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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8 10:10 来源:博客天下作者:文：李天波 杨林 汪再兴；编辑：王波
2015年12月11日下午4点，上海，陪同林尊耀来的亲友们，手机上都弹出一条消息：“复旦投毒案罪犯林森浩被执行死刑。” 林尊耀看了一眼，靠在酒店墙上，默默流泪，时不时用右手敲打胸口。4个月前，在儿子林森浩上过学的和平中学校园，他曾对记者说，不敢想有这么一天，如果真的来了，自己能不能扛得住，要是扛不住，这个家会不会就完了。 避开媒体和亲友，林尊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远在四川自贡荣县县城的黄国强，第一时间接到媒体电话，得知死刑的事。“什么心情?”“没什么可说的。”他回答。3天前从记者那里得知死刑复核结果后，黄国强坐在自家沙发上，查看了手机上几乎所有的相关报道，“心里空落落的，说不出的难受”。 夫妻俩找了点水果，和几个家人打车到儿子黄洋坟上祭拜。墓地上，他跟儿子念叨，这么久才讨回一个说法，不要怪罪爸爸，我们都好，你在那边就放心吧。 过去的两年多里，为了给自己儿子一个交代，两位父亲不停奔波，找律师、找专家、找公检法。采访中，他们反复用两个词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煎熬”和“恍惚”。 林尊耀把这种煎熬比作钻山洞，知道迟早会走出去，只是不知道需要多久，太长时间看不到光，会有些倦怠，甚至害怕。而恍惚，是因为两个父亲至今很难接受现实，一个不相信儿子会投毒，一个不相信儿子就那样离开了人世。 黄国强和林尊耀都60岁了。曾经，黄国强想着等儿子毕业，就卖掉县城70多平方米的房子，凑30万元，在成都买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娶儿媳妇。林尊耀则期待儿子早点回广州，先立业，稳定了再找个“脾性好”的本地姑娘，生个大胖小子延续香火。 林尊耀在儿子林森浩曾就读的和平中学校园 事发后，两位父亲曾无数次质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儿子身上”，他们都埋怨自己不该把儿子送到那么远的大上海，也不该为了稳定劝孩子学医。在很多阴差阳错的选择中，最终他们把这些伤痛都归结为命运——无法反抗。 交集 聊天时，两位父亲说话都有点絮絮叨叨，有一搭没一搭，从庭审到儿子再到自己，察觉好像有点说过了，又回头问记者，你刚才问的是什么。他们经常想不起庭审后自己做了什么，林尊耀说不清每次去上海的时间段，黄国强也忘了去过几次上海，甚至上顿饭吃的什么，他们也要考虑一小会儿。凭靠记忆，两个人能一口气完整叙述下来的只有一天——2013年4月16日。 对两个父亲来说，这一天，过得特别漫长，并且他们不得不开始关注彼此和彼此的儿子。“睁开眼一片黑的那种感觉。”黄国强知道生活要被打破了。林尊耀则第一次和一件杀人案连在一起，登上了媒体，这让他觉得意外、无助并且极不适应。 那是林尊耀第一次去上海。前一晚他接到复旦大学的电话，说儿子出了点事，尽快到上海。对方没具体说，他思忖了一晚上，几乎没怎么合眼，早晨5点多就起床洗漱。出门前，他叮嘱妻子按时吃药，不要多想。 去揭阳机场的大巴车上，他看着窗外小县城一点点远去，突然有种说不清的不安感，心口堵得慌。他尝试给儿子拨电话，还是关机，担心儿子打电话回来，就把手机一直攥在手里。 8点15分，登上揭阳到上海的飞机，第一次坐飞机，林尊耀有点紧张。飞机上升时，他感觉“心要跳出来”，右手捂着胸口，胃里一阵恶心。平稳飞行后，空姐几次从身边经过，他想喝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两个小时的行程里，他反复猜想可能发生的事，打架斗殴或者宿舍偷窃。最后只能安慰自己——可能过于担心了。他靠在座椅上，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他是被广播吵醒的。机窗外云层下的上海时隐时现，15分钟后，在极度的眩晕中，他踏上了印象中那个许文强抢占过的上海滩。 