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平台发高阿申的文章已经授权，其余平台如转载请主动联系古玩元素网 1989年,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会曾将中国唐代一匹蓝釉三彩马(图1)拍卖至4950万港元(当时折合约600万美元),创下中国艺术品的世界拍卖纪录,引起国内收藏界不小轰动,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艺术品价格的攀升,同这个国家的国力有相当大的关系。而这匹硕大的蓝釉三彩马,其“斑驳灿烂流淌自然的釉彩间,竞有西方油画所缺少的那种像来自上帝之手的瑰丽和缭绕多变的神奇”。因而,它的价值远不止这些。为此,笔者感慨道:“哪一天,能和西方油画(注:毕加索、梵高的西方艺术品,当时价格已过亿元)换个位置来体显china艺术的真正价值,那么,凭这一点,也可慰藉祖宗在天之灵。而这一天,必定是中华民族的国威、国运、国力强盛之日。”(见1998年5月7日解放日报·文博版《美哉唐三彩》)。
惊喜之中的反思 2010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收藏家张永珍以2.5266亿港元(合人民币2.16亿元)的价格,将“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收入囊中,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成交纪录。但是,这项纪录仅保持了一个月,便被成交价为5160万英镑(折合约5.5亿元人民币)的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开光青花鱼纹套瓶刷新了。 据说那件套瓶,起初拍卖人报出80万英镑的起拍价后,全场无人应价。无奈中,拍卖人临时将起拍价降到50万英镑。后来,竞价在北京一位古董商代表与浙江一位青年人之间展开。有人称,“所有举牌参与拍卖的买家,显然都是抱着捡漏的心态,却不曾想一不留神创了个天价。”(见《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7期李晶晶文)
现在,中国艺术品在交易市场上动不动就过亿,这是好事,但亦让人忧!能不能更理性些、以较合适的价格买回中国艺术珍品?关于那件黄地洋彩长颈葫芦瓶,笔者至今还记得葛师科2010年在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上讲的话。葛先生说:“不要说2.5亿元的成交价,就是2500万元,我们也不举牌。很多年前这些东西是很便宜的,那时我们没有要,现在这么贵更不会要”(参见2011年第1期《收藏》P29)。那天,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600位华人藏家,收藏大家张宗宪亦坦言透露:乾隆黄地洋彩葫芦瓶,“我从1500万开始举牌,到6500万我就不叫了”;他们的话语显露出见仁见智的聪慧,更多的则是各自的深厚功底。 收藏者要心态平和 众所周知,收藏界老前辈张宗宪与葛师科,是伦敦三大拍场的常客,他俩来自苏富比、佳士得拍卖会的元明清瓷器数以百计,其中,有不少珍宝为世界顶级品。数十年来,除了潜心研究,他们还通过各自藏品的展示,向世人广传中国经典文化。因而,在北京“龙腾榜2009-2010年度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收藏家”(共100名)名录上,葛师科被列为全球华人“十大收藏家”之一,张宗宪被评为全球华人“终身成就收藏家”(共5位)之一。
收藏者心态要平和,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如果只是因为有钱,那就太俗了。 收藏的本质与藏品的文化功能 收藏是以搜集历史文化遗物及自然标本为方式传承人类文明的行为,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同时,又属艺术品上的一种投资行为。 就民间收藏而言,收藏本意大抵有三:研究;发现,增值。由于文物是历史的实证,是非凡的先民留给子孙的恩泽。所以,前二项属收藏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后者乃是收藏者理当得到的回报。所谓的增值,是因为持有者对藏品作了研究,又在研究或鉴赏、把玩中有所发现,提升了藏品的财富(货币)价值。 有人说,“收藏的实质是价值的发现,而所谓的价值首先是文化价值,比如历史、工艺,然后才是货币价值。”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因为,文化价值(即历史、科技和艺术价值)体现了,货币价值也就在其中了;反之,文化价值被扭曲,货币价值也就不对等了，甚至变成了“负价值”。
