为贼”。 中文专业毕业生确实有“万金油”的说法。但也不是“看上去什么都能干，其实什么都干不了”。据我观察，中文专业如果不是考试型学生，那些探索型、思考型、自为型的学生，靠专业完全可以自立，且很多毕业生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康庄生动。 广义的文字能力，应该涵盖时代感、文史知识、历史情怀、问题意识、诗性思维、人文底蕴、审美判断力、创造想象力、学术综合处理等等诸多范围。这些能力今天多被简单化地定型在教师或文秘身上，而这两个本来做好非常不容易的职业被长期狭隘地技术化了。真正具备以上多方面素质的，在通向实际应用中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多元的转型选择。 真正学得好、学得活的，只要不是那种死不转型的文青，立身都没问题。即使那部分文青也有少数把自己真别扭成真正的文人、知识分子，百无一用却也抗颜自立。 我更在意的并不是吃饭问题，而是文化传承、文明批判和文化创造的大学精神，是价值教育、理想教育、立人教育等非功利性维度。大学中文系与职业教育有本质区别，我们不能只是盯着技能训练一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并非陈词滥调，“君子不器”，却可使于四方。“不用为用，众用所基。”徐光启援道家理为新兴基础学科或传统道德哲学而说的这句话，可谓弥合体用不分,契合道器。但这显然冒犯了一切都必须标价的资本文明之面子和里子。 文化的标价行为在收藏界、拍卖行、影视业、网络文学界、文化休闲业等行业早已自然而然地发生。其兴起的背景是艺术产业化、文化产业化。国内还要加一个“事业、企业”合体的宗教产业化，相当于俗世间的政企不分。正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鲜有山头不卖佛”。产业化的历史背景是消费时代，而消费时代的文明逻辑是资本的野蛮扩张。 在资本面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就像在现代集权暴政面前一切竹帛、伦常都注定烟销澌灭一样，相应的一切曾经焕发光晕的文化、艺术、道德等形而上的价值都必须标注价格，否则将找不到自己在文明坐标中的位置。中国最早意识到政治话语可以卖、也成功卖到现在的，是那批大院子弟，王朔、冯小刚等乃那一代的先声;最早最及时明白了小清新、骚年可以市场化、并彻底用粗制滥造的方式供给也照样叫座的，是郭敬明这一辈后劲。最后传导入高校，就如伊格尔顿所说，“教授转成管理者，学生就成了消费者”。 单正平在《大学的理念》文中曾说道：“大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理直气壮的‘丐帮’组织，大学校长是最自豪光荣的超级乞丐。”但结果却如李零所云，大学成了养鸡场。师道尊严沦落成“想买就能卖”的东西。人北清师的那些类似“国学总裁班”的形形色色培训班，可谓最好的脚注。 在教育界，得风气之先的，无疑是发达城市的高校教授。在文学、美学、艺术学等等学术界，不断从传统学科中衍生并做大做强出一批批新兴应用学科。对于这种趋势应时的越界，是应该鼓励的。一方面，传统人文专业不必心生醋意或清高不屑。女大不中留，这个道理要懂;另一方面，也要懂泼出去的水的道理。 这些新兴应用专业不要自认为是传统人文领域的扩容，否则有骑墙的尴尬。更不要反过来嘲笑传统人文专业的背时落伍、老朽无用。文化最大的特征在于保守。伊格尔顿在那篇文章中甚至奢侈地怀念起英国的贵族风范、绅士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绅士更愿意被称为“先生”，而非苦读得来的“博士”，这样才显出以学术为玩票的那份漫不经心的优雅。 那么，大学的文学教育不应属意市场需要吗?大学的教育当然应考虑市场，应该为市场提供相应的人才，在教育说不明、且不便说明的产业化的今天，也自然将为市场提供人才，只是机制烦琐陈腐，应答文化资本市场较慢而已。不是哪个人出于责任或善心，想着应该为市场提供。但办教育本来就是赔本的事，赚的是纯粹的吆喝。如果一定要计算成本，甚至逐利，难免“刘向传经心事违”，事事别扭。 所以，大学的人文教育首先不应考虑市场。在我们今天职业教育总是地位得不到正名正位的情况下，大学教育自然要负担职业教育这部分功能。但就像教育不该完全产业化一样，文学教育不该全面考虑市场，更不能只以市场为导向。 这种观点的前提是这种文学教育应该是小众的，不应该是如今的规模。这个问题的提出背景，是专业设置上将基础教育、人文教育与应用教育、职业教育捆绑一块的情况下产生的。这里就涉及到中文系的设置目标宗旨问题了。 大学中文系教什么、怎么教?这个问题，看似困难，其实非常明了。不管是中国的中文系,还是英美的英文系，其教育目标从来就不是专主培养作家，如果以此责成文学系，则未免强人所难、彼此误会了。虽然美国爱荷华大学设立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已经在全世界发生示范效应，如国内人民大学的该专业已然开张。 