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三木 / 赏析文 / 《人间词话》西亭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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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西亭解析

2015-12-24  白沙三木

1王国维云:《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风人深致:诗人,按风雅骚分亦称风人、雅人和骚人;深致,深远的意趣。指诗人深远的意味、情趣。“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故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

诗者,贵在意趣。立意不高或无所立意,就不值得读;光有好的立意,若无情趣,就没人喜欢读。

2、王国维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遂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罔,没有。

王国维之第一层境界:做学问成大事业,首先必须认准方向,确定目标。摒除杂念,无所障目,然后登高望远,俯视前程,鸟瞰路径,掌握大概。

王国维之第二层境界:做学问成大事业,必须经过一番辛劳,不可能轻而易举。认准目标,矢志不移,然后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即使神劳形瘁亦无怨无悔。

王国维之第三层境界:做学问成大事业,经过反复追寻,不懈努力,终能“柳暗花明”。对目标要坚贞不渝,追求要百折不挠,才能偶尔灵感闪现,意动天机,神合自然。

3、王国维云:太白(李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独有千古。后世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堪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气象:或指景色、景象,或指气度、气局,或指气韵、风格,此处应指气度、气局。

差堪继武:差堪意谓差不多可以;继武意谓接上前人的脚印;指勉强可以继承前人的风格。

不逮:意指不及或比不上。

4、王国维云:张皋文(张惠言,字皋文)谓:飞卿(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刘熙载,字伯简,一字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

深美闳约:就是深厚、优美、阔大、含蓄的意思,包括二层含意:一指温柔敦厚,符合诗教的原则;一指寓深闳意旨于言外,即有寄托。

差近:差不多接近的意思。

张惠言《词选序》云:“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淞、司空图、韩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所谓“精妙绝人”,意谓精致巧妙过人。

5、王国维云:南唐中主(李)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意指香草容易衰败,青春容易消逝,喻美好事物容易逝去。

吴梅《词学通论》云:“中宗诸作,自以《山花子》二首为最,盖赐乐部王感化者也。此词之佳,在于沉郁。夫菡萏香销,愁起西风,与韶光无涉也,而在伤心人见之,则夏景繁盛,亦易凋残,与春光同此憔悴耳。故一则曰:'不堪看’;一则曰:'何限恨’。其顿挫空灵处,全在情景融治,不事雕凿,凄然欲绝。至'细雨’、'小楼’二语,为'西风愁起’之点染语,炼词虽工,非一篇中之至胜处,而后人竟赏此二语,亦可谓不善读者矣。”

沉郁:低沉郁积;郁积,忧郁愤懑积聚于心。

顿挫:停顿转折。

空灵:灵活而无法捉摸。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上·词采》:“说话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脱;行文不板实,一篇之内但有一二段空灵,此即可以填词之人也。”

韶光:本指春光,故吴梅言无涉。“韵光”有版本作“容光”。

王国维所以讲“菡萏”二句比“细雨”二句好,是以为前二句当作含有“国家政权风雨飘摇”的寓意,而下二句却不含寓意。其实,上二句也未必有此寄托。

6、王国维云: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精诣。《花间》于南唐人词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

风格:作者由于身世、学识、修养、个性等因素的不同,文学创作时,在选择题材、运用语言、思想情感方面所形成的特点、特色,称为个人风格。同样,一个时代、一个流派,都有其风格特色。

堂庑:堂指正厅,庑指堂对面及两侧之屋宇。此喻意境和规模。

精诣:精到。谓学养精粹。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冯煦《唐五代词选序》云:“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贯,短长之流别。”

《蒿庵论词》云:“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虞、褚、薛之书,皆出逸少。”逸少,王羲之字。

7、王国维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

王国维提出了衡量词的三条标准:一是写情要感人至深,二是状景要耳目豁然,三是遣辞要自然浑成。

8、王国维云: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概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

张炎《词源》云:“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轻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

9、王国维云:词最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两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所以喜欢使用代字,不是因为缺乏真实的思想内容,就是因为缺乏语言的表达能力。

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如果有好的语言就不必用代字,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就没有闲暇用代字。

10、王国维云:沈伯时(沈义父,字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事”。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沈义父《乐府指迷》云: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往往浅学俗流,多不晓此妙用,指为不分晓,乃欲直捷说破,却是赚人与耍曲矣。如太,不可太露。

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如果真的把使用代字看作词是否工巧的标准,那么古往今来有许多类书,又何必填词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箸”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捷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

11、王国维云: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陆游)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同时白石、龙洲学幼安之作且如此,况他人乎?其实幼安词之佳者,如《摸鱼儿》《贺新郎》《青玉案》《祝英台近》等,俊伟幽咽,固独有千古,其他豪放之处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梦窗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

