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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日报数字报

 红夫子 2015-12-23
                                                               □撰文/李利君 □插图/美编 田殷华

  湛江:中国的飘带

  清末中国,风雨飘摇,大厦岌岌可危。

  今天,我们遥望那个年代,有一种大气都不敢喘的感觉。关,是无论如何也闭不住了;国,想锁也不可能。作为一代帝王,在末世里的生存境况,想必比任何人都更焦心……

  皇帝的那份急,难以言表。而举目望去,只能浩叹:他无法知道,谁是能撑起将倾大厦的支柱。

  其实,魏源、林则徐等一批有识之士早就在鼓动“眼开眼睛看世界”了。可惜的是,皇帝老儿有眼不识金香玉……

  话说有一个广东吴川人,35岁前,他是一个渔村知识分子,遵循着耕读传家、渔猎桑麻的古训,好像一颗种子从泥土里吸纳养份那样,无声却未曾一天偷懒地生长着。

  他的老师之一是林召棠,曾经高中状元。对陈兰彬,林状元相当看好。每每课毕,总是立于门内,看着这个年轻人夹着书不急不缓地离开书院。林状元总觉得那身影透着一番作为,将来必成大器。

  咸丰元年(1851年),这个广东吴川县黄坡镇的书生35岁。就在这一年,他中了顺天举人。那一年,另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41岁,他叫曾国藩。那一年,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曾国藩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中流砥柱。那个吴川人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因他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咸丰三年,那个吴川人以二甲七名,高中进士,随后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纂修,后改任刑部后补主事。而这时的曾国藩,已经走出人生低谷,办团练、造战船、买洋炮、筹建水师……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黎明前最黑暗的空气中,那颗来自广东吴川的种子开始为破土而出蓄势待发……

  这个人叫陈兰彬。

  1 陈兰彬在国史馆一干就是20年。20年的生活,其实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各种各样的公文,劳形劳神。刻板、单调而枯燥。所幸的是,这个来自渔村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被案牍生活淹没。他内心深处的人生理想,一直如慢性病一样,不时隐隐发作。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咸丰十年,陈兰彬母病,告假返乡。居家的日子,给陈兰彬寂寞的人生带来了些许光亮。他走进高文书院,开始执教,向家乡的黄口小儿们讲授诸子百家和京城见闻。

  拉得长长的诵经读史的声音,给他不尽的快慰。

  然而,当学子散尽,月上中天,放下手头发黄的古卷,陈兰彬在满足之余不觉有些怅然若失:京城刻板的生活,带给他的不是官场习气,反而触动了他更高、更深层次的情感:他渴望着在更开阔的舞台上展示身手。

  来自于偏远小渔村的陈兰彬始终认为,四书五经和皇帝是他能够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平台。因此,他脑海里的知识和思想,就如他的书房全是线装古书一样,装满了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机械、刻板的文案生涯,没有泯灭他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他从中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风风雨雨:太平天国,西方列强……他仿佛一个长于开出调理药方的中医那样,目光幽幽地打量着这个老大帝国。只是,他的药方,只能袖于自己的衣中,他还不能拿出来。对于他个人来说,机会,还远远没有来到。

  陈兰彬饱读诗文。所幸的是,他还没有变成呆子。他深谙中国官场学问。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每一天,面对喷薄而出的朝阳,他都会轻吐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走进学堂,和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一起,迎接新的一天。

  2 同治二年(1863年),陈兰彬丁忧期满后回京,受命清理陈年积案,研究整治黄河要诀……不仅勤勤恳恳,更显积极奋发。在一个如同龚自珍所描述的“病梅”园中,陈兰彬这种直硬而向上的姿态,颇显出类拔萃。

