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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人的一天>简介
大型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及其配套环境位于深圳园岭居住区南侧，由红荔路、园岭三路、园岭东路围合而成，占地６４８７平方米。它是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列为首批改造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加拿大戚杨建筑与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负责设计，深圳雕塑院参与策划，并负责制作、实施。建成后的园岭公共空间是一个以《深圳人的一天》大型群雕为主体、辅之以浮雕墙、凉亭、绿化、灯光、音响等因素的环境艺术综合体。
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基于一个平民化的构想：
这是在二十世纪末深圳随机选择的一天。
设计师和雕塑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在深圳最有代表性、最能体现深圳城市特色的十八类人：教师、外来求职者、工人、中学生、公司职员、内陆退休干部、儿童、、医生、工程承包人、股民、巡警、保险业务员、休闲的女人、政府公务员、香港企业家、清洁工人、设计师。
这些人是《深圳人的一天》的模特。他们不是按照传统的典型化的方式刻意挑选出来的，而是遵循陌生化和随机性的原则，在没有预先设定的情况下，在这一天里，由园岭社区出发，在这一类人当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只要他（她）愿意合作，就会在无意中走进城市的历史。他们的群像是二十世纪深圳市民的纪念碑。
雕塑家将毫不走样的，将他们翻制成与真人一样大的青铜像，然后，为每个人立一块铜牌，真实地镌刻出他们的名字、籍贯、年龄，这一天他们在做什么。雕塑家还将以原大的尺度，用青铜或花岗岩制作出有关人物活动的道具，如清洁车、自行车、电话亭等；电话亭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市民真的可以用它打电话。
做为人物背景的是四块镜面一样的黑色磨光花岗岩浮雕墙，浮雕墙上，采用电脑雕刻技术复制出有关这一天的城市生活资料，如：城市的基本统计数据（总人口、面积、行政区划、年龄与性别结构、人均收入、寿命、居住面积等）、深圳有关报纸版面、天气预报、空气质量报告、股市行情、农付产品价格、影视预告等。它们与这十八个人一样，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城市的记忆中。
作为人物背景的还有音响，这是深圳广播电台在这一天全天广播的录音，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将在同一时刻滚动式播放，不断唤起我们关于这一天的记忆。
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数的时候是平凡的。
《深圳人的一天》，打破了传统的纪念碑雕塑的观念，让平凡人物和普通的事件成为纪念碑的主角，让公众真正成为公共艺术的主人。
《深圳人的一天》以高度纪实的手法，截取了城市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凝固住城市生活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时刻，它不夸张、不刻意、不拔高、不贬低，以原生态的方式，忠实地记录城市的历史，客观反映出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
我们的城市需要故事，城市的历史需要真实。《深圳人的一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叙事角度。
我们期待着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这一天的感觉会越来越新鲜和有趣。
当这一天终于成为文物、成为文献的时候，我们无愧于历史的是，这一切都是真的。
园岭公共空间<深圳人的一天>创作记
在深圳园岭居住区南侧，红荔路、园岭三路、园岭东路的中间，有一块６４８７平方米的绿地，大型纪实雕塑〖深圳人的一天〗就座落在这里。
承担设计任务的，是加拿大戚杨建筑与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深圳雕塑参与策划，并负责制作、实施。
１９９８年，当几位策划、设计人员开始他们工作的时候，与通常的作法不同，他们不是在这块绿地里冥思苦想，而是在社区里调查；他们不是四处收寻资料，而是求教于周边的居民，他们的设计哲学是，“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
在大量的调查问卷的基础所形成的统计资料，触发了设计师的灵感，通过与雕塑家、文化工作者的反复对话，最后，园岭公共空间被设计成为一个以《深圳人的一天》大型群雕为主体、辅之以浮雕墙、凉亭、绿化、灯光、音响等因素的环境艺术综合体。
这是一个平民化的构想：
这是在二十世纪末深圳随机选择的一天1999年11月29日
设计师和雕塑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在深圳最有代表性、最能体现深圳城市特色的十八类人：教师、外来求职者、打工妹、中学生、公司职员、内陆退休干部、儿童、、医生、包工头、股民、老外、保险业务员、休闲的女人、政府公务员、港商、清洁工、设计师。
这些人是《深圳人的一天》的模特。他们不是按照传统的典型化的方式刻意挑选出来的，而是遵循陌生化和随机性的原则，在没有预先设定的情况下，在这一天里，由设计师、雕塑家、记者组成的寻访小组由园岭社区出发，在这一类人当中所遇到的第一个。这些愿意合作的普通市民，就这样在无意中走进了城市的历史。他们的群像是二十世纪深圳市民的纪念碑。
接下来的工作是，雕塑家将毫不走样的，将他们翻制成与真人一样大的青铜像，然后，为每个人立一块铭牌，真实地镌刻出他们的名字、籍贯、年龄，这一天他们在做什么。雕塑家还以原大的尺度，用青铜作出有关人物活动的道具，如清洁车、自行车、电脑台亭等。
做为人物背景的是四块镜面一样的黑色磨光花岗岩浮雕墙，浮雕墙上，采用电脑雕刻技术复制出有关这一天的城市生活资料，如：城市的基本统计数据（总人口、面积、行政区划、年龄与性别结构、人均收入、寿命、居住面积等）、深圳有关报纸版面、天气预报、空气质量报告、股市行情、农付产品价格、影视预告等。它们与这十八个人一样，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城市的记忆中。
作为人物背景的还有音响，这是深圳广播电台在这一天全天广播的录音，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将在同一时刻滚动式播放，不断唤起我们关于这一天的记忆。
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数的时候是平凡的。
《深圳人的一天》，打破了传统的纪念碑雕塑的观念，让平凡人物和普通的事件成为纪念碑的主角，让公众真正成为公共艺术的主人。
《深圳人的一天》以高度纪实的手法，截取了城市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凝固住城市生活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时刻，它不夸张、不刻意、不拔高、不贬低，以原生态的方式，忠实地记录城市的历史，客观反映出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
我们的城市需要故事，城市的历史需要真实。《深圳人的一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叙事角度。
我们期待着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这一天的感觉会越来越新鲜和充满魅力。
城市的历史、平民的故事
大型纪实雕塑〖深圳人的一天〗
孙振华
在深圳园岭居住区南侧，红荔路、园岭三路、园岭东路的中间，有一块６４８７平方米的绿地，大型纪实雕塑〖深圳人的一天〗就座落在这里。