颉颃:谓不相上下。《晋书·文苑传序》:“潘夏连辉,颉颃名辈。”

祧:超越。清·江顺诒《词学集成》:“非先有词而后有唐人之诗,亦不能祧诗而言词。”

12、王国维云:周介存(周济)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唯“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

13、王国维云: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14、王国维云:梦窗(吴文英)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张炎)之词,亦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

15、王国维云: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韵律者,尚未悟此也。

16、王国维云:昔人但知双声之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

17、王国维云: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殆:大概、几乎之意。

羔雁之具:羔雁,小羊与雁。《礼记·曲礼》:“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童子委挚而退。” 古代卿大夫相见时的礼品。此指诗词作为人间之间馈赠的礼品,则失去了真情。

替:兴替之替,意谓衰废。

对于诗词的兴衰,王国维从其功用上探究原因,以为当诗词沦为文人间的馈赠礼品之时,则多成应酬之作,失去了真情,便逐渐衰落。

18、王国维盛赞冯正中,云: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阙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叙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韦应物)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孟浩然)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

19、王国维云: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晃补之,字无咎)谓:只一“出”字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吴曾《能改斋漫录》引晃无咎评本朝乐章云:“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

20、王国维云: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所谓“得荷之神理”,即词人能“模写物态,曲尽其妙”。

21、王国维云:曾纯甫(曾觌,字纯甫)中秋应制作《壶中天慢》词,自注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谓宫中乐声闻于隔岸也。毛子晋(毛晋,字子晋)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近冯梦华(冯熙,字梦华,号蒿庵)复辨其诬。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殊笑人也。

曾觌《壶中天慢》序云:此进御月词也。上皇大喜曰:“从来月词不曾用金瓯事,可谓新奇。”赐金束带紫番罗水晶碗,上亦赐宝盏。至一更五点还宫。是夜西兴亦闻天乐焉。

毛晋跋《海野词》:“(曾觌)不时赋词进御,赏赉甚渥。至进月词一夕,西兴共闻天乐,岂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耶?”

冯熙《蒿庵词论》云:“曾纯甫赋进御月词,其自记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子晋遂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说。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风驶归功于《平调满江红》,于海野何讥焉?”

解义不确,便落笑柄。

22、王国维云: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姜)。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落第二手。其志清峻则有之,其旨遥深则未也。

西亭谓:格调者人之体貌,意境者人之思想,体貌若不清峻则无人欣赏,思想若不深邃则徒有其表。王国维评白石格调高而意境浅。

23、王国维评南宋诸家:梅溪(史祖达)、梦窗(吴文英)、中仙(王沂孙)、玉田(张炎)、草窗(周密)、西麓(陈允平)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

贾谊《吊屈原》:“乌哀哉兮,逢时不祥!…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斡,转也。周鼎,周代传国宝器。康瓠,瓦盆底也。蹇,跛也。骥,骏马也。

王国维以为南宋除辛弃疾外均不及北宋,主因是“失之肤浅”。

24、王国维自评: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呤》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

与晋代兴:《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公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对曰:'…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王国维此指自己的和韵词,继承了古人的长处,与古人原作相比毫无愧色。

25、王国维云:余友沈昕伯纮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阕云:“帘外东风随燕到。春色东来,循我来时道。一霎围场生绿草,归迟却怨春来早。锦绣一城春水绕。庭院笙歌,行乐多年少。著意来开孤客抱,不知名字闲花鸟。”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南宋人不能道。

沈紘,字昕伯,王国维就读于东文学社时同学。

26、王国维云:樊抗夫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高楼”、“春到临春”等阕,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

凿空而道:凿,开也;空,通也;原意为对未知领域的探险,此处意谓对原有境界的开拓。

王国维说自己的词,虽才力不如古人,但在用意方面胜于古人。

27、王国维云: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杨花词指《水龙吟·杨花》。

28、王国维云: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时代之作,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词则今不如古。盖一则以而已为主,一则须兴而成故也。

随着王国维对戏曲史研究的进展,对元曲的评价发生了变化。其著《宋元戏曲考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又在《宋元戏曲考》中云: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由此可见,于王国维胸中,自然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分量是何等之重!