然而如今,时道变了。凡与“古”沾边的东西,越来越值钱,越来越是宝。作为央视《艺术品投资》与《(寻宝》栏目专家组成员,自2007年以来,笔者曾去过南京、长沙、重庆、成都等一些经济较发达城市,也到过会泽、龙岩、上杭、阆中等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城市,在寻宝过程中,对于“藏品”的功用,便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悟。 比如云南的会泽,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铜的开采、冶炼、铸币、运输等方面盛况空前,每年运往京城的铜,额定数为633万斤。会泽因此被冠以“万里京运第一城”的美名,吸引了赣、浙、桂、川、黔等十省八府的商贾云集于此,县城至今仍遗留有会馆、寺庙100余座,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铜商文化和会馆文化。可惜,这些都属昔日黄花,如今的会泽,已无铜可产。那么,如何找回这段被湮没的历史秘闻(南铜北运),并向世人展示会泽在明清时期的魅力?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物证,会泽政府凭借的是明嘉靖年间为纪念开炉而铸的一枚巨型的方孔圆钱。此钱,“钱面铸‘嘉靖通宝’4字,直径57.8、厚3.7厘米,重41.5公斤,无论从直径还是重量上来说,都堪称世界古钱币之最。”
最近两年,公、私博物馆愈办愈多、愈办愈好,快速与世界接轨。艺术品交易市场还吸引不少企业和基金的参与。因此,收藏本意,在原有“研究、发现、增值”基础上,目前,至少应该再增加两项文化方面的功用,即:藏品可提高个人(企业)或地方的知名度;藏品可提升个人(企业)或地方的文化形象。 时代不同了,以前收藏属封闭式的,现在是开放式的收藏,“收藏”理当有新内涵。 收藏不是富人的专利 1992年,北京文物市场首场艺术品拍卖会的“2188件上至商周青铜器,下讫近现代书画,以及明清官窑瓷器、玉器等文物艺术品”(详见2012年第7期《收藏家》、赵榆《再谈文博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推动力与支撑》),总共才拍得300万元。而1993年,在中国书画拍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上海‘‘朵云轩首届字画拍卖会”上,155件拍品在卖方四处招揽和海内外买家踊跃竞投下,最终成交额亦只有835万元。然而谁曾料到,2011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总额达576.22亿元,“产生超亿元的作品28件”。短短2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竟有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起步不是太早的“北京保利、中国嘉德两家公司成交额双双突破百亿,超过国际上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 早在安德鲁博士在欧洲艺术基金会最新年度报告《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中总结道:“中国在全球艺术品市场所占的份额由2010年的23%上升到去年的30%,一举超越了美国的29%,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和古董市场,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 2011年,中国在全球艺术品市场所占份额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老大,这一刻,当然是划时代的。