１９９８年，当几位策划、设计人员开始他们工作的时候，与通常的作法不同，他们不是在这块绿地里冥思苦想，而是在社区里调查；他们不是四处收寻资料，而是求教于周边的居民，他们的设计哲学是，“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
在大量的调查问卷的基础所形成的统计资料，触发了设计师的灵感，最后，园岭公共空间被设计成为一个以《深圳人的一天》大型群雕为主体、辅之以浮雕墙、凉亭、绿化、灯光、音响等因素的环境艺术综合体。
这是一个平民化的构想：
这是在二十世纪末深圳随机选择的一天1999年11月29日
设计师和雕塑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在深圳最有代表性、最能体现深圳城市特色的十八类人：教师、外来求职者、打工妹、中学生、公司职员、内陆退休干部、儿童、、医生、包工头、股民、老外、保险业务员、休闲的女人、政府公务员、港商、清洁工、设计师。
这些人是《深圳人的一天》的模特。他们不是按照传统的典型化的方式刻意挑选出来的，而是遵循陌生化和随机性的原则，在没有预先设定的情况下，在这一天里，由设计师、雕塑家、记者组成的寻访小组由园岭社区出发，在这一类人当中所遇到的第一个。这些愿意合作的普通市民，就这样在无意中走进了城市的历史。他们的群像是二十世纪深圳市民的纪念碑。
接下来的工作是，雕塑家将毫不走样的，将他们翻制成与真人一样大的青铜像，然后，为每个人立一块铭牌，真实地镌刻出他们的名字、籍贯、年龄，这一天他们在做什么。雕塑家还以原大的尺度，用青铜作出有关人物活动的道具，如清洁车、自行车、电脑台亭等。
做为人物背景的是四块镜面一样的黑色磨光花岗岩浮雕墙，浮雕墙上，采用电脑雕刻技术复制出有关这一天的城市生活资料，如：城市的基本统计数据（总人口、面积、行政区划、年龄与性别结构、人均收入、寿命、居住面积等）、深圳有关报纸版面、天气预报、空气质量报告、股市行情、农付产品价格、影视预告等。它们与这十八个人一样，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城市的记忆中。
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数的时候是平凡的。
《深圳人的一天》，打破了传统的纪念碑雕塑的观念，让平凡人物和普通的事件成为纪念碑的主角，让公众真正成为公共艺术的主人。
《深圳人的一天》以高度纪实的手法，截取了城市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凝固住城市生活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时刻，它不夸张、不刻意、不拔高、不贬低，以原生态的方式，忠实地记录城市的历史，客观反映出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
我们的城市需要故事，城市的历史需要真实。《深圳人的一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叙事角度。
我们期待着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这一天的感觉会越来越新鲜和充满魅力。
平民的日子
――大型纪实雕塑《深圳人的一天》面面观
1999年11月29日，是一个没有任何“说法”的日子，大型纪实性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就选择了这一天，为深圳创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城市故事。
这一天，几个寻访小组遵循陌生化和随机性的原则，在深圳街头任意寻访到了18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征得他们的同意，雕塑家将他们翻制成青铜等大人像，并铭示他们真实的姓名、年龄、籍贯、何时来到深圳、现在做什么等内容。围绕这18个铜像的是四块浮雕墙，上面雕刻有关于这一天深圳城市生活的各种数据：股市行情、农副产品价格、天气预报、晚报版面等等。如今，18座铜像和浮雕墙已经竖立在深圳园岭社区，前去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城市雕塑的历史上，这种盛况是少见的。
让社区的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
不少人正在尝试着用“公共艺术”取代“城市雕塑”的概念，问题是，我们的“公众”什么时候有过自己的艺术？事实上，我们大量的城市雕塑不是长官意志，就是大款意志，即使幸运地体现了艺术家的意志，我们的公众还免不了受到精英主义的压迫，他们动不动会指责老百姓看不懂，口口声声要为老百姓启蒙。
当加拿大戚杨规划与建筑顾问有限公司受托进行园岭街心花园规划和设计的时候，他们一反设计界的通常做法，提出了一个“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的响亮的口号。他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当他们与深圳雕塑院商量，准备在这里建一组平民雕塑的时候，他们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对于城市公共艺术而言，规划师和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工作者，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了解社会，了解老百姓的需要；不是他们去引导老百姓，而是要让老百姓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
他们决定真正来一次“为人民服务。”
让平民唱主角
我们的城市雕塑历来强调它的纪念性，这是一种“宏大的叙事”，英雄、帝王、圣贤、名人从来都是城市故事的主人。然而在一个城市可不可以有另一种叙事的方式，即一种民间的、个人的方式呢？这种视角不是仰望的，而是平视的；不是有距离的，而是融入的。在一个城市，大多数的日子和大多数的人群毕竟是平凡的，一个城市记住了神奇，也应记住普通。
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里，社会的阶层有了新的划分，各个阶层又有着自己的生态，每个个人在城市里的身份、位置又是变化的，如果我们的公共艺术能如实地作为历史的横断面，记载了变化中的一个瞬间，那么我们的城市就有了市民的纪念碑。
《深圳人的一天》中的18个人就这样产生了，这些的生活和状态构筑了城市的另一种历史，《深圳人的一天》消解了城市雕塑的叙事传统，但是并没有消解城市雕塑的纪念性，它的建设性在于，竖起了一座市民的纪念碑。
寻访的不止是模特
由设计师、雕塑家和记者组成的寻访小组，在街头遵循陌生化的原则，寻找模特的时候，实际开始了一个行为艺术的过程，它的意义是测试市民对于公共艺术的态度，他们的对它的理解程度和可能接受的程度。特别是，当人们被要求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做成一件雕塑置放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时候，这对谁都是一个新鲜的经验。寻访是一种带有试验意义的相遇，寻访的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将是这个公共艺术工程的另一个成果。
《深圳人的一天》的策划者在寻访开始以前，就坚定的认为，这一个公共艺术项目的意义就在过程中，寻访活动的任何困难和被拒斥都是有意义的，它们真实地表明着这个城市的精神生态。
用随机性代替典型性
如何取样，这是社会学调查中永远的难题，艺术理论中传统的典型化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取样的方式，这是一种全知的观点，按典型化原则创作的人，首先为自己预设了一种能力，即自信具有把握社会现象本质的能力，取用什么，不取用什么，完全根据表现本质和主流的需要，也就是说，创造可以摒弃个人的偏见而客观的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立场。
