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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 1946年12月30日—
美国创作歌手和诗人。1975年，她的首张专辑《Horses》受到刚兴起的朋克运动的影响。她将垮掉派诗歌表演和车库乐队摇滚结合在一起，因此被誉为“朋克摇滚桂冠诗人”（Punk's Poet Laureate）和“朋克教母”（Godmother of Punk） 。她将19世纪法国作诗法介绍给美国十几岁的年轻人，同时她中性的公众形象和非女性的语言风格挑战着迪斯科时代。
史密斯最广为传播的歌曲是她与布鲁斯·斯普林斯廷一起创作的《Because the Night》（因为这夜），该歌曲在“Billboard Hot 100”排名第十三。2004年，《滚石杂志》颁布的百位摇滚重要人物名单中，将史密斯列为第47位。[4]2007年，她被列入摇滚名人堂。她还获得两项葛莱美奖提名。2010年11月17日，她的自传《只是孩子》（Just Kids）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Patti Smith - Because The Night
《人性的光辉》选自《朋克时代》
她看起来消瘦、虚弱、敏感，她风衣的兜帽被拉上去盖住她那灰白的长发就象一个修道士的头罩，她严肃而紧握着一本书仿佛那是一本教义问答手册。但几分钟以前当她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时却象一名斗士，她沙哑却深蕴着可直接抚摸你灵魂深处的声音依旧勇敢而骄傲：“一名艺术家在伤痛之处继续工作，那么这是我的时代的一种隐痛……”她读着她的诗，双目晖映着坚强而狂热的光芒，以布道者的方式祈求人们建立一种真实的态度去尊敬并思考那些已死去的人的精神，那些用死亡去证明的追求：“我们象穿越雷区的孩子一样单纯而危险。在艺术与梦里，你应该狂放不羁地继续前行；在生命里，你应该公正而不为人知地活着。”我们可以这在几句诗里找到70年代那个愤世嫉俗，带有明显自毁倾向的Patti Smith的影子，而更加清晰的是她的变化――隐含着愤怒与消极的富于嬉皮色彩的内省直至颓废无奈的柔情。
Patti Smith has graced the New York punk scene since the early ’70s in many forms.
经过16年完全封闭的隐居生活，Patti Smith带着被感召的神奇力量再次回到我们中间，并带来了1996年最伟大的专辑“GONE AGAIN”及1997年充分显示其地下姿态及摇滚根源的新专辑“PEACE AND NOISE”，这张唱片里，长达10分34秒的“MEMENTO”中，SMITH在纷然散响的吉他声波里竟然还是那样的悲哀与愤怒。她的复出应起源于一系列人的去世对她的影响与警醒――89年，她多年的亲密朋友与合作者，艺术家，先锋摄影师ROBERT MAPPLETHORPE（他曾制作了SMITH所有专辑的封面）死于爱滋病，SMITH于96年5月出版社的书《THE CORAL SEA》即是纪念他的；RICHARD SOHL，SMITH长期的钢琴手（还记得SMITH早期音乐中她神经质般分裂噪音后营造强烈反差的冰凉的钢琴声吗？）90年死于心脏病突发：94年底，她的丈夫，60年代朋克旗手MC5乐队的吉他手FRED SONIC SMITH 死于心脏衰竭，而“GONE AGAIN”文本的第一面我们就可见到FRED的相片，这张专辑正是用来纪念他的。
问：你曾观看过FRED同MC5一同演出吗？
答：其实在我来纽约前从未听说过DOORS与THE VELVET UNDERGROUND，以及MC5。有些事很值得去回忆，你记得EYE 杂志吗？60年代我非常喜欢这本摇滚刊物，我把DYLAN和LENNON的图片剪下来贴在墙上好几年。在我剪下的这一堆图片中他也在里面，但我从不知道他的名字或其它什么，而他就是FRED。LENNY（SMITH的吉他手）迷上了MC5，他把他们的东西带进了我们的作品中，实际上“RADIO ETHIOPIA”即是向MC5致敬的――但这缘于LENNY的体验，不是我的。