29、王国维评两宋词人:北宋名家以方回(贺铸)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李攀龙)、新城(王士)之诗,非不华瞻,惜少真味。至宋末诸家,仅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志也。

华瞻:看上去华美漂亮。

宋末诸家:指南宋史达祖、吴文英、陈允平、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

制艺: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

刘义庆《世说新语》: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懔懔,严正、刚烈貌。厌厌,微弱、精神不振貌。

30、王国维云: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古体诗易学而难工,近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

古体诗与近体诗二句,应为王国维笔误,故按原意改正。

31、王国维首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境界 (http://www.zhsc.net/Item/35300.aspx)

“境界”一词作为一般习惯用法,如云“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泛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界域而言者。境界有以空间之广度衡量者,有以事物程度衡量者。

意境是属于主观范畴的“意”与属于客观范畴的“境”二者结合的一种艺术境界。这一艺术辨证法范畴内容极为丰富,“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在两个统一过程中,情理、形神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就形成了“意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附录》中对意境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又:“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犹到底)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犹难道)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妙秘也。”

又:“文学之事,其内足者以摅(发表或表示的意思)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在《文学小传》中对于情景进行了阐述: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情感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动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犹如果、假使)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

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云: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意犹基础),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

32、王国维云: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

诗有造境、写境,诚然难分。缘于造境者将自然之境优化组合,写境者将自然之景去芜存菁。故造境合乎自然,而写境臻至理想。

33、王国维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两种境界之说,应源于叔本华和宋邵雍二人。叔本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云:“在抒情诗和抒情的心境中,…主观的心情,意志的影响,把它的色彩染上所见的环境。”又云:“每当我们达到纯粹客观的静观心境,从而能够唤起一种幻觉,仿佛只有物而没有我存在的时候,…物与我完全融为一体。”

邵雍(http://baike.baidu.com/view/145158.htm)《皇极经世绪言》云:“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其意为:对此,有才华的作家是能够自己有所建树的。

34、王国维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子夜歌》: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

韩愈《送孟东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己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韩愈《荆谭倡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35、王国维将感情列为境界的范畴:“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王国维《文学小言》云:诗人体物之妙,侔(相等,齐)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36、王国维云: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叔本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云:“美是纯粹客观的静观心境。”“如果物象是与意志对抗,并以其不可抵抗的力量使得意志感到威胁,或者其不可测量的体积使得意志自惭形秽,但是如果欣赏者…默默静观那些威胁意志的物象,…他就充满了崇高感。”

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云:“美之中又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若其物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

王国维以西方美学崇高的理论糅合中国古代美学阴阳柔刚说而提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吾人与审美对象无利害关系,又毫无生活之欲存在,则“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我人,而吾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红楼梦》评论)。

优美:婉约柔和之美。

壮美:凡事物能使人有崇高、严肃、雄壮之感者谓“壮美”。

37、王国维云: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之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叔本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云:“实际的物象几乎总是它们所表现的理念之极不完全的摹仿,所以天才就需要想象力以洞察事物。那不是说大自然确已创造出来的事物,而是大自然企图去创造,但因为事物间自然形式的冲突而未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天才…不注意事物的联系的知识,他忽略了符合充足理由律的那种事物关系的知识,是为了要在事物中只看它们的理念。”“有人会说:艺术摹仿自然而创造了美的东西。…这是多么固执而愚蠢的成见啊。…美的知识绝不可能纯粹是后天的,至少有一部分是先天的。…只有依赖这种预料,我们才能认识美。…这种预料就是理想。因为它得之于先验,至少有一半是先验的,所以它也是理念。而且它对于艺术具有实用意义,因为它符合并且补充我们通过自然后验(经验)地获得的东西。”

意境是诗人并非对实际物象的完全摹仿,而是诗人借助想象力洞察事物,描绘大自然企图创造,但由于事物间相互冲突而未能创造出来的尽善尽美的东西。

诗人,所以要忽略符合充足理由(符合客观规律)的那种事物联系的知识,是为了要在事物中只看它们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撇开了事物间的相互冲突,而大自然企图创造出来的尽善尽美的东西。

理念、观念与信念:

观念指观点、看法、想法,是中性词;

理念指绝对正确的观点,可以作为道理、真理来形容;

信念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引申为对某人或某事信任、信赖或有信心的一种思想状态

先验:由康德所首创,同“经验”相对。意为先于经验的,但为构成经验所不可获缺的。康德认为客观物质世界只能给人们一堆杂乱无章的感觉材料,而知识的构成全靠用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先天形式”来加工整理,因此先天形式和后天的经验是构成知识的根本要素。那些不是与对象有关,而是与我们关于对象之认识方式有关的认识,只要它们是先天可能的,都称作先验。先验并不意味着某种超越出经验的东西,而是某种虽然先于经验,但除了使经验成为可能以外还没有得到更进一步规定的东西。

38、王国维云: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天才至少还必须依赖于先验,而习惯则必然源于经验,故有王国维之说。

39、王国维云:诗之三百首、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其可笑孰甚。诗词之题目为自然及人生。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云:“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

