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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史札记:从上古到三国(5)

 陋室书屋2 2015-12-19
  五  今古文之辩
    
    
    秦统一后,强行推广了小篆与隶书,这时是公元前221年。而到公元前213年,又焚烧了天下私藏之书。这两事导致了比较严重的文化断层。秦亡后,各种书籍渐渐复出时,书上的字,人们就已经不认得了。从此经学有了今文派与古文派。这今文古文,说的不是文体而是字体。
    
    虽然秦始皇与项羽轮番烧了两次,但天下书并没有烧绝。
    
    汉武帝时,有一个鲁共王刘馀,为了扩建宫室,强拆孔子旧宅,结果在壁间发现以古文字写成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鲁共王是汉景帝的儿子,强拆孔子旧宅是在汉武帝末,见《汉书·艺文志》。)
    这批书,被称作“孔子壁中书”。
    《资治通鉴》记载,始皇下令焚书,陈馀担心藏了许多书的孔鲋这回要有麻烦了,而孔鲋说,我做的都是些不起眼的学问,知道的只有朋友,秦不是我的朋友,我藏起来他就不知道了。据此看来,这些书大概就是这位孔子九世孙孔鲋所藏。(《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提到另一说是孔鲋的弟弟孔腾所藏,未知孰是,总之是他们兄弟。)
    既然孔鲋可以藏起来,别人当然也可以藏起来。
    在汉文帝时当过丞相的张苍,曾是秦朝御史,掌管柱下方书(宫廷藏书),据《说文解字叙》说,他曾向朝廷进献一部由古文字写成的《春秋左氏传》。王国维说,这大概就是他当年所掌管的图书中的一种。
    还有一个济南人伏生,在秦朝时是专门研究《尚书》的博士,后来下令焚书,他就与孔鲋一样,也偷偷藏了一部在墙壁中。再后来楚汉之争,兵戈四起,他便到处流亡。等到天下大定了,回去找他当年藏起来的《尚书》,就已经丢了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了。他带着这部残书回到家乡,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时求《尚书》,全天下就只剩下伏生还有一部(当时孔子旧宅还没有遭到强拆),皇上便想召他进京传讲。但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不能行动,朝廷只好派了晁错去向伏生学习,由伏生口授。可是晁错是颍川人,伏生是济南人,而且年纪那么大了,语言不通,没法学。于是就让伏生的女儿做翻译,最后晁错也就学了个七八成懂。(见《史记》《汉书》儒林传,及颜师古注。)
    再有就是,这些古书原本多是口授,学者早已记熟,秦朝亡国亡得又早,等到汉朝天下大定了,这些书自然可以从容写出,《春秋公羊传》就是直到汉景帝时才写下来的。
    
    上文所举,“孔子壁中书”与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都是古文的,而伏生《尚书》与《春秋公羊传》就都是今文了。
    
    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考定在战国时代,东方六国与西方秦国的文字并不相通,秦国所用的是籀文(上一节已详细谈过),而东方六国,使用的是“古文”。《史籀篇》通行于秦国,而不见用于东方六国;儒家六经则行于齐鲁赵魏之间,而极少流传到秦国。六经以东方六国文字写成,秦统一后,尽废六国文字,八年后又烧尽天下私藏之书。等到那些被偷偷藏起来的书再出现时,人们见那文字与通行文字迥异,一般人都不认识,遂呼之为古文。——事实上,秦国所处地理位置,正是周王朝故都所在,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比之东方六国文字,反而更近于殷周古文。也就是说,被后世称作古文的六国文字,其时已多有变化,实际还没有籀书、篆书那么古老。
    
    钱穆《秦汉史》《国学概论》等书,对这个看法颇不认同,认为战国时各国文字应该是基本相通的,理由就是那时候苏秦张仪之类,从这一国跑到那一国,跑来跑去,如果文字不通,怎么能行。可是,既然那时文字基本相通,为什么又出现了今古文之别呢?钱穆说,因为六经都是用春秋古文写的,而其他书籍则是用通行文字写的,当时王官失统,家学并起,民间文字使用频繁,于是有了变化较大的新文字,而《诗》《书》之类,原是古代官书,师师相授,传统不绝,故文字很少变化。秦统一文字,将七国通行的文字确立下来,而春秋古文就废了,后来再焚书,古文传统,因之而断,于是今古文之别就特别明显了。
    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就像我们现在许多古籍还用繁体字一样,假设某一天政府头脑一热,将繁体彻底废除,大概就会出现今古文这种问题。但是在战国那样一个自由的文化环境里,文字的变化不是政府行为,都是通过学者们的长期使用而渐变的。说当时整个中国文字都在变,唯独儒家学者无动于衷,兀自在那里师生相传讲习古文,完全没有参加到这一文化变迁中,不免牵强。事实上,《诗》《书》本是古代公学,诸子百家多称《诗》《书》,并非儒家专有。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当时的畅销书,并非钱穆所说的“惟《诗》《书》古文,流传本狭”。《庄子·天下篇》便直接论及六经,其他各篇又常讥刺孔子之徒。《韩非子》中则有《显学》一篇,第一句就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说孔、墨都称道尧舜而取舍互异,但都自称真尧舜,证明两人之中至少有一个是骗子。(“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既谓之显学,就不会是“流传本狭”;既流传甚广,就没有一律违背时代而写作古文的道理。至于苏秦、张仪游说各国,我认为当时的游士,通东西两种文字当亦其能力之一,据此不足以推定各国文字相通,我们现在世界各国交往如此频繁,千百年后,难道可以据此推定中文与英文是相通的吗?若如此,那战国游士朝秦暮楚到处游说,就也可以据此断定当时各国语言是相通的了。但正如上文所讲到的伏生的例子,汉朝已是统一国家,而颍川晁错向济南伏生学习,尚且因语言不通而需要翻译,战国诸侯并立,岂能各国语言全都相通,直到我们现在,各地方言还多有不同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在战国时候,秦国本来是很不受待见的,各国都将其看做夷狄,而不算在中国内,不让参加中原各国之间的会盟。后来秦孝公受刺激了,才励精图治,请了商鞅来变法。(《资治通鉴》卷二记秦孝公即位,“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史记·秦本纪》文字小异。)这是别国不把秦国当中国,而秦国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中国,后面范睢向秦昭襄王进“远交近攻”之计,说如果要称霸天下,就必须先与中国接近,掌握中国门户。(《资治通鉴》卷五,范睢对秦王说:“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用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史记·范睢传》文字小异。)
    可见当时,大体是东方叫中国,西方叫秦国。如此,则文字有东西之别,实在情理之中。
    
