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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飞天》2011年第10期，转载《小说选刊》2011年第12期，《小说月报》2011年第12期。被收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中国现代文学馆编）《2011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集》、《2011年优秀短篇小说》（评析版）、《2011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等。
杀威棒
秦 岭
啪地一声，啪地又一声，加起来是两声。
尖锐的呼啸刺穿了板结的空气。这响彻在二十年前村学土坯教室里的声响，是教鞭抽打在甄文强同学后脖子上发出来的。教鞭是用一米长的竹棍做的，甄文强的脖子是用肉做的。甄文强的肉和我们的肉不一样。甄文强的肉白，我们的肉黑。甄文强是城里娃，我们是乡里娃。我们都习惯了挨老师的教鞭，但是教鞭抽打在这个城里娃后脖子上的声音，好像比抽在我们脖子上要清脆、凄厉、嘹亮得多。复式教学班是大杂烩，三、四、五年级都挤在同一间教室里，所以吓着的不仅是我们四年级的同学，全校多半同学都缩了脖子，一只只的，成了蜷在墙缝里的土蟑螂。
十岁儿童甄文强站在土坯垒起来的课桌后面，像电影里某个狼狈的地主少爷。
我的座位距甄文强不远，我发现甄文强后脖子上凸现的“×”形伤口，青紫中浮泛着潮红的血珠子，像两只奄奄一息、交叉倒毙的的红蜈蚣。这是用甄文强的伤口组成的“×”，甄文强像是道题，被我父亲判了个“×”，而不是“√”。当时我父亲还发出了一声怒吼，我让你尝尝杀威棒的厉害。
这根蛇皮教鞭，就被全村人称为杀威棒了。
抽甄文强之前，父亲使用的教鞭只是一根瘦长的竹棍而已。自打这根教鞭套了一层绿里透红、鳞光闪闪的蛇皮，同学们就乖爽了许多。蛇皮是怎么套到教鞭上去的，一度引发过我们莫大的好奇。后来全村就传开了一个段子，说是父亲多次好言劝说下乡知青，吃烤蛇太多，致使庄稼地里的田鼠有恃无恐，泛滥成灾，知青们对此充耳不闻。有次父亲听说知青们正在黄豆地里点起篝火，合力围捕一条一米见长的菜花蛇，就拎了教鞭摸了过去。当着知青的面，父亲用教鞭的一端摁住菜花蛇的脑袋，伸出左手，攥了蛇的脖子，用拇指死死顶住蛇的下巴。腾出右手，用指甲轻轻挑破蛇颈部的软皮，然后拇指和食指紧紧揪住外翻的软皮一角，像做抻面一样两臂一伸展，只听嘶的一声，蛇体和蛇皮迅速剥离，蛇皮像脱掉的筒裙一样从尾梢撸了下来。菜花蛇雪白雪白的裸体完全暴露在空气里，它徒劳的挣扎反而加速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归期。它眼睛圆睁，牙缝里发出吱吱的抗议。父亲把蛇体在头顶抡了几圈，一撒手，蛇体像一条白光闪闪的鞭子，抽进了火堆儿。火焰被扑得升腾起来，蛇体触电似的窜了一下，就软成了面条。父亲用教鞭的一端对准蛇皮的尾梢，反方向一捋，外翻的蛇皮立即还原，热乎乎地套紧了教鞭……
谁也不晓得爱蛇如宝的父亲为啥偏偏要这么做，而且要做给知青看。但知青们把这理解为一场精彩的献媚，他们见惯了农民的献媚。只要有农民怀里揣着几个鸡蛋摸进知青点，必然是垂涎知青穿旧了的衣服和解放鞋，父亲也不例外。知青当时把最热烈的掌声给了父亲。父亲客气地说，剥了皮的蛇，熟得快，早吃，小心别烫了嘴。说完，拎起蛇皮教鞭，大步流星地回到了学校。
教鞭变成蛇皮教鞭以来，甄文强是挨蛇皮教鞭的第一人。
事由并不复杂。事情发生在知青教师返城后我们村学恢复的第一节音乐课上。当时，民办教师曹尚德——我的父亲正给同学们教电影《怒潮》里的插曲《送别》。山里人盼电影比光棍盼洞房还难，但电影插曲却总能曲里拐弯地传到山里。尽管是城里人吃过的剩饭，味道照样诱人。我父亲教歌曲当然不如知青顺手，顺嘴，顺眼，但力气还是卖足了的。唱到高调子，父亲的头顶仿佛有吊绳牵引似的，干瘦的身子自上而下被抻直了，脖子显得又细又长，脑袋像是从面团里撕扯起来的一个干枣；唱到低调子，头顶仿佛压了一顶石磨，身子骨像过了火的老菠菜叶子，打卷了，扭曲了，只看见暴胀的眼珠子，溜溜儿的，悬！上下眼皮再松一松，说不定就掉下来，让鸡啄了去。