西亭以为:诗词意境多于写景,意境者,集众自然之美于一体也,故应不为实景所拘。

40、冯梦华(冯煦)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王国维不以为然,云: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稍胜方回耳。古人以秦七、黄九或小晏、秦郎并称,不图老子乃与韩非同传。

所谓谈语,指语言风格的轻淡、人生感叹的轻淡,似在有意无意、若有若无之间。

所谓浅语,指无深意的语言。

所谓有致,指有意味、有情趣。

王国维认为,把晏几道与秦观相提并论,就象《史记》把老子与韩非放在同一个列传中那样。

41、王国维云: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怀古咏史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42、王国维认为:白居易《长恨歌》之壮采,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而吴梅村(吴伟业)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由此可见。不独诗为然,词亦然。

43、王国维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屈原《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要眇,美好貌。宜修,修饰得恰到好处。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王国维认为,词这种体载(或谓体制),是带有修饰性的精巧的美。

缪越《论词》:“人有情思,发诸楮墨,是为文章。然情思之精者,其深曲要眇,文章之格调词句不足以尽达之也,于是有诗焉。文显而诗隐,文直而诗婉,文质言而诗多比兴,文敷畅而诗贵酝藉,因所载内容之精粗不同,而体裁各异也。诗能言文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文之所能言,则又因体裁之不同,运用之限度有广狭也。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此新体有各种殊异之调,而每调中句法参差,音节抗坠,较诗体为轻灵变化而有弹性,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故自其疏阔者言之,词与诗为同类,而与文殊异;自其精细者言之,词与诗又不同,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酝藉。”

44、王国维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澄江净如练”、“山气日夕佳”、“落日照大旗”、“中天悬明月”、“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壮语。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45、王国维云: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

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主张诗歌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强调冲淡平和的风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要求具有含蓄蕴藉之美。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标举“兴趣”,认为诗歌创作应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莹彻玲珑,不可凑泊”。

王士在司空图、严羽的基础上提出“神韵”说,主张诗要“神韵天然”、“兴会超妙”、“兴会神到”、“得意忘言”。这种不早理论强调了艺术思维和艺术创作的特点,但却有脱离现实的倾向,给人一种恍惚迷离不可捉摸的感觉。

气质说:气质指风骨;诗文慷慨的风格。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於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格调说:清沈德潜提出格调说:《说诗啐语》云:“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搞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写诗不局限于韵律节拍,更要让读者通过韵律节拍来体会情思。《说诗啐语》又云:“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听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写诗既反对无法,又求神明变化;不泥死法,但要按意运法。

神韵说:清王士禛提出神韵说:讲写景,贵清远;讲写情,贵朦胧;讲用词,贵清俊。写景要选取有诗意的景物,诗意含蓄在景物之中,景清而意远。写情由境来透露,朦胧而萌坼,含蓄而不露。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主张诗歌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强调冲淡平和的风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要求具有含蓄蕴藉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标举“兴趣”,认为诗歌创作应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莹彻玲珑,不可凑泊”。王士禛在司空图、严羽的基础上提出“神韵”说,主张诗要“神韵天然”、“兴会超妙”、“兴会神到”、“得意忘言”。这种理论强调了艺术思维和艺术创作的特点,但却有脱离现实的倾向,给人一种恍惚迷离不可捉摸的感觉。

46、王国维云:“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钱钟书《通感》引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和苏轼“小星闹若沸”云:“宋祁和苏轼所以用'闹’字,是想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绘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两句都是'通感’或'感情移借’的例子。”“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通感的各种现象里,最早引起注意的也许是触觉和视觉向听觉里的挪移。…好些描写通感的诗句都是直接采用了日常生活里表达这种经验的习惯语言。…不过,诗人对事物往往突破了一般经验的感觉,有更深刻、更细致的体会,因此也需要推敲出一些新颖、奇特的字法,例如前面所举宋祁和苏轼的两句。”

47、王国维对浪仙“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两句诗入周美成词和白仁甫曲云: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境界不为我用。

如果不是自己已有境界,古人境界也就不会为我所借用,融为自己的境界。这里王国维不单说借用诗句,而是主要强调借用境界,但是以诗境入词境,并不能生搬硬套,其前提是自身要有境界在,这样的借用才能为我所用。单纯的借用,缺乏创造精神,有似于摹仿,那是不足取的。

48、王国维云: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何遽,犹言怎么就,表示反问。

49、王国维云: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50、王国维云:“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讥之。故知孔门而用词,则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等作,必不在见删之数。

《论语·子罕》:“'康棣之花,偏其反尔,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日:'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的意思是:岂不想念你啊,而是你和我隔得太远了。孔子反对说假话,认为并不是因为距离太远,而是根本不曾思念。因为有孔子删诗说法,故王国维认为像牛峤“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那样发自内心、有性情的诗句必定不在被删除的范围。王国维主张词要有真景物、真感情的。

