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真残碑》最初拓本

百年来一直传言《曹真残碑》有“蜀贼”未损本，为最初拓本。笔者近日看到一拓本，碑阳“贼”字已损，“邽”字不损，当为存世可信的碑阳最初拓本，下面作一番小考，不妥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曹真残碑》，三国时魏国碑刻。碑阳刻字存20行，碑阴存刻字30行，隶书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门外，当时已残断，只余中部一段。光绪时碑归端方，后又归周进，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碑阳面刻碑文，碑阴刻立碑者姓名，侧面阴刻龙纹。据朱绪曾《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最先为此碑定名者为徐松。王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考证较详，百余年来有十余家考证。曹真为三国曹魏政权的宗室显贵，最后任职为魏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病逝后，旧属官员、州民为他立记功碑。曹真碑铭文字体结体严整，雄劲端庄。此碑是存世不多的三国时期碑刻精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曹真残碑》整纸拓本（碑阳八行“邽”字已损）

按方若《校碑随笔》中《上军大将军曹真残碑》一节说法，碑文第八行“蜀”字下一字为“贼”，第十一行“贼”字上为“蜀”，均在出土时被凿去，后当地人又将八行“贼”下“诸葛亮”等字一并凿去。

王壮弘在《增补》中亦言之凿凿：“初拓本，八行‘贼’字，十一行‘蜀’字未损。不久即凿灭，拓本稀见。若八行‘称兵上邽’之‘邽’字未损，也是道光时拓。稍旧拓本，‘诸葛亮三字’尚未凿损。……有在碑上嵌蜡填补，伪作‘蜀贼’未损者。遇‘蜀贼’二字，字划软弱即宜慎审。”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亦承此说：“初拓本第八行蜀贼，贼字未凿损之拓本特少，其次亦称初拓。八行诸葛亮称兵上邽，邽字左圭笔画完好，又八行诸葛亮未凿损，后继续凿损廿余字……见刘喜海拓数本并长跋本，贼字凿损邽字完好，有作伪补全凿损字，并贼字补全拓本，宜审。”

《中国碑拓鉴别图典》观点亦同，只不过将“上邽”之“邽”误作“郢”。

以上诸家所说，皆符合世所传言的《曹真残碑》有蜀贼本（蜀贼不损）和诸葛亮本（蜀贼损，诸葛亮不损）传世。

然而果真如此吗？几位都是各时期经眼善本碑帖无数的校碑名家，却无一人明确言及自己曾亲眼见过可信的“蜀贼本”，似乎都只停留在传言阶段。而与此同时，一些不同意见、不同声音，让笔者更加觉得，世间本无“蜀贼本”，或许是无良商贾利用碑帖藏家嗜古嗜希的心理，放出传言，为伪造“蜀贼本”作舆论先导。

王壮弘先生的《崇善楼笔记》中记录了一个曹真残碑的拓本：出土初拓本，内有朱建卿、韩小亭、吴公望等考藏印记，末有吴氏公望一跋谓：“《魏曹真残碑》第八行‘蜀贼’之‘贼’字，第十一行‘蜀贼’之‘蜀’字初出土时即为土人凿去，故‘蜀贼’未泐本，绝不可见。余在京师十年所见‘诸葛亮’本以十数计，唯此本‘上邽’之‘邽’字未损，余均损甚，历经朱建卿、韩小亭收藏良可珍秘，世无‘蜀贼’未泐本，则此本为断后最初拓矣。癸亥孟春盱眙吴公望识于京师寓斋。”

马子云先生在《碑帖鉴定》中直言，初出土时“贼”字即被凿去，有“贼”字未泐者乃伪造，且指出《校碑随笔》所说十一行“屠蜀贼”之“蜀”字，出土后即被凿去之说不确切。“蜀”字并未全损，且损处石花自然，为碑入土之前已损，与八行之“贼”字明显的凿痕全然不同。而且从逻辑上来看，村民因尊尚蜀国，故而第八行中凿“贼”留“蜀”，岂有在十一行凿“蜀”留“贼”之理。故而此处确是方若误信传言，有失察之嫌。

笔者以为，马子云先生所论之“蜀”字为自然损泐之说，较为可信。一是其亲眼考证石碑，明言自然损坏与人为凿痕之区别，且石花自然，石色旧，而早期拓本中“蜀”字未全损之部分“罒”、“虫”、及右下勾笔清晰无损。岂有凿字留一半的道理？二是上面所说的第八行中凿“贼”留“蜀”，在十一行凿“蜀”留“贼”的逻辑错误。既然“蜀”字为入土前已损，自然没有道光出土时完好的道理。那么传言中“贼”“蜀”二字未损，“蜀”字未损已伪，独有“贼”字不损者？颇为荒唐。倘若真有刚挖出时即拓的“贼”字不损本，重金求名碑初拓的金石碑帖大家也不少，拓碑者何不拿出以求善价？缘何诸葛亮本无数，而蜀贼本只停留在传言？在金石之学盛行的嘉道年间，既有心拓取初拓之本，岂有轻易毁失而不得传世的道理？