难怪国人把当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亿元时代”,又称之为“财富时代”。 或许,由于中国跨入了财富时代,一些“收入不高的文人已无法进入高端藏品的收藏圈”了。但是,收藏不属富人专利,“钱多未必能收藏到真品和珍品,关键的还是’学问,以及学问之下的眼力。” 针对瓷器行情,有文章称:目前“市场价与10年前相比,普遍上涨了10倍至100倍,可见元明清瓷器价格涨势如虹,牛气冲天。不过需要注意,现在市场上90%的元明清瓷器都是赝品,真正的上品、名品太少,在买入时,一定要加倍小心”(2012年《中福视野》第三期、卢建波《(聚焦2012年主流投资收藏》)。 有关富人的收藏,笔者见过不少。有的收藏“大家”,满屋子假古董,有的花上近百万或数百万竞拍来的、业已被锁进保险箱或存放于银行库房的一件件“明清珍品”,却是当下景德镇造假高手的一些杰作。因而,“学问才是真本事”。收藏的乐趣,原本就是赝品堆里的寻寻觅觅、于真真假假中练眼力长见识,工薪阶层仍可以大有作为。 现在,一些大拍卖行的门坎高了。以前,怀揣50万元,拍卖行可能会把你当爷看,如今,这50万元刚够作保证金领个普通牌子,有的拍品,保证金须一百万、甚至更高。当然,并非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杭州西泠、中贸圣佳这6家的大拍,才有好东西。他们的小拍,以及各省市的拍卖会,都会有宝可觅,收藏者应当多多关注。 以前,觅宝、捡漏,要么去地摊、去店铺、要么去文物商店。 1992年,笔者在地摊上用1500元买到一件稀世的带官款宣德青花缠枝莲托八宝朝冠耳三足炉(参见2010年第7期《收藏家》、时永刚《(草根收藏家高阿申))P86),又花7500元在上海文物商店到手一件顺治五彩八仙一统瓶。(注:店家当时将其年代定在清中期。笔者告知后,在两年后所出的《清代瓷器赏鉴》 -书中,此件原本应当上交给上博的五彩人物瓶(上博至今都没有顺治时期的五彩人物瓶),才显露出庐山本面目。参见钱振宗《清代瓷器赏鉴》009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如今,在中国文物与艺术品进入了“财富时代”的新形势下,除古玩城外,人们可把眼光投向规格较高和信誉度较好、销售情况良好甚至比较火爆的拍卖行。这类拍卖公司,货源较为充足,他们的拍品部分来自于艺术品投资者、部分系出自以前大户人家。尤其后者,本是不想出手或者还想作观望的,甚至准备拿到海外去交易,只因国内拍卖行屡屡创出天价,让他们开始有了自信,便不失时机地亮出了家传与库底。 而且,一些信誉度较好、销售情况良好的拍卖公司,由于他们在海外大多设有窗口,因而来源广货源多。此外,境外送拍的目前不少。这些回流品,多数系日本及欧美等国一些资深藏家的旧藏。眼下中国行情好,便不远万里来中国出货,找的自然是一些颇有名气的拍卖公司。而他们索要的价格,平心而论,其实亦算合理。 我的收藏理念 “藏之不用,不用何藏”? 藏,这里指搜集、收藏; 用,指研究、使用及其展示。 抑或骨子里对古物有种与生俱来的恋情,笔者于1982年开始收集钱币与铜镜。1988年转向瓷器收藏,迄今积累的古代瓷器已逾千件,几乎涵盖了瓷器历史的各个时期。在积累藏品期间,以个人的心得和收藏实践,先后写下了《赏陶识瓷》、《瓷器收藏实鉴》、《说罐论缸》等5本著作,并在国际研讨会和《收藏家》、《收藏》、《文物天地》及《解放日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收藏快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文章90余篇。 本人搜集铜镜的量不多,总共只有20余面。然而,填补上博铜镜收藏空白的商代双凸弦纹铜镜,是笔者捐献的(参见2005年5月21日解放刚报,综合新闻:《商代铜镜捐上博一一收藏家高阿申为上博填补了一个空白》和2005年5月25日文汇报,文化新闻:《高阿申捐献商代凸弦纹铜镜一一填补上博铜镜收藏空白》)。为此,上海博物馆不只在馆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与铜镜捐赠仪式,还于次年,在底楼大厅的捐赠者金榜上,镌刻上笔者的名字以作表彰。据悉,能获如此殊荣的,近些年来全国寥寥无几。 