《深圳人的一天》也面临取样的困惑，谁能代表深圳人？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当我们无法像上帝一样的全知全能的时候，不如干脆把创作者还原为一个非常局限的个体，他只能是随机的，有限的感受这个城市。所以，《深圳人的一天》中的18个类型是事先设定的，至于具体选择哪一个则是完全随机的，他们是寻访小组在这类人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如遇拒绝，再向后推延，这也是一种客观，这是在平民的视线中，所真实遭遇到的客观。
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
雕塑家向来是骄傲的创造者，但是《深圳人的一天里》的策划者提出的口号却是：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也许你是一个有着无比创造能力的造型高手，但是在这里，雕塑家被告知，千万不要试图表现什么，或者体现什么，不要手法、风格、个性，雕塑家的任务就是原样地复制对象，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翻制工的位置上。
《深圳人的一天》的翻制工作是严肃的，为了最大限度的追求真实感，18模特的服装和道具都是这些模特在那一天穿着和使用的实物。翻制的手法在雕塑上也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种手法在一种观念的贯穿下它被赋予的新的意义。
一个可以不断续写的故事
一个有魅力的城市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城市公共艺术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城市增添故事，这些城市故事的积累和叠加，就有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深圳的一天》建设完成后，设计和建设者又进行了一次社会的调查问卷，结果是令人鼓舞的。然而，有意义的并不是今天的结论，而是它讲的是一个可以不断续写的故事，这18个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在不经意之间走进了城市的历史中，然而生活在继续，每个人的命运也在不断被改写，追踪他们的生活，将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悬念。事实上，这些模特从他们被选定的那一天到现在，不少人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深圳人的一天》是开敞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将为这个不断变动的城市，留下更多的释读的空间，时间将不断赋予它以新的意义。
深圳人的一天（对话）
孙振华（简称孙）：雕塑学博士 深圳雕塑院院长
杨建觉（简称杨）：建筑学博士 戚杨建筑设计公司（加）
老 道（简称道）：人文学者 批评家
“深圳人的一天”是深圳市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一次艺术设计。圆岭社区位于深圳福田区，南以红荔路为界，与图书馆和大家乐隔路相望；东面紧邻红岭中路，背靠老深圳人所熟知的“圆岭食街”。园岭社区是深圳较早形成的大型生活区，居民入住早，有不少“老深圳”，住宅显然不够现代，社区公共空间的设施老旧。“深圳人的一天”实施前的这一处圆岭公共空间，被铁丝和犬牙差互的灌木围起来，斜刺两条被行人踩出的小道，园中有一丛荒竹，竹影下几块真假石头，常有三两老丐相聚于此，打着乡谈，鼓盆相和。虽处闹市，但此地似乎被现代化的深圳遗忘了，直到99年被列入深圳市14个城市公共空间改造计划中。这个现实契机成为“深圳人的一天”创意的起点。
我们为谁规划城市
道：“深圳人的一天”首先是一种理念，然后才是一种设计和公共艺术作品。此项策划遵循平民化设计视角，对园岭社区的一百多个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确定园林、纪念墙、雕塑综合的公共艺术，然后随意选择了1999年11月29日这一天为具体的时空，来记录深圳人最普通的生活。纪念墙上记载当天的股市行情、农产品价目、天气预报、空气质量指数，还有晚报、电视台的当天节目、电台的全天录音等等。另外，我们在这一天按照陌生化的原则，随机地寻找18位深圳不同阶层的人，由雕塑家直接翻制成最逼真的雕像，散落在纪念墙的周边。参与者知道，整个策划的理念和设计手段是逐步形成的，具有相当强的实验性。追溯、反思和检省这一过程，才是超越“深圳人的一天”这个公共艺术工程本身，应有的人文和社会价值。
孙：杨建觉在规划学会做了一次“北美城市设计”的讲座，我觉得他讲了一种新的设计理念，他说到，加拿大的规划是为穷人服务的，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富人是不需要你来保护的，他们有钱，能买到很多东西；而穷人是无助的。对社会的边缘人群，比如同性恋者、吸毒者、爱兹病患者、少数民族、土著人，如果你的规划不保护他们，他们无法保护自己，规划师在规划中表现自己的精英想法或滥用自己的权力，都只能是规划的歧途。
杨：在我留学的加拿大，任何一个城市，动一点土，砍一棵树，干任何事情，首先就想到这是为谁服务。加拿大其实极左（孙插话：也可以说激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加拿大认为自己走在前面，说美国那种生活方式不能持久。我在美国呆了一年，在大都市里，大量的枪战、凶杀。反而觉得小镇最优美，特别是南部，都是非常传统的街区，亚特兰大算最大的。这些地区被称做“圣经带”。但到（美国）北部，特别是纽约，你要说信神，人家会笑掉大牙。也有人去教堂，但去的人也没一个真心的，都是政治家装的。
任何时候做一个城市的一点设施，首先不是说有没有钱，会不会，而是说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就涉及到为谁服务，老师带你做研究，首先就是这个思想。开始我很烦的，我说这个（设计）就做不成啦，好看嘛。
道：中国这十来年也正忙于城市规划，大体都是以现代化和所谓国际化都市来打扮自己的，有的城市，我真不明白它凭什么会国际化？所以大家拼命地享受现代化、国际化这些概念，象新的美容潮流，描眉画眼的，有个时髦的样子，算是不落伍。
杨：更奇观的是，大陆建筑界正陷在新的潮流里，那就是后现代。整个后现代主义和中国这个社会是脱节的，我们还处在工业社会早期，城市化早期。后现代是个错位，外国炒得那么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跟着热。我们出国的时候，都知道（后现代），比外国人还知道。我讲中国建筑的时候和 大学建筑系的学生聊天，他们没讲那么多理论，只是说自己的建筑就是为当时当地的人服务的。
这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做一个水上殡仪馆，表达人的一种感情。这个殡仪馆从公园的角落开始，一个亭子，一块硬地，前面是开阔的湖面。所有送葬的人不去教堂啦，因为死者是个同性恋。尸体放在一个棺材里，亲人抬到亭子里的时候，他设想的情景是：有一个小筏子船，两个工人把尸体抬到船上，一个艄公驾着船，慢慢地荡漾出去，远远地消失在远方，直到一个小岛挡住你视线……亲人站在此地，目送。那种深远，那种离别的诗意，我很喜欢。这小子是个同性恋，主导老师给他的毕业设计打了第一名。这种设计是有故事、有情景的，这是好东西。没有什么具体的理论，当然亭子还是亭子，只是材料随自已选择，和主义无关，用传统的还是后现代的，都看你的选择。
道：我一直怀疑和反感“美化城市”这类城市规划的简单提法，只要城市这张脸，领导看着不顺眼，也替人民相了一下，估计也不顺眼。有些规划，你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更不知道要解决什么人的问题，好象就图个眼睛的虚荣，看起来现代啦！花园城市啦！国际化啦！
杨：一个真正负责的规划一定有一个思想根源，就是你的规划和设计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最终谁受益？一个城市要不要盖一个赌场，要不要建一千层的房子，只要有人提出这个想法，大量的媒体就公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最后十有八、九就否了，剩小十之一、二的意见，也要拖上三五年才最终给出结果。