等待他的是一场严肃谈话。在复旦大学一间会议室里，三个校方工作人员告诉他，林森浩的室友黄洋中毒住院，林森浩正在配合调查，具体情况要等公安局查证。林尊耀有点激动，追问配合调查为什么要抓我儿子，对方支支吾吾，说还在调查。他请求见儿子，对方表示要等调查出来，劝他先到宾馆休息，不要着急。 林尊耀没心思吃午饭，也不知道该干什么。黄洋?中毒?自己儿子?他思虑不清，感觉胸口有点闷，索性打开窗户，看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心里更觉得压抑。 从窗户望过去，西南侧两条街道以外，就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他心里好奇的黄洋正躺在里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医生的抢救。 看着满身插着管子的黄洋，黄洋的母亲、大姨和小姨在监护室外互相搀扶而立，抽泣着。 黄国强急得来回踱步。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副书记、医院领导、黄洋的同学，还有很多拿着摄像机的媒体人，围在通道口另一侧，时不时点头示意安慰他们。 黄洋已经住院15天了，情况越来越糟，5天前失去意识。前一天大夫告诉黄国强，黄洋已经肺部纤维化，无法自主呼吸，血小板越来越低，情况不太乐观。 这些天，黄国强一直在琢磨，好端端的一个儿子怎么突然就躺下起不来了。两天前，复旦工作人员说黄洋的病可能是药物损伤，具体情况要查实才能告诉他。听说下午会有警察过来，他一直在等通知。 值班室里，两个警察面色凝重地告诉黄国强，黄洋的病是N-二甲基亚硝胺(以下简称N2)引起的。“N2是什么?”黄国强问。“一种毒药。”对方说，然后用三四分钟时间解释了案情进展。听到林森浩这个名字，黄国强有点震惊，两次追问，“确定吗?”得到确定的回答后，他再也坐不住了，径直走出了值班室。 黄洋的血压越来越低，40、30、20，直线下降。15点10分左右，医生过来说，你们一会儿可以一个一个进去看看黄洋。杨国华一听，泣不成声，跪在地上，求医生救救孩子，医生扶她不起，她又转向复旦的领导那边，合并双手，拜托周围一圈人，嘴里不停说着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进病房后，黄国强想去摸摸儿子，手抬起来，腿却有点不听使唤，隔着半米，他就那样看着。 15点23分，医生宣布黄洋死亡。 黄国强扶着妻子，坐进旁边的会议室。杨国华越哭越伤心，抓着丈夫衣领不停说，“我的洋洋太冤了，你去找人救救他。”黄国强拍着她后背反复说，“会查清楚的。” 当晚下着毛毛雨。林尊耀和衣躺在床上，想起儿子的很多事，不知不觉睡了过去，凌晨突然惊醒，感觉“(心脏)像被什么重的东西压着”，喘不过气。窗外，整个上海被各色灯光包裹着，看起来亮亮的，他有点不适应，一把拉上了窗帘。 无助 2013年11月27日，林森浩涉嫌故意杀人案在上海市二中院一审开庭。法庭上，黄国强和林尊耀首次见面。 黄国强一眼就看到了林尊耀，被几个人拥着进入法庭，“瘦瘦的，一看就是广东人的那种长相”。 林尊耀身边有人指着左手边说，那边是黄家人。他在背后斜看了一眼，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事发以后，两个父亲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既要为儿子的事到处奔波，又要尽力安抚情绪随时失控的妻子。林尊耀烟瘾越来越重，黄国强则习惯了每天在儿子的微博里，寻找他过去生活的蛛丝马迹。 这次开庭，林尊耀想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黄国强则希望给儿子一个交代。 穿着迷彩马甲的林森浩进来时，林尊耀身体前倾，跟儿子刚好目光相对。他朝儿子喊了一句，“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警方给林尊耀的说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他反复咀嚼这几个字，实在想不通时，就跑到上海市第三看守所，在门外站一两小时。