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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12-27
记得第一次接触收音机是在祖父那里，在外工作的祖父每天都会用它听新闻，听时事；后来，在邻居一位残废军人那里看到一台收音机，夏天的时候，他每天晚上提着它；再后来，在老山前线看到战友的收音机，在那里用它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从部队转回地方后，我看到家中摆着一台收音机，那是父母专为弟弟高考听英语买的；我安排工作后，处于宣传工作的需要，我也买了收音机，几乎天天用它听新闻，了解了许多国内外大事。我与收音机的感情越来越深了，它现在仍陪伴在我身边，我天天用它听新闻及文化娱乐节目，我与收音机的关系一如热恋中的情侣一样，难舍难分。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到在外工作的祖父桌上摆放着一台精美的台式收音机，那时的收音机很少，我那时很小，可好奇心很强，起初，看到这收音机，不知是什么东西。人往往都是这样，越不知是什么东西，就越想知道，我那时总想伸手动动，大人在眼前的时候，没有机会。等到大人出门的时候，我就先爬到炕上，趴到桌上的收音机前，眼里看着收音机旋钮，手里就忙开了，这里动动，那里拧拧，三动两动就动出了声音，还把我吓了一跳，以为这是什么怪物？怎么还响？那时也听不懂什么声音，吓得就跑出去了。等到大人们回来，听到收音机响了，知道是我动的，就把它关掉。我看到大人们拧了那个旋钮就关掉了收音机，从此，再也不害怕了，大人们不在家的时候，就愿意打开收音机听听，虽然听不懂，就愿意听声。后来才知道，这是祖父用来听新闻时事的收音机，祖父耳聋，经常带着耳塞听，这台收音机成了祖父的挚爱，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去世。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农村有收音机的仍很少，一个邻居却拥有一台收音机，我就感觉很稀奇，觉得这个人不简单。这个邻居那时大概四十多岁，按辈分我叫他哥，他在解放战争时期英勇参战，不幸在一次战役中被敌人打伤了五个手指，被评了三等乙残废，从战场上退了下来，一直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觉着闲着无聊，他就购买了一台小收音机，每天吃罢了饭，他就爱提着收音机坐到他家屋山头上，遇到有人的时候，他就和人拉呱，没人的时候，他就听收音机，儿时的我也愿意凑上前去听热闹，才知道这位老哥听的不是京戏，就是天气预报，我那时根本不感兴趣，只是感觉这收音机挺神奇的，图的凑个热闹。到了夏日的夜晚，这位老哥也会提上他那心爱的收音机出来乘凉，乘凉的场地自然就形成了听收音机的一圈，这样，使宽阔的场地形成了“听收音机的”、“听故事的”、“听笑话的”，而且人群在不断流动着，非常热闹，小小收音机也丰富了乡村生活。收音机带来的还不止这些，因这位老哥常听收音机，懂得的事还真多，我那时很佩服他的口才，其实，许多道理都是从收音机里学来的。儿时，我也从他收音机里学了不少知识，记得到他家玩的时候，经常听收音机里播送了智力竞赛，有一次播了《帽子的故事》，问小朋友：到底是几只红帽子、几只绿帽子？我听了愉快地回答出来，跟收音机里后来报出的答案一样。这家人对我都很佩服，而我则感谢他家这台小收音机。 时光追溯到1984年12月，我所在的部队接上级紧急命令，赴云南老山前线执行作战任务，到了老山前线，为了及时聆听来自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声音，有的老兵就购买了收音机，每天收听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在紧张、单调的老山前线，我也每天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动态新闻、时事、娱乐等节目。到了1985年的一天，我欣喜地听到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观众点播”节目，这是电视节目的创新，我便试着给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杨伟光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老山前线紧张艰苦的生活，表达了前线卫国将士的共同心愿，渴望点播一首《十五的月亮》、一首《血染的风采》歌曲。信发出去后，我就翘首以盼，终于盼到了中央电视台节目组的来信，信中说：“您写给杨伟光台长的信受到了，杨台长高度重视，专门责令我们节目组，及时给予答复，并应尽力满足前线将士的要求。”并随信寄来了3页打印的节目单，并用笔勾划了我所点播的歌曲，看完信和节目单后，我非常激动，就把信和节目单在战友中传看，战友们精神更加振奋，急切地盼望着能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听到点播的歌曲。遗憾的是，当时前线战时正急，错过了收听收看点播节目，但收获的是杨台长及中央电视台节目组对前线将士的关心支持和一片爱心。 从部队转回地方后，我一直在单位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因工作的需要，早晨经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间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我也深知收音机的重要，于是，我就购买了收音机，感到早间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非常重要，并能真切地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音，使我了解了许多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更好地指导和引领着新闻宣传工作，明确了每个时期的舆论导向和宣传方向，使单位的宣传工作始终沿着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工作的轨道前进。 闲暇之余，我还从收音机里收听娱乐节目，增添了生活的乐趣，收听知识类节目，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感到小小收音机，作用真不小，使我受益匪浅，心中阳光灿烂。（文/乔显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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