51、王国维云: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顾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

贺裳《皱水轩词筌》云:“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

52、王国维云: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兴化刘氏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弟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

刘熙载《艺概·曲词概》云:“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

53、王国维云: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冯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写春草之魂者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云:“梅圣俞在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草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草谁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欧公击节赏之,又自为一词云:'栏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盖《少年游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虽置诸唐人温、李集中,殆与之为一矣。”

54、王国维云: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阕,则近于五排矣。

55、王国维云: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

56、王国维云: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57、王国维云:“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已(韦庄)语也,其词品亦似之。若正中词品欲于其词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58、王国维云:“暮雨萧萧郎不归”,当是古词,未必即白傅所作。故白诗云:“吴娘夜雨萧萧曲,自别苏州更不闻”也。

59、王国维云:稼轩《贺新郎》词:“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又,《定风波》词:“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绿”、“热”二字皆作上去用。与韩玉《东浦词》《贺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谢”叶“食”、“月”,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

《贺新郎》“绿”、“热”二字原属入声,都作上声与去声用。

《定风波》“绿”与“热”属入声,而“路”、“去”、“夜”属去声,“语”、“苦”为上声,词中为入声与上去通押。

《贺新郎》、《卜算子》“玉”、“曲”、“节”、“月”属入声,“注”、“谢”、“夜”属去声,“女”属上声,亦为入声与上去通押。

以上韵例,宋词中较为罕见,王国维认为,辛韩词中以入声与上去通押,为北曲四声通押开了先河。

60王国维云: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送月词”,调寄《木兰花慢》云:“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

61、王国维云:谭复堂《箧中词选》谓:“蒋鹿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庵辈,则倜乎远矣。

谭献《复堂词话》云:“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己微矣。”

62王国维云: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萧统《陶渊明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莫之与京:这是别人所不能相比的。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云:“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语吾曰:'薛收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

63王国维云: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贵妇人与倡伎之别。

64王国维云:贺黄公裳《皱水轩词筌》云:“张玉田(张炎)《乐府指迷》其调叶宫商,铺张藻绘抑亦可矣,至于风流蕴藉之事,真属茫茫。如啖官厨饭者,衣不知牲牢之外别有甘鲜也。”此语解颐。

《乐府指迷》实为《词综》之误。解颐:《汉书·匡衡传》:“匡说《诗》,解人颐。”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

65、王国维云:周保绪济(周济)《词辨》云:“玉田(张炎),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又云:“叔夏(张炎)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

《介存斋论词杂著》:“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辉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

66、王国维云: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朱彝尊,字锡)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周济)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潘四农德舆(潘德舆,字彦辅,号四农)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熙载(刘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庵词颇浅薄,潘、刘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不可废也。

陈子龙《三子诗余序》:“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逸极于北宋。”

67、王国维云:唐五代北宋之词,所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彩花耳。湘真(陈子龙)且然,况其次也者乎!

王士《花草蒙拾》云:“'生香真色人难学’,为'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难学’所从出。千古诗文之诀,尽此七字。”

68、王国维云:《衍波词》(王士词集)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虽不及容若,要在锡(朱彝尊),其年(陈维崧)之上。

69、王国维云:近人词如复堂(谭献)词之深婉,(朱孝臧)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之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王安石)、庐陵(欧阳修)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

学人之词,斯为极则:意犹在学者词中,这已经达到极致。

半塘,王鹏运,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晚年又号鹜翁、半塘僧鹜。

70、王国维云:宋直方《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谭复堂《蝶恋花》“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可谓寄兴深微。

71、王国维云:《半塘丁稿》(王鹏运词集)中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乃《骛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惝,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为未允也。

郁伊惝,令人不能为怀:苦闷、忧郁、失意、惆怅,使人读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72、王国维云:固哉!皋文(张惠言)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舒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己耶?

张惠言《词选》评温词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评欧词云:“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评苏词云:此东坡黄州作。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诗极相似。”

命宫磨蝎:磨蝎,天上星宿名。命宫磨蝎是说命运不佳,受到种种折磨。苏轼《东坡志林》云:“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王士《花草蒙拾》在引用了居士对苏轼《卜算子》的解释后,云:“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作呕。”“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禀舒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

73、王国维云:周介存(周济)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刘熙载)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解颐:颐,本义下巴。《汉书·匡衡传》:“匡说《诗》,解人颐。”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

74、王国维云:贺黄公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轻语商量’,而称其'柳昏花螟’,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然“柳错花螟”自是欧、秦辈,以属为胜。吾从白石,不能附合黄公矣。

“然'柳错花螟’自是欧、秦辈,以属为胜。”原稿最初作“二句境界自以后句为胜”,后改为“前句画工之笔,后句化工之笔”,最后改成现在的文字。通行本作“自是欧、秦辈句法,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

75、王国维云: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片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竹外一枝斜更好”,“疏影横斜水清浅”等作何如耶!