Patti Smith and Robert Mapplethorpe
问：很明显FRED为你的作品感到自豪并愿意去与你共享音乐的激情，那为什么你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基本上都在过隐居生活？
答：他痛恨商业音乐，他痛恨当他年轻时它对他做过的一切……他很有才华，非常敏感，从不自我标榜，从不为任何事去请求别人――他从未要求什么，自然也很少得到什么。
Patti Smith and Bob Dylan
问：是否回忆起MC5的全盛时期会带给他一些慰藉呢？
答：完全没有。他对于象KURT COBAIN 那样的人向他致敬感到骄傲，但他不想以“他在1969年做了些什么”这种方式被记住。（沉默）我最大的遗憾是：人们不能更多地看到或听到他了，我渴望在世上会出版他更多的作品。
问：隐居时期你都做些什么？
答：80年代，FRED和我花了很多时间做全美旅行，我们住在海边廉价的汽车旅馆里，他学习飞行，我写作并照顾孩子——那是一段简朴而浪漫的日子，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问：从摇滚旗手的位置到彻底的隐姓埋名，你是什么心态呢？
答：只是有些想念乐队同伴的友谊与忠诚，我亦的确想念过纽约，想念书店，想念城市的温暖……但我那时的实际上是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我想，你存不存在并不能荒谬地取决于大众是否正在注意着你的一举一动，就象60年代末我与ROBERT致力于我们的艺术与诗时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
Judy Linn: Patti with pipe, 1976
问：那靠什么生活呢？
答：我们有一些钱，一些版税。我们学会了过简朴的生活，当实在没有办法时，88年发行了“DREAM OF LIFE”；以及我们为什么准备在FRED离去前的那个夏天去录音的原因――没钱了。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Dream Of Life [Digitally Remastered, 1996] Patti Smith - The Collective Works 
问：隐居时你向往过重上舞台演唱吗？
答：没有。这并非说明我不愿意，只是写作对我更为重要。而且，我不愿将舞台变成唱片推销或个人推销的场所。
问：你的声音依然清晰而有力，你是怎样保持嗓子的？
答：FRED保护了我的嗓子，他弹琴，我演唱。他死后我的声音更有力了，我的歌声中融入了他的灵魂，我确信这一点。还有些简单的事，我早已不接触烟与药物，亦不喝含酒精的饮料，我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而且，当你是一名母亲时你一定会向你的孩子喊叫（笑），我想那是一种很好的练习。
问：你在“ABOUT A BOY”中表达了对KURT COBAIN的敬意，他的音乐或是生活态度中有什么触动了你？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About A Boy Patti Smith - Divine Intervention
答：当NIRVANA出现时，我确实很兴奋，但并非全为了我自己――我已经过了将过多的激情放到音乐表层与将信仰局限于某一个乐队的年龄了，我曾有过我的ROLLING STONES，而我很高兴现在的孩子们有NIRVAVA。我并不了解他（KURT）的苦恼与私生活，但我感觉到了他作品的活力与意义，这让我振奋。所以他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时我正在楼上照顾孩子们，FRED把我叫下楼并让我在桌旁坐下，他每次以这种方式行事时就说明问题很严重，他说：“你的男孩死了……” 那天，我们需要去唱片店找一些资料，我记得在门外有一些年轻人在哭，他们在为KURT哭，是的，他们很无助，不知该去做些什么，而我也知那里不是我说话的地方，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真的很想安慰他们，于是我就写了“ABOUT A BOY”。