又，虽然杜甫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熔裁、炼句、诗法、诗式可习而得之，但作家终究不是培养出来的，就像有人努力也不能成为歌唱家、机场等不来航母一样，我们能做的只是将造好的造得更好一些。写作必须成为所有中文系的一个重要二级学科，但独立的创意写作班却难改拓展训练、以文会友的培训交游性质。这种班与人民大学的五九年开创的文研班和鲁院的历届研修班模模糊糊相似。大学中文系培养的目标并不在此。 其目标，第一是不同层次的文学史家。这个文学史的文学也是广义的包括语言文字的文章学术的意思，并非只是纯文学;第二是价值教育，理想教育，人文教育。这就回到教育的本义上来了。本义，差不多就是原教旨，就必然是老调。几十年来国产英文系为何不如民国时期或英美国家的英文系那么有人文感，很大程度上因为其放弃了价值教育，一定程度上沦为语言培训机构。 价值教育，往从古至今普世的方向说，就是学做人，沿着这个面相深入，就是自我发现、自我树立，就是明了如何处置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孤独的个体，如何处置个体遭遇的深邃广袤的文明纵横时空。选择大学中文系，本质上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选择一条通向自我的道路，大学不是吃饭教育，大学教什么学什么，更不能为市场主导。虽然大学教育，谁也不能否认其致用的目的，但如以此为借口沦为纯粹功利主义，那不是堕落，也至少是狭隘。 北京师范大学有个教授对研究生说：“40岁没4000万，就不要来见我。”虽然他说出了时下的部分世相、社会的主流意识。读书不仅是为了“致富”，更是为了“致明”，却也因此更加令人厌恶。财富只是增强人的行动力，即所谓的“富润屋”;但行动力之外还有思考力，思考力是追求与财富不一样的智慧、光明、德性、趣味等等，即所谓的“德润身”。没有健全的德性，强大的行动力多表现为害人害己的破坏力。 正因为两者在我们这一代人，尤其令人瞩目的诸二代身上严重失衡，以致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尴尬，财富和权势令某些人行动力那么强，而智慧、思考力却是那样的不堪。他们很聪明，但他们很愚蠢;他们极精明，但他们不可爱!除了让父辈兄弟糟心，或者让社会羡慕嫉妒恨，难获应有的敬意或荣誉。有几个时期的中国会像这几代人这样风雅扫地、侮辱斯文、蔑弃文化、糟践读书人了。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成人、是致明。所谓“致明”，就是儒家说的要“明明德”，就是佛教说的要“无无明”，就是道家说的要“知常”、“袭明”。从这个角度讲，“教育无用论”所预设的纯粹致用的前提就不成立，其论调自然不值一驳。从这个角度讲，“知识改变命运”中的命运如果只是黄金屋、颜如玉，高官得坐、高马得骑，那这命运已然落入第二义，或者说是“太下不及情”的末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甚至也看到教育救国思潮中成长起来的钱学森，在临终之际就大学失败明知故问的问题中也只是“成材论”，而不及“成人论”。 在成人教育先于成材教育的古老执念中，今天依然有人如伊格尔顿一样执着地批判功利主义教育。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教授说，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黄俊杰先生说：“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今天的大学什么都是，“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前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C·施密德特(Benno Schmidt Jr.)曾在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迎新典礼说到：“人文科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独立自主的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我们渴求知识，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问题。……坚持人文科学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恐怕我是第一人。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名牌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现代专制与资本本性都希望每个个体成为且只是成为“饮食男女”、“经济动物”。猪是不需要尊严、不需要价值的，其存在只是别人的价值，只是为了消费或被消费，只是为了餍足资本无节操的扩张或显贵无节制的欲望。“致明”先于“致用”、“致明”是“致用”的灵魂等等古老的教育执念，天生就是对抗资本对抗专制的。 