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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茶舍]吴昕孺:庄子,怒放在中国文化源头的一枝奇葩!

2015-12-30  jingshuiy...

我想,要是中国文化史没有庄子这样的哲学家,中国哲学的气韵一定会输不少;要是中国文学史没有《庄子》这部奇书,中国文学的明灯一定会黯几分。历经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谈庄子、看庄子,他是一个人?一部书?一个梦?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雾里看花,但我们知道那是花,而且不是普通的花,那是怒放在中国文化源头的一枝奇葩。


战国中期,天下乱得一塌糊涂,乱得看不到一点文明的影子。庄子是一个单薄的书生。他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个子矮瘦,家境不富也不贫寒,生性机智,好读书,好远游,好与三教九流为伍。那个时候出版社极少,书也极少,所以庄子三下两下就把天下的书读完了。生逢乱世,远游也不是好玩的事情,但庄子为了开阔眼界,执意从老家宋国蒙邑出发,往南游历楚越之地。为什么选择楚越呢?一是因为他最佩服的文化大师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二是因为楚越相比中原拥有独特的民俗风情,那里的“野”、那里的“蛮”,十分贴切他心目中“无圣无盗”的“至德之世”。


庄子特别不喜欢圣人。他有一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七雄相拼,你死我活,哀鸿遍野,你说能把“圣人”的牌位摆在哪里?莽莽暴君,赳赳武夫,有的是残忍心性,有的是虎狼之师,他们就缺“圣人”那一套主义和理论。圣人为暴政张目,为恶行壮胆,为阴谋增色,你说庄子恨不恨圣人!远古的圣人,像尧呵舜呵,庄子懒得答理,太远了,打个招呼都很费力。庄子毫不留情地拿了最近的圣人开刀,好在那个时候大盗多,圣人也多,其中杰出代表就是长得酷似阳虎而差点挨打的孔子。庄子其实最欣赏孔子两样东西,一是学识,一是意志力。但他认为孔子没有把这两样东西用对地方,他用了它们周游列国,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结果累累若丧家之犬。所以,庄子也最讨厌孔子两样东西,一是好为人师,一是张口贤闭口礼,不管现实世界如何倾轧,如何动荡,一个劲念自己的经,说得好听点是书生气,不谙世事;说得不好听那就是虚伪。后世不知有多少儒生中了他们先祖孔夫子的邪气,一边高唱修齐治平,一边把自己的脑袋摇得像货郎鼓,却没几个人听。“百无一用是书生”,庄子早就看不惯与看不起儒家这种作风。



庄子喜欢老子。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作家、大隐士,他作古正经教过孔子的课,虽然教的只是选修课,但孔子多次在《论语》中炫耀他和老子的师生之谊,好像时下许多人到某“大师”门庭一坐就自称学生一样,孔子在那样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亦不能免俗。当然,孔子听老子的课不是为了名份,而是真正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为他致君尧舜打下扎实基础。庄子把老子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怀念他,学习他,但并不是亦步亦趋,否则就不是庄子了。庄子尖锐批判孔子的虚伪,也不认同老子的虚幻,老子皓首穷经,仙风道骨,他的学问和智慧直怕两千五百年来都是天下第一,可他不立文字,他蔑视世俗,躲避喧嚣。本来还在周王朝的守藏室当了一个史官,因王室内乱,他辞职去都。至函谷关,一个叫喜的守卫劝他留下一部书,他就留了洋洋五千言,名为《道德经》。庄子觉得老子这么做太玄了,不值得,要不是函谷关还有个认得老子、爱读书的守卫,中国文化史该会有一个多大缺口啊!


庄子既不像孔子那样,嚣然尘上,到处求官;也不像老子那样,甘弱守雌,遁身避世。他当隐士选择了“陆沉”,意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现实是不可逃避的,你必须生活在人群当中,但你的心可以沉下去,可以沉溺于思考和狂放之中。跑到山上去当隐士算不得本事,在闹市中能够清心寡欲、宁静致远,才是真正的卓尔不群。庄子追求的“大道”,不是寂无一人,而是如何在人群中、在社会中海阔天空。所以,庄子写的《养生主》不是我们现在的美容保健手册,而是探讨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复杂关系,于荆榛遍地中得一安身立命之地。庄子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惟一的办法是“与天为徒”,而不能与人为徒,一旦与人为徒就会产生秩序和等级,而与天为徒,则众生平等,只有在天面前,人是不需要遮掩的。你狂放也好,堕落也好,平静也好,在天那里都只有一个不经意的表情,无论花朵的暗香,抑或雷霆的震怒,都不能让天动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可奈何是社会的事,个人无能为力;但安之若命则关乎个体存废,对生命的珍爱与护惜是每个人一生中最艰深的课题。