今年6月初,《收藏》杂志社记者采访时间我:“50万元可买些什么古董瓷器?”碰巧,笔者近年花45万元新添26件陶瓷,便回答:“50万元,大可购买到一些包括官窑在内的自己喜爱和需要的藏品。” 现在,在地摊上捡漏,已没有什么可能。 新添的26件器物,有来自于北京、上海中小型拍卖公司的拍品23件,来自洛阳、上海和美国店铺的各一件。 为什么说,可买一些“自己喜爱和需要的藏品”? 其一,古董价值昂贵,世上没人能随心所欲。其二,笔者有幸于去年获得北京“龙腾榜2009-2010年度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收藏家”称号及中国收藏家协会授予的。陶瓷收藏鉴赏家”称号。作为一名收藏家,尤其作为一名草根收藏家,当不负此誉。然而本人不是富人,为充实藏品,为将“收藏”进行到底,只能将有限的资金放大用,以寻找那些被低估了的珍品。其三,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上海金城文物专修学院等处的讲课及其他一些场所的讲座,无不以实物作教材。为授课与示范上的需要,亦不时要到上海的嘉泰、国拍、上拍、乐拍等拍卖场所去捡捡漏,或赴北京嘉德(四季)等处淘“教材”。 在收藏圈子行走数十载,尽管时时感到囊中羞涩。但由此亦深深体会到,“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机遇与缘分同在 笔者近期新进的26件器物,有的价格低廉、品相完好,堪称现代版“捡漏”。例如,来自上海拍卖会的清(乾隆)胭脂红瓶、清(当为康熙)青花番莲纹葫芦瓶、明初龙泉窑菱花口花卉盘；清雍正斗彩鸳鸯莲池图盘和来自美国古董店的清乾隆青花饕餮纹出戟四方尊,这五件器物,其平均价格在万元以下。这类买入价,既便放到10年前,亦属相当便宜。明正德白釉暗花涩胎龙纹盘,由无底价竞价至44800元。北京嘉德的清(当为雍正时期)斗彩十字杵四足椭圆小洗59800元、辽(当为唐代)三彩11500元、明万历酱釉白花花卉纹军持23000元,清顺治青花芭蕉麒麟纹大盘28750元,此5件器物,在品种与时代气息上,各有各的特色。蛮让我着意的是明弘治黄釉盘,估价25000-35000元,以42560元到手。弘治黄釉盘和上述明正德白釉暗花涩胎龙纹盘,均为日本回流的官窑器。黄釉盘有2条1厘米小冲,让人扼腕不已。不过,倘若没有微瑕,能否轮到我?何况,带一件价值6位数的盘子上讲座,毕竟不大合适!你让听课者上手还是不上手!(上述来价,均含拥金) 市面上,仿造的耀州窑青瓷和唐三彩尤多。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说起时代特征,最具说服力的,当数价廉物美的宋耀州窑刻花碗(图18)和唐三彩印花小钵。前者2010年购于嘉德,釉色青绿,其底部之姜黄釉、色泽十分经典。不足之处是碗的边口,有两处修理。然而,修补水平超群,连釉内气泡都复原得非常逼真。想必这得来全不费功夫的3500元起拍价,很可能只稍稍高于此碗当初的修复费。耀州窑碗在市面上多见,5万、8万,甚至10多万者比比皆是,到不到宋则难说。什么叫“半刀泥”工艺?姜黄釉的特征在哪里?赝品如何识别?如今已无须多费口舌,尽在此碗中;后者干今年5月中旬在洛阳三砚居古玩城的八方阁鉴宝中心搞鉴定活动、中午逛古玩店时遇见,店主听说我作教材,半卖半送,不足1500元。此器小巧玲珑,釉彩细腻,通体满工。尽管器口有多处修补,仍不失其在唐三彩中当有的地位。最令人心醉的是其斑驳的银釉(返铅现象)以及不可伪造的蝉翼纹,极能启人心智。 唐代白釉执壶在沪上一藏友家待了10余年,今年春节过后,以20000元转让给笔者。那白釉为何如此光亮,藏友始终没搞懂,便以为是五代邢窑缘故。此壶形制为短流、小把、饼形底,非唐莫属,当系唐代定窑作品(图21),是早期定窑不可多得的物证。 功德无量的文明之举 行文至此,有必要说一说笔者对破残器的见解。 众所周知,“官窑瓷器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中国瓷业的最高水平,除了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经常抛头露面的也就是在海内外拍卖行拍进拍出的那些。其实,有些官窑瓷器虽然残破,但犹如断臂维纳斯,仍不失官窑精制细绘的风采。” 笔者以为,瓷器是中国文化的缩影。 但它有个前提,即:这件精品瓷器必须是原作。倘若属于拷贝,时代信息便错误,就毫无代表性。