且不说现代专制，就资本逻辑而言，它是要求一切都必须标注价格，一切都最终置于消费的框架体系之中。大学教育实现服务社会易，保守这种人文传统难。在中国，只要放得开，资本很快就会配置好市场所需要的教育。所以，大学的忧患，不在不能与时俱进，人文学科的难处不在适应文化产业化的潮流，而在于如何保守传统、坚持价值教育。 在没有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价值教育将无立足之处。没有价值教育做底气的创意、管理人才，都只是资本的道具，文化将失去自由创造的基因，文明将沦为消费社会的垃圾填埋场。既然资本显然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最大症结，于是，大家都是出来卖的，学院派况且从正面落实“著书只为稻粱谋”，经世派就更不必遮遮掩掩，干干脆脆地在商言商好了。 当一切都必须标注自己的价格，并进入交换领域时，文化保守主义只能在价值的虚空中落魄衰朽地坚持一种姿态，在消费的灰烬里苦心孤诣地兴亡继绝，只能在喧嚣的卖场边独立书斋啸晚风。伊格尔顿在其文中表达了这种焦虑：“在全球范围内，当产生伊拉斯谟、约翰·弥尔顿、爱因斯坦和巨蟒乐团(MontyPython)的机构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那目中无人的优先权时”，原本象牙塔在批判反思历史和当下时与社会所保持的距离正在消失，“以至于快要完全不见了”。 资本宰制的文明，人文专业必然没落。伊格尔顿不无绝望地呼唤：“应当寻求恢复大学的光荣血统。”并犀利地指责：“在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屈从于严厉的检视，而大学和文科是少数仅存的另类竞技场。人文的价值不在于其方式是否符合主流观念，而在于事实上的相悖。两者整合并没有价值。” 中国大学传统并不久远，但与之仿佛的悠久的书院精神和史官传统，作为社会最弱的制衡力量的人文之维，以保守文明、批判社会和创造文化为职事的圣贤之心，何尝不是与西方的大学传统一样抗颜主流意识形态屈尊。但可以预见，不论该不该屈尊于资本，人文学科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将持续边缘化，以思想名家的时代难以在大家的有生之年回归。伊格尔顿也只好仰天长叹：“在一个更好的体系出现前，我本人已决定听天由命，去面对那些无礼的庸人和粗鲁的实用主义者。” 据说，中国大陆研究美学的估计是全世界研究美学的总和都不止。中国大陆的人文研讨会在公费使用条例出台前，动辄数百人。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原因很简单，西方没有人为此买单。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人文鼎盛。在一个缺乏师道尊严的社会，怎么可能人文蔚起?我要说的是我们庞大而背时的大学中文专业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必将没落，无论愿意与否。因为它既没有灵魂，又不好卖。 从千年科举到近现代思想救国潮、再到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其间传递积累的内陆文科高地，遭遇资本扩张的时代后，已悄然回归冷清。如国内硕士自费后，作为在一线忙碌的教师，就深切感受到招生一年比一年难的寒意。不惟优质生源奇缺，就是中下之资，都要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求着人家读，即使这样还经常被放鸽子。 礼云：“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古谊昭然!但几年招生下来，自己都觉得像是拿鸡肋招摇撞骗，莫名其妙地积累出一丝丝坑蒙拐骗的内疚。令人有种抱团取暖的感觉的是，西方也同样遭遇我们一样的问题，伊格尔顿说：“对于那些说这是给学生分三六九等的抱怨，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能为我最敏锐的分析交出现金，也完全可以来物物交换：新鲜出炉的馅饼、自酿啤酒、针织毛衫、厚实的手工皮鞋，所有这些我都乐意接受。毕竟，生活中不仅只有金钱。” 乡土中国，谈钱是很伤情面的，不管它如今是否披着个“资本”的马甲。自酿啤酒、针织毛衫，其实在标注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人与物的伦理关系亲密交融的时代，一个前资本主义时代。唯有这些沾着人的手泽的东西才配得上为往圣继绝学的书香。在那沾着手泽和充满书香的时代，“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2014年3月15日草稿 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补充修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