问：关于他的选择你想在歌中说些什么？
答：必须承认，在写它的伴随我的是沮丧和愤怒。（沉默，声音渐慢）在1988—1989年里我看到了我最好的朋友的死――ROBERT MAPPLETHORPE，在那个时期，他的生命正被逐渐耗尽，他让自己成为每一种药品的实验品，甚至到最后几个小时，他仍在为了生存作战：他昏了过去，但呼吸依旧有力，在空间里回响。当你看到你所关心的人一个为了活着而战斗，另一个却恰恰放弃了他的生命，我想这是无法忍受的，这极让人失望。我不能找到一种准确的评判去说这些事情，关于那些影响青年们的事情，我明白对自己已有些生疏，但我想我脱离时代还没到认为如今年轻人会比我年轻时感觉更糟的地步。在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从普便意义上来看还是相当安全的，而现在的孩子必须战战兢兢地四处张望，政治腐败、污染、核战争威胁、爱滋病以及更加肆虐的毒品。
问：那你怎样引导你自己的孩子穿越这片“布雷区”呢？
答：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从未离开过我和FRED――他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他们同样热爱艺术，音乐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感召和一定程度上安全的避难所。以及，我不向孩子们灌输宗教，因为我不相信那个，但上帝，或造物主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于我的家里。我母亲在我四岁时教给我祈祷，我将永远感谢她，因为用这种方式我从未感觉到完全的孤独。
问：JERRY GARCIA死后你翻唱了GRATEFUL DEAD的“BLACK PETER”，他的死对你震动大吗？
答：太多的死亡已使我麻木。当听到JERRY死讯时我正在录音，而录音室的墙上恰恰贴着他的图片――我看着他的脸，很奇异地感觉到一种快乐，那一瞬间，我全部洞悉了GRATEFUL DEAD的音乐。他是一个易处，乐于奉献的人，他很伟大，他的一生是完美的。
问：你现在被年轻的摇滚界女性们视为精神领袖，譬如在COUNTNEY LOVE、KIM GORDON和L7的音乐中能找到许多你的影子。
答：我恨性别划分这件事――这并非是在重复我的陈词滥调，它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哲学。我很高兴我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人，我喜欢男人为我开车门或拉椅子的时刻，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从未感觉到过任何性的限制――在你表演时会得到一种凌驾于性别问题之上，难以言表的超凡体验。关于你的问题，如果说我年轻时所做的事可称伟大的话，那么这些女孩子正在做同样伟大的工作。当我第一次听HOLE时，确实为一个女孩子能那样唱歌而感到震惊，以前没有谁这样做过。
问：你对摇滚创新的灵感来自哪里？而你的音乐又成为了其他人的启示录，象REM的MICHAEL STIPE。
答：我同整个摇滚史一起成长。当LITTER RICHARD风靡舞台时我还是个小丫头，记得第一次从电台听到DOORS的“RIDERS ON THE STORM”时我正在车上，我将车停到路边，“这是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迷惘惊异的情形。当“LIKE A ROLLS STONE（BOB DYLAN）出现时，我在读大学，它是那么不可思议地压倒了一切——没人去教室，我们四处乱逛，只是谈论着这首歌。它使我不再孤独，因为听到有人也在讲着你的语言。我现在都不能肯定，没有“HIGHWAY 61 REVISITED”、“BLONDE ON BLONDE”、“ELECTRIC LADY”（JIMI HENDRIX）这些激励我的唱片，我是否能度过自己那艰难的少女时代。于是我去做“HORSES”，我的确意识到一种责任，我从未想过它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影响，我当时只是想努力工作，去继承一种传统——DYLAN、MORRISON的传统。
