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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山有山才是好地方。曲靖雄奇的山、秀美的水，孕育出一方别样的天地。 有山才有水，山高水长流。懒洋洋的亚热带高原季风，总是要到入夏后，才爬过云贵高原的脊梁，吹向滇东大地，带来绵绵雨季。有时它还会耍点脾气，要么干旱几月，要么猛雨涝地。 曲靖大山的阻隔，很少见到大江大海，见到稍大的水域，就称之为海，即使是一个围合的大水塘，也亲切地叫它湖，见到略宽的河流就呼之为江。你看，秀水盈盈的南盘江，刚从发源地出来，水细流弱，竟然也叫它江。不过，有情可缘，这是高原居民对水的渴望和依恋。  南盘江万峰湖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因水而活。寻根探源，珠江源头虽然没有长江、黄河源头那样的冰川雪山供给水源，但她仍温润平和、源源不断地输送出甘甜的乳汁，滋养着珠江流域的代代子民。
 珠江源 作为我国南方第一大河——珠江的发源地，曲靖境内的马雄山森林茂密、杜鹃遍野。马雄山主峰犹如一匹斜卧在高原上的双峰骆驼。两峰之间宽阔的脊面上，林深草密，生机盎然。主峰的北面是北盘江的发源地，南面是南盘江的源头，西面是长江的支流牛栏江。  明代著明地理学家徐霞客跋山涉水踏访至交水（今沾益），盛赞马雄山“一水滴三江”的地理奇观，并在《盘江考》中第一次明确记录了珠江之源（南盘江）发源于沾益炎方一带。1985年，经国家水电部门勘定，马雄山东麓为珠江正源，并立碑记述“珠流南国，得天独厚。沃水千里，源出马雄。”正是这“源出马雄”的涓涓细流，流入滇、黔、桂、粤四省区，创造出南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珠江三角洲的繁荣。
 回望远古，相传滇东大地曾经是一片汪洋，直到300万年前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使地处海洋深处的谷地突兀而起，造出了一片峰谷纵横、川流回旋的奇异高原。高原上消退的水域在古陆板块的边缘镌刻下一道道印痕，同时也把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水生动植物永远地搁浅在此，以致化而为石，留下了珍贵的动植物进化标本。 受水的滋养，这里曾经是鱼的故乡。 1958年，在寥廓山侧后修建潇湘水库开挖公路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大量的胴甲类古鱼化石，印证了这片土地“沧海桑田”的历史事实。经专家鉴定，这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古鱼类化石，距今约4.2亿年。后来在曲靖城边的西山乡和罗平县也发现了大量的古鱼类化石，这都证明曲靖是“鱼的故乡”，名至实归。 受水的灌溉，这里公元前十四世纪就开始了稻作农业。 珠街扁窟坑内发现的大面积炭化稻，证明了曲靖是我国人工栽培粳稻较早的地点之一，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珠江上游南盘江流域的很多盆地平坝都是盛产稻米的富庶之地。 受水的恩泽，这里成了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  碳化水稻宣威格宜尖角洞和曲靖珠街八塔台等古文化遗址的科学考证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南盘江流域一带就有人类足迹。富源大河遗址留下了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器物。那把“莫斯特”石斧劈开了历史的黑幕，把曲靖由史前文明引向现代。  “八塔台”古墓群 曲靖有记载的历史从未间断过。众多军事上的会盟与征战，经济上的耕作与冶炼，以及20世纪上半叶那次伟大的长征，都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迹。 公元前280年，楚将率兵入滇，曲靖为古滇国腹地，史称“靡莫之属”。秦始皇统一中国，修“五尺道”由四川宜宾至曲靖(史称建宁)，将曲靖直接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彻底沟通了古滇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建宁郡成为“西南夷”部落群中较早开发的区域。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开拓“南中”，建益州郡，这里正式设味县(今曲靖)。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即把原来南中的越巂（xī）郡 、永昌郡、益州郡、朱提郡、牂牁（zāng kē）郡五郡调整为七郡（越巂郡、永昌郡、朱提郡、牂牁郡、建宁郡、云南郡、兴古郡），统管包括今云南全省及川南、黔西部分地域的南中地区，曲靖成了全滇及川南、黔西一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270年，晋王朝又改建宁郡为宁州，统领8郡45县，并列于全国19州，以南中都督驻地建宁郡味县为宁州的州治。从此，味县（治所在今西山三岔）成为中原王朝对云南大地进行统治的第一个首府。这段历史一直持续了近500年，直到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南诏灭爨后，南诏政权以武力胁迫西爨将20余万户迁徙至永昌，在滇池置拓东城和通海都督统治爨部，才使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发生转移。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爨氏值得特别一提。