张炎《词源》云:“诗之赋梅,惟和靖一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已,世非无诗,不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太白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诚哉是言也。”

76、王国维云: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绝高,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邪?

77、王国维云:问“隔”与“不隔”之别,曰:渊明之诗不隔,韦、柳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

78、王国维云: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少游到郴州,作长短句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尽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己矣,虽万人何赎。’”

79、王国维云:严沧浪《诗话》曰:“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但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严羽《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80、王国维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81、王国维云:“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陈师道),可怜无补费精神。”此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也。美成、白石、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

82、王国维云: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奇壮采,为元曲冠冕。然其词干枯质实,但有稼轩之貌而神理索然。曲家不能为词,犹词家之不能为诗,读永叔、少游诗可悟。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云:“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马致远),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

83、王国维云:朱子(朱熹)《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84、王国维云: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

85、王国维云:“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费力。

陆辅之《词旨》:“警句凡九十二则”,其中有“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和“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86、王国维云: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王沂孙,字圣与)、叔夏(张炎)、公谨(周密)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词,非季迪(高启、字季迪)、孟载(杨基,字孟载)诸人所敢望也。

87、王国维云:和凝(字成绩)《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此词前半,不减夏英公(夏辣)《喜迁莺》也。

88、王国维云:宋《李希声诗话》曰:“唐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后人写诗,有的人追求逼真,过于拘泥约束,气质格调低下,终究使人感到面目可憎。

89、王国维云:毛西河《词话》谓:赵德麟令畴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为杂剧之祖。然《乐府雅词》卷首所载秦少游、晃补之、郑彦能(名仅)《调笑转踏》,首有致语,末有放队,每调之前有口号诗,甚似曲本体例。无名氏《九张机》亦然。至董颖《道宫薄媚》大曲咏西子事,凡十只曲,皆平仄通押,则竟是套曲。此可与《弦索西厢》同为曲家之荜路。曾氏置诸《雅词》卷首,所以别之于词也。颖字仲达,绍兴初人,从汪彦章、徐师川游,彦章为作《字说》。

荜路:荜路蓝缕,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后世用以形容创业之艰辛。这里王氏是说鼓子词、大曲、诸宫调为元杂剧的形成开辟了道路,杂剧的体制是从这些艺术形式发展深化而成的。

90、王国维云: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致语”一种。宋子京、欧阳永叔、苏子瞻、陈后山、文宋瑞集中皆有之。《啸余谱》列之于词曲之间。其式: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口号”(诗),次“勾合曲”(四六文),次“勾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二句),次“问小儿”、“小儿致语”,次“勾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六文)。若有女弟子队,则勾女弟子队如前。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则自伶人定之。少游、补之之《调笑》乃并为之作词。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曲中楔子、科白、上下声诗,犹是致语、口号、勾队、放队之遗也。此程明善《啸余谱》所以列致语于词曲之间者也。

91、王国维云:自竹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合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甚矣,人之贵耳贱目也。(按:另有已删之“古人云:'小好小惭,大好大惭’,洵非虚语。”)

小好小惭,大好大惭:韩愈《与冯宿论文书》:“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王国维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虽然《草堂诗余》有许多适合下里巴人的作品,有时语涉亵诨,但它们十之八九都是充满着真景物、真感情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比《绝妙好词》这类十之八九都是空洞无聊生硬的作品要好得多。

92、王国维云:明顾梧芳刻《尊前集》二卷,自为之引。并云:明嘉禾顾梧芳编次。毛子晋刻《词苑英华》疑为梧芳所辑。朱竹跋称:吴下得吴宽手钞本,取顾本勘之,靡有不同,因定为宋初人编辑。《提要》两存其说。按《古今词话》云:“赵崇祚《花间集》载温飞卿《菩萨蛮》甚多,合之吕鹏《尊前集》不下二十阕。”今考顾刻所载飞卿《菩萨蛮》五首,除“咏泪”一首外,皆《花间》所有,知顾刻虽非自编,亦非复吕鹏所编之旧矣。《提要》又云:“张炎《乐府指迷》虽云唐人有《尊前》《花间集》,然《乐府指迷》真出张炎与否,盖未可定。陈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而无《尊前集》之名。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然《书录解题》“阳春录”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尊前》《花间》往往谬其姓氏。”公度元间人,《宋史》有传。北宋固有,则此书不过直斋未见耳。又案:黄升《花庵词选》李白《清平乐》下注云:“翰林应制。”又云:“案: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云云。今《尊前集》所载太白《清平乐》有五首,岂《尊前集》一名《遏云集》,而四首五首之不同,乃花庵所见之本略羿欤?又,欧阳炯《花间集序》谓:“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四首。”则唐末时只有四首,岂末一首为梧芳所羼人,非吕鹏之旧欤?