“时间越长，他越有点六神无主。”林尊荣记得，当时哥哥已经没法正常对话，他宽慰哥哥要按时吃饭、相信警察，哥哥回答 “我不饿”。 林尊荣常常半夜被哥哥的叹气声惊醒，发现他起身，一会儿坐，一会儿躺。 有媒体给林尊耀打电话，一上来就问，“儿子杀人你能接受吗?”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直接挂了电话。他想不通，警察都说还在查证，还没说儿子杀人，媒体怎么能这样说。 有几个媒体采访时说话礼貌，林尊耀就跟对方谈了一会儿，他跟对方讲了很多林森浩以前的事情，比如，每次假期都会帮妈妈干各种活，大学没怎么向家里要过钱，从小乖、听话、不惹事，挣得奖学金给弟弟交学费。等报道出来，他一看，里面写的却是林森浩不好的事，“为什么要这样，人心，真的，唉……”一直到这次开庭，他极少再接受媒体采访。 2015年1月8日，复旦投毒案二审维持原判，林尊耀在回宾馆的车里，痛哭流涕 黄国强也被媒体围追得无处可藏，听对方都是从外省专门赶到上海，他不好意思拒绝。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接待七八位记者，反复讲述失去儿子的过程。到最后，他自己也麻木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儿子去世后的前3个月，黄国强几乎每天都在上海奔波。黄浦区检察院、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市检察院二分院，每次到各单位信访办，填一张单子，最上面一栏写上“复旦投毒案”，下面写上“请尽快处理”类似的字词。对方每次都说让他耐心等等，也没个准信，他有点身心俱疲。办事人员慢慢熟络了，都劝他，别来了，这种案件最快也得一年。 ““同志，拜托你们了，我儿子等着回家。”他一心想着案子早点了结，带儿子回去。不然不明不白，儿子入土了也没法安生” 黄国强点点头，跟对方握握手，“同志，拜托你们了，我儿子等着回家。”他一心想着案子早点了结，带儿子回去。不然不明不白，儿子入土了也没法安生。 他心里有太多疑问，翻看了很多报道，但报道里好像也没写清真正的原因。每次有同学过来看望，他都问他们，黄洋跟你们关系好不好，在学校都做些什么，为人处世怎么样，有没有得罪过你们，跟林森浩有无过节。林森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黄国强也曾好奇。 聊天间隙只要谈及黄洋，杨国华的泪腺就像尚未愈合的伤口，一碰就破。触发事件还包括：散步看到年纪相仿的孩子，超市黄洋喜欢吃的腊肠，无意间遇到的婚车，偶尔听到的婴儿啼哭声。甚至有时候，在沙发上坐着，杨国华也会突然大哭。 黄国强不敢在妻子面前提黄洋，实在难过，就一个人出门，找个没人的地方蹲下，把头埋在膝盖里，捂着鼻子哭。 两口子吃不下，睡不着，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杨国华经常整夜整夜心口疼，每天吃十几种药，血压忽高忽低，上两层楼梯都头晕得厉害。黄国强只要说起林森浩，情绪激动，手抖得厉害。2014年9月，大家劝他在上海检查后，医生说帕金森综合征。 黄姿蓉是黄国强姐姐，10月时，她觉得弟弟弟媳“仇怨太深”，每天就想着给儿子一个交代，再这样下去，搞不好会被这个案子拖垮，“说惩凶，凶还没追到，自己垮了有什么用。”黄姿蓉劝弟弟，不要太纠缠，交给法律，“你看看现在家不像家，这样洋洋看到都不放心你们”。黄国强抱着头哭，说，现在哪还有家。 林尊耀也感觉自己的家破了。在和平镇，林森浩是第一个考上复旦级别名校的尖子生，学习优异，大学、研究生，每一步都顺风顺水。在林尊耀眼里，林森浩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也是最有可能光宗耀祖的林家人。 大儿子出事后，小儿子变得越来越孤僻，暑假在家也从不出门。妻子有心脏病，林尊耀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在配合调查，每次他从外面回来，妻子都絮絮叨叨催他，赶紧把儿子救回来。