  曾国藩,作为晚清末代名臣,那时已经在悄然中担负起了一个王朝的中流砥柱的角色。这时的曾国藩,需要的不是马屁精和江湖骗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干将。他留意到了这个来自南海之滨的“南蛮子”。或许由于养育陈兰彬的土地濒临大海之故,与诸多儒者臣子相比,陈兰彬国学深厚、仰慕新学。他的血管中流动着的,是相对开放的观念。这一点,正是曾国藩这个“老猎手”当时最急需的。

  于是,陈兰彬,来到了曾国藩的麾下,供职于当时中国最具活力的江南制造局上海广方言馆。

  那一段日子,陈兰彬的眼前是明亮和开阔的。这位在那个年代已经并不年轻的官员最为独特之处是,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激情”。在这里,陈兰彬迎来了他人生最为壮阔的阶段。这里,成了这位来自南海之滨的渔村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一个跳台。

  陈兰彬当时一定没有料到,他,成了中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火炬手——

  同治九年(1870年),由于在曾氏麾下“苦心孤诣、智深勇沉”,经曾国藩举荐,陈兰彬以太常寺正卿衔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委员。另一位同样是广东人的容闳担任副委员。

  他们,开始了谋划“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事业。

  3 容闳生长在广东的香山县南屏村,浑身“海洋气息”。他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是名副其实的“新华人”。举止投足间的作揖打拱显得僵硬,思想更是处处显出令人惊讶的“非传统”:以他激进的眼光看,他认为天平太国寄予着中国的未来。于是,他同情太平天国,还亲自来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但他的建议由于洪仁玕一句“未敢信其必成”被否,于是,这个骨子里同样流着“南蛮”硬汉血液的留学生,坚辞了洪秀全授予的四等爵位官印后,重新寻找报国机会。后来,他同样被曾国藩“猎”到手中。

  与这样一位“新锐”搭档,我们无法了解陈兰彬内心深处的感受。他们的合作却没有太多啰嗦,很快,两个人就起草好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陈兰彬受命,开始陆续选派幼童4批共120人赴美学习。同月11日,陈兰彬为监督、容闳为副监督,率领第一批学童30人赴美留学。茫茫太平洋上,近代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们的眼前,展现出一片海阔天高的景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学习的姿态出现在这片洋面上。他们正在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航程!

  “睁开眼睛看世界”。这是近代以来多少有识之士的渴望啊!

  终于,尘封的国门敞开了,尽管只是一条小缝儿!

  4 从北京出发前,陈兰彬给他的老师、粤西唯一的状元公林召棠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赴美,并且表达了自己将会不辱使命的决心。到达香港后,56岁的陈兰彬第一次拿起了电话。这神奇的物件能够传递千山万水之外的声音,不禁让他雄心勃发:“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

  大船摇荡,陈兰彬的心也是不平静的。未来的异域将会面对什么?他的心里并没有底。甚至关于美国,他还没有更多的知识,只是知道,这是一个立国不过百年的国度……

  看着那些孩子眼睛里压抑不住的喜悦的神情,陈兰彬反复提醒自己:一定要牢记让这些孩子学习西技的重托啊!

  这个念头是如此深刻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有时,在大洋上颠簸的晚上,昏昏沉沉中,他梦见这些孩子们被无形的手给掳走了。惊起之后,他独自走上甲板,海面暗黑无边,前路远在天边……

  对于陈兰彬来说是“处女航”,但对于同行的容闳来说,这却是一次充满兴奋的航行。

  与同样在海边长大的陈兰彬不同的是,未满19岁的容闳到美国求学,7年后,他已经连中国话都讲不流利了。但是,他的脑海装的还是他的祖国。带着满肚子的“西学”,他回到了中国……这次幼童成功赴美,是他多年的梦想啊!