93、王国维云:《提要》载“《古今词话》六卷,国朝沈雄篡。雄字偶僧,吴江人。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康熙中年。”然维见明嘉靖前白口本《笺注草堂诗余》林外《洞仙歌》下引《古今词话》云:“此词乃近时林外题于吴江垂虹亭。”案:升庵《词品》云:“林外字岂尘,有《洞仙歌》书于垂虹亭畔。作道装,不告姓名,饮醉而去。人疑为吕洞宾。传入宫中。孝宗笑曰:' “云崖洞天无锁”,“锁”与“老”叶韵,则“锁”音“扫”,乃闽音也。’侦问之,果闽人林外也。”则《古今词话》宋时固有此书。岂雄窃此书而复益以近代事欤?又,《季沧苇书目》载《古今词话》十卷,而沈雄所篡只六卷,益证其非一书矣。

94、王国维云: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格必卑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唐季五代之词独胜,亦由此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花间集”条云:“后有陆游二跋,…其二称'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95、王国维云:“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罗隐《炀帝陵》),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后陇,异日谁知与仲多”(唐彦谦《仲山高祖兄仲隐居之所》),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长陵亦是闲后陇,异日谁知与仲多:长陵亦只是普普通通的丘陵布局,他日怎能知道是否能与老二比较多与少呢?

《汉书·高帝纪》:“置酒前殿。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从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称万岁。”

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诗人不能局限于政治上的利害得失,进入纯粹的审美静观的境地,才能纵观历史的发展,识见通达超脱。

96、王国维云: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语》谓: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严蕊奴。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纠唐仲友奏牍》。则《齐东野语》(周密著)所纪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97、王国维云: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98、王国维云: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然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而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99、王国维云: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如韦、柳之视陶公,非徒有上下床之别。

伯夷、柳下惠在古时被认为是高风亮节之士。伯夷为殷孤竹君之子,柳下惠为春秋时鲁人。《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如韦、柳之视陶公,非徒有上下床之别:这就好象韦应物、柳宗元比不上陶渊明那样,姜白石和苏东坡、辛弃疾相比,不止有上下床的区别。王以为,姜虽超脱清高,但不及苏辛有气度、有胸襟。

100、王国维云: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梦窗、玉田、西麓、草窗之词,则乡愿而已。

《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做敢为,大所有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狂”是指不拘一格,气势猛烈,蔑俗轻规。“狷”指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中国古人“狂”而进取,进取之途被堵塞,就要学会“狷”而自守。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狂狷是中庸之道的进守辩证。

《论语·阳货》:“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101、王国维云:《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

102、王国维云: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柳永)、伯可(康与之)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范仲淹)小词何如耶?

儇薄语:儇,轻浮,耍小聪明。轻薄话。

张炎《词源》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浇风,浮薄的社会风气。

沈曾植《全拙庵温故录》云:“宋人所称'雅词’,亦有二义。此《雅典词》,义取大雅;若张叔夏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府音律为雅也。”以此而论,宋词之雅,或“义取大雅”,或“协大晟府音律”。前者所谓“志之所之”,源于先秦以来“诗言志”之说,是传统之“雅正”;后者所谓“协音一字不放过”,源子六朝以来“诗赋欲丽”之说,是唯美之“雅丽”;而宋词的“俗”,所谓“为情所役”,则是失去雅正和谐的淫声(情感过度强烈激切)。因此,苏轼的豪旷词“志之所之”,为雅词;周邦彦的格律词,协音律讲句法,亦为雅词;而柳永的艳情词“为情所役”,缘情而言情,当为俗词。参阅网址:http://www.sczh.com/asp/showart.asp?art_id=592&cat_id=21

103、王国维云: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104、王国维云: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已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105、王国维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莞花》能有此种气象耶?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已,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王氏认为:李煜词眼界阔大、感慨深沉、神采飞扬,远在辞句华美的温庭筠词和风清骨俊的韦庄词之上。在他之前,早已有人提出类似的看法。明人胡应麟《诗薮》云:“后主…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祖。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和周济同属常州派的谭献对李煜词十分推崇。他在《词辨》中评李煜《虞美人》二首为“神品”。另一位常州派词论家冯煦认为北宋词源于南唐二主和冯延巳。晚清词人王鹏运赞美李煜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甚至称李煜为“词中之帝”。

106、王国维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袁枚《随园诗话》云:“余常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叔本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云:“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

107、王国维云: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性情:邵雍《皇极经世绪言》云:“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参阅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45158.htm)

108、王国维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宋徽宗赵佶内禅宋钦宗后尊为教主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也。

尼采《苏鲁支语录》云:“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书。用血写书;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

109、王国维云:楚辞之体,非屈子(屈原)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五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

《沧浪》歌见《孟子·离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凤兮》歌见《论语·微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面!今之从政者殆而!”

