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东武 红学索隐派,是在红学史上曾对《红楼梦》的研究造成一定影响的一个派别。该派论著,往往都从自己的主观臆想出发,把一些从历史著作、野史杂记、文人诗词或随笔传闻中搜集到的材料,牵强附会地与《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互相比附、对照,从而去探寻追索《红楼梦》所隐去的“本事”和“微言大义”。总的来说,索隐派各论著的内容及作者的写作动机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所采用的主观的索隐方法和对《红楼梦》的曲解却是一致的,因此,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红学索隐派著作实已大大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确轨道。 作为一个研究派别,红学索隐派形成并盛行于清末民初,但其历史渊源,则应追溯到乾隆末年。为了便于叙述,一般红学论著都将红学索隐派分为“早期索隐派”、“民初索隐派”和“新索隐派”。 所谓“早期索隐派”,是指辛亥革命以前有关《红楼梦》“本事”的种种说法。这些说法均散见于清人的随笔杂记中,既无理论的系统性,亦未展开充分的论证,大都起于传闻,终于猜测,因此,严格地说,早期索隐诸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红学派别。据现有资料可知,早期索隐诸说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提出的“张侯家事说”;二,护梅氏所力主的“和珅家事说”。该说见于清代无名氏的《谭瀛室笔记》;三,舒敦在《批本随园诗话》中提出的“傅恒家事说”;四,乾隆皇帝所倡导的“明珠家事说”。该说首见于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此后许多人都信奉并宣扬此说;五,孙静庵在《霞阁野乘》中提出的“宫闱秘事说”。 民国初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这三部自成体系的索隐派红学专著相继问世,红学索隐派才真正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研究派别。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一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子也”,“至于董妃,实以汉人冒满姓……实则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死后,世祖痛之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王、沈的这一说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顺治皇帝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则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却又认为《红楼梦》有“原本红楼”和“曹氏红楼”两种。“原本红楼”的内容是“明清兴亡史”,是对顺治皇帝及其满汉朝臣的指刺。而“曹氏红楼”则用“双管齐下之法”,把“原本红楼”的“明清兴亡史”扩展为“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 这三部索隐派红学专著,是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作,在红学史上,均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给予穿凿附会的红学索隐派以沉重打击,从而使红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遭到打击后的红学索隐派,却没有就此而销声匿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有几部红学索隐派著作相继问世。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及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 阚铎认为,《红楼梦》乃是一部“淫书”,其人物和故事情节全从《金瓶梅》“化出”,只不过《金瓶梅》是一部粗俗的淫书,是“真小人”,而《红楼梦》则是一部文雅的淫书,是“伪君子”。寿鹏飞则认为,《红楼梦》一书所隐去的“本事”,乃是雍正夺嫡,他说:“《红楼梦》一书,有关政治……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无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已。” 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乃是一部大杂烩式的索隐派著作。景氏认为,批评《红楼梦》有“三义谛”,“第一义谛求之于明清间政治及宫闱事,第二义谛求之于明珠相国及其子性德事,第三义谛求之于著者及增删者本身及其家事。”结果如此一来,所谓《红楼梦》的“本事”,竟包容了明清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出现的红学索隐派,通常被人们称为“新索隐派”。 红学索隐派最大的失误,首先在于不能正确理解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他们虽然知道文学源于生活,却又错误地将历史事件及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等同起来,于是便牵强附会地将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对起号来。举凡一切索隐派论著,莫不陷入了这一谬误的泥淖。而他们所犯的这一共同错误,则又导源于他们的文学观念。倘若在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之间划上等号,凭主观臆断而“求其人以实之”,其“结果必然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立论基础的薄弱,是索隐派红学著作的又一通病。他们赖以立论的基础,往往都是轶闻传说,但这一类悖离史实的传闻,根本就经不住史料的检验,更何况该派著作中还有许多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众所周知,想象和虚构虽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手法,但与科学的学术研究却是背道而弛的。 当然,索隐派的观点之所以荒谬,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索隐方法的非科学性。总观所有的索隐派红学著作,无一不在错误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下,频频使用“拆字”、“谐音”、“分身”、“合写”等等手法,牵强附会地论证某某“影射”某某、某某是某某的“化身”。须知“拆字”、“谐音”,只不过是一种有趣的文字游戏,与学术研究沾不上半点边儿。汉字的特点,本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若是任意拆解偏旁、部首和笔划,或者利用谐音改换音同义不同的字,必定能变化出许多花样来,其结果也会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拆解得面目全非。而“分身法”与“合写法”的利用,则又导致了索隐派著作的顾此失彼、自相矛盾。 当然,对索隐派红学著作亦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认为《红楼梦》不是一部普通的言情小说,其中有政治寓意以及对《红楼梦》艺术创作方面的一些见解,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的。并且,索隐派红学著作的不断问世,客观上也为《红楼梦》的普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而言之,红学索隐派的文学观念以及他们对《红楼梦》的看法大都是荒谬的,他们那种牵强附会、拆字猜谜式的索隐方法也是非科学的。单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而言,红学索隐派是过大于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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