他们一个工程也拖得很长，但不是因为施工不准确。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化在前期策划上，和确定公众是否认可这些方面。真正施工，那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一栋楼，不会拖一天工，也不会提前半个月。技术上的事情，可以说炉火纯青。说一年就是一年交工，也不创深圳速度，不提前完成，奖红花。施工者把任何可能的问题，比如气候、材料等等全考虑进去的，这过程就在前期策划。技术上不存在问题，问题是这个街区要不要盖这个楼，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老百姓如何反应。这样先做个模型，让大家看看，漂不漂亮，和当地的色彩、形态是否有和谐的关系。
他们盖房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理，比如说在繁华的中心区盖房子，百分之二十五必须是给穷人的。不管是什么设施，特别是住宅，高层也好，穷人都有25%的份额，当然一般是朝向差的给了穷人。这个原理已经是一个法规了。这个法规确保公共投资不会让社会脱节，让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穷人和富人彻底分开，这是一个理想社会不应该有的。社会是否公正、平等，我认为是这种规划思想最关键的、最本质的灵魂。不论是什么风格，如果达不到公正、平等，就不应该要。
现在说的“可持续发展”，其实是公正和平等的延伸，是不是资源共享。这个城市、这个社会提供的水、绿化、阳光是不是让每个人都享受得到。即便是不可持续发展，但富人永远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地段，有水、绿化，让其他人遭受污染，这是不可以的。
目前，国内的许多大规划都不知道公众参与是什么意思。从书面翻译来的东西如“邻里相望”、“防止犯罪”、“不至于黑人在这里强奸、抢劫”这些事，中国人很难理解。中国有居委会（道插话：都是些会盯梢的老太太，擅长捉奸，而且眼睛再雪亮也有打盹的时候）。但是人家的建筑师也是从活生生的例子，在建筑上找到解决生存困难的办法。一个公共空间应该是样子，是不是有前途，我压根就没想。我首先想的是，给了我一个项目，我怎么以人为本，究竟为谁服务。现在要我为一个富翁做一千万的设计，我也给他做，我不会不赚这个钱，但是我还是先问，他要什么，你能提供他什么，对社会有没有负面影响，对周边的街道、广场、行人这些因素怎样协调。你不可以为他建一个非常霸道的东西。对他来说这是最好，但对社会是不公正的，这个道德水准我是有的。
道：你谈到这里，解决了我的一些疑问。以前我问一些设计师：“怎么你这（设计）就是国际化的呢？有国际化的东西吗？”他们说就是这样子吧。样子也就是风格，风格是有归属的，这国际化就是西方化，没有“我们的”国际。国际化一沦为风格和样子，就简单到好抄，好模仿了。其实这国际化的东西好把握的还是些设计思想，只是这些思想解决问题的覆盖率比较大，有前瞻性。
孙博士曾揶揄连许多城市的城雕都一样的，他在前两年就开始公共艺术本土化的努力。西方人也没有要创造一个适用国际的风格（这是上帝也做不了的事，但我们却把他当上帝），人家还是从自身的现状和需要出发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
孙：“深圳人的一天”前期做的（问卷）调查---《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这不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口号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建，人民的城市人民管。但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愿最后能进入城市的决策和规划中间？他们其实永远是被左右的，他们的意志没有办法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来。如何真正让人民的意愿进入城市设计，成为我们这一公共艺术的起点。
我们一再讨论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建筑究竟是个人风格的展示，还是根本上为人服务、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假如居民不喜欢高层建筑、高架桥，不喜欢高速公路，喜欢走路呢？但步行者过马路不方便，被铁栏杆阻挡了；有车的可以畅行其道，速度本来就很快，还要尽量减少红绿灯。这样走路的人被剥夺了本是大家均有的路面、速度和时间。
杨：在我老师的一项专门研究里，道路规划是以没有车的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这项研究的结果是，没有车的人的利益占90%~95%。如果以开车的人的利益至上，路永远是不通的。在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目的是尽可能限制这个城市的车。一辆车所占有的空间和造成的污染，超过一个不开车的人的20倍到100倍。那么车主就必须得付出代价，那就是钱，拿钱来！这里潜在着一个目的：让你买得起车，养不起车，最后放弃车。因为你给城市带来的是负面影响，而不是现代化的城市应有的目标。
孙：着眼与公众，着眼于老百姓，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根据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得到社会的认可。“深圳人的一天”的这种理念和方法，我认为对深圳在规划观念上是一次更新。
城市规划是社会学的问题
道：回首这匆忙的二十年，现代化真象一头猛虎，中国集体地骑虎难下。在大格局上，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发生了大哗变。从传统的由“熟悉人”组成的社会已经在不由自主地转向了由“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这是我认为的生活转型。
从“士工农商”到“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工农商学兵”，不论是道德排行榜，还是意识形态上的社会分层，毕竟还是在“熟悉人”之间的排列组合。现而今，中国社会分层的丰富，主要来源于“陌生人”所形成的全新的生活形态。那么在现代化的试验田---深圳，在社会人类学上，更具有由“陌生人”（“移民”只是人口资源的特征，“陌生”是社会成员特性）组成的社会特征。这种视角的考虑，让我们摆脱单一的意识形态上的城市分析，从而找到真正对生活的现时态有效的设计方案。比如说，现在的“人民”，不再是原来意识形态所给定的“人民”，不再是有对立面的阶级阵营，或野心家的政治借口，而是被生存方式化解的更多的人群，他们要分享生活空间、生存权利，要在现代社会的“陌生人”间寻求契约，寻求安全感。
杨：我在加拿大也读到一些社会科学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大意是，中国正处于转型，社会在解体，由工农兵三个阶层，转化为18个、24个阶层。后来回国到深圳，我看到政府提倡为民办事。我没你想的这么多，但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意思，来表达城市设计的主题。
当时（深圳市）政府公共空间改造的计划正在进行，很多设计师、规划师都拿了方案，这些方案都是非常建筑学的（孙插话：非常个人化的）。但我觉得此时我换了一个脑子，对建筑学不那么投入，对那些主义也不感兴趣了。在美国我结识了 ， 是美国建筑师协会资深会员，他自称是美国最穷的建筑师，但他地位很高。他上课的时候说，你们不要指望我谈是什么主义，我是为南部的穷人作设计的建筑师。他确实这么做的。
孙：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体会到规划的问题、建筑的问题其实不是技术的问题，也不是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这是一种转化，把规划、建筑更多看作跟人打交道，跟社会打交道的东西，不是我个人天才的产物。在我们社会里，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左右着人们。一大套理论或者个人风格的东西，借助权力，先拿出来镇住别人，让别人被动接受。在城市设计和规划上，不论是园林、建筑，还是公共艺术，都有这现象。不接受，就是你素质低，不懂艺术，不现代。