曹老师唱歌咋像驴叫呢。我听见旁边一位三年级的同学悄声说，是驮着麦捆子上坡的那种驴叫。
我当然晓得驮着麦捆子上坡的驴是啥叫法，那是拼了命的叫，脖子上青筋都要爆裂的样子。等下课了，我非得把三年级这个狗日的揍一顿不可，他居然敢骂我的父亲。平心而论，我这个当儿子的，也觉得父亲干教师这行实在有些丢我的人。那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威风凛凛的班长。
父亲继续忘乎所以地领唱：……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俊镖望君还……
同学们也跟着唱：……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俊镖望君还……
大家就这样浪漫地、摇头晃脑地唱着，唯独坐在第一排的甄文强坐立不安，很意外地哑了声。他不但哑了声，而且突然举起了右手。他的小手胖乎乎的，像知识青年那里才有的面包。
甄文强同学在我们班上举手提问是出了名的，他真的和我们乡里娃不一样，除了爱干净，皮肤白，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书包里发现过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饼干、水果糖和彩色玻璃球，听说了好多电影的名字。从他这里，我们就懂得了一个人生在城里和生在乡下的区别，都是共和国的人，人和人却是不一样的。他之所以爱举手，当然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搞明白。曾经，我们的语文、算术、音乐、美术等课目都是知青教师担任，只有体育课、劳动课由土著的民办教师担任。知青教师们似乎特别喜欢这个甄文强，并经常以此引导我们说，希望大家在课堂上，都像甄文强那样举手。
我们对甄文强的感情挺复杂，可以说又爱又恨。爱，是因为我们实在经不住他的饼干、水果糖带来的诱惑；恨，是因为我们实在看不惯他挂在嘴角、眉梢的傲慢。我们没有勇气得罪他，惹了他生气，他会当着你的面，扬起脑袋，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种含法，像山外的整个世界全部在他的嘴里，让你不得不败下阵来。城里是啥？那是我们梦中的世界，同时又是压在我们心头的碾子。听大人们说，各村各户上缴给公社的公粮、生猪、鲜蛋、棉花、油料啥的，最终都被运到城里，供应给城里的居民。城里人真是比猪还要幸福，用不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照样可以有吃的，有喝的。
这是甄文强第二次在我父亲的课堂上举手。
甄文强同学，你有啥事儿？我父亲说。
曹老师，您教错了。甄文强礼貌地站了起来，蛮有把握地说，不是我持俊镖望君还，应该是我持梭镖望君还，俊镖应该是梭镖。
甄文强脸上的自信风生水起，眉梢上克制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期待着父亲的定论。他一定像往常一样期待着一次表扬，然后在大家复杂的目光的火力中，让自己肥大的屁股轻轻落在土坯座位上。期待的过程是他持续站立的过程，他在等待父亲允许他坐下。
我的农民父亲当场愣住了，脸色像受灾的土地，所有的庄稼被冰雹蹂躏得一塌糊涂。他并没有发令让甄文强坐下。
