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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商鞅及其变法是一个他在世以及后世都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司马迁说变法后“秦人大悦”，而司马光则说“秦人不悦”。连司马迁也很矛盾，又以赵良的口说他：“为相不以百姓为事”，不为民众办事，秦民怎么会高兴呢？我觉得，商鞅变法对中国影响力最大，对中国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后人以商鞅思想写出的《商君书》更是中国专制思想、法律和制度的宝库，它弱民、卑民、愚民的思想与措施，令人不寒而栗，对中国现代化民主政治起到了极大地负面作用。 《通鉴》记载：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孝公在位24年后死，不久商鞅也被车裂而死。司马光引用《史记·商鞅列传》中关于赵良论商鞅与百里奚为相的史事，对商鞅变法进行了总结。 赵良何许人也？史书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是孟兰皋的老师，应该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史记》：“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史记·商鞅列传》，中华书局，1959，2233）商鞅动用了学生孟兰皋的关系，看来很想见赵良，愿意与赵良交上朋友，并请教秦国治理得如何，着重谈他与百里奚谁贤明的问题，他的本意是想赵良夸夸他的政绩。可是，没想到的是赵良不给他面子，而是以“谔谔之士”的面貌充分肯定了百里奚，淋漓尽致地臭骂了商鞅。 过去，我们对商鞅变法都是给予充分肯定的，特别是在“文革”中被吹上了天。当然，变法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如“废井田，开阡陌，平权量。”（《资治通鉴》注释，中华书局，1982,62）“并诸小乡邑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P56）但是，对商鞅变法的弊端及其对后世的负面影响缺乏深刻认识。正如桓宽指出的“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盐铁论·非鞅》，中华书局，1992，95）赵良对商鞅与百里奚为相差异的论述给我们认识予以警醒与启示，我想通过这些差异的对比，可以看到商鞅变法种种弊端。 首先，两人的不同的为官之路和死后人们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他们对群众的态度与群众对他们的认同的不同。赵良说秦穆公了解到百里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五张黑羊皮将他买来，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P62）而商鞅求见秦孝公是“因嬖人景监以为主”，也就是通过秦孝公的哥们景监拉关系、走后门见到秦孝公的，见后察言观色，先后说出帝道、王道、霸道三套理论，最后以霸道迎合秦孝公而拜官变法。 百里奚颠沛流离，筚路蓝缕，死里求生，十分了解群众的疾苦，他主政后想到群众的地方自然就会多一些。而商鞅出生官宦人家，又处于战国后期，这时的知识分子不再像百里奚所处春秋时的知识分子那样，追求形而上的思想理念，崇尚三代圣王之治，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战国后期的知识分子不再关心自身修养，而是关心帮助国王们强国称霸，自己过上鲜衣怒马的生活。 “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弟，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P62)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长安街上行走，两边的人们听到后都停下了脚步，很多人在大哭。百里奚死后人们的情绪也差不多，秦国男女都在哭泣，小孩也不唱歌，人们都停止了工作，不舂米只是其中的一项。赵良说商鞅的性命“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P63）果然如赵良所预言，五个月后秦穆公一死，就有人告他造反，他外逃因没有身份证（当时叫“验”）住不上饭店。桓宽说他“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 (《盐铁论·非鞅》，中华书局，1992，97）最后被车裂，“遂灭商君之家”，商鞅家从此就绝后了。 其次，两人的不同出行方式，表现和群众的不同关系。《通鉴》说百里奚“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P62) 百里奚当国家总理，再累也不坐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和群众一起晒太阳。他在国中视察，从不显摆，没有随从前拥后呼，没有武士舞刀弄剑，没有警车开道，得到了群众的爱戴，人民和总理心连心。韩非子对百里奚也很推崇，说他“为其臣也，皆夙兴夜寐，卑身贱体，竦心白意。”（《韩非子·说疑》，中华书局，1998，403） 而商鞅出行则“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P63)商鞅出行时早已清场，偶尔为表现亲民形象，出来的也是基层干部扮演的群众，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商鞅就会呆在丞相府不出来，把自己和群众分离开来。“为相十年，人多怨之。”（P62） 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百里奚与商鞅不同下场说明了这两句箴言的正确性。 最后，两人的执政方式不同，源于对人的认识和执政指导思想不同。司马光说百里奚“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P62)这几件事《史记·秦本纪》都有记载，但基本上都是秦穆公决断的，百里奚只是部分参与其事。如：秦国与晋国东伐郑国与“一救荆祸”，《左传》有记载，都没有提到百里奚。两件事分别发生在秦穆公三十年和二十八年，距秦任用百里奚已25年，百里奚至少95岁左右了。“三置晋君”是指秦国立晋国惠公、怀公、文公为国君。立晋惠公夷吾是百里奚率兵送回国的，其他二人关系不大。为什么太史公、司马光要把这些功劳都加在百里奚身上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批判商鞅和商鞅变法。 当然，百里奚具有仁者之心，史籍还是有记载的。秦穆公十二年，晋国大旱，请求秦国给予粮食援助。由于晋惠公请求被秦国帮助立为国君时，答应割河西八城，当了国君后又反悔，秦国人很有意见，有人建议乘其大旱无粮讨伐夺取其地。秦穆公征求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188）秦穆公同意调拨粮食救晋国老百姓。