有时候心烦，林尊耀就跑到家附近的小公园里，找个角落席地而坐，一根烟接着一根烟，一坐一下午。 见不到儿子，只能依靠网络搜罗各种信息。林鑫源是林森浩的发小，也是林尊耀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渠道。林尊耀不会上网，每隔两三天，就去问林鑫源，最近“林森浩吧”里有没有什么新线索。 为了搞清N2是什么药物，他拜托林鑫源打印了几十篇关于N2的论文，国内外的都有。林尊耀看不懂，就翻来覆去地看，记笔记，记录了满满一笔记本。 一有新收获，他就打印一沓A4纸，用塑料纸包着，装在包里。灌一杯子热水，拿几个馒头和鸡蛋，从潮汕坐汽车，经过20个小时奔波，抵达上海南站。 他每次都住在汽车站后面的小旅馆里，哪家有空去哪家，六七十块一晚，一进门一股霉味。晚上，公共卫生间里有人冲凉，水声哗哗响，前半夜吵得完全睡不着，后半夜刚睡过去，卫生间的大木门动不动就“哐”的一声，时不时还有人打口哨。他就一直躺着，能睡就睡，睡不着就坐起来，再翻翻那些材料。 第二天早上9点，他准时把材料送到律所，刚开始两个律师会说“好，好，先放着”。到后来，律师每次都说，“老林啊，回去吧，大热天的，这些没用，等开庭了再来。” 林尊耀不反驳，说“好”，转身离开。 “有时候看着他的背影，佝偻着腰，一边往外走一边抹眼泪，大热天连瓶水都不舍得买。”林森浩的一审辩护律师江沁洪回忆。他觉得，网络上的网友、热心专家和很多报道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林尊耀灌输了很多儿子没犯罪的借口，“这样做是特别不负责任的，它们让林父越来越固执，越来越缩在自己的世界里相信儿子没罪，起不到任何好的作用。” 有一次，江沁洪没辙，从网上下载打印了一些说林森浩不好的文章，递给林尊耀。“我不看这些，网上都是胡说八道，舆论杀人。” 林尊耀说。“你那也是舆论。”江反驳。然后，林尊耀不说话，蹲在律所外面哇哇大哭。 江沁洪最后一次见林森浩时问，“为什么你父亲这么翻来覆去瞎折腾?”林森浩低头想了一下说，“我父亲是个太好面子的人了，所以才这么做。” “面子哪有命重要。”林尊耀回应。时隔两年，回忆起当初，他依然觉得“挺无助的”，网络上的声音让他“害怕”。“每天听到的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相信我儿子。”林尊耀边说边低下头，反复搓捏着手里的空矿泉水瓶，沉默了半分钟。 一审庭审持续了7个小时，两个父亲分坐在旁听席两边。最后，林森浩向黄洋家人道歉：“我的这个行为导致了我的同学黄洋的死亡，给他家庭带来了确实非常沉重的打击，我罪孽确实是非常深重的，对不起。” 林尊耀听完，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出事8个月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儿子，他没法说服自己相信听到的话。庭审结束，回到宾馆，林尊耀问林尊荣，他真的投毒了吗。林尊荣说，我也不知道了。 牵扯 一审结束后，林尊耀连续两天没怎么合眼。儿子在庭审上的表态，让他“震惊到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想着给黄家人道歉，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他考虑先打电话试试，又觉得自己嘴笨，说不清楚。想来想去还是短信。216字的短信，他在纸上改来改去，删删减减，小声读了几遍，觉得顺了，才输入到手机。 发送后，每隔半小时，他都要看一次手机，怕自家信号不好，特意拿着手机到繁华街区走了几个来回。他想，或许对方在忙，可能没看手机，等一晚再说。手机就放在枕头边，第二天醒来，还是没任何回应。是不是写得不好，他翻开前一天的短信又读了一遍，发现没写称谓，他责怪自己脑子不好使，赶紧又写了一条，并表明身份——森浩父亲。 等了又等，还是没回应。林尊耀有些失落。有媒体跟他说，对方不接受是因为短信里“开玩笑杀人”的说法。他回应，“要说我儿子是故意、决意杀人的话，我到死都不能接受。” 