综上，就《曹真残碑》碑阳而论，面世之最早拓本即为八行“诸葛亮称兵上邽”之“邽”字不损本。（笔者并不排除凿“贼”之前曾拓过的可能性，但此本或不幸损毁，或秘藏而不示人，也未可知。只是从逻辑上猜想，村民挖出此碑，见碑中有“蜀贼”字样，大怒，当即凿去“贼”字，似乎更合逻辑，从挖出到凿毁这个时间段里，具有拓碑技能者闻讯赶来棰拓的机会实在渺茫。）就碑阴的考据点而论，马子云先生的《碑帖鉴定》中所言最详，非亲眼见者不能得之：“出土初拓碑阴上列二十行‘尉主簿中郎’之‘尉’右大半未损，二十一行‘将军冯翊’之‘将’字左上半未损，二十二行‘督广武亭侯’之‘督’字上半未损，下列五行末‘缵’字下半未损。十二行‘赵钦’之‘钦’字下半未损。十八行末‘雍’字右末一横笔未损。否则非初拓本。稍晚本二列五行‘缵’字下半损。次之‘钦’字右下人字损。再次，则上列二十行‘尉’字右半损，然此时碑阳‘诸葛亮’等字尚未凿损。以后‘蜀贼诸葛亮’等字凿损。则上列‘尉’‘将’‘督’三字与下列‘缵’‘钦’‘雍’三字均损。有补‘蜀贼诸葛亮’等十八字者，宜慎审之。”

笔者日前有幸见到一拓本，碑阳为“邽”字不损本，碑阴按马氏之说，当为稍晚本“缵”字下半损本，难得一见。之前所见一本，碑阳“邽”字已损，“诸葛亮”等字未凿，碑阴上列二十行‘尉’字右半已损。列对比图如下：

“贼”字已凿损，左侧“邽”字已损，右为“邽”不损本

左为邽已损本，右为邽未损本。两本中第十一行“蜀”字都存下半，可看出字口和石花的自然变化。

左本碑阴上列二十行“尉”字损大半，右本“尉”字大半未损

碑阴下列五行末“缵”字下半已损，非碑阴最初拓。（邽字未损本）

          碑阴上列十二行“赵钦”之“钦”字右下人字不损，微晚于碑阴最初拓本（邽字未损本）

 执着于一字之得失，不过是好古嗜古之心发展到了极致的结果，痴迷善本碑帖的藏家更是如此，为求所谓“最初拓”、“最善本”，可谓煞费苦心。笔者也不能免俗，就一个“贼”字在此无限纠结，肆意猜想，妄下论断。如果跳出来想，最初拓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若良工以好纸好墨，细细锤拓，精心装裱成册，纵非最初拓，恐比最初拓更值得珍赏玩味。

启功先生对此碑早有高论。在《论书绝句百首》中的《曹真残碑》中说，“世虽以蜀贼字全者相矜尚，然实未尝一见也。有其字者，多出移补，或翻刻者。”然后又对村民凿字和藏家矜尚蜀贼本二事并论，加以调侃，极其精彩。“桀犬吠尧，尧之犬亦吠桀也。犬之性，非独吠人，且亦吠犬，惟生而为桀之犬，则犬之不幸耳。人能无愧其为人，又何惭于犬之一吠哉！明乎此，知凿者近于迂而宝者近于愚矣。”最后又对此碑之书体做了一番议论，“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于是作隶体者，必夸张其特点，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而矫揉造作之习生焉。魏晋之隶，故求其方，唐之隶，故求其圆，总归失于自然也。此类隶体，魏曹真碑外，尚有王基残碑，实则尊号，受禅，孔羡诸石莫不如此。晋则辟雍碑，煌煌巨制，视魏隶又下之，观之如嚼蔗滓，后世未见一人临学，岂无故哉！”

 

再扯点鉴碑以外的闲篇。曹真碑是在曹真病逝后，当地州民为表达对曹真大将军的敬意和爱戴而立，又是出土于陕西西安，三国时魏国的领土。然而从“贼”字出土被凿去，再到后来又陆续凿去二十余字，可以想见，尊刘抑曹、扬蜀贬魏的基调已深入民心。一千多年过去了，英明神武的曹真大将军非但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村民在上面涂涂抹抹，以遮“蜀贼”之称。曹魏之不得人心可见一斑，更凸显出已被各种文学作品神话的诸葛武侯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而在正史中，曹真确乎是一位军事指挥才能极其优秀，并且衷心于自己势力的难得的好将军，为曹魏政权的巩固亦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千载而下，诸葛武侯成为了智慧、忠臣的象征。千年前为曹真歌功颂德而立的曹真碑却在破土而出后一系列遭遇，却成了百姓表达对蜀民、蜀相、蜀国崇敬的文物实证！

由此可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不过为妄谈！你的好与坏，功与过，得与失，都在说书人的一张口，撰书人的一杆笔上面。人生在世，走好自己的路，俯仰无愧于天地，就够了！担当身前事，何计身后评！千秋功过，留给后人瞎琢磨去吧！

 

以启老的绝句结尾：

军阀相称你是贼

谁为曹刘辩白黑

八分至此渐浇漓

披阅经年无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