  ……船行近三个月之后,这艘几乎可以说是载着中国未来之星的大船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码头。没有来得及多看这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这些脑后拖着辫子的中国人就在“高鼻深目”们诧异的目光中,坐上蒸汽火车,直达新英格兰地区。随后,这些孩子们就分散住到了54户美国家庭中……

  不久,陈兰彬发现,这些孩子们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聪明来,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可是,他也发现,这些孩子们着迷科学、篮球、足球,甚至还对教堂发生了浓厚兴趣!而对四书五经,幼童们则兴趣渐淡,甚至反感。更加让陈兰彬夜不能寐的是,幼童们对中国传统礼仪也开始嗤之以鼻……

  泱泱中华,悠悠文明。在陈兰彬看来,“弗可悉数”的机械设备如掘煤机、吸水机等的确先进,可是,其民权观念、平等主张和政体等等均怪异甚至荒诞。当初,组织幼童留美,要学的是科学、军事、实业等西技,如果这些孩子离经叛道,那么,离初衷太远了!

  陈兰彬找到容闳,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然后,他希望容闳和自己一起扭转这种局面。

  可是,令他意外的是,容闳,这位“洋派人物”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是小孩子,对新鲜的事物,总是有一些兴趣;对自由的东西,天性中本就有几分向往……”

  陈兰彬感觉手里捧着的是一捧炭火,火星正在星散而去。那份舍不得的痛,烧灼着他。陈兰彬心里有一种裂痛感。他把情况向朝廷奏报后,朝廷一时没有结论。

  5 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政府委任正在为幼童们焦头烂额的陈兰彬担任古巴专使,任务是调查华工在古巴的实际情况。

  陈兰彬一时将幼童事宜放下,满怀对骨肉同胞的挚情,开始了奔走、交涉、抗议……在他的著作《使美纪略》中,他愤怒地记述说:美方报纸凭臆论说,连篇累牍,“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令人阅而愤懑”。他奋笔疾书,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清政府作了详细报告。次年,受命与古巴殖民者西班牙当局交涉谈判。最后,签订了改善华工待遇的《古巴华工条款》,华工的人身自由和合法权益问题得到了解决。

  光绪四年(1878年〕,陈兰彬以宗人府丞衔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周旋于金发碧眼中,他的家国之忧更甚,目睹华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他的心隐隐作痛。于是,他更加拼命地为华工争取利益……

  光绪七年(1881年),陈兰彬奉诏回国后,风尘未掸,即从幼童留美的支持者转而成为反对者。多年来以公使身份的奔波并不轻松。然而,他一直没有放下捧在手上的炭火。在他的心中,科学重要,华工利益重要,而最重要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这是这位老翰林后半生最重要的守望,也是他一生中思想观念最重要的一个“瓶颈”:面对一座将倾的大厦,他和他的一些同僚想到的是,怎样加固。

  相对于顽固派来说,他已经是“新锐”了;相对于容闳这样的“洋派”,他又显得步态蹒跚……陈兰彬有幸,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陈兰彬不幸,在历史洪流面前,他个人的二难选择,其实也是历史的二难选择。

  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orto)校长得知这一消息后,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希望清政府让幼童们完成学业。可是,在一个“守节事大”的国度里,学业已经退居其次了。幼童留学计划终至夭折,那一年的9月6日,幼童们踏了返回老大帝国的旅程。

  回国后,这些幼童进入到各个“实业”行业。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事实证明,他们的爱国之情并没有因为剪掉辫子而减损半分。

  晚年的陈兰彬告老还乡,主讲高文书院。以古稀高龄,纂修了《高州府志》、《吴川县志》、《吴川风俗志》、《石城县志》等,沉醉于家乡的积年往事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陈兰彬闻到了空气中的一丝战栗。是月二十五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开战。陈兰彬一直关注着战事进展。听到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后,陈兰彬“恨损国威,仰天长叹”……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月14日,这位被称为外交家而没有成为近代思想家、改革家的陈兰彬,在他的故乡心事重重地与世长辞,终年79岁。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许,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拔苗助长。三年后即1898年,倡导西学、改革政治和教育制度的戊戌变法发起并失败,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

  黎明的曙光,正在一点一点迫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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