110、王国维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诗经·郑风·风雨》)“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屈原《九章·涉江》)“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王绩《野望》)“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气象皆相似。

111、王国维云:《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后此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才,实推阮嗣宗(阮籍)、左太冲(左思)、郭景纯(郭璞)、陶渊明,而前此曹(曹植)、刘(刘祯),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李煜)、正中(冯延巳)、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而前此温(温庭筠)、韦(韦庄),后此姜(姜白石)、吴(吴文英),皆不与焉。

112、王国维云: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读《草堂诗余》,令人回想韦毂《才调集》。读朱竹《词综》,张皋文、董子远《词选》,令人回想沈德潜《三朝诗别裁集》。

《词综》:朱彝尊编,汪森增定。朱、汪为清浙西词派创始者,论词主张“醇雅”,推崇南宋姜白石等格律派词人。

《词选》:张惠言编选。张为清常州词派创始者,论词强调“比兴”,反对“苟为雕琢曼辞”。但解词往往深文罗织、牵强附会。

《三朝诗别裁集》:沈德潜选编。沈论诗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反对淫靡。

113、王国维云: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大似袁简斋(袁枚)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114、王国维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庄子·天运》:“西子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115、王国维云: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阿堵:本义,这,这个。刘义庆《世说新语》云:“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后世遂以“阿堵”为钱之代称。

《战国策·齐策》:齐人冯谖寄食孟尝君门下。他在夫孟尝君云薛收债时,把债务全部取消,并且当众烧毁债券。薛地的民众对孟尝君感恩戴德。几年后,孟尝君被罢相回到薛,民众扶老携幼欢迎他,冯谖对他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于是他又到梁国去游说,梁惠王派使者聘请孟尝君云当宰相。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害怕,马上重新任命孟尝君为宰相。冯谖又让孟尝君请示齐王同意薛建立宗庙。庙成后,冯谖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116、王国维云: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117、王国维云: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118、王国维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经·小雅·节南山》),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陶潜《饮酒二十首之二十),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冯延巳《踏鹊枝》)似之。

119、王国维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

王国维《文学小言》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内美,指诗人高尚的人格。

120、王国维云: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同忧乐。

所谓“轻视外物”与“重视外物”,实际上就是“出乎其外”与“入乎其内”的体现,因为重视外物,入乎其内,深入宇宙人生,体验生活,所以能够与包括花鸟虫鱼在内的客观外物共忧乐,这是诗人进入创造境界的首要前提。又因为“轻视外物”,“出乎其外”,站得高,看得远,“超然于物之外”所以能够以奴仆命风月,成为客观外物的主人。这是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必要条件。

121、王国维云: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王国维《文学小言》云:“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已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

122、王国维云: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

金应《词选后序》云:“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唯陈履,揣摩床第,污秽中苒,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金氏“此论深中世病,学人必破此三蔽,而后可以为词”。

123、王国维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沈挚动人。非无鄙词,然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124、王国维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

文胜则史:《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质朴,这里指作品的内容。文,文采,文饰,指作品的形式。野,野鄙。史,本指宗庙之祝史,或在官府之掌文书者,这里指文意虚浮,虚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过于重视形式,忽视内容,那么作品就会显得不真实。文中提到的朱、陈等人的词,就有“文胜质”的弊病同。

125、王国维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发表其思想感情。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今不如古,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126、王国维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马东篱《秋思》一套,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第一,诚定论也。此二体虽与元杂剧无涉,可知元人这于曲,天实纵之,非后世之人所能望其项背也。”

王国维生平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自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1916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先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

1923年,被废帝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五品)。

1925年起,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19276月2日上午,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

王国维3岁丧母,29岁丧父,30岁继母和妻子相继去世一,此时,又是国难当头。经历了国难人亡磨难的王国维,只身来到上海,接触到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并深受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所感染,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特别是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改造国民思想。叔本华认为“生命因意志而存在,现实中意志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人生就是痛苦的。”受他的影响,王国维认为“人只有知苦痛才能奋起,才能避免麻木。”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将文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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