所以说,古瓷收藏,关键是求真与断代。而残破器并非拷贝,它们则是在岁月流传中受了伤,以至冲口、炸底,有的崩口、甚或缺腿断胳膊的。按理说,愈发应该引起人们的关爱与重视,就像残疾人更具人格尊严一样,破残器亦理所当然该得到收藏爱好者的尊重与保护。再说,收藏家原本就当有至美的心灵,至高的境界。 笔者认为,既然天价屡现,我们不妨退而求次。 只要价格合理,破残器也值得收藏。 何况,残破器的升值空间,眼下越来越大,不但成交价有数百万或上千万的,还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专场拍卖。由此表明,在收藏实践中,人们开始意识到,有些伤残器已属绝无仅有,它们的消失,就意味着一个品种的灭绝。 实际上,历朝历代留下的瓷器珍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加上“文物不可再生”的特性,已容不得人们的半点马虎。即便一些伤残器的拥有,其实亦弥足珍贵。 那么,哪些古瓷属珍稀品呢? 比如,稀缺的明弘治器。由于“明代弘治一朝官窑几度停烧,故传世品中署‘大明弘治年制’款的官窑器物,比较少见。弘治时期在承继成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新出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品种,如茄皮紫釉、黄釉和别出心裁的火石红纹饰。”所以,只要是明弘治官窑的,大凡都在珍品之例。而老前辈孙瀛洲在40年前,就以自己经验之谈告诫过同行,他说:“弘治时期瓷器烧造活动不多,品种与纹饰都比较简单”,不要视而不见,失之交臂,后悔莫及。 又比如,工艺复杂的瓷烛台。烛台为古代插置蜡烛的照明器具,历朝多有制作,以明永乐(图22)、宣德青花折枝花纹八方烛台最为名贵。由于烛台既为用器又作陈设瓷,无论官窑作品还是民窑作品,传世数量均不多。笔者收集到的明正德青花寿山福海纹烛台(图23)和明万历青花奔马烛台(图24),托盘上竟空空如也,是否缺件?抑或应该有一个铜配件?因资料不足,尚有待于考证。去年在嘉德,见到—件清代康熙青花夔龙纹烛台(图25),高24厘米,托盘直经达25厘米,造型与纹饰颇显气派,当属大户人家用器。偌大一件有300年历史的高档青花瓷,6900元怎么不值!倘若以后发现了母本,照其样子再配个柱座,不管是瓷的还是铜的,那怕是木柱座,既是对祖宗感恩,更是一种对缺失的弥补!至于价值,鉴于器物得到有效保护,并增添了魅力,成倍的增值该理所当然。 类似例子举不胜举,有一点须阐明:古器是有灵性和生命的。为延续他们的存在、甚至不朽,人类应该像对待残疾人那样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爱。 拍卖市场是觅宝好场所 拍卖行,有大中小之分,历来就是适合各种收藏层次需求的觅宝场所。在那里,各种价格,诸如5千、5万、50万、500万,乃至几千万、几个亿,都会产生。所以,拍场上的交易价,因人、因时、因场合不同,相同器物也会出现巨大落差,不足为怪。但是,以划算的价格买自己喜爱的藏品,当属智者。有些大亨,还没见到实物,便指着图录的封面、封底说,此两件我包了,这属财大气粗型。当然,封面封底一般会是好东西,但不是人人都敢企盼。对于近期收藏市场的火爆, 论界不少人担心其存在泡沫,有炒作嫌疑。或许,有些价格内中有诈、有猫腻、与艺术品价值不相符。可是,就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总体态势而言,价格的有序飚升,是好事、幸事,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富裕与安定;表明中国文化,正在让世界有新的认识并受到世人的喝彩。 天价无可厚非,只要物有所值。 鉴于此,手头富裕,准备花上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或上亿者,应该全身心投入到顶级拍场。既然准备花大价位,目的是为买最好的,当然要有备而去。不然,仓促上阵,弄不好会贻笑大方。去年3月,“在苏富比纽约举办的中国瓷器工艺品珍藏专场上,爆出了拍卖史上前无古人的纪录:一件一度被拍卖方定为仿制品的、估价800到1200美元的粉彩开光锦上添花纹瓶,被众多买家一举拍到1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价钱足足高出2万多倍”(《收藏与鉴赏》2012年2月26日、晏绍礼《盘点2011年中国艺术品收藏与拍卖重大事件》)。