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礼物

遥远的17世纪30年代，一个叫约翰·温斯罗普的人，带着自己的团队从英格兰出发，踏上通往北美大陆的航线，作为第三批殖民者，他们远比前辈更好运、更精明、更专业。他们在新大陆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他们从大洋彼岸带来的清教价值观变成了一粒种子，种子生根发芽，18世纪又吸收了来自法国技术传统的养分，19世纪形成美国制造的雏形，最终在20世纪枝繁叶茂——进入了美国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里，美国人将优秀的工业管理经验传给了战后的日本，结果日本发展了，美国却转而走向了下坡路，当福特制造不敌丰田制造时，美国人才意识到自己已陷入新泰勒主义文化的泥沼几十年，很多的失败和泡沫都归于自己对清教徒价值观的背叛。

这就是《清教徒的礼物》的逻辑——因清教徒文化而生，弃清教徒文化而败。那么什么是清教徒文化？

传统的清教徒具备四个特点:一是勤俭节约；二是尊重科技；三是带有合作精神的个人主义；四是用成功来争取神明的认可。

后来到了温斯罗普那里，传统的价值观被解释为：

一是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在世是为建造人间天国而来；二是他们喜欢亲力亲为，擅长机械制造；三是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道德观；四是协调财力、物力、人力的组织能力。五是勤俭节约。

第一点说明温斯罗普在在大西洋被暴风暴雨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坚信信自己不是去淘金的而是去改变世界。关于第二点，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工程师文化，技师精神或者更时髦些，叫匠气，叫geek。那时的美国人特别爱动手，以工匠身份自豪，其实今天也是这样，这一点从作为国父富兰克林的亲自撰写的碑文中就可以看出。

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像一杯旧书的封面，内容已经破碎不堪，印字和烫金的斑驳不清，长眠于此，喂着虫子……

关于第三点集体主义，培根说得好：在孤独中自得其乐，不是野兽就是上帝。而且如果不团结得像一个人，又怎么能跨过大西洋完成大迁徙呢。关于第四点组织能力，其实就是第三点的补充，为了团结得像一个人，就得充分地策划，细到一人一物，让整个团队运转的像个有机体。关于最后一点勤俭节约，典型的清教徒生性自省、自律、自制、活得像个苦行僧，在早期美国，包括日本的的实业家也是这样，比如曾经的杜邦总裁皮埃尔，他家里没有奢侈品，连铺地板的油布也不舍得扔掉。比如亨利福特，成了世界首富之后也让夫人为他补袜子。日本的蹈盛和夫也有个关于勤俭奋斗的的论述叫作“燃烧的斗魂”。

历史进入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独立战争、西点军校，虽有一洋之隔，但是法国却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技术方面深深影响着美国。由于法国在独立战争期间给予了美国支持，也许出于感谢，美国开始在效仿法国，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专家，普及科学教育。法国人还帮助美国人组建了西点。相比美国人的开放心态，英国人则固步自封，有一故事说：碰到吉普车坏了，美国军官往往可以告诉维修工问题出在哪里，但是英国军官一般让别人做诊断。

传统的清教观念加上法国技术的影响，打开了美国制造的光荣历史，在19世纪的后半叶成功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是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厂长罗斯维尔上校，是伊利铁路的麦卡勒姆，是宾夕法尼来铁路的汤姆森，杜邦的皮埃尔等等等等。在他们的领导，不仅有了零件的标准化、批量生产（后来流水线生产的基础），也继承发展了许多优秀的管理实务。

自下而上的管理
自下而上管理，一方面说决策权能下放到哪一级就下放到哪一级，另一方面是说只有亲临现场工作者才最了解工作，因此才最适合改进这份工作。比如在军工厂，工人可以自主选择在焊接枪杆的时候用煤炭还是木炭，同时鼓励工人的创新。这样还锻炼出了一个个从公司底层“爬上来”的寒士，这些人了解业务又熟悉管理，有点“将士生于行伍”的道理，同时这也可以看成是“亲力亲为”的一个反应。

互补管理
互补管理认为，只有每人都贡献特有的东西才造就整体的成功。其背后的逻辑是：既然没人知道所有答案，也没人拥有所有技能，那么一群能干的、博识的、敬业的人围绕相关议题就最有可能产生好办法。龙头企业没有一家独大的CEO，只有重视合作的合伙人。

直线
当时很多龙头企业除了制造分部还包括了一个直线部门。“直线”包括了一条“指挥线”和数个“参谋”部门。指挥线本质是上下沟通的信息通道。“参谋”部门是服务于经理，用职能业务支持经理工作。说简单点，“直线”等同于军队司令部的职能。

主事
主事就是合理地划分职权，一方面充分地授权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一方面也利于及时追责。

美国这场光荣的工业进步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这段时期美国拥有了世界最发达的铁路网、生产出了最丰富的商品、打赢了两场史无前例的战争，还教了一个亚洲的徒弟。物极则必反，长盛背后是久衰。新泰勒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它鼓励一切皆可量化，企业的管理开始倾向于用数字说话，那些“土生土长”的管理者最终让位于会计、律师、商学院的教授以及学生们。慢慢地，管理也变成一种职业，一群号称懂“管理“的人手持从课堂上学来的管理理论对着自己不曾熟悉的行业指手画脚。新泰勒主义的拥护者只相信数字，他们通过各种报表去管理公司，这间接鼓励了员工专心于制作好的看的报表，而不是专心做好产品。大量优秀的头脑执迷于数字游戏，数字好看，经理满意，股东也会满意。为了好看的数字，在利润方面，有些人采取生硬方法——削减成本，员工的福利关心也少了。这一切都和当初那个建立“人间天国”的使命、技师精神相去甚远。在账目方面，会计通过会计魔术，调动资产的倒腾转移，轻轻松松就让曾经的亏损无影无踪。

坏影响直到今天未消。商业领域的浮躁气氛间接污染了社会、教育、军队。教育界把学生比成产品，以“升学率”等数字作为教学质量的标尺。军队以“尸体数”作为战斗评估的考量。政府拿“GDP”作为竞选的武器。其实数字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一旦数字对应的指标变成目标，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

作者在讽刺大公司时火药味过重，把不少500强公司几十年来信奉的管理原则批得一无是处，在书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也让人觉得好笑。商业发展到今天，不可否认会计的重要性，但它终究是工具，公司的执掌人不应该拿着锤子找钉子，企图理清公司业务的思路。在我看来，玩会计游戏的论述才最值得反思，去华尔街玩金融的游戏，还是像“老干妈”那样踏实地经营作坊，是实业创富，还是圈钱为王，这不仅是什么清教徒的文化问题，更是关于人性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