黄国强有些气愤，一个天天拿着N2做实验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药品的毒性，就算不知道，看到黄洋快不行的时候，为什么不站出来救救他。他没法接受对方这样的说辞，觉得“道歉不是诚心的”。 而网上不相干的网友，攻击林尊耀的人也不少，说他为人狭隘、教子无方、不思悔改。林尊耀想不通，自己只是一个下岗职工，一辈子安安分分，也没招惹过谁，对黄家有愧是自然，但为什么会招致这么多人的怨恨，甚至有几个人每天发帖骂他，句句带脏字。 也有媒体直接质问他，儿子投毒是否跟教育缺失有关。林尊耀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了很多错，不然孩子怎么会承受这些。有人告诉他，在大城市，父亲是男孩子的心理榜样，要和孩子经常谈心，解决他们心里的疑惑。林尊耀点点头，想了想，真要谈，自己也不懂怎么做。他从小嘴笨，几年前在磁带厂做技术组长，有工人做错了，他也不好意思说别人，自个上去吭哧吭哧地弄一会儿。 “要是我能代替(孩子)，”他叹叹气，“那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 一审判决三天后，他买了些补品和干果，找到在上海暂住的黄国强夫妇。这是两个父亲在法庭之外的第一次见面。 公寓接待厅里，只有一张红色沙发，黄国强和杨国华坐在上面，林尊耀和林尊荣蹲着。看到林父，杨国华想起儿子，痛哭不止，情绪越来越失控，黄国强看着有些烦躁，转头跟林说，你们走吧，今天没心情。 林尊耀拽着黄国强的袖子，说，黄兄，我儿子不懂事，开玩笑过了头，我真的对不起你们家。黄国强听到“开玩笑”，更来气了，不想再听任何解释，甩开林尊耀的手，大声说，你们快走，我们没的谈。 2013年11月27日，复旦大学投毒案一审开庭前，黄国强独坐在角落休息 黄国强心想，早不来，孩子判了死刑才来。既然来了，也该有个像样的态度。 他一回头，看到门外有人拍照。道歉还要拍照作秀，黄国强认为自己“不被尊重”，一下起身，朝他们喊，你们再不走我就打110了。说完直接拨通了110的电话。 杨国华哭得喘不过气。气氛僵住后，林尊耀和林尊荣起身告别。 这场道歉在媒体上，最终演变为两个版本，一个是黄父拒绝林父道歉，直接报警，另一个是林父道歉带媒体作秀。 不管怎么说，这场道歉没有丝毫缓和黄家人的情绪。两个父亲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微妙。 2014年3月初，林尊耀和林尊荣第一次入川，经当地一个媒体人帮忙，找到黄家，但敲门一直无人应答。林尊耀去问邻居，邻居一听他们是林家人，脸色一变，说了句不晓得，用力摔了门。 他们住在离黄家仅一条街的旅馆里，每天早上8点去敲门，中午12点、下午3点、6点、晚上9点，分别去一次。 除了去黄家，林尊耀不太愿意出门。林尊荣记得，当时黄家邻居的态度让哥哥有些敏感，出门都是低着头，靠着路边走。有一次吃饭，对面有人多看了他们两眼，哥哥说没胃口，立马起身回了宾馆。 出事以后，林尊耀越来越怕跟人接触。在老家，熟人问起儿子的案子，他一般几句话搪塞过去。他很少出门，大多数时间在家整理案情资料，或者看看新闻。夫妇俩都没什么胃口，早上熬一锅白米粥，一天什么时候饿了，电磁炉上热热，就着咸菜随便吃点。他1.75米的身高，体重很快从130斤降到了100斤。有时候闷得难受，林尊耀就早早起来，绕到两镇交界的路口走一圈——那里认识他的人最少。 黄国强也一样，在家很少出门。想散心了，就带着妻子搬去乡下丈母娘家住几天，那里没什么人知道这个案子，他们每天种种菜，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邻居电话突然打过来，说林家人来了。看着妻子情绪刚好一些，黄国强不愿意再跟林家有什么牵扯。 等了4天，没什么结果，林尊耀和林尊荣决定回家。10天后，林家兄弟又去了一次，跟第一次一样，没见着。 当时，黄国强去乡下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接到姐姐黄姿蓉的电话后，索性在乡下住下了。黄国强说，就算在家，也不愿意见到林家人。 各种阴差阳错，两个父亲再也没能搭上一句话。舆论也越来越两极化，在“黄洋吧”和“林森浩吧”，各自的支持者开始互相攻击。 