“这‘差价最高的拍卖’,被业内人士称为‘世纪大笑话一。原因么,要么是拍卖行走眼,要么就是竞买者无知。 据笔者所见和所知,拍卖行与拍卖行之间,真品率的差异相当大。真品率高的,大致在50%-90%之间,低的,或在30%以To有些拍卖行,业内称之在洗钱、在骗图录费,几乎没有真品。显而易见,拍场其实就是战场,在机会多多的同时,亦充满险恶与陷阱。为此,预展时一定要做好功课,即:对拍品的真与赝,要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判断;对于器物是否带有瑕疵,要有全面的认定;对于一些署有款识的器物,其是否到代,是官窑还是民窑,要做到心中有数;对拍品的价位,得有一个合符客观的评估,并要与拍品的内在价值划等号。为避免落槌后的懊恼,不妨心中先设定个上限。 总而言之,国内著名拍卖会及他们的一些小拍,各省市中小型拍卖会,以及一些诚信度较佳的古玩店,是各种层次收藏爱好者寻宝的好去处。在那里,人们同样可以花不多的钱,买到自己喜爱的藏品或珍品。 寻寻觅觅走自己的路 然而,不管拍品来价多么便宜,收藏宗旨不能变味。古董收藏,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并不可取。追逐结果往往得不偿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古董在手上,真正成了过眼烟云。只有爱物爱到忘我地步,并在守望中解读了藏品背后的故事,以及发现其中潜在文化信息,才可真正体验到“收藏”乐趣。 当然,从理财角度讲,鉴于藏品是一笔可以安身立命的财富,“收藏家”其实还是一个可以谋生的行当。 但是,无数事实又充分证明,“收藏”,乃是一个费时费日的长线活:为让“收藏”显示敛财功能,“捂”是极有效的手段。“捂”不仅让守望者有时间去研究去发现,更让守护者有充足时间面对机遇。而“盛世兴文化”,势必导致艺术品大幅度“水涨船高”以及无数机遇出现。再说,“时间是一个透明体”,许多藏品、特别是珍罕品,在“捂”的过程中逐渐透明,闪着光亮。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清乾隆粉彩转颈瓶,人们以前知之甚少,现在几乎无人不晓。 中国艺术品收藏队伍有7000万之众,绝大多数属工薪族。面对当今态势,理当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形势所动,以不变应万变,照常寻寻觅觅走自己的路。 笔者以为,上海和北京的古董交易市场都十分成熟,几千元或数万元,都能买到较有品位的藏品,就看学问和眼光到不到家。比如前述的清康熙青花番莲纹葫芦瓶,高20.7厘米,底落“成化年制”楷书款,造型俊秀,瓷釉坚致,胎质紧密,掂在手上体量沉甸甸的,当属康熙晚期之物。却由于300年来保存状况良好、釉汁晶莹,加上番莲(亦称西番莲)产于欧洲,于是见者要么视新,要么视之为外销瓷;便以起拍价为笔者所获、算上佣金才6160元人民币。其实,釉汁肥腴、晶莹、光亮,乃是康熙精美件的标志。至于西番莲图案,明永乐年间已经使用(郑和七下西洋时传人中国),至成化时多见,此后,成为传统的“明、清瓷器纹饰”(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时隔不多久,与此造型相似的乾隆黄地洋彩长颈葫芦瓶创了天价,于是,葫芦瓶开始吸引眼球。不久前见到一件康熙青花葫芦瓶,装饰为云纹、青花色泽一般,估价为6-8万。 收藏,目的为研究,为物尽其用。 此后,笔者在上海、北京和厦门的授课和讲座上,该康熙青花番莲纹葫芦瓶,皆起到较好的标本与示范作用。笔者常将它同光绪官窑的青花碗,作质量上的横向对比,由此让学员感受到历朝瓷器与中国文化及国力的关系。事实上,瓷器烧造,同国家当时的经济实力、社会思潮、文化心态息息相关:国力强盛,瓷器烧造就质量高: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瓷器制作就精美,而瓷器上的色调、绘画与装饰,不但折射出统治阶级与土大夫的文化倾向、艺术品味及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民风与生活习俗等现象。 古瓷承载丰富内涵 大凡古瓷,都有超强记忆,都会讲述与自身相关的历史。而且,古瓷上的记忆和记录,极难被篡改,被抹去。除非它们被整体、一个不漏地全部销毁。