那时候我们曹家咀子的部分知青已经返城，知青返城对于我们那里的农民来说不亚于一个重大事件。咋能想到呢？连我们这些娃娃们都晓得，知识青年到农村来，说好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要扎根一辈子的，是信誓旦旦到我们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来的。咋像一阵风，刮过了，就没了。最让乡亲们措手不及的是，代课的知青像刑满释放的冤家一样走得理直气壮，走得义无反顾，把农民下一代生生地哄下了。反正城里人都占理儿，有理儿来，就有理儿走。农村的学生娃算啥？谁让土包子们生在广阔天地呢。
在大队当记工员的我父亲只好硬着头皮鸭子上架了。父亲在我们曹家咀子的中年农民里算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曾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学，经常把发展的发写成万岁的岁，要让他把全村人的名字都写全，难了！你可以想象他当记工员有多尴尬。这次请他出山为人师表是大队研究决定了的。大队书记说，过去，我们曹家咀子没有小学，学生娃都在十几里外的牛家窑小学将就。知识青年来了，我们借势办起了小学；知识青年撂摊子走了，咱不能泄气，咱不能让自己的娃娃都变成没娘娃……
于是大队的支部会成了对知识青年的声讨会。
大队书记一声叹息，唉！咱当农民的，又上当了。
我刚才说过，甄文强是在我父亲的课堂上第二次举手，既然是第二次，我有必要顺便交代一下第一次。第一次发生在我父亲赴任后不久，那是父亲的语文课。父亲朗读到一个叫啥湖湾的海上地名时，突然噎住了。这样的停顿来得突然，来得莫名其妙，同学们紧张地盯着讲台上的父亲。父亲说，大家咋这样看我呢？以为我不会念是不是？我难道连啥湖湾都不晓得吗？那我考考大家，同学们，谁晓得这个字咋读？叫啥湖湾？甄文强就举了手，说，叫澎湖湾。父亲当场表示回答对了，说，看看看，只有甄文强同学回答对了，大家应该向甄文强同学学习。澎湖湾这个地方啊，在宝岛台湾，你们长大后都当兵去，给我把它解放了。
而这次，甄文强从音乐课上主动杀出，却是以纠正老师的错误为目的，有点像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意思。记得当时父亲站在讲台上，脸上变成狂风掠过的麦田，一浪一浪地翻滚。上嘴皮和下嘴皮像错位的剪刀一样铰合了一会儿，说，谁告诉你叫俊镖？
我叔叔教过我的。甄文强说，我在城里的电影院还看过一部电影，叫《枫树湾》。插曲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歌词里有句梭镖亮堂堂，农友来武装。这个梭镖的梭和那个梭镖的梭是同一个字儿，我印象很深。
我父亲说，你不要在这里提你们城里、城里、城里啥的，城里有电影看就怎么了？我问你的是，谁告诉你叫俊镖？
这会儿，甄文强一定听清了，父亲问的是谁告诉他叫俊镖，也就是说，父亲唱对了，是小学生甄文强错了，是甄文强把梭和俊混淆了。
我的脑袋气球一样撑大了。我们四年级还没有学过梭镖的梭这个字儿，连我这个当班长的也对梭和俊两个字儿的区别缺乏直观的印象。我真的听到父亲教我们的是俊镖，而甄文强斗胆向父亲提出挑战的是梭镖。父亲的质问显然让事情掉了过个儿，使问题的性质从源头上就开始改了道。但是，作为人人羡慕的曾经的堂堂记工员的儿子，我怎能怀疑自己的父亲呢？我首先怀疑的是自己的耳朵。那个年代，我们的耳朵往往比大人们的耳朵更值得怀疑，因此我宁可相信，是我的听力从甄文强开始举手那阵就出了问题。就像假如听信知识青年是来扎根的，不如把耳朵剁了喂狗。
甄文强似乎还在为自己寻找辩解的机会，但底气已经泄了不少。他说，我叔叔教……教……
甄文强说的他叔叔，就是我们曹家咀子的知识青年甄逸夫。大多数知青都陆续返城了，剩下的几个据说都是有问题的。据说甄文强的爷爷生活在狗日的美国，给资本主义当差，属于阶级关系上说不清楚的那种。甄文强的父亲在工厂理所当然属于被监视的对象，为了儿子甄文强不被同学株连欺负，他父亲就委托弟弟——甄文强的叔叔领他跑到我们穷山僻壤来了。甄逸夫在我们村非但没有上讲台的命，而且被发配到了背运队。所谓背运队，就是从几十里外的山下集镇里给生产队背运各种农用物资，或者把生产队的产品背运到山外。这是力气活，客观上也是最炼红心的差事。