问：“HORSES”是划时代的，到今天它仍丝毫不显过时；以及当时人们对它的反响……
答：它花了我五年，集聚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灵感、冲动与诗作；以及许多非常出色的音乐家与诗人的参与。人们有的认为我正在步入亵渎神圣的领域，成为一个不虔诚的人，但我不在乎。（沉默）刚开始我为NEWYORK DOLLS及其它你从未听过名字的乐队做暖场，没有人想看我演出，而我有时连麦克风都没有，只是把诗句喊出来，那时会有人在台下大喊：“找一个工作！滚回厨房去！”而我用更响的歌声回敬他们。但几年后，会有观众疯狂地扯我的衣服，剪我的头发，我确实尝过几个月做猫王的滋味（笑）。无论怎样，我对自己做过一些对摇滚乐产生影响的事而感到骄傲。
问：你与ROMONES等纽约乐队在英国的巡演直接掀起了朋克运动，不知“PUNK”这个字眼与你对自己音乐的定义之间有没有分歧？
答：当77年我摔伤脖子住院时（那是一次演出SMITH过于疯狂的表演导致的后果），我记得一个家伙叫LEGS MCNELL的来看我，他带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杂志，名字就是“PUNK”，它封面上有我的一张小图片。我问他：“为什么你管它叫PUNK？”他说：“那很酷。”而在我成长时“PUNK”意味着傻蛋、乡巴佬（笑）。我并不认为它很适用，我们在70年代做的是将诗、摇滚乐及我们所有的观点结合起来，我们有即兴的习惯，有噪音与跑调的吉他，但这是独一无二并且重要的。我们并不是如今那些故作姿态的满嘴“FUCK”与“SHIT”的破烂衣服的人体模特。
问：摇滚乐在你隐退时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你1979年引退时还没有CD和MTV，JOHN LENNON还活着。你怎样看待这些变化，你对摇滚乐的未来有什么想法？
答：我们必须有更多的责任感。摇滚文化的影响更大了，亦日益全球化，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接下去做些什么？我认为是回归，现在艺术与钱过于深地搅和在一起，这毫无趣味。我仍然保留着60年代“老土”的罗曼蒂克，我真的渴望摇滚乐能恢复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本质。我非常担忧摇滚乐的衰落，因此我会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工作，我不在乎别人是否信任我。我将用摇滚乐摇醒许多业已沉睡的思想，诱异人们，并且把现代摇滚所缺乏的，纯粹的伦理、道德、人性带入摇滚。
Patti Smith 'Outside Society' EPK
帕蒂·史密斯 著，刘奕 译
我把这些告诉了他，而他告诉我，这幅画也象征着他对艺术的承诺，就在这同一天里所做的承诺。他二话没说就把画送给了我，我明白，在这一小段时空里，我们交付了彼此的孤独，又用信任填补了它。
我们翻看着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画册，沉浸在米开朗基罗的“奴隶”里，结束了这一夜。我们默默地吸收着彼此的思想，在破晓时分相拥而眠。再醒来时，他用他那狡黠的笑容向我致意，而我知道，他就是我的骑士。 电影对罗伯特没有特殊吸引力。他最喜欢的一部影片是《天涯何处无芳草》。那年我俩看的另一场仅有的电影是《邦妮和克莱德》。他喜欢海报上的那句广告：“他们年轻。他们相爱。他们抢银行。”看那场电影的时候他没睡着，而是哭了。回家以后，他安静得反常，看着我，仿佛要无声地传递出此刻内心里所有的情感。