杨：但势态的变化似乎又很自然。当时有很多个方案，拿出来，不管什么，人家就要横挑鼻子竖挑眼。有些是知名的建筑师，有十几个，还在谈结构、张力这些。有些设计规模也宏大。许多人在这些抽象的艺术面前什么话也不能说，怕说错了。有一个胆大的，放了一个大炮，他一开炮，现代主义被驳得体无完肤。这些建筑师还在追求一种形态，这些形态，很清楚是从哪来的。
我们这个（“深圳人的一天”）拿出来，没有受到那么多指责。大家觉得这个概念有味道，象是和他们心理上有点通。
道：“深圳人的一天”可能更具有孙博士所说的“社会学的问题”。
孙：反过头来看这个过程，相当一个艺术的行为过程，有意义，哪怕是挨人骂，也有意义，被强行调整也有意义。从这种角度，是一个测试，一个对社会现状的测试。一种想法在中国要实现，要多么艰难，多么曲折，不可预测。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是一个巨大的艺术行为。
道：那么你觉得哪些因素使这个设计最终形成了这样的结果？
孙：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有一个契合点，就是“公众”。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为民办事是挂在口头的，一个方案真正是从民间调查，从问卷得来的，而不是建筑师和艺术家的臆造，政府在理论上是没有反感的理由。“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对老百姓是很亲切的，找到了政府、设计师、老百姓都认同的点。抓住了公众，这是关键。其他都好办。后来这个设计就变成非常愉快的探讨了，只是把这种理念贯彻到一些具体的、细微末节的地方上去。慢慢地，人家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杨：我也大吃一惊，也没觉得自己了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这特殊的地方是有脑子。
孙：随着规划理论的发展，会不会再抛弃“公共性”、“公众参与”这些价值，回到现代主义的状况？
杨：不可能。如果我们承认基本上跟着西方的道路走的，我认为是百分之百的。从工业化的早期到后期工业化社会。以加拿大的历史为例，十七、十八世纪以白人精英政治为主体，对黑人滥杀，让他们不受教育，到今天，土地是黑人的，必须给教育的权利，回过头来做主人，让白人很难过，这块地要赔钱的，他们在这里祖祖辈辈，是第一民族。给他们抚恤金，让他们不工作，不生孩子，现在看来是非常可耻的。
孙：你认为规划史、设计史最终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为人民服务。
杨：没有。规划是要为人民服务，究竟这个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是什么阶段的人民。规划师也是个教育者。要告诉人民，我们无谓的消耗能源资源，我们会走向死亡。社区的居民都想开车，我们必须多栽树，必须减少汽车的污染。
孙：你以为大多数是在生活，还有一部分人在提供价值，规划师又扮演了牧师的角色了？
杨：规划师是教育者、协调者、是政治家、社区的街道管理者。可以来自建筑师、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并不是你要进行过专门的道路设计师，道路设计师是不可能解决交通问题。这在西方早就认可的常识，我们的城市都是交通设计师算的，测试多少车辆，没有一个解决交通问题的。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总以为城市是可以设计的，期待一些专家， 。
孙：在毛泽东时代，宏观的，由政治家来解决问题；后来改革开放，强调知识的力量，这是现代主义的东西，规划师的作用就是目前这个样子。现在北美回过头来强调政治，强调对社会的干预，会不会有一种理论上的回归？
杨：
道：政治—作为公共的权力资源，象阳光、蓝天、草地一样，以公正、平等为原则进行分配，我以为这是北美强调政治、强调对社会干预的要旨。这是不争之实：一个人利用了公共资源，他就减少了可供别人利用的资源。权力也是这样。但我们的人民轻视公物，轻视人者有份的公共权力，这就造成了另外一部分人滥用公共资源，滥用本应是公共的权力，这就是腐败。
即便是现在，我们许多公共空间的艺术难道没有长官意志？没有官本位？有多少是公共选择的结果？虽然不象以前人民总是被给予或恩赐，但权力资源不进行公共分配，即便权力集团很开明，我们还是走不出权力美学的压迫。
陌生化 随机性
杨：当时选18个模特怎么选，也没有随机原则和陌生化原则。
孙：不能找自己的熟人，要随机，要陌生化
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
孙：雕塑在这项公共艺术中，是次一级的概念。根据总体的原则，对雕塑本身开始了有建设性的探讨：是不是由雕塑家来做这个人呢？后来想，翻模的办法最客观，更具纪实性，让这18人真正地成为一个历史的缩影。如果去创作，可能就有艺术家主观表现的东西。这样，我们决定用翻制，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把生活还原到最彻底。
这对雕塑家震动比较大，其实是在解构雕塑家，不要你成为风格主义大师，你现在象摄影师一样，忠实地，完全逼真地把真人翻制下来。
杨：和解构雕塑家一样，这项公共艺术也在解构规划师。规划师绝对不是一个风格家，不是一个形象家，而是一个社会协调者。我们承担的角色就是要这样，自己的主义、风格先不谈。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起码在西方整个社会系统、福利系统都在变得越来越平民化。穷人富人都要平等，少数民族要有自己的土地，要自己的权力。加拿大更走在前边，一个规划师往往不必是学过建筑学、规划学的。规划师起的是协调作用，把政府、社区、居民、当事人、开发商、投资商一起协调平衡起来，创造一个愉快的公共生活。
孙：这就不是什么艺术创作，18个雕塑，有真人原型，有名有姓的。这就是历史纪实。
过去雕塑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就是所谓的“正面性”。传统的雕塑应代表社会一种正价值、社会理想的。罗丹的突破就是把普通的人，如老妓女、塌鼻子的，都放在雕塑里，已经是石破天惊的事。但“丑的艺术”放在公共艺术里还是很少。现在不说丑啦，而说平凡和普通。我们这个艺术工程把普通和平凡推到一个纪念碑的位置上，这在雕塑观念上有很大的推进意义。学术界对这个想法都说很好，但是担心官员的意见，他们会不会同意？
从雕塑形式上，这种“照相写实”在雕塑领域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他跨越照相写实的手法，强调社会性的东西，跨越了雕塑和生活之间的一种距离，让真实的生活原汁原味地进入艺术里面去，技术上没什么好学的，也没什么技术，其实就是一个观念。
道：从展望的《人行道》，胡博先生的中山街道，华侨城的休闲雕塑，（孙插话：还有何勇在上海的街头打电话的女孩），都是有这种雕塑技法，而我们在做一篇文章，讲个故事，有个情境。
杨：也可以说是一出戏，演一台舞台剧。
孙：淡化的是雕塑本身，包括雕塑的技术，和雕塑的艺术本身，追求另外一种社会人文的东西。
道：我觉得，随着策划和设计的不断进展，“深圳人的一天”越来越远离和超越它的起点，原先人们期待的只不过是一两件城市雕塑，要么就是一片“环境艺术”，显然这两个概念，对现在的“深圳人的一天”是不够的。
杨：不够，不够，还是围绕艺术。
孙：具体就“深圳人的一天”，有回复到纪念碑的东西，但有不是纪念碑的观念，它把过去纪念碑的内核抽空了，赋予了新的内容。过去是精英的，具有权力意志的内容，而现在是平民的、大众的。纪念碑也不象过去那样张扬。
为深圳创造故事
杨：我在规划局谈北美规划，题目是“有魅力的城市”。一个有魅力的城市有几点：要幽默，要简单，要有故事，要有历史，共五条。深圳这个年轻城市，没什么历史和故事。
孙：我觉得“深圳人的一天”还是有故事的、有趣味的（杨插话：每个人看到他，都会想出自己的东西），在效果上是希望成为一个城市的场所，可以怀旧、好玩、发现、开心。
道：你说的这个“有故事”，我比附着理解象是说“埃菲尔铁塔有故事”，它能进入世俗生活，有时候它是普通人的历史舞台。
杨：这种故事我们只能预见一点点，在以后发成的过程中更多是不可预见的。比如老道哪天和哪个女孩子约会：“哎，我们在股民（雕像）边上碰头”---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发生。不要规定所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带来一个机会，让故事发生。