甄文强。父亲断喝一声，你给我起立！
其实甄文强从举手开始，就第一时间离开座位站着了。听到父亲的断喝，他赶紧挺胸、抬头、收腹、提肛，呈标准的立正状。
杀威棒就是在这时抽过去的，带着呼啸和愤怒。
你个土崽子！父亲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看你还敢骄傲！
那年月，各村教师体罚学生就像吃风放屁一样正常，学生挨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长们疼在心里，却笑在脸上，反而对教师感恩不尽。你一定不晓得，父亲打了城里娃甄文强，全村人的感受高度一致：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放学后，大队饲养员拽住我父亲，说，曹老师，听说你把城里娃甄文强给打了？
父亲说，是打了。
饲养员说，这城里娃太傲慢了，就得挨打。
父亲纠正一句，不是傲慢，是骄傲。当老师的管不了傲慢，但管得了骄傲。
饲养员说，骄傲？听说这城里娃并不骄傲啊，谦虚得像孔老二似的，学习好得像司马迁似的。只听说傲慢得很，常让咱农民的娃娃感到是二等公民。
甄文强的后脖子必是疼到心窝子了。有次，他拽住我，说，班长，咱去茅坑后面说个话。我料定他不会报复我，论打架，他决不是我们山里娃的对手。我一声令下，大家会把他包了饺子，那才叫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为了他的彩色玻璃球、饼干和电影故事，我还是跟去了。我以为他要为梭镖还是俊镖的问题和我争长弄短。事实证明我判断错了，他引出的话题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你是班长，而且还是曹老师的后人，我只想问你，曹老师凭啥说我骄傲呢？如果说对你们农村同学傲慢，那倒是真的。那是因为农村吃的差，穿的破，还脏兮兮的不讲究卫生。其实，我还是热爱农村的，你知道，我是因为在城里受欺负才跟着叔叔跑到曹家咀子来的。我和知青叔叔阿姨们不一样，我宁可不吃饼干，不看电影，也想一辈子当个农村娃。
我说甄文强你别吹牛啦，城里来的知识青年都说要来扎根，扎根，扎根，当一辈子农民，结果呢？还没发芽呢，全跑光啦。你连个知识青年都不是，还敢吹这牛？
那天晚上，从山外背运化肥回村的甄逸夫带着一身汗馊味儿到了我家，怀里还揣着一个破报纸卷儿，里面莫非包着砖头？我当时很紧张，担心这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和我的半文盲父亲就梭镖和俊镖的问题引发一场战争。但我却看见甄逸夫满脸的和风细雨，他诚恳的态度不像高傲的知青倒像个山里的学生，他说，太感谢曹老师了，你打得真是好！说话时，打开破报纸卷儿，原来是一双破旧的解放鞋。
不用客气，客气啥呀。我父亲的脸上也是和风细雨。他说，教育娃娃是我们当老师的职责，这一打，他就长记心了。
是是是，是的。甄逸夫说，俗话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除在外嘛。这一打，我侄子今后就不会把梭镖唱成俊镖了。
是啊！你说你家文强同学，我一个当过兵的人，怎能不晓得梭镖呢，他非得说要唱成俊镖。
我这侄子人没长大，少年糊涂。甄逸夫说，他将来当一次兵，就晓得梭镖了。
哈哈。我父亲乐了，说，将来？将来部队早就没梭镖了，都半自动了。希望他将来在部队上，不要把半自动念成半自不动。
甄逸夫连连称是。这是我看到知识青年和我们农民少有的融洽和默契。甄逸夫和我父亲的共识，再次强有力地证明甄文强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好在，这个高中文化的甄逸夫不折不扣地在我父亲面前低了头。低头既是态度，也是证明，这样，我和同学们加深了对甄文强的怨恨，挨杀威棒，活该！