他从电影里看到了我俩之间的某种东西，可我不确定是什么。我暗自思量，他还蕴藏着一整个我尚未了解的宇宙。 我们没什么钱，但过得很开心。罗伯特做兼职和收拾房子，我洗衣、做饭，饭吃得很拮据。我俩经常光顾韦弗利边上的一家意大利面包房。我们会要一条头天的面包，或者四分之一磅因不够新鲜而半价处理的曲奇。罗伯特爱吃甜的，所以常常是曲奇胜出。有时候站柜台的女人会多给我们一些，用黄绿两色的风车甜点把棕色小纸袋塞得满满的，摇着头，喃喃地对我们提出善意的不满，她十有八九知道这就是我俩的晚饭了。我们会再加上外带咖啡和一纸盒牛奶，罗伯特最喜欢巧克力奶，但那个更贵，对于要不要多花那一毛钱，我们会考虑再三。
我们拥有作品，我们拥有彼此。我们没钱去听音乐会、看电影或买新唱片，但会把已有的唱片听上一遍又一遍。我们听了我的《蝴蝶夫人》，埃莉诺·斯蒂伯唱的，还有《至高无上的爱》、《按钮之间》、琼·贝兹和《无数金发女郎》。罗伯特也把他最喜欢的——“香草软糖”、蒂姆·巴克利和蒂姆·哈丁——介绍给我，他的《摩城纪事》也成为了我们快乐共享的夜晚背景音乐。 这些年里，这条项链在两人之间传来传去。谁最需要，谁就拿着它。我们共同的行为规范在很多小游戏中显现。最雷打不动的游戏叫做“一天——两天”。前提非常简单：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作为指定的保护者，保持警觉。如果罗伯特用了药，我就要神志清醒地在场；如果我情绪低落，他就要保持积极；如果一个人病了，另一个就得健健康康的。我们从不同时任性，这很重要。 一个干燥温暖的秋日，我们穿上了自己最得意的行头：我的是垮掉派凉鞋和破披巾，罗伯特戴着他的爱与和平珠串，穿着羊皮马甲。我们坐地铁到第四大街西站，在华盛顿广场待了一个下午。我们一起喝着保温瓶里的咖啡，看着如织的游客、瘾君子和民谣歌手。激动的革命者散发着反战传单，棋手也吸引着他们自己的观众，大家共存在由唇枪舌剑、手鼓和犬吠交织而成的持续的嗡嗡声里。
我们朝喷泉走去，那边是热闹的中心。一对老夫妇停下脚步，毫不掩饰地盯着我俩看。罗伯特很高兴有人注意他，深情地攥紧了我的手。
“哦，把他们拍下来，”女人对她一脸茫然的丈夫说，“我觉得这俩人是艺术家。”
“哦，得了，”丈夫耸了耸肩，“他俩只是孩子。” 有那么一次，我们去了上东区相对较新的惠特尼博物馆。这次轮到我了，我不情愿地留下他自己走了进去。我已经不记得那里都展了些什么，只记得我透过一扇博物馆特有的梯形窗户，端详着街对面的罗伯特，他正斜倚在一个停车收费器上，抽着烟。
等我出来，我们朝地铁走去，他说：“我们总有一天会一起进去，而且是去看我们自己的展览。” 我遇到的这个男孩羞怯而不善言辞。他喜欢被引领，喜欢被牵着手全心全意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即使在他表现得阴柔、驯服的时候，也富于阳性美和保护欲。他在衣着和举止上都一丝不苟，却能在作品里表现出骇人的混乱。他在自己孤单而危险的世界里，期待着自由、狂喜与解脱。 我只在阿内丝·宁的一本叫《拼贴》的小书里读到过LSD。我还没有意识到药物文化正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绽放。我对药物持一种浪漫观，觉得它们是神圣的，是给诗人、爵士音乐家和印度的仪式用的。罗伯特没有任何我想象中的用过药后的阴阳怪气。他散发着一种温存而顽皮、害羞而有保护欲的魅力。我们一直逛到凌晨两点，最后，两人几乎同时表露无处可去。我们不由得笑了出来。不过时间确实很晚了，我们也都累了。 一个干燥温暖的秋日，我们穿上了自己最得意的行头：我的是垮掉派凉鞋和破披巾，罗伯特戴着他的爱与和平珠串，穿着羊皮马甲。我们坐地铁到第四大街西站，在华盛顿广场待了一个下午。我们一起喝着保温瓶里的咖啡，看着如织的游客、瘾君子和民谣歌手。激动的革命者散发着反战传单，棋手也吸引着他们自己的观众，大家共存在由唇枪舌剑、手鼓和犬吠交织而成的持续的嗡嗡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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