    前四史札记:从上古到三国(5) - 司马少 - 司马少
    
    上图是秦襄公时的石鼓文。石鼓文也就是籀文,因为刻在鼓形的石头上而称为石鼓文。秦襄公,前777年至前766年在位,时当西周、春秋时期。可以看到,像“车”“马”这样的简单文字,与五百年后的小篆完全一样。左下角是个“好”字,只是“女”“子”位置反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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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的泰山刻石,李斯所书。虽经风雨剥蚀,左边“始皇帝”三字,尚可清晰辨认。可以看到,秦国几百年,籀书篆书,笔画没有多大变化,字形极为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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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一简,其时代为战国晚期。
    
    比较上面三图,东西文字有别,实在是一目了然,无须多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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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说伏生。
    
    钱穆《秦汉史》说,焚书令一下,伏生便逃去,将《尚书》藏在壁中,以此推定焚书时,即使是博士也无所幸免,故六经当是在焚书时就已几乎尽毁。
    这推测是不对的,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伏生藏书,当是直接藏在咸阳住宅的壁中,后来战乱流亡,来不及取出,直到安定了才又回去寻找,故因兵燹而亡去数十篇。
    《史记》记焚书后一年,侯生与卢生在背后议论,说始皇“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可见焚书后,七十博士并未因此而减少,但是不再用他们了,只不过留着凑数虚充门面,以表示自己还善待着士人。
    侯生与卢生议论完后,直接逃跑了。始皇很是生气,后果相当严重——坑杀咸阳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儒生可公坑杀,足见焚书时,咸阳的儒家博士诸生并未遭到大迫害。
    常有人说始皇坑儒坑的只是术士,不是儒生。但《史记》中在坑儒一事的下一段,就是始皇长子扶苏谏言,说天下初定,远方百姓尚未归附,诸生皆讼法孔子,而圣上却以重法严惩,臣恐天下不安,愿圣上明察。(可见重法严惩的多是讼法孔子的儒生。)始皇听了大怒,遂将扶苏发配到上郡去给蒙恬当监军了。(后来始皇将死,下旨传扶苏即位,而胡亥与李斯赵高,假传圣旨杀了扶苏。胡亥即位为秦二世,比秦始皇更为残暴。若扶苏即位,秦朝或将不至如此。)
    后来陈胜起兵山东,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之,到场的有三十多个,其中叔孙通作为儒家大学者,待诏博士多年。待诏博士,就是候补博士的意思。候补多年,要不是陈胜起兵,压根儿没人搭理他。
    秦朝博士定员有七十人,但只到了三十多个,大概从坑儒到此时,已经陆陆续续逃掉了不少,伏生便是因“兵大起”而“流亡”,后面转眼叔孙通也逃了。叔孙通降汉时,还带着弟子百余人。如果从始皇焚书开始,秦廷便大肆迫害博士儒生,那这是一帮怎样的受虐狂,直到最后一刻还有那么多留在咸阳等着被迫害。
    最后,退一步说,即使博士的书也都烧了吧,但李斯劝谏秦二世不可抛弃《诗》《书》而沉于声色(见《史记·乐书》),则至少证明在项羽放火之前,当时宫中还藏有《诗》《书》。
    
    钱穆《国学概论》又据王充《论衡》等书,说始皇焚书,重在《诗》《书》,不及诸子,所以诸子多有留存。(《论衡·书解篇》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又说始皇在侯生卢生逃去后,曾说过一句:“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证明当时是收天下书而不尽焚。
    说诸子多有留存,即是秦收诸子而不焚的证据,似乎是忘了《汉书·艺文志》里明确写着,在汉初曾有一个“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的过程。我认为秦始皇的那句“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是说把所有不中用的全烧了,而不是说搜集所有的书,再精挑细选,将不中用的烧了。焚书令说的很明白,三十天内,天下私藏之书,一律烧毁。——就算诸子是收而不烧吧,又如何能躲过项羽的那一把持续三个月的大火而成为收而不烧的证据呢?
    钱锺书《管锥编》论及王充说不烧诸子,认为直接与焚书令相抵触,不可信。所论极是。
    
    钱穆先生一代大师,读其著作,受益良多。但其于细节考证推论往往不确。其《中国史学名著》中,更是断言司马迁未见《春秋左氏传》,认为最早见到《左传》的是刘歆。按,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时,司马迁尚未出生,等到他写《史记》时,怎么可能连这本书也没参考过呢?何况《史记·吴太伯世家》篇末论赞明确写着“余读《春秋》古文”云云,那“《春秋》古文”指的正是《春秋左氏传》(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说“刘歆《与太常博士书》许慎《说文序》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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