爨氏家族的兴衰在两块珍贵的爨碑上有所反映。 1961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爨碑、小爨碑赫然名列其中。可见“二爨碑”在全国的影响。一块是存于曲靖一中的“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简称“小爨碑”或“爨宝子碑”），此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为研究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历史及六朝书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南碑瑰宝”。一块是保存在陆良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的“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简称“大爨碑”或“爨龙颜碑”），此碑在书法艺术史上有很高地位，我国书法艺术由隶变楷，爨碑留存其演变递嬗之迹，它是研究南北书派的重要遗存物。同时也是研究南北朝时期云南地方史和滇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珍贵实物史料，是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史上的珍奇瑰宝。就“二爨”自身来说，并不是完全类同的碑石。爨宝子碑诞生于公元405年，爨龙颜碑立造于公元458年，其间有半个世纪的书法演进，后立者与魏碑同流，超出爨宝子碑已远，所以二爨碑标示出隶楷之变的不同阶段。“二爨”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点，风格鲜明，但都是爨文化的标志性实物。  为什么在云南边疆相对落后的地区，会有这样的标志性文化丰碑？大、小爨碑留给世人品味的，不仅仅是其淳厚的书法艺术，它还代表了云南整整一个时代……
早在汉武帝开西南夷，在南中地区设置郡县起，就开始向边疆移民。最先来到南中地区的是汉朝的军队，他们在新设的郡县屯田据守，成为中原王朝在南中地区统治的基础。随后是朝廷招募来“支边”的百姓和发配过来的军犯，这些人成为当时南中汉族居民的主体。还有商人来定居的，因出征而流落各处的，因内陆战乱或灾荒流亡而来的等等。到了西汉末年，文献中就开始有了南中大姓的记载。 到了东汉末年，内陆爆发了黄巾起义，一度波及到南中地区，中原军阀混战，封建王朝无力顾及边疆，南中大姓乘机发展自己的武装。平民无法自保，只能寻求大姓庇护，从而沦为大姓的部曲，平时耕作，战时出征，大姓的武装就以团练的形式出现了。爨氏在南中成为大姓是以爨习担任建伶县令始。到三国诸葛亮南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七擒七纵孟获，使其心服口服，并委以重任，续统南中，以夷制夷。在三国两晋时期，有孟、李、爨、董、毛等大姓最为昭著。爨氏在东汉末年从中原被遣派到南中屯兵戍守，从而跻身于南中大姓之列。外来移民受本地族群同化，变俗从夷，定居下来。  七擒七纵孟获浮雕诸葛亮平定南中地区后，爨习和孟获一起被征入蜀中为官，诸葛亮北伐时，爨习曾率南中精锐从征，担任行参军偏将军的职务，参加了著名的街亭之战。两晋之交，南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东晋王朝和氐族在四川建立的成汉政权争夺南中，成汉击败东晋在南中的势力，爨琛降。咸和八年（公元334年）成汉政权在南中地区分宁州置交州，以霍彪、爨琛分别为刺史，可见当时爨氏已成为南中首屈一指的大姓。后来霍氏的势力也被打垮了，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主要就剩下了爨氏，独自称霸南中，一直到隋初，内陆的战乱，政权的更迭，都没有影响到爨氏家族对南中地区的统治。 爨氏称霸南中以后，内陆息战，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形成了东爨和西爨两区。东爨地区大体相当于过去的朱提郡地（今昭通、曲靖及贵州西北），而西爨地区则主要为建宁郡和兴古郡地（今滇池地区至洱海以东）。在爨地，滇人、夜郎等部族，和从事游牧的叟人、昆明人等部族杂居在一起，融合同化为爨人。 公元581年，隋渡长江灭陈，结束内陆战乱。隋文帝遂两次出兵南中，将爨氏家族的首领爨玩押回长安处死，但此举并未能控制南中地区，爨氏的其他首领仍继续踞守南中。唐朝建立后改变了政策，将爨玩的儿子爨宏达放回南中任昆州刺史，对爨地实行羁縻统治。约在公元747年，已经统一了洱海区域的南诏趁机向爨氏发起进攻。众叛亲离之下，最大势力的爨崇道败亡，爨氏家族在南中地区四百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曾经不可一世的爨氏家族，从公元339年独揽南中地方政权，到公元748年止，作为云南地方家族势力的爨氏政权雄霸南中长达409年，这种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然而，爨氏大姓这样一个拥有内陆先进文化并发展壮大的特殊家族势力，却因内乱不休，为后起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消灭掉，确实发人深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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