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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北京开了一个很“罕见”的会。会的全名叫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所以“罕见”，是因为这个会议上一次召开，还是在1978年。那个时候，这个会的名字叫做“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两字之别，体现的是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
光阴易逝，容颜易老。时隔37年，中央为何重启城市工作会议？这个问题，很多媒体做了解答。答案无非就是“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话当然没错，它是会议新闻稿里的原话。可问题是，到底新在哪里呢？1978年的城市工作会议，是在3月份召开的，这一年的12月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说，上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意味着，2015年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之后的首次城市工作会议。
改革开放之前，包括1978年那次，我们国家一共开了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另外两次分别召开于1962年和1963年。纵观这三次城市工作会议，都有一定的“问题导向”，即都是因为在城市建设中遇到了一定的问题，才需要召开会议讨论、解决。60年代初的两次会议，是为了解决当时人们对于城市的错误认识问题。当时人们认为“城市是消费型的城市，农村是生产型的农村”，这是农业型社会的落后观念。到了78年，我们国家的城市建设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面临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会议要解决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很多城市建设中曾经面临的问题，都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迎刃而解。人们核心的焦虑点，不再是如何正确定位城市、如何筹钱搞基础建设，而是怎么快速地城镇化，让农民变市民、扩大城市容量。所以，“城市化”问题暂且搁浅，“城镇化”问题倒是被反复提起。这或许也能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何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城市工作会议一直没召开。直到近年来，人们在关注城镇化的增量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终于在今年的4月份，媒体爆料年内有望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这次会议又是为解决什么问题呢？或者换个问法，这么多年都没有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否也就意味着今年或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新动向呢？
答案显而易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而是进入一个稳增长、重质量、转型升级的中高速时代。在这种常态下，城市当然也不应该再“摊大饼”式扩张，而是应该统筹兼顾、平衡发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如今城市发展的核心，不再单纯扩张建设，而是纵向深入优化“治理”。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5%的今天，这个判断显得有尤为重要。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一方面依然是进一步解决城镇化的问题。比如会议认为，中西部地区还需要进一步城镇化，有必要培育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是这次会议的重点，放在了解决城市化的问题和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上。比如化解拥堵、积水、噪音等“城市病”；减少空气污染、提高绿化程度，让城市更宜居；尊重市民知情、参与和监督城市决策的权利等。
当然所有这些措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抓住城市这个“火车头”，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地产去库存化、经济增长相对乏力的今天，盘活已有生产力，优化城市本身的发展潜力，是最好的选择。这其实也表明，经济增长方式到了一个关键的“拐点”。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今年在三个大城市发生的三起突发事故：上海的踩踏；天津的爆炸；深圳的土堆滑坡。也不知道这些重大的人祸和灾难，能否唤醒人们对城市安全治理的重视。其实，新型的城市化发展理念一再告诉我们：安全就是生产力，善治也是原动力。37年后，中央以最高的规格重启城市工作会议，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是时候改变那些陈旧观念了，城市需要温柔呵护，而不是任其疯狂地野蛮生长。 （文/曾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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