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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1.《帝室博物馆鉴赏录·古铜器》图版八，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2.《商周彝器通考》下册第二七九号，容庚，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年（1941年）。3.《殷商时代青铜器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覧(一) 图版》第394页，杂四，林巳奈夫，吉川弘文馆，1984年。著录：4.《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340页，容庚，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年（1941年）。展览：5.“帝室博物馆古铜器展”，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日本东京，1906年。《异物志》曰：“其鸟五色成文，丹喙赤头，头上有冠，鸣曰天下太平，王者有道则见”。凤鸟为古人心中祥瑞之鸟，象征天下安宁，并为商族之图腾。至周，凤鸟虽不再载承殷商时期神圣图腾的意义，却仍为象征皇权的祥瑞。因而，商周时期饰有凤鸟纹样之器物都是级别甚高、弥足珍贵。本次拍品凤耳尊即是如此，为日本贵族田中源太郎旧藏，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递藏；并著录于明治三十九年出版的《帝室博物馆古铜器鉴赏录·古铜卷》，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及日本著名学者林巳奈夫的《殷商时代青铜器研究》中。 
参阅：安徽省南陵县出土西周龙耳尊，安徽博物馆藏 此类尊发现数量稀少，目前所知的相似器型仅存四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博物馆曾征集到两件龙耳尊，两件基本相同，但最大直径位于肩部，通体装饰横条纹，年代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据传为皖南所出。另有安徽南陵县团结村出土有西周龙耳尊，年代为西周时期，现藏于南陵县文物管理所。第四件则为安徽省青阳县汪村出土之龙耳尊，年代为春秋时期，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四件皆为龙耳，凤耳尊目前所知则独此一件，可谓世之孤品。
西周晚期·青铜凤鸟耳尊珍稀如凤耳尊，青铜巨擘容庚观之，也叹“独异”。不似商周北地之器之雄浑凝重及强烈宗教神秘色彩，此尊一改传统设计，造型中引入更加活泼之动物形象。以凤鸟为耳，使形状单调之耳美化成立体生动之凤鸟形象，成为尊之灵魂。虽然中原也有动物造型之牺尊，但此类器物之动物形象并不突出及丰富，也不及南方青铜器般写实生动。同时，南方青铜多动物立雕及其地所出立鸟多为扁平状。此尊之凤鸟呈扁平状，昂首挺胸，尾羽低垂，双爪卷缩，似停栖枝上，无不予人以形象灵动之感。正与南方青铜之风格不谋而合。除却造型上汲取南方青铜之自然主义表现手法，尊之主体纹饰也多沿用吴越地区常用之纹样并深具其简练之特点。凤耳尊之肩部腹部主体纹饰皆为平雕变体双体龙纹带并边饰以连珠纹。连珠纹虽然于中原商周青铜上也会出现，但多为完全空心之形态，此种圈中带点之纹样则多常见于南方出土之器物。足部则为兽目交连纹。线条简约，兽目清晰可辨，却难以确实判断线条所代表之生物种类。此种非肖生之变形纹饰，在吴越出土之青铜器上大量存在，它的构图基本相同，以类似的单位组成，或简单或复杂。这些源于中原青铜文化却又不拘泥于其之简约纹样，或许与完全不同之文化背景下，吴越青铜匠师，不求形似，不追求浓重之宗教意味相关。
上图 ：《 帝室博物馆鉴赏录》出版书影，帝室博物馆为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
下图： 容庚名著《商周彝器通考》书影，民国三十年（1941 年）版，在正文中把此器定为西周
据考证，此凤耳尊年代下限，应不晚于西周晚期。其一，出土情况可窥得，尊之变化式样比较流行于西周早期乃至中期。其二，凤耳尊肩腹之双体龙纹盛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及足部及兽目交连纹盛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时代。因为文化的传播性，此类纹饰在吴越地区出现时间不应早于其于中原出现之时间。参考相似器型龙耳尊断代，此尊年份当定为西周晚期较可靠。西周以降，逾三千年，然此尊传承有序，殊为难得。尊之表面呈黑褐色，局部有蓝绿贴骨锈斑，为典型之熟坑皮壳。此类氧化层非历经百年传世而不能得。这正与凤耳尊于清朝时已东渡日本，入贵族田中源太郎之收藏这一史实相符。明治三十九年，此尊参加了帝室博物馆（即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举办之古铜器展览。此展览所展器物品类之全，等级之高，为当时罕见。其后凤耳尊又入国际顶级私人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收藏。出光美术馆所藏青铜等级之高，为业界及藏家所公认。例如，二零一三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三件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旧藏商周青铜器均高价成交。如此脉络清晰之重器，加之三本重要文献的著录，其珍稀程度不言而喻，尤值珍之。
西泠印社2015年秋季拍卖会 |预展时间：12月24日至12月25日 |预展地点：杭州·浙江世界贸易中心 展览厅（杭州市曙光路122号） |拍卖时间：12月26日至12月28日 |拍卖地点：杭州·浙江世界贸易中心（杭州市曙光路122号）
责任编辑：王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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