坡前沟后，中秋时节的玉米、黄豆、花生生长得兴高采烈，万恶的田鼠少了许多。田鼠少了，那是因为蛇多了。再也没人瞧见山上有逸散着蛇肉香味儿的篝火。那些常见的菜花蛇们、七寸蛇们、麻线蛇们、花环蛇们都趾高气扬了起来，嘴里吐个信子，那就是田鼠们的葬礼。
傲慢像云彩一样在甄文强的脸上一风吹了。某天，甄文强没来上学，师生们都以为是在知青点养脖子呢。后来才晓得躲在前坡的崖畔后面练歌呢。是生产队的老羊倌告诉学校的。老羊倌说，羊儿正在坡上吃草呢，风中传来歌声，是一个小娃娃在唱。我们偷偷摸到崖畔后边一看，果然是甄文强，他反复唱父亲教过的那一句。时而是我持俊镖望君还，时而又是我持梭镖望君还。
这狗日的，看来没挨够杀威棒，又是梭镖又是俊镖的，神经！
甄文强好几天不来学校。我父亲让我们去崖畔后面把他拽回来，但是我们找遍了那里所有的沟沟坎坎，埂埂洼洼，愣是没有找到甄文强。后来才听说，甄文强后脖子上的伤口发炎了，在知青点养着。当晚，我父亲就让我妈煮了两个鸡蛋，领着我专门去已经很萧条的知青点看望了甄文强。那晚的甄文强，脖子上套着一圈白色的绷带，像一只病兮兮的羔羊，从绷带里散发出一种酸而苦的药味儿。甄文强泪汪汪地对我父亲说，曹老师，您是对的，是我错了，我把梭镖当成俊镖了。
说到这里，甄文强不忘为自己的错误深挖根源，说，我固执地把梭当成俊，是因为看过英雄的解放军叔叔刘英俊的故事，就记住了一个俊字儿。
我父亲大度地说，错了，改了就好，改了就好哇，改了，就是好学生。
甄文强上学开始丢三落四，理由是一边上学一边请假回城疗伤。他并没有转学，丢三落四仍然证明他是我们曹家咀子小学的学生。但是期末考试，他照样考了个全班第一。面对这个公然挑战性的成绩，我父亲脸色铁青，那晚的煤油灯下，我发现父亲摊开甄文强的考试卷子，盯着，盯着，突然一扭脑袋，朝我怒吼，你个狗日的，狗日的，考得不如人家城里娃，活该将来当一辈子农民。
课堂上，父亲表扬了成绩突出的同学，批评了成绩差的同学。他把表扬甄文强和讲评卷子结合了起来，并问大家，同学们，我这次给大家出的考试题，是不是有什么不妥？这样的启发式提问，不像父亲惯常的方法，他似乎在激励甄文强主动举手提问。那一刻，父亲手里的杀威棒，蓄势待发，通体浮泛这瘆人的光泽……
甄文强始终没有举手，坐姿端正，像一口倒扣的大钟。后脖子上醒目的“×”形疤痕，像一个顽强的支架，支撑着城里娃梳着小分头的脑袋。
甄文强就在这个时候撞上了命运的大转折。他爷爷的海外关系突然吃香起来，叔叔的返城政策也落实了，理所当然地领着甄文强同学返回了他们的城市。甄文强从此杳无音讯。甄文强一定到城里理直气壮地当他的城里娃了，我们继续当我们的农村娃。我出山到镇子里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报纸上的说法，教育已经开始了改革。改革对农村娃来说不亚于劈头劈脑而来的杀威棒，面对高昂的学费，当初当科学家、飞行员、医生的远大理想，像晒蔫了的秧苗一样耷拉下来，男女同学纷纷出走，离乡背井，在蒸蒸而上、欣欣向荣的城市里变成了农民工。
村学像个掏了瓤子的干核桃，课堂日渐空洞。父亲说，同学们，我不拦你们小小年纪进城刷锅、洗碗、当保姆。要怨，就怨城里的专家，咱农民人不懂改革，咱要懂改革，万万不会把自己的娃娃改革得没学上。
说这话的时候，据说父亲把杀威棒在讲桌上擂得山响。
大概在我辍学的第五年，才听说甄文强被他爷爷接到美国接受教育。再后来，我在省城的建筑工地打工的时候，有次路过一家最大的剧院，见宣传栏的海报上正展示一个叫甄文强的旅美歌唱家，看那眉眼，那身段，那气质，分明就是长大了的甄文强。当天的晚报上也有关于著名歌唱家甄文强的介绍，其中特别提到返城后读中学的点点滴滴，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琐琐碎碎，唯独没有提在我们曹家咀子上学的情况，也就是说，他茁壮成长的履历中少了乡村那一块。