孙：一个城市通过这些规划师、艺术家、建筑师的不断努力，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给这个城市留下一个故事，过一段又留下一个故事。这就是不断累积的历史，这就是城市文化。一般的环境雕塑不具有故事性，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杨：我觉得总要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小故事。不是“深圳人的一天”这个公共艺术有多大的魅力，更多的是社区老百姓在这里遮阳躲雨，小保姆带小孩子玩耍，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要“深圳人的一天”干什么？
道：这就是老百姓的“故事”的场景，或者说“历史情境”。以前我们国家也造了很多公园，以人民的名义，很多公园的名字就叫“人民公园”，里面的雕塑、碑刻等纪念物，都是英雄人物、伟大人物的，一点也不“人民”。这些教化当然重要，但平民的生活价值真地被省略了。我觉得首先得要人民爱生活才是吧，否则怎么爱自己的城市、爱国？怎么具体有效地爱自己的城市、爱自己的国家？
孙：针对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我们着眼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我们不是有意追求，这个城市的确面临世纪之交。在这个移民城市活得怎么样？怎样找到自己？
我们的城市其实很匆忙。谁都没有仔细端详过“陌生人”，大家谁也不理谁，谁也不在乎谁。这种精神的注入，通过“深圳人的一天”这样平民化的场景，可以让我们静下来，反观一下自己，琢磨一下别人。
比如说，我们在寻找不同阶层的模特的时候，每个设计师、艺术家和其他参与者跟这些模特接触，都感到极大的乐趣，工作本身不是外在的，是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方式。
过二十年、三十年再回过头来看深圳，也许会说，噢！那时侯的深圳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在不经意之中完成的，没有刻意。对那些模特，很多人都有联想，将来他们成了爷爷、奶奶，带着他们的孙儿，来看他们年轻的样子。还有人联想，是不是过十年，还要做一个“深圳人的一天”？当我们表达了这个理念，触发了生活在深圳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
道：我来到深圳四、五年了，从朴素的生活体验来看，不仅我一个人，很多人都觉得对这个城市的生活几乎没有记忆，除非遭了横祸，或者中了头彩。
孙：有人从“深圳人的一天”的《建设记》中看出了感伤。《建设记》的第一句是：1999年11月29日，这个普通的日子和这些平凡的人，无意中进入我们城市的记忆。
道：我当时看了，觉得好象恢复了很多记忆，有一种让人驻足的感染力。“深圳人的一天”是一个大提醒，是对匆忙和健忘的遏制。你必须要生活在一个有历史记忆的社区，这样才会倾注感情，有安全感，延续生活中高尚的价值。
孙：英国艺术史家拉斯金说，一个伟大的民族，靠三个方式记录他的历史：行为、言语、艺术，你要解读的他的历史，起码要通过两种方式。“深圳人的一天”，他们那天的行为，作什么，外貌、服装、道具是他们的行为依据；背景墙上的文字是深圳的言说，况且我们真的有电台当天的录音背景；最后，他是一个艺术，一个公共艺术。
杨：这算是真正的“石头的史书”了。
孙：在深圳，长官意志和有钱是两个强势的生存价值标准。但在“深圳人的一天”里，一个求职者，一个打工妹，一个清洁工，他们从车间、街道进入公共艺术，成为被注目的对象，这是一种平视的视野。这种平视其实是对他们倾注了一种关怀。但又不是做作的，而是非常自然的、不经意之间，表现了设计者、制作者很深厚的人文关怀。
杨：在我们做的调查中，有几个人打来电话，很激动地说，这很好啊，给这个社会画像，如再深入，把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酒吧三陪女都能记录下来，更好。
道：这种要求我不觉得是用心不良，或者一种嘲讽、文化批判。我认为这是一种被我们忽略的视角，就是普通人平视生活的历史视角。这种视角是要求历史真实的，只有特权人物才为延续道统，肃清教化，刻意制造“君子国”，不在意我们生存的社会中起作用的“坏人”、“坏的准则”、普通人、甚至很多失败。
现在的许多“深圳故事”，差不多是有钱的、成功的、奋斗不止。深圳的史学目光就只认改革开放了，好象单独有这么几百万人，专门辟这块地天天搞实验，起码我就不是冲着他们说的改革开放来的。所以我讽刺那些制造“深圳故事”的作家、导演、编剧，他们真是“倾国倾城”，一下笔就把诺大的深圳，化为一个实验室了。这些故事有的也关涉底层人的记忆，但打量目光是上层的、优越的，并且还要给予几乎是同样的价值指示。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深圳人的一天”，不仅仅是“美化城市”或者“空间改造”这些脸谱工程了，这些还只是环境改造，“深圳人的一天”有人文关怀的用心，他努力的是“人文环境”，服务和关心的是此时此地的人生。
延续的想法
道：如果用公共艺术的方式做（记录）一个“事件”，要好表达一些，不象“深圳人的一天”，力求完整。而且“深圳人的一天”也没有讲出一个故事来，还是官方的史书，官方的“为民服务”的史书。
杨：随着工程的进展，越来越有这种份量，越来越把官方的历史扛到肩上。
道：我说的“事件”最好与公共生活息息相关。
杨：那么，雕塑的材料也要彻底革命，不能再用铜的，石头的，应该是电脑信息、高科技的，才更具时代性、公共性。
道：对“深圳人的一天”，我们确实投注了不少“古典心情”，
公共艺术的当代课题
―― 《深圳人的一天》系列访谈之一
受访人：孙振华（简称孙） 深圳雕塑院院长 《深圳人的一天》项目负责人
采访人：老 道（简称道）
道：“深圳人的一天”有哪些现实契机？请你简要介绍一下“深圳人的一天”这个公共艺术事件的始末。
孙：1998年深圳规划国土局计划对14个街心花园进行改造，组织设计单位作设计，杨建觉（戚杨建筑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分到一块是园岭公共空间。深圳雕塑院分到的是东门老街。我们在送方案的时候认识了杨建觉，彼此就有了交谈。后来杨建觉提出来在园岭做以18个人的雕塑为主的环境设计，希望我们配合，我们非常乐意这种合作，戚杨公司的“让社区的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的园岭公共空间设计方案获得通过，规划国土局交由我们院实施，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我们又请杨建觉的公司作为工程监理单位，所以这个项目首先建立在非常愉快的合作基础上。
杨建觉留学在加拿大，尽管我知道那是个很“革命”的地方，听到杨建觉介绍他学习的规划理论，仍然让我吃惊，加拿大的规划绝对是走群众路线的，他们的教授就是这样教他的学生的，规划首先要想到人民，要保护穷人，要保护弱势群体。杨建觉在做圆岭的空间规划设计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做的，他发调查问卷，做社会学调查，力图理解民意，这些都让我耳目一新。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后来在实施这个项目的具体环节一起研究了不少别人没有试过的东西。比如说，18个人怎么设置，是过去的“主流论”、“本质论”的标准还是市民化、大众化的标准；再如，随意选择了1999年11月29日，根据随机性、陌生化的原则去寻找18个模特，将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为艺术的过程，还有，如何看待雕塑家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问题等等，应该说都一些新的探索。
为谁规划，为谁服务
道：以前我问一些设计师：“怎么你这（设计）就是国际化的呢？有国际化的东西吗？”你在前两年就开始呼吁“关注本土”的问题。“深圳人的一天”的策划，延续了这种努力吗？