《左传》对百里奚的言论有不同的记载：秦穆公“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左传·僖公十三年》）什么是“道”？就是春秋时期精英知识分子追求的三代圣王之道。践行圣王之道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福气。 难怪孔夫子都成为百里奚的粉丝。夫子三十岁的时候回答齐景公秦国那么小为何成为霸主的问题时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1910）孔子说：“秦国虽小，志向却很大；所处地方虽然偏僻，但施政却很公正恰当。秦穆公亲自提拔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百里奚，授给他大夫的官爵，把他从拘禁中解放出来后就立即与他一连谈了三天的话，随后把执政大权交给了他。用这种精神来治理国家，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何况称霸呢。” 孔子在此力挺了百里奚。 商鞅对人、对其它国家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如果说百里奚执政理念是仁、善，而商鞅就是一个恶字。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P62)商鞅刚当上丞相处理罪犯就杀了很多人，以至于渭水变成红色。“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P63)无论对贵族还是百姓，商鞅就是一个杀字。对内则不免“老母号泣，怨女叹息”(《盐铁论·非鞅》，中华书局，1992，94)对外也就撕下了“徙木立信”的面具，秦魏开战，商鞅写信以两国会盟的名义将和他曾为好友的魏国主将公子卬骗到他的驻地，并将其杀死。所以，“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2237） 商鞅在秦国工作了19年，主持变法殚精竭虑，秦国大治为何最后落得个灭族绝种的下场。桓宽说出了表面的原因：他“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盐铁论·非鞅》，中华书局，1992，96） 其深层次原因在哪儿呢？太史公说过：“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也就是说，他读过商鞅的书，商鞅就是按照书中所说的行事的。我们可以从《商君书》（虽然现在的《商君书》不是商鞅本人所著，而是后人根据他的思想所著。）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及其措施，这些才是深层次原因。 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泯灭人性的，那就是根据“强国弱民”的原则，政府制定政策要与群众意愿对立起来，一切改革措施要从民弱国强出发，国家不能执行善政，只能贫治愚民，最后使群众变成只会“耕战”的国家的驯服工具。 《商君书》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中华书局，2009，170）也就是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是一般规律，所以会治理国家的人就要把“弱民”作为治国政策的基本原则。所以从这一原则出发，国家制定的政策要使群众怨恨，那样群众就会变弱；反之政策是群众喜欢的，他们就会变强。（“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 引文同上P174）同时，国家只能用恶政，因为“国为善，奸必多。”用善政就会产生许多奸诈小人，所以只能实行让民众贫穷的政策。“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商君书·去强》，中华书局，2009，42） 也就是说国家富有，如果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就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如果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叫做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一言以弊之曰，秦国的崛起是建筑在广大群众的贫穷、灾难、痛苦的基础之上的。 商鞅变法的措施，首先是愚民：禁止民众阅读诗书，为焚书坑儒之滥觞。（“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中华书局，2009，20)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商君书·垦令》，中华书局，2009，19)中止了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通过愚民使人与人不交往。（“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同上P12） 其次是卑民：建立“五家互保，十家相连” 连坐制度，加重对民众违法的处罚力度；任用奸人(“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君书·说民》，中华书局，2009，54)，奖励告密；规定穿不同的衣服以区别等级尊卑。 再次是弱民：一是打击商人，严禁没经政府批准的商业活动。禁止粮食交易；（“使民无得粜，农无得籴，农无得籴，则窳惰之勉疾。垦令14）取缔民间旅馆（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商君书·垦令》，中华书局，2009，16）；提高酒肉价格。二是征收重税。(“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商君书·垦令》，中华书局，2009，23) 据专家估算，商鞅时期，秦国政府向民众收取的各种赋税，再加上徭役折算成实物，大约民众年收入的五分之四被政府巧取豪夺。 通过变法，秦国民众就变成了政府只会耕作和打仗的驯服工具。《商君书》说：“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反。”（《商君书·画策》，中华书局，2009，150）民众见到有仗打，就像饿狼见到了肉。后面的记述倒是有点像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父送子，妻送郎的景象，嘱咐不打败敌人不要回家。 韩非说：“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中华书局，1998，398）。这些驾驭臣民的做法一直延绵后世，流毒甚广，我们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到它活跃的踪影，中国一切专制理论、法律、制度无不是它的继承和变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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