那年春节，我费尽九牛二虎的气力从老板那里讨回了血汗钱，这才有了回家过年的盘缠。这是我离开故乡三年来第一次回家。我把在省城的见闻告诉父亲。父亲表情淡定，像冬上冷静的土地，他说，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晓得嘛。
我这才晓得，在民办教师被集体要求解甲归田的年代，我父亲却被破例转正成了公办教师。甄文强在国内巡回演出的日子里，许多记者爬山涉水到曹家咀子采访过我的父亲。我看到了父亲收集的报纸，有省报，市报，也有县报，报上均有对父亲的报道，标题也五花八门，比如《山村教师曹尚德两教鞭抽出一个歌唱家》，再比如《高徒放歌华盛顿，恩师山乡守清贫》……我看出意思了。我父亲的全部意义，就是对一名著名歌唱家的启蒙。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县无人不知的名人。他还因此而拥有了另一个身份：县政协委员。
父亲已不仅仅是一名国家正式教师，是人士。
村长自豪地说，你爸爸用过的那根杀威棒——就是抽过如今的著名歌唱家的那根，被陈列在县博物馆透明的玻璃专柜里，供人参观。你爸爸如今用的教鞭，是孩子家长用上等的竹子做的，比那根结实、漂亮多了。唯一的区别是，外边没有套蛇皮。家长其实早用蛇皮套好了，却让你爸爸给剥掉了。家长心里很是别扭。蛇皮教鞭，那是杀威棒，能抽出一个旅美歌唱家，一根光溜溜的竹棍，能抽出个啥？
正月里闹完元宵，山下停了一溜儿高级小轿车，许多很体面的人不顾劳累爬上山来。全村人都以为是甄文强在各级官员的簇拥下看望父亲来了呢，这样的理解并非异想天开，大凡成功人士，多有探望启蒙老师的情怀，那种感恩的探望很风雅的，电视里常见呢。来的果然有许多领导同志，有县里的，有乡上的，还有我们从电视上见到的著名企业家，唯独没有见到曹家咀子人热切盼望中的男一号甄文强。
贵宾们告诉我父亲，县里为了实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工程，全面提升我们县的知名度，多次诚邀甄文强莅临我们这里演出，但发出的邀请函如泥牛入海，不见回音。这次大家来曹家咀子，一来为了看望新当选的政协委员，二来委托我父亲出面邀请甄文强，以满足全县几十万人民的良好愿望。在全县人民看来，是否能请来大明星甄文强，全在于父亲的亲自出马。
父亲断然回绝。县里的领导和蔼地问，为什么呢？
父亲剧烈地咳嗽起来。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由山村教师的职业病——哮喘滋生的癌细胞，已经在我父亲的肺里安营扎寨，蠢蠢欲动。父亲说，甄文强不会来的，他怕我用杀威棒抽他。
贵宾说，曹委员您太幽默了。您这是严师出高徒，况且时过境迁，他怎会担心你抽他呢？老先生的担心多余了。
父亲说，他如果真要来，我还是要抽他的，就用博物馆里的那根杀威棒。
甄文强最终来我们县演出，是在我父亲去世之后。为了迎接甄文强的到来，县里拨专款把我父亲的坟茔修葺一新，碑文简明扼要，定位精准：曹尚德（1946-1999），男，市级优秀教育工作者，县政协委员，旅美著名歌唱家甄文强的启蒙恩师。
甄文强在我们县的演出大获成功。甄文强在我家祖坟里吊唁我父亲的那天，人山人海。甄文强给我父亲坟茔鞠躬的时候，相隔着很厚的一层黄土。我没有能赶上那被载入县史的一刻，当时，我正在城里老板的威逼和强迫下在工地偷工减料。据说，甄文强鞠躬前，先是立定，举手，那是小学生才有的标准的举手。举完手，一躬鞠下，有人发现了他后脖子上的痕印，仍然是“×”的样子。
甄文强婉言谢绝了县里给他支付的高昂演出费，只提了个小小的要求：我是否可以把那根杀威棒带走？
2009年11月初稿，2011年9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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