孙：“深圳人的一天”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民本思想，如调查问卷等等，不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重要的是，谁是城市的主人，城市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我们一贯的口号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建，人民的城市人民管。但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人民的意志、最后能进入到城市的决策和规划中间？这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个城市的大多数居民其实永远是被左右的，他们的意志没有办法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来。如何真正让人民的意愿进入城市设计，同时尝试真正让最普通的市民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主人，这是“深圳人的一天”的起点。
在做深圳人的一天这个项目中，我一再和杨建觉讨论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建筑究竟是为了完成先验的使命，还是根本上为人服务、为城市居民服务呢？假如居民不喜欢高层建筑、不喜欢高架桥，不喜欢高速公路，喜欢步行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居民逼到某种生活模式中去了？现在不少城市的现实是，步行者过马路不方便，被铁栏杆阻挡了；有车的可以畅行其道，速度本来就很快，还要尽量减少红绿灯。这样走路的人被剥夺了本是大家共同拥有的路面，这样谁来规划设计道路，谁就决定了让哪一部分人拥有更快的速度，节省更多的时间。
杨建觉告诉过我在他的老师的一项专门研究里，道路规划是以没有车的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这项研究的结果是，没有车的人的利益占90%~95%。如果以开车的人的利益至上，路永远是不通的。在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目的是尽可能限制这个城市的车。一辆车所占有的空间和造成的污染，超过一个不开车的人的20倍到100倍。那么车主就必须得付出代价，那就是钱，拿钱来！这里潜在着一个目的：让你买得起车，养不起车，最后放弃车。因为你给城市带来的是负面影响，而不是现代化的城市应有的目标。
着眼与公众，着眼于老百姓，“深圳人的一天”的这种理念和方法，我认为对我们更新规划观念是有积极意义的。
道：“深圳人的一天“的规划首先是从社会学开始的，而不是从艺术本身。
孙：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体会到规划的问题、建筑的问题其实不是技术的问题，也不是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这是一种转化，把规划、建筑更多看作跟人打交道，跟社会打交道的东西，不是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个人天才的产物。在我们社会里，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左右着人们。一大套理论或者个人风格的东西，借助权力，先拿出来镇住别人，让别人被动接受。在城市设计和规划上，不论是园林、建筑，还是公共艺术，都有这现象。不接受，就是你素质低，不懂艺术，不现代。
道：现在看来，“深圳人的一天”是否有些特殊的意义？在当时寻找模特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失败？
孙：《深圳人的一天》其结果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更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挨人骂，也有意义，如果被强行调整也有意义。拿寻找模特来说，这个过程是一种奇妙的遭遇，它是一个测试公众对公共艺术态度的过程。我们以为，寻找的过程无所谓失败，就是一天一个也没找到，也是有意义的。它也在说明问题，对于老百姓而言，让你变成雕塑，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经验，雕塑他们一直是外在的，现在自己变成雕塑放在城市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这是老百姓对雕塑艺术看法的一个很好的测试。从这种角度看，这个过程是一个测试，一个对社会现状的测试。
道：那么你觉得哪些因素使这个项目最终形成了这样的结果？
孙：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关键是要找到好的一个契合点，“深圳人的一天”就是在“平民化”的方面找到了一个好的切入点。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为民办事是它的天职，“深圳人的一天”是地地道道地为民办实事，政府没有理由反对。从老百姓的角度看，过去许多公共艺术也许的确艺术性很强，但是曲高和寡，老百姓看不懂，缺乏亲和力，深圳人的一天，讲的老百姓的故事，讲的是老百姓的生活，不存在看不懂的问题，特别是“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的设计方法，对老百姓来讲是很亲切的，他们找到了参与的路径；对于专业人士而言，深圳人的一天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的试验，具有探索性和前卫性，专业人士会觉得耳目一新；由于找到了政府、老百姓、专家都能认同一个契合点，这是这个项目受到大家关注的关键。
道：你刚才提到了学术性，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它的学术性在哪里？
孙：关于它的学术性，我个人以为它主要提出了一个公共艺术的当代课题，既我们的公共艺术如何由一直支配我们的精英主义向大众文化转变的问题。
我和杨建觉几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曾经想做一个对话，由于一直忙于各种事情，这个对话没有来的及做。我有一个感觉，拿我们城市的建筑来讲，它们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都是有来源的，至少也是有“风格”和“主义”为依据的，为什么在我们的城市并不讨好呢？我以为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是风格主义的产物，源于精英主义的设计传统，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建筑是艺术，它们是设计师个性的表现，是设计师个人风格的展示，一个城市常常以拥有某个大师的作品为荣，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城市成了设计师个人风格的跑马场和展示场，至于这个城市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它要朝哪条路走，它的居民需要什么，变得无人问津，这是本末倒置。它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空间的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把某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全体城市居民的头上，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应该结束了。
在当代文化的情景中，我以为城市的居民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性，应该有更多的关于对城市空间的民主自决权，尊重民意，顺应民意应该是更重要的任务。在设计师和城市公众的关系上，应该有一个根本的变化，由设计师引导公众变成由公众引导设计师，设计师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他的工作无非是了解、理解、表达公众的意志，这样的设计师才是好的设计师。