自从走上瓷器收藏之路,通过解读古瓷,笔者感悟颇多。 比如元青花,为什么从中华大地上消失?以至明清两代的近30个皇朝及臣民,集体失去记忆,不知道中国在元朝,早有成熟的青花瓷。人们现在刚得知,元青花失踪,乃系明太祖“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国策所致。种种迹象表明,朱元璋视元青花为洪水猛兽,为异端,并以国家名义对之围剿、摧毁(注:除为数不多躲进地容者幸免外,另有200余件流散于海外的元青花,因天高皇帝远,才得以幸免)。加上那时“中原统治者与北元的战事,从明洪武到万历,至少连绵了200年”,遂使元青花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昭雪机会。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国学者霍布逊和美国波普博土招呼下,炎黄子孙才认领了祖上这笔文化遗产。而相认依据,全靠元青花自身记忆,即:元青花上的8个纹饰特征(参见2005年第一期《收藏家》,高阿申《元青花的成熟及一度失踪探究》)。 又比如洪武青花,为何发黑发灰?以前都说,是因为“当时战争环境,中断了进口青料而使用国产青料造成的”。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做的测试一致表明,“洪武官窑之青花料与元青花上所用的钴料,属于同一类型,亦是低锰高铁型钴料。”再细细品味洪武瓷,就可以发现,洪武青花发黑发灰系人的主观故意,就如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一样荒唐,是存在于朱元璋头脑中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观使然。这位大汉皇帝,固执地认定,黑与灰,属中国水墨画基调,是中国“国粹”,而元青花之青蓝色,则代表蒙元文化。于是,“不破不立”,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洪武二年,朱元璋便于景德镇创建御窑厂,烧制大量发黑发灰的洪武瓷,以取代元青花。此后,元青花果然在中国大地上蒸发,并不留痕迹地被从国家记忆中抹去。但洪武青花以它的色泽和记忆,抖出了这则被掩盖的真相。(详见《200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高阿申《明洪武青花瓷的研究》) 再比如清代康雍乾三朝的精品瓷器,有许多属仿明代永乐、宣德和成化瓷。康熙仿嘉靖、万历最像,在器形、纹饰和青花色泽上,竟然会有那么多相似之处与共同点,以致一些著名博物馆,亦不得不以“明末清初”字样,笼而统之。清早期瓷器为什么喜以明代瓷器为摹本,根子在清政府当时所奉行的民族政策,即:各民族须和睦相处,满人应当向汉人学文化。所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有许多瓷器,不独模仿前朝或者带有了前朝遗风,连款识(包括官窑),亦喜以明朝年号为荣为时尚(图26)。这类卿卿我我、情意绵绵的各式署有“大明”年号的寄托款,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清政府当时国策方略的印记。 上述三例,是讲中国古瓷,隐含着极丰富的信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而诸如此类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在各朝各代的一些经典瓷器上,大致都可以读到些。每每破释,给人以文化上的享受。于是,在对由几把泥土做成的瓷器肃然起敬之余,对瓷器上所表达的中国文化也会感同身受。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皇帝喜欢摆弄瓷器？又为什么“瓷器”与“中国”,都为英文China-词？北京大学原国文系教授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民国版)中慨叹道:“瓷虽小道,而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道理便在于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