这个“知”字非常重要,庄子不主张祛智守愚,他主张“知”,就是说你不那样做,你还要明白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出世与入世都好,人各有志,但如果你没有把道理悟透,出入都会碰壁。很多人在生活中上下无据、进退两难,就是因为没有悟透。“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庄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象得出他那苦口婆心的样子。


可见,庄子的逍遥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与物为春”;不是外表散漫,而是内心和豫;不是追求生活的随心所欲,而是讲究生命在乱世中的安顿。治世中的飘逸只能算是自然的舒展,而乱世中的平和才是一种洋溢着生命气息的浪漫。于是,庄子主张忘形,忘形就是把形体层面的东西从心灵中驱逐出去,所谓放浪形骸、澡雪精神,拘于形则人的精神无法得到解放,放弃形则名缰自解、利锁自落,整个人都会轻松自在。为了强调忘形,庄子不惜走极端,搬来一些佝偻断足的人,像支离疏、王骀等,以形体的残缺来衬托他们德性的光辉。


这种对比恰好让我们看到庄子激扬弘厉、愤世嫉俗的一面。形如槁木不是平和,死气沉沉更不是平和。残疾人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是社会的底层,庄子却视之如宝,奉若上宾。肢体强健的人,深受奔波劳碌之苦,以好恶得失内伤其身;残疾人饱经虐待,受尽贬抑,反而心如止水,德似满月,最终能归于寂静。


“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这个小与大,不是指体积上的,而是指内在的容量。“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秋毫之末中有生命的律动,有思想的敏感,有自然的神韵,有天地的丰采,而把功名利禄视为重如泰山的熙熙攘攘之辈,不就如蝇头蜗角么?楚王看中庄子的才华,曾欲聘之为相,庄子当然拒绝了。但庄子并不是认为当官一定不好,他对从政没有成见,他只是强烈反对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凌驾于百姓福祉之上,而官场刻板严肃的等级秩序又往往容易使人错乱、迷失,也是他最不情愿的。为给自己和家庭谋取一个理想的生存境遇,他不得不对世俗作一些妥协,比如,他找挂着相印的惠施帮忙,当了一个既有公俸、又远离常规官僚体系,悠闲自得的漆园吏。他和惠施是老同学、老朋友、老对手,他们之间的每一次辩论都是那个年代思想界的大事。他们的观念越对立,交情就越深厚,这种惺惺相惜后世再不多见。


漆园在宋国蒙邑的蒙山西北部。这里山川形胜,水草丰美,庄子乐此不彼。他把漆园打点得井井有条,既能按时上缴中央财政,还大幅度提高了员工待遇。他的管理秘诀只有一条:尊重每一个人,然后让他们干好自己的事。然而,漆园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庄子很快就遭到“仁义之君”的挑衅与逼压,他赶忙全身而退,在任上正好四年。四年官吏生涯给了庄子极为难得的历练,从徜徉山水、俯仰自得到险些掉了脑袋,庄子变得更平和、更睿智,他在官场沉浮中自己挽救了自己,从此精神的快马便一日千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世俗处”。如果说,以前的庄子还有恃才傲物,还有锋芒毕露,那么去职后的庄子就充满了对自然和命运的谦恭。他开始变得“无情”,这个无情不是冷漠,而是将内心的炽热消解在恬淡的生态里,超越那些得失好恶的人伦之情,而拥有纵浪大化的天地之情。庄子把它叫作“心斋”。


妻子死了,庄子鼓盆而歌。惠施认为庄子太过分,可在庄子的心目中,生与死已经连成一线,那是长长的一线,没有尽头。如果一天,有人突然告诉你“一只蚂蚁死了”,你会悲伤吗?我们和一只蚂蚁又有什么不同呢?


庄子自己死前,写了七篇文章传世,当时即被奉为天下奇文。没有人知道庄子是什么时候死的,也没有谁知道他死在哪里了。我想,庄子用宏丽骀荡的文字为自己筑了一个永远的墓穴——他死在《庄子》里了,也活在《庄子》里。


我们总是陶醉于庄周梦蝶的迷幻色彩,总是津津乐道于庄子与惠施的濠上之辩。但我们更应该想见,战国中期,争斗频仍,恐怖活动不断,想要有外在的潇洒即便是王公贵族都不太可能。于是,我们看到庄子这个普通书生,在跻身权贵与内在自由之间,毅然选择了自由。好比现在,无数英雄豪杰沦丧于灯红酒绿,又有几人能撇开浮华大道,寻一条小径走到自己内心,去品尝那自由的冷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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