结局 在二审辩护庭上，林森浩代理律师提出新疑点，称黄洋死于爆发性乙肝。林森浩当庭翻供。 此后，媒体报道多半在写一直寻求道歉而屡屡遭拒的林尊耀。 2015年春节时，不断有人给黄国强打电话，拜托他放下仇恨，给林森浩一个机会。网络上的呼声更高。黄国强每天刷一遍论坛的帖子，发现骂他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取名“丧心病狂黄国强”，用他的照片做头像，在贴吧里不断发帖，说他心肠歹毒，只想要了林森浩的命。 黄国强想不通，自己三代单传，只想讨个公道，有什么歹毒的。每次家里过节“都像冰窖一样”。大年三十，去黄洋大姨家吃饭，亲戚都过来了，一进门，看到侄子外甥，杨国华拉着他们的手，跪地痛哭，一家人老老小小跟着哭。夫妇俩没怎么吃，8点多就回到家里。电视里春节晚会放着，两人都没心思看，杨国华吃了点速效救心丸，哭哭停停。黄国强安慰妻子，就当洋洋去美国了，回不来。妻子马上拿起手机，“在美国，那现在是白天，你给他打电话。”黄国强起身走到黄洋房间，看着儿子的照片，哭了。 黄国强越来越焦躁，隔三差五给律师打电话询问死刑核准情况。 林尊耀则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妻子越来越不相信他那套“配合调查”的说辞了，两年过去了，她对儿子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每次有人来，林尊耀都会关紧房门，说有要紧事谈。 妻子跟他哭诉，儿子要是回不来，她也跟着去死。林尊耀劝她，你不要这样，里外我扛不住。这样的对话，在过节时反复上演。 舆论的变化一度让林尊耀看到一些希望。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反复重申庭审中那些有利的疑点。 黄国强坐不住了，他看过药家鑫案的报道，担心舆论会改变最终的审判。他拨通死刑复核主审法官的电话，说网友说的那些都不对，自己不是那样的，自己只是希望能给儿子讨回一个公道。身旁的妻子也着急，不停靠近电话筒，拜托对方要主持公道。对方告诉他们，谎话说一千遍也不可能是真理，何况法官也不会去看网络上的言论。 林尊耀则拿着厚厚的一沓材料跑到北京，亲手交给法官。在最高法诉讼厅，法官收下了这些材料，并听他讲述了近两小时。林尊耀有些欣慰，跟弟弟说，至少法官能听我说了，应该有希望。 2015年12月8日，距离二审宣判过去335天，林尊耀接到来自上海的电话，告诉他死刑复核结果已经下发，11日之前必须赶到上海见林森浩。 隔着一面玻璃，林尊耀在话筒里最后问儿子，到底干了没有，换律师是怎么回事，一审开庭前法官和检察官去跟他说了些什么。林森浩只回答了一句，“现在这时候，说什么也没用了。”会面持续了10分钟，最后，儿子说对不起，林尊耀从法院出来，掩面而泣。 想起儿子的过往，林尊耀总想起那个暑假的下午，娘俩在院子里分理垃圾，儿子让妈妈在院子阴凉处整理纸片，自己站在太阳下面，用力踩易拉罐，偶尔踩歪一个，瓶子蹦出去很远。一下午，院子里噼里啪啦，两人有说有笑。这两年，林尊耀有时就站在儿子站的那个位置，学着他踩易拉罐的样子，提起膝盖，奋力向下，“好像感觉他也就在那”。 “遇到想去大城市的小孩，黄国强都跟对方家长念叨，别让孩子去了，在小县城考个公务员，平平稳稳，比什么都好。” 尘埃落定后，黄国强的手不怎么抖了，也慢慢劝妻子想开点。他把黄洋从小到大的证书拿出来看了一遍，又小心收回去，想着过了年就给儿子烧过去。他不再特意戴帽子出门，有人问起，只说儿子去美国了。遇到亲戚家想在大城市工作的小孩，他都跟对方家长念叨，别让孩子跑那么远了，就在小县城考个公务员，平平稳稳一辈子，比什么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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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儿子一个交代，两位60岁的父亲用尽所有的力气，在煎熬和恍惚中等到尘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