城市雕塑也是这样，老百姓由于不懂一些“大师”的抽象艺术，不知挨了多少骂，本来，纳税人化钱做雕塑是为了高兴、好看，结果成了受气。一件我本不要，或者你也不知道我要不要的雕塑，硬放在我家门口，我说不懂，你还要说我没有文化，这是不是很霸道？我们的老百姓好像对此都已经习惯了。如果借用龙应台的一句话，现在应该大喝，你为什么不生气！
如果说“深圳人的一天”有什么学术意义的话，我希望它在这种当代文化的转型中起到得风气先的探索作用。
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
道：“深圳人的一天”中，雕塑处在什么位置上？雕塑怎样来体现“公共性”呢？
孙：雕塑在这项公共艺术中，是次一级的概念。根据总体的原则，对雕塑本身开始了有建设性的探讨：是不是由雕塑家来做这个人呢？后来想，翻模的办法最客观，更具纪实性，让这18人真正地成为一个历史的缩影。如果去创作，可能就有艺术家主观表现的东西。这样，我们决定用翻制，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把生活还原到最彻底。
这对雕塑家震动比较大，其实是在解构雕塑家，不要你成为风格主义大师，你现在象摄影师一样，忠实地，完全逼真地把真人翻制下来。
道：那么，“深圳人的一天”是怎么解构雕塑的呢？
孙：这就不是什么艺术创作，18个雕塑，有真人原型，有名有姓的。这就是历史纪实。
过去雕塑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就是所谓的“正面性”。传统的雕塑应代表社会一种正价值、社会理想的。罗丹的突破就是把普通的人，如老妓女、塌鼻子的，都放在雕塑里，已经是石破天惊的事。但“丑的艺术”放在公共艺术里还是很少。现在不说丑啦，而说平凡和普通。我们这个艺术工程把普通和平凡推到一个纪念碑的位置上，这在雕塑观念上有推进意义。学术界对这个想法反映不错，但是担心官员的意见，他们会不会同意？事实上政府官员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
从雕塑形式上，这种“照相写实”在雕塑的技术手段上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他跨越照相写实的手法，强调社会性的东西，跨越了雕塑和生活之间的一种距离，让真实的生活原汁原味地进入艺术里面去，技术上没什么好说的，其实就是一个观念。
道：从展望的《人行道》，胡博先生的中山街道，华侨城的休闲雕塑，都是用这种照相写实的雕塑技法，象一个“照片”；而在“深圳人的一天”中，18个写实雕塑，讲个故事，有个情境。更象个剧场。
孙：我以为《深圳人的一天》与上述作品还是不同，上述作品仍然是以雕塑家为本体，是雕塑家在构思和创作，《深圳人的一天》强调的则是淡化雕塑和雕塑家本身，包括雕塑的技术，和雕塑的艺术本身，追求另外一种社会人文的东西。
道：我觉得，随着策划和设计的不断进展，“深圳人的一天”越来越远离和超越它的起点，原先人们期待的只不过是一两件城市雕塑，要么就是一片“环境艺术”，显然这两个概念，对现在的“深圳人的一天”是不够的。
孙：我以为《深圳人的一天》不仅是解构的，同时也是建构的，例如，纪念性是城市雕塑的一个重要特点，《深圳人的一天》对纪念的对象是解构性的，但是在表现新的内容的时候又回复有某些纪念碑的东西，它把过去纪念碑的内核抽空了，赋予了新的内容。过去是精英的，具有权力意志的内容，而现在是平民的、大众的。不象过去那样张扬，与人有距离，但是我们仍可以把它看成为平民的纪念碑。
为城市创造故事
道：公共空间规划说到底，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而是人文的要求。
孙：一个城市通过这些规划师、艺术家、建筑师的不断努力，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给这个城市留下一个故事，过一段又留下一个故事。这就是不断累积的历史，这就是城市文化。一般的环境雕塑不具有故事性，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道：以前我们国家也造了很多公园，以人民的名义，很多公园的名字就叫“人民公园”，里面的雕塑、碑刻等纪念物，都是英雄人物、伟大人物的，一点也不“人民”。平民的生活价值被省略了。
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权力和金钱是两个强势的生存价值标准。但在“深圳人的一天”里，一个求职者，一个打工妹，一个清洁工，他们从车间、街道进入公共艺术，成为被注目的对象，这是一种平视的视野。这种平视其实是对他们倾注了一种关怀。但又不是做作的，而是非常自然的、不经意之间，表现了设计者、制作者很深厚的人文关怀。
道：在“深圳人的一天“里，我体会到独特的”深圳经验“。
孙：针对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我们着眼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我们不是有意追求，这个城市的确面临世纪之交。在这个移民城市活得怎么样？怎样找到自己？
我们的城市其实很匆忙。谁都没有仔细端详过“陌生人”，大家谁也不理谁，谁也不在乎谁。这种精神的注入，通过“深圳人的一天”这样平民化的场景，可以让我们静下来，反观一下自己，琢磨一下别人。
比如说，我们在寻找不同阶层的模特的时候，每个设计师、艺术家和其他参与者跟这些模特接触，都感到极大的乐趣，工作本身不是外在的，是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方式。
过二十年、三十年再回过头来看深圳，也许会说，噢！那时侯的深圳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在不经意之中完成的，没有刻意。对那些模特，很多人都有联想，将来他们成了爷爷、奶奶，带着他们的孙儿，来看他们年轻的样子。还有人联想，是不是过十年，再做一个“深圳人的一天”？这说明这个理念，触发了生活在深圳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
道：这涉及到谁来写史的问题，写史是一种权力。“深圳人的一天”说的故事，是一种民间的生活史。
孙：在我们做的调查中，有几个人打来电话，很激动地说，这很好啊，给这个社会画像，如再深入，把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的人群都能记录下来，更好。
道：这是一种被我们忽略的视角，就是普通人平视生活的历史视角。现在的许多“深圳故事”，差不多是有钱的、成功的、奋斗不止。深圳的史学目光就只认改革开放了，好象单独有这么几百万人，专门辟这块地天天搞实验，起码我就不是冲着他们说的改革开放来的。所以我讽刺那些制造“深圳故事”的作家、导演、编剧，他们真是“倾国倾城”，一下笔就把诺大的深圳，化为一个实验室了。这些故事有的也关涉底层人的记忆，但打量目光是上层的、优越的，并且还要给予几乎是同样的价值指示。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深圳人的一天”，不仅仅是“美化城市”或者“空间改造”这些脸谱工程了，这些还只是环境改造，“深圳人的一天”有人文关怀的用心，他努力的是“人文环境”，服务和关心的是此时此地的人生。
孙：杨建觉曾经说过，一个有魅力的城市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所谓有不有文化与城市有没有故事关系很大，同样是一个湖，西湖有了白居易、苏东坡，有了《白蛇传》的故事，这个湖就不一样。我们的城市应该通过公共艺术的手段，增加城市的记忆。
道：我来到深圳四、五年了，从朴素的生活体验来看，不仅我一个人，很多人都觉得对这个城市的生活几乎没有记忆，除非遭了横祸，或者中了头彩。
孙：英国艺术史家拉斯金说，一个民族，靠三个方式记录他的历史：行为、言语、艺术，你要解读的他的历史，起码要通过两种方式。“深圳人的一天”，他们那天的行为，作什么，外貌、服装、道具是他们的行为依据；背景墙上的文字是深圳的言说，最后，他是一个艺术，一个公共艺术。
道：“深圳人的一天”